刘骏勃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1 引言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赵梅峰先生遗稿》（以下简称国图本《遗稿》）四卷，作者为明代中晚期理学家赵仲全。赵仲全《明史》无传，根据方志可知，赵仲全字文质，学者称梅峰先生，南直隶宁国府泾县人，大约生活在明代正德、万历时期。赵仲全少补诸生，后弃举业，一生教授乡里，著有《道学宗师录》《道学正宗》《梅峰语录》《易学洪范会极》等书①。清嘉庆间赵氏后人赵绍祖整理乡贤文献，刻为《泾川丛书》，其中收入赵仲全《梅峰语录》二卷②，赵绍祖在卷末跋文称，除《语录》外“公所著尚有《易学洪范会极》十卷、《道学正宗录》五卷（原注：一云十七卷）、《赵氏家规》著书，今惟《家规》存”[1]，可见其时赵仲全的著作多已失传。到民国时《家规》亦不可见，只有二卷《语录》存于《泾川丛书》中，后又被收入《丛书集成初编》，流传颇广。然而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四卷本《赵梅峰先生遗稿》表明二卷本的《语录》并非全本。

国图本《遗稿》③四卷二册，明刻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首末叶有“北京图书馆藏”印。卷首有序五篇，卷一至卷三为《赵梅峰先生语录》、卷四为《赵梅峰先生诗集□稿》、卷末有赵健《刻赵梅峰先生遗稿跋》一篇。全书由赵仲全之子赵健汇辑，参加校勘的则有“门侄士”“孙婿”等，序跋中落款最晚的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可见是万历末的家刻本。据《中国古籍总目》及“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该书只有国家图书馆藏四卷本一种。

此前，《泾川丛书》中的二卷本《梅峰语录》长期成为赵仲全著作的唯一版本。然而，相较于国图本《遗稿》，二卷本《语录》有很大的不足。首先，国图本《遗稿》中《语录》为三卷，总计语录246条；而《泾川丛书》本《语录》为二卷，总计192条，较《遗稿》本共缺54条。其次，《遗稿》卷首卷末有万历原刻序跋六篇，而《泾川丛书》本只有一篇清代赵绍祖跋文。况且，《遗稿》在《语录》之外还有赵仲全诗集一卷。这些都显示出国图本《遗稿》对赵仲全研究具有的重要价值。

2 国图本《遗稿》六篇序跋的价值

国图本《遗稿》卷首有序文五篇，依次是万历丙申（二十四年，1596年）夏蔡国珍撰《赵梅峰先生遗稿序》、万历丙申（二十四年，1596年）秋许孚远撰《赵梅峰先生遗稿序》、万历壬寅（三十年，1602年）六月郭子章撰《赵梅峰先生语录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嘉平月曹谷撰《赵梅峰先生语录跋》、万历丙申（二十四年，1596年）春王正月张应泰撰《赵梅峰先生遗稿序》④，每篇序末尾均有作者名章一或二方（如表1所示）。卷末有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赵健撰《刻赵梅峰先生遗稿跋》。这六篇原刻序跋在《丛书》本中皆无，可见赵绍祖获赠的萧氏家藏本乃是一个不全之本，否则赵绍祖在刻入《泾川丛书》时必不至刊落序文⑤。这些序跋是国图本《遗稿》重要价值的体现。

表1 国图本《遗稿》卷首序文名章情况一览表

2.1 可见《遗稿》成书的基本情况

六篇序跋依照落款时间先后看，依次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的张应泰序、赵健跋，同年夏蔡国珍序，同年秋许孚远序，万历三十年（1602年）郭子章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曹谷跋。张应泰序中称赵仲全去世时赵健“奔自汉中，念亡所寄其永慕，亦唯是一二手泽是存，则稍稍裒而授之杀青。既竣事，椷一帙西昌曰，试为序之”[2]张应泰序：3b。赵健跋文也说“谨摭拾残篇断简，授之杀青，以示子孙，俾弗坠先君教。”[2]赵健跋：1a-b可见赵仲全去世后不久赵健即着手将其平时语录及诗文手迹汇辑一编，校刻杀青，并倩人作序，既是为了纪念，也是为了传承赵仲全的家教。张应泰序中说“既竣事”[2]张应泰序：3b，同年夏蔡国珍序中称“兹得其遗稿读之”[2]蔡国珍序：1b，秋许孚远序称“得乃祖梅峰先生遗稿读之”[2]许孚远序：2b，可见最初一次校刻当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已完成。其后万历三十年（1602年）郭子章序称“以封比部公梅峰先生语录见示”[2]郭子章序：1b，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曹谷跋称“出其先翁梅峰语录一帙示余”[2]曹谷跋：1b。值得注意的是，郭、曹二人的序跋题名和行文中提到的都是《梅峰语录》而非《遗稿》，大约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遗稿》初刻后《语录》曾经单行。而现今所见的这个本子当是补入较晚序跋的后印本，时间当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2.2 可以订正方志中对赵仲全享年记载的不确

赵仲全具体生卒年不详，以《〔康熙〕宁国府志》为代表的各方志均只称赵仲全“年八十八卒”[3]1526，然而张应泰序中则称赵仲全“春秋九十高始化”[2]张应泰序：3a。张应泰和赵仲全的儿子赵健、孙子赵选均相交匪浅，所言可信，故方志所记不确，赵仲全享年应为九十。并且如前所述，赵仲全去世不久赵健汇辑其遗稿，事在万历丙申（1596年）正月，则赵仲全去世当在上年乙未（1595年）或稍前，据此上溯，则赵仲全出生当在明正德元年（1506年）或稍前。

2.3 可见赵健辑刻《遗稿》、推扬其父的功劳

《遗稿》为赵仲全之子赵健辑刻。据方志及《明实录》等记载，赵健字行吾，是赵仲全长子，隆庆间与弟赵伸同中乡举，明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出守湖广辰州府，治民有声。历陕西按察，转贵州左布政使，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抚御苗播有方。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入为光禄寺卿，万历四十年（1612年）升为通政使，明天启三年（1623年）起为南京太仆寺卿，五年罢归⑥。赵健宦秩既高，就藉此为父亲请得封号，《〔康熙〕宁国府志》说赵仲全“以健仕，封中奉大夫”[3]1526，张应泰序文也说“先生以嗣君方岳公贵，再晋封秩比二千石”。赵仲全去世后赵健即汇辑遗稿，校勘付梓，并倩诸友为之作序文。《遗稿》卷首五序的作者中，蔡国珍是分守辰、沅时结识了时任辰州知府的赵健；泾县令曹谷曾请学于赵健；许孚远是赵健之子赵选的老师；张应泰亦是因赵选而结识其父赵健，而郭子章更是赵健的顶头上司——赵健曾参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抚御苗播，当时赵健任贵州左布政使，而巡抚就是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杨应龙的重要功臣郭子章。赵健后来的升迁亦多凭了此次平播的军功，可以说这是赵健一生最紧要的功业。可见，这五篇序的作者都是通过赵健才得闻仲全之名，得观梅峰之书，为之作序亦出赵健之属，如许孚远序说赵健“特遗书属之以序”[2]许孚远序：4b，张应泰序中称赵健“椷一帙西昌曰试为序之”[2]张应泰序：3b。诸序跋中并无赵仲全本人的直接友朋，可见赵仲全是几乎无所交游，若非赵健，则《遗稿》即令付梓，亦难得许孚远、郭子章等名家为之作序，而赵仲全的声名恐怕是难出乡里的。

2.4 可印证赵健的讲学情况

曹谷跋文称“余令泾以来，每见讷言行吾古貌古心，衣冠言动，若有所本，因造而请学”[2]曹谷跋：1b。这和方志记载赵健退居时“日集诸儒讲学，水西一时翕然宗之”[3]1469可堪印证。泾县水西是明代王学重镇，嘉靖中即有王畿、钱德洪讲学于水西精舍，后扩建为水西书院，虽一度遭张居正禁毁，万历中后期在查铎等人的努力下又复起，讲会兴盛。而赵健身为赵仲全之子，所讲以程朱为宗，原本与水西学风不合，但县令曹谷亲来就学，而水西学者一时翕然宗之，可以说赵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水西地区尊王的学风。赵健不仅在讲学上继承父说，在行事上也发扬了理学家的庭教。天启初年赵南星、高攀龙等人罢归后，当时都下流传着一个说法：“时有语曰：赵、高既放，杨、左同褫；犹存八劲，号曰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指赵徤、钱春、孙居相、李邦华、周起元、吴仁度、郑三俊、王之寀也。”[4]可见赵健也是东林党的一员⑦。后来赵健亦遭魏璫劾而罢归，切实践履了理学所讲的君子之道。赵健出为方伯，入于寺卿，允文允武，实在是赵仲全的跨灶之子。

3 国图本《遗稿》第三卷语录的价值

国图本《遗稿》前三卷为《赵梅峰先生语录》，每卷下皆题“宛泾梅峰赵仲全笔记，不孝男赵健汇辑”，卷一为“门侄士登校”，卷二为“孙婿郑兆祥校”，卷三为“孙选遵录”，可见子孙皆敬预其事。卷一有语录110条，卷二86条，卷三50条，总计246条。而《泾川丛书》本《语录》只有二卷，其中卷上有语录110条，与《遗稿》本卷一同；卷下82条，较《遗稿》本卷二缺4条，总计192条，较《遗稿》本缺54条，可见《遗稿》本《梅峰语录》有许多《泾川丛书》本《语录》中没有的内容⑧，具有重要价值。

《遗稿》本《梅峰语录》卷一所论多属于宋明理学家天道论和性理论的范畴，卷二则涉及不少历史人物的品评，卷三在这两方面都略有补充。如在天道观方面，论及天地的本原时，卷三说：“天地者大造也，天地之先天地曰故造，天地之后天地曰来造。太极者，大造、故造、来造之胎胞也，其实一物而已。”[2]卷三：2b可见赵仲全认为太极是高于天地的最根本的本原，这里凸显了太极的质料因属性，而卷一所说“能生成天地万物而无穷者，太极之神化也”，则侧重太极的动力因属性，两者结合，对他所论述的太极则有更加完善的理解。又如对人物品评，卷三有一条较长的语录说：“道有全体，学贵大成。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则道之全体可知矣。又曰‘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则学之大成可知矣。考之古今，羲皇尧舜、禹唐文武、周公孔子、颜鲁思孟、周程朱子，虽圣贤不同，皆造大成之域者也。伊尹、武公，则亚成之圣也。帝启、高宗、傅说、闵子、伯牛，则亚成之贤也。伯夷、柳下惠，则小成之圣也。游、夏诸子；董仲舒、文中子、韩、范、司马诸公；东莱、南轩、龟山、鲁斋诸儒，则小成之贤也。若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则又生民以来未之有者也。”[2]卷三：4a-5a

这是一则对历代儒家圣贤的总体品评，将之分为“大成之圣”“大成之贤”“亚成之圣”“亚成之贤”“小成之圣”“小成之贤”三类六等，这种分类方式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赵氏《道学正宗》中将古今圣贤分正宗、羽翼两门[5]的做法有很大的相似性，今《道学正宗》失传不可见，仅能从这条语录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一窥赵氏对儒家道统的一种构建。

除了以上两方面的补充，卷三更多地涉及对心学和佛学的批评，这是前两卷所稀见的，是卷三的重要价值所在。

赵仲全所处的时代王阳明之心学已经盛行，而赵仲全则尊奉程朱，尤其对朱子评价极高，从前引语录中他称“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将朱子与孔子并举，赞为“生民以来未之有者”，即可见一斑。因此，卷三中他对陆王之学和其所从来的禅学多有批评。“孔门之学……至于功夫节目，则戒惧慎独、格致诚正、学问思辨、博文约礼，《论语》《大学》已详言之。舍此而别求简易直截者，非圣学也。”[2]卷三：3b赵仲全认为这种“别求简易直截”的方法，轻视学问思辨的功夫，“以心悟为主”，这是背离孔门宗旨的。而这种的“简易直截”之法，乃是受到佛教禅学的影响。他指出：“佛学……又曰人心至善，只此便是，更不用辛苦修行，只是静坐默照，遂心静见性，而禅学之源自此开矣……此后世阳儒阴佛、改头换面之教所自来也。”[2]卷三：15a-16a对于“阳儒阴佛”的象山诸人，赵仲全多次加以批评：“又有阳儒阴佛、禅实儒名，改头换面、勾引入禅者，圣道益晦，异端益炽。”[2]卷三：14a“奈何有开简易之门，以新讲说，借禅佛之机，以耸听闻，甚至名崇圣教而口谈佛老，论藉通融而行甘泥淖，其得罪于圣门也大矣！”[2]卷三：5a

值得注意的是，赵仲全认为外道所以能在明代再次盛行和明朝的科举之弊有重要关系：“太祖遵信程朱，道学始明，而科举章句，渐次成弊。厥后矫其弊者，复讲阳儒阴佛之学，如《鸣冤录》《道一编》《晚年定论》，颠倒年月，改头换面，近世以道学名者，翕然宗之。圣道之晦益甚矣！”[2]卷三：14a-b《鸣冤录》作者席书是王阳明论学之友，《道一编》为程敏政编朱陆二家往还之简，以见其始异而终同，是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先声。赵仲全认为当代这些阳儒阴佛的学者群体的出现，是对明代科举积弊的矫枉过正，这一观点强调了朝廷功令在理学与心学此消彼长过程中的作用，是向时论者涉及较少的，显示出赵仲全辩证看待理学发展变化的眼光与视野。

4 国图本《遗稿》第四卷诗铭的价值

国图本《遗稿》第四卷题作《赵梅峰先生诗集□稿》，下题“不肖男健汇辑，孙婿郑兆祥校”[2]卷四：1a。其所收录按体裁分五言、七言、歌铭三类，其中五言诗17首，七言诗21首，歌铭8篇，具体篇题如表2所示。

表2 国图本《遗稿》卷四篇题一览表

赵仲全的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多讲理学。有些是借景讲理，有些更直接论理。借景讲理如《夏夜池亭独坐》云“四山人寂露华凉，独坐亭居水一方。烦虑都从忙里出，生机偏于静中藏。掬水清波摇月影，迎风单袖纳荷香。莫言性癖耽幽逸，处处鸢鱼活泼乡。”[2]卷四：5b这本是夏夜观荷赏月的惬意之景，而末句却要扣上鸢飞鱼跃的程朱之教。类似的还有《鸡鸣有感》，诗云“一觉鸡鸣梦便醒，此心如水自虚明。莫教淤土微茫紊，须使渊源彻底清。昼静尽看鱼跃藻，夜深还见月沉英。但令此景时时在，方寸才能不失真。”[2]卷四：5b也要扣上时时提防、主静存心的体认之法。至于直接论理的，从诗题即可看出，如《性善》云“犀角能分水，珊瑚不染尘。性中添一物，断不是天真。”[2]卷四：4a《太极》云“千圣妙言言不尽，百王神化化难穷。只消一个圆圈子，掇起乾坤在掌中。”[2]卷四：6b以及《见大》《读大学》《践形》《时中》等，皆是不够生动的理学诗。讲理诗中还有两首论历史人物的，分别是《范蠡》与《昭君》，前者认为范蠡载西子、致货殖，其心其行均比不上诸葛亮与陶渊明，后者是烈女不侍二夫的论调，皆不足称论。

除去讲理之外，赵仲全也有一些写景抒情之作，但为数不多，允称佳作的更少。至于八篇歌铭，从题目就能看出也全是讲理学之作。如《三才歌》说“人秉天地生，个个小天地……立天阴与阳，立地柔与刚，立人仁与义，其道恰相当”[2]卷四：9a，这是来自《易传》后被程朱发挥的理学基本观点。《为己铭》说“吾心之善即吾心之性”[2]卷四：10b，与前引《性善》一样讲性善论。《制宜铭》说“天生万物，各正性命……父子主恩，君臣主敬。理一分殊，是宜顺应”[2]卷四：11b。“理一分殊”是朱熹继承程颐并加以阐发的重要命题，最典型的体现就在君臣父子之理上。又如《主敬铭》说“君子主敬，尊吾德行。不敢荒宁，畏兹天命”[2]卷四：12a、《致知铭》说“心本有知，知通有形。物各有理，理会吾心。格心之物，致心之明”[2]卷四：12b，也都是用歌铭的形式对理学话语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5 余论

国图本《遗稿》不仅《语录》部分较二卷本多出54条，还收有二卷本中所无的一卷诗文，对研究赵仲全具有重要价值。《遗稿》本的六篇序跋不仅能订正补充赵仲全父子的相关信息，更勾勒出明代中后期理学家群体交流影响之一斑，如王学传人许孚远在给赵仲全这个程朱派的序中引了许多赵氏《语录》原文，将赵比作胡居仁、陈真晟。对赵特重慎独的理学观点十分赞同[2]许孚远序，这和许孚远思想转近朱学的时期是同步的。而同样思想偏重王学的郭子章在作序时则阐发了一大段“悟修不二”、朱陆会同的议论，认为赵仲全和自己一样是悟修并重的，并认为许孚远将赵比作胡居仁、陈真晟是不恰当的[2]郭子章序。赵绍祖在跋文中认为郭子章这样说并非是真正了解赵仲全，而是“欲援公以入于良知之中”[1]，可见这样的讨论就已不局限于赵仲全个人了。不同理学家之间互相评论时的恰如其分和出入也是《遗稿》下一步研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内容。

注释：

① 据《〔康熙〕宁国府志》卷一八、《〔嘉庆〕宁国府志》卷二八、《〔嘉庆〕泾县志》卷一八、《〔光绪〕安徽通志》卷二二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六等。

② 《泾川丛书》卷首总序为赵仁基道光十二年（1832年）所作，但所收各书的赵绍祖跋文落款多在嘉庆四年至二十余年不等，如《梅峰语录》跋在嘉庆五年（1800年），然无至道光朝者。

③ 国家图书馆著录称万历二十四年本，不确，当为万历四十六年，见下文。

④ 但暂时没有合理解释的一个矛盾是，蔡国珍的序文中说他看到过张应泰和郭子章的两篇序，而这两篇序的落款时间都在蔡序之后。

⑤ 按赵绍祖跋文中提到了郭子章序文中的语句，考郭氏此序收入其《黔草》卷十一，赵绍祖可能是从此书中见到该序，而非其所得《语录》有该序。

⑥ 据《〔康熙〕宁国府志》卷一八，《明神宗实录》卷四二〇、卷四六九、卷四九五，《明熹宗实录》卷三四等。

⑦ 但《东林点将录》名单中并无赵健的名字。

⑧ 但众方志及书目均称《语录》二卷，尚未见有三卷本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