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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低龄和中高龄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2019-10-17王召青闫雯鑫孙欣然苏适邢亚男曲婧谭起龙李莉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9年20期
关键词:低龄高龄意愿

王召青 闫雯鑫 孙欣然 苏适 邢亚男 曲婧 谭起龙 李莉

(1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2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我国工业发展起步晚、水平低,经济发展不够成熟,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老龄化和生育政策的联动效应〔1〕。因此我国的老龄化是在养老资源配置不充足,社会保障政策不完善,国民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出现,使得养老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有学者利用安德生模型从倾向性因素、使能因素和需求性因素来探求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2〕。还有学者从老年人个体因素、政策和社会体系这几个方面分析了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的影响〔3〕。有研究指出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主要受年龄、经济状况、居住状态、子女数量、身体健康状况等影响〔4~6〕。随着研究的深入,养老意愿的研究主体范围也在逐步细化,如农村独生子女老人、城市独居老年人、空巢老年人等〔7~9〕。年龄是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变化的一个代表性指征,本文将年龄作为研究重点进行分层,对低龄、中高龄老人的不同养老意愿与需求进行分析。

1 资料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根据经济水平把黑龙江分为高、中、低组,然后在每组中抽取1个市,为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佳木斯市,同样根据经济水平在每个市分别抽取3个社区。调查对象年龄限定在60周岁及以上,神智清楚,能正常表达自己意志的老年人。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员经统一培训,采用面对面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获取。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81份,有效应答率为96.8%。在被调查老人中,城市低龄组(年龄<70岁)238人,中高龄组(年龄≥70岁)343人;两组性别、是否有子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各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表1 城市老年人的基本状况〔n(%)〕

1)缺失1个样本

1.2研究工具 抑郁量表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共5道题,回答“是” 计1 分,“否”计2 分。分数越高抑郁感越强。该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62。社会隔离量表共6道题,其中第2、5、6题需要反向计分,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分值越高表示社会隔离感越强,该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3,有较高的特异性〔10〕。老年人社会支持的评定主要采用了肖水源〔11〕在1986年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将社会支持分为3个维度,共10道题,总分为10个条目计分之和,客观支持得分为2、6、7条评分之和,为可见的支持;主观支持得分为1、3、4、5条评分之和,指的是情感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为8、9、10条评分之和,指的是如何寻求和利用他或她的支持。各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获得此维度的社会支持越多,量表具有较高的重测信度,重测系数为0.92,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0.94〔12〕。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验、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 低龄组和中高龄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老年人行动能力主要以好为主,在低龄与中高龄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2。

表2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n(%)〕

2.2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社会隔离感和抑郁倾向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3。

2.3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情况 低龄组老年人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支持总分均显著高于中高龄组(P<0.001),见表4。

表3 城市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分)

表4 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情况分)

2.4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养老意愿 低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居家养老〔195例(81.9%)〕,而中高龄老人则愿意选择机构养老〔177例(51.6)%〕。低龄和中高龄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2.5老年人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低龄组结果显示,独居、月收入2 000~2 999元老年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中高龄组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居住安排、有无房产、心理健康状况(社会隔离感)、社会支持(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均会影响城市中高龄老年人的养老意愿。见表5。

表5 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相对于低龄老人的高居家养老意愿,中高龄老人更加愿意选择机构养老。而且,影响低龄及中高龄老人养老意愿的因素有较大差异。

低龄和中高龄的独居老人都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11,12〕。有学者指出独居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原因主要是担心无人照顾〔7〕。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老年人子女大多是独生子女,子女的工作繁忙或在不同城市工作加剧了独居老人的心理孤独感,因此各个年龄段的独居老人基本上都处于一种照料缺失、精神孤独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的老人会偏向于选择机构养老,通过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其他的老年人来弥补自己的生理照料与感情陪伴的缺失。

在心理健康方面,社会隔离感对城市中高龄老人养老意愿有一定的影响,社会隔离感高的老人更愿意选择居家养老。社会隔离感越高,老年人越容易产生一些消极的健康后果〔13〕。社会隔离感越低的老人心理越健康,心理健康程度越好的老人心态更乐观,对待人事更为积极,因此可以更理性地看待机构养老,若有实际需要,还是会选择入住,不会盲目地排斥;心理健康程度较差,内心是比较封闭的,看待事物比较消极,不爱与人相处,在不熟悉环境中会紧张拘束、不自在,养老机构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此不会轻易选择居住养老机构。

社会支持只影响中高龄老人的养老意愿。主、客观支持得分低的中高龄老人表现出更大的机构养老选择意愿。低龄老人的主观支持、客观支持都高于中高龄老人。研究指出不同养老方式老年人的客观支持会有所不同,获得客观支持多的老人更多会选择居家养老〔14〕。通过居家养老,老年人能够有效地延续其原有的社会支持,因此这部分老人不愿意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脱离长久的社会支持从而更愿意选择原有的养老方式既居家养老〔15〕。相比中高龄老人,低龄老人的行动能力强于中高龄老人,与大部分研究一致,年龄越大,生理状况会越差;生理状况越差,就会越需要外界的生活照料〔16,17〕。一方面中高龄老人身体状况、行动能力下降,需要外界的照顾,另一方面中高龄老人得到的社会支持越来越少。于是,可以得到专业照顾的养老机构成为中高龄老人偏爱选项。

婚姻具有保护效应,通过提供社会和经济的支持从而对人的健康起到保护作用〔18〕。有研究证明配偶是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重要社会因素,有配偶老年人的死亡率低于没有配偶的老年人〔19〕。在精神状况方面,无偶老年人抑郁症的患病率是有偶老年人的2倍〔20〕。即使低龄老人丧偶了,他仍愿意与子女一起生活,因为他们身体情况比较好,可以提供代际支持,照顾孙子孙女,缓解子女压力,因此低龄老人的婚姻状况对机构养老意愿没有影响,然而,一旦老年人进入中高龄,面对更高的丧偶风险,同时身体健康状不如低龄老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子女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其提供完善的照料,因为这些子女本身也有很大的心理、社会压力〔21〕。面对这种情况丧偶的中高龄老年人只能寻求社会养老支持,选择机构养老来解决自己的照料问题。

本文显示拥有房屋产权的中高龄老人更愿意选择居家养老,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22〕。在我国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与以往传统的大家庭居住不同,老年夫妻独立居住已成为老年人居住方式的主流〔23〕。在现代社会中,老年夫妻与其子女分开居住能够保持彼此独立的生活空间,减少矛盾的产生,已成为许多老年人比较中意的养老方式,特别是对于一些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但单独居住的前提是要有自己独立的住房,住房又分为自己有房产和租房两种,租房对于一些经济状况较差的老人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此外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房子情结,总把房子当成安居乐业之所,有房才有家是中国人眼中长久不变的道理,因此对于有自己房产的老年人来说居家养老的意愿及实现的可能性会更强。

综上,影响中高龄老年人居住意愿的因素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老年人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不仅只关注基本的生活照料,还会注重心理方面的内容,因此老年人对养老要求较高,影响其养老选择的因素也会多元化。 同时,城市低龄和中高龄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要实现老年群体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统一,需要了解不同年龄段老年人需求的共性和个性,根据不同年龄层次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发展养老服务,进而建立有层次、有目的性的养老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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