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波

我是1978年7月20日至22日参加高考，当年10月18日到南京师范学院报到，成为中文系一名学生的。

一

“文革”后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秋天。得到可以高考的消息，我的中学同学马跃，跑了几十里地，从泗洪县城到石集公社孙台大队，激动地告知并动员我参加高考。对于高考，马跃同学兴致很高，我却心里朦朦胧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我高中毕业已一年多，被抽到公社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住在孙台大队。

我们工作队队长叫孙毓昌，中等身材，方方正正的脸膛，平时言语不多，是位持重敦厚、令人一接触便心生敬意的长者。孙队长当时的行政职务是公社食品站站长。我把希望参加高考的想法给他一说，没想到他对我说，“你参加什么高考，我们要培养你入党呢。”就这么一句话，我便放弃了1977年的高考。同年11月，我入了党，成为“文革”后第一批中共预备党员。现在想想，即便参加考试，由于没有任何复习准备，我肯定也是考不上的。

1977年12月，为期一年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结束了，我被抽到公社业余教育办公室，搞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我负责的扫盲点是向阳大队，吃住在一户姓石的老人家里。石姓老人一家很朴实，五口人，老夫妻俩，儿子儿媳和一个小孙女。三间泥草房，拾掇得很干净。老人家住东边房，儿子媳妇带小孙女住西边房。我就用张凉床住在中间的当门口。扫盲白天几乎没什么事，晚上也就是辅导来上夜校的青年男女“人、手、足、口、耳、目”地上个把小时的课，其中还穿插着青年男女的说笑打闹。工作甚是轻松，这给了我十分宽裕的时间看书，准备1978年的高考。

大概在1978年的5月份，县里在文教局办了一个高考补习班。给我们上语文辅导课的老师姓岳，高大魁梧，声若洪钟，教学很生动，很能抓住学生。岳老师第一次进行摸底测试，就测出了我的语文功底是多么浅薄。测试卷上有道题，把文言文“苛政猛于虎”译成现代汉语。这个对于今天中小学生都不是问题的题目，却难住了我。但我又不甘心空题，于是就本着答错不扣分的原则，把答案写为：“苛政这个人，力大无比，比老虎还威猛。”想想这也难怪，我们读初、高中的时候正赶上反潮流，走“五七道路”，高中两年，有一年几乎就没上文化课。高二年级五个班，分别改成了农机班、农技班、畜牧兽医班、红医班、水电班，大体相当于技工学校。在复习中，我把高中课本拿出来一看，英语课本上只写了个姓名，其他什么字也没有。

为了能充分利用时间，我托高中同学江付军在县气象局找了间房子，吃住在那里。五六月的天气，没有电风扇，更不用说空调，晚上只有开窗通风睡觉。有天早上起床，前一天晚上脱下的一套衣服找不到了。思来想去，应该是夜里有人从窗户外面挑走了。那个年代一套衣服上身不下身，何况还是我花了近一个月的工资扯的的卡布料做的，很是心疼。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有18块钱。为此，还正式到青阳镇桥北派出所报了案。以后，心疼了几天也就罢了。

高考那几天天气很热。考场设在县二中红砖红瓦的平房教室里。每人一张考桌，只要监考老师负责任，作弊是有难度的。每个考场门口放了一桶绿豆汤以作防暑降温用，但还是有一位女考生晕场放弃了当年高考。考试进行得既紧张又不那么紧张，紧张的是毕竟想考出个好成绩，不那么紧张的是还没充分认识到考上大学对自己的极端重要性。考场离家里有三四里地，上午考完，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考，步行来去，也没有个自行车。考试中最挠头的是数学，一道大概是20分的解析几何题，费尽周折，感觉是做出来了，但实际上没做出来。因为五门课中没及格的就是数学，关键就在那道解析几何题。

考试结束了，复习书本扔到一边，轻松了不少。分数公布后又搞了一次复查分，我居然加了10多分，可是数学依然不及格。到公社小学填报了志愿，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原来该干嘛还是干嘛。偶尔有人问起：怎么样啊，能不能考上啊？心中也会泛起一阵急躁，盼着能早点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说说讲讲，近三个多月过去了，已经到了水稻抽穗的时候。有一天我站在石集公社柳山大队的水稻丰产田边，看着青绿茁壮的稻子，心想能不能把脚从墒沟里拔出来，还真的没个底。

二

录取通知书迟迟拿不到，县里又把我抽到扫盲工作队。在集中培训后，我被分配到陈圩公社工作队。那天早上，我背着打得像军人一样方方正正的背包，乘公交车来到陈圩公社，其他队员也陆续到达。公社安排我们吃住在公社小学，队长召集大家简单做些交待，要求吃过中饭分头到各自负责的大队去。我把背包放到床铺上，见中饭还没开，就跑到公社供销点去看望一位亲戚。看完亲戚刚回来，队长告诉我，我的同学打电话来，说是叫我赶紧回去，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

事情就这么巧，我在小学食堂吃过中饭，背上还没解开的背包，乘着下午回县城的班车，二十几里地，一会儿就到了。我的高中同学马跃、夏宇昕、程安慶已在路口等着我。他们居然把我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拿到了手。原来，他们三位也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马跃考上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夏宇昕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程安庆考上大连海运学院电子工程系。后来才知道，泗洪县中学1976年高中五个班，1978年考取本科生共8人，而我们3班，考取了我们这4人。

我的故乡在泗洪县城南三四里地，我们那个村庄叫三里坝。这个坝是相对于隋朝大运河一段的古汴河而言的。古汴河从泗洪县城入洪泽湖，约30公里，已被列为文保单位。相传，我们的祖先是从山东一个叫喜鹊窝的地方逃荒要饭而来的。唯因其穷，祖祖辈辈没听说出过什么读书人。我能考上大学，老父亲心中那份喜悦自不待言。他吩咐一定要到几个至亲家去走走，实际上多少带有几分炫耀加拉赞助的意思。于是我分别到了舅舅家、大姑妈家、大姨母家和一个近房姑姑家。他们对我热情有加，拿出家中最好吃的东西招待我。其实那时他们家中都很贫穷，来了客人，炒盘鸡蛋都是很不容易的。大姑妈送了我一块鱼白色的确良布料。小姑父那时刚从部队转业，把他一件崭新的四个口袋的军上装送给了我，这件军上装一直是我四年大学生活最好的衣服，只在自觉重要的场合才舍得穿。也正是这件上装，使得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李泽平老师，一下就把我任命为班干部。

三

通知书要我们10月18日到校报到，18日一大早，天还没亮，母亲就做好饭。父亲坚持要送我到县汽车站。到了车站，天才麻花亮。一路上是父亲骑车带着我，还是我骑车带着父亲，记不清楚了。那时盱眙县内的淮河大桥还未通车，泗洪到南京的长途汽车必须绕道泗阳、淮阴，经洪泽湖大堤才能到南京。长途汽车座椅是木板做的，当中午到达淮阴汽车站休息吃饭时，我的屁股已经疼得不能沾板凳了，因为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连续坐几个小时的汽车。从淮阴到南京的好几个小时真的是咬着牙坚持坐下来的。

汽车驶上南京长江大桥，屁股一下子不疼了，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么雄伟壮观的大桥，两眼不够使得什么都忘了。1971年我小学毕业时，和几位同学到县照相馆合影留念，照片背景就是长江大桥，不过那是一幅画技一般的画。即便如此，那张照片也足以让我感到脸上有光多了。

十月的南京、十月的南京师范学院，我来了，一如刘姥姥进大观园。所不同的是，刘姥姥以中国农民的质朴，对大观园的一切好奇但并不羞怯。而我，却带着几分畏怯走进了南京，走进了南京师范学院。

班主任老师带着学长们在学院大食堂迎接我们新生报到，可惜实在记不清是哪些学长第一时间在迎接我们。

四十年过去了！1978，对于那一年考进大学的学子来说，相信在此前，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经历，你都不会忘记这个年份。而在这一年之后，不管你又走过什么样的路程，你也不会抱怨这个年份。因为，这一年是我们共同的人生最重要的起点。

1978，对我们这一代人重要，对中华民族、中国亿万人民同样重要。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从此，中华民族真正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强起来。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