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九凤

《金粟如来记》精印成册

前不久，现居扬州的周恩来侄儿周华瑞将他祖父周嵩尧先生生前写的《金粟如来记》交由扬州古籍出版部门依线装古籍形式印成单行本，并配上周嵩尧、孙金粟的照片，再附以《赵似升长生册》（赵系周嵩尧另一妾）和周嵩尧的子、孙、曾孙等情况于书后，十分精致好看。

孙金粟是周嵩尧的爱妾，名孙桂，字金粟。因其长相富态，周嵩尧称她有如来佛的福相。周嵩尧一生虽娶了一妻两妾，却只有原配樊氏生了一个儿子。而自从周嵩尧娶了孙桂后，儿媳王碧英（儿妻）、陆淑珍（儿妾）先后为他生了八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在周嵩尧的眼里，孙金粟简直就是一位“送子观音”，所以打心眼里喜欢她。但是由于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孙金粟年纪轻轻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周嵩尧十分悲痛，专门为孙金粟撰写了一篇纪念她的随笔《金粟如来记》。该文后来被周恩来表哥陈捷（字式周，周恩来嗣母陈氏的侄儿）收录于他自己的笔记《此登临楼》一书中。但该书当时印量很少，只有淮安的藏书家汪澄伯先生收藏了一本。在“文革”期间，汪家藏书被抄，散放于县文化馆房间内。

上世纪80年代初，《西游记》、地方史研究专家刘怀玉先生在淮安县文化馆意外发现了这本《此登临楼》，因为他知道《金粟如来记》出自周恩来六伯父、光绪丁酉科举人周嵩尧之手，于是就将这篇文章抄录下来。笔者2015年与刘怀玉联系，才将他手抄、保存了近40年的《金粟如来记》打印出来，并寄请定居扬州的周嵩尧嫡孙周华瑞指正和确认。

其实，周嵩尧后代早就知道嵩尧公生前写过《金粟如来记》一文，可惜无处寻觅。周华瑞收到笔者寄去的《金粟如来记》打印稿之后，极为高兴，他首先从文法和所记内容上确认该文确系出自其祖父嵩尧公之手。随即与扬州文津印刷有限公司联系，由周家亲属们出资依线装古籍形式刊印成册，以便流传后世。

头名秀才

周华瑞是周嵩尧的第七位嫡孙，今年已经84岁。如今须发皆白的他，看上去一身仙风道骨，很有其祖父嵩尧公的遗风。上个世纪末他从扬州市委老干部局局长任上退下后，便又参与和领导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全退下来后，他又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地投入周氏宗室研究，续修周氏家谱等，忙得不亦乐乎。

周华瑞告诉我，他的爷爷5岁时，母亲郑太夫人不幸病逝，3年过后，其父霞轩公又在仪征知县任上病逝，家人只好把嵩尧公托付给爷爷的舅父郑见三抚养。郑见三时任漕运总督的总文案，对他这个外甥管教甚严，加之幼年的周嵩尧也好学上进，因此功课一直比他的同窗好。清光绪十六年（1890），周嵩尧以寄籍淮安的学子回原籍绍兴府参加考试，结果考中了绍兴府六个县的头名秀才，时年18岁。第二年，他再回绍兴参加乡试未中。作为六县头名秀才未能中举使好胜心极强的周嵩尧很难过，也感到没面子。正当他灰心丧气之时，舅父又及时教育他、鼓励他，要他不能气馁，继续努力，准备下科再考。周嵩尧不负所望，于25岁时，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考中了光绪丁酉科第35名举人。那年是周恩来出生的前一年。

两件德政

周华瑞说，他的爷爷考中举人后，并没有一步登天。因为清末官场黑暗，政府腐败，嵩尧公只好回淮安。后来还是在他舅父郑见三的推荐下，才得以在淮安漕运总督衙门里做了一名文案（相当于今天管文秘的办事员或秘书一类的差事），成了总文案（相当于今秘书长一类的职事）郑见三的得力助手。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郑见三告老回乡（退休），时漕运总督已被清政府裁撤，改设江北提督府，于是周嵩尧接替舅父成为江北提督府的总文案。

江北提督王士珍是袁世凯的亲信，他特别器重周嵩尧的才干，极力向上推荐，说周嵩尧是能胜任省长的人才，终于得到慈禧和光绪在颐和园仁寿殿的最后一次集体召见，随即封周嵩尧为邮传部侍郎掌路政司（正三品），分管路桥工作。

周嵩尧在工作中秉公无私，“识穷两戒，清绝一尘”，上下口碑都很好。所以，民国后，即受聘于江西督军府，任督军李纯的秘书长。李纯由江西移督江苏后，仍聘用周嵩尧为其秘书长。由于周嵩尧政绩斐然，还曾获得民国大总统授予的二等文虎勋章和二等嘉禾勋章，并上调到袁世凯的大帅府统调办事处做秘书。

1915年袁世凯想称帝做洪宪皇帝时，周嵩尧直言上书，希望袁“不要逆流而动”，随即遭袁及其爪牙们的冷落。他只好被迫辞官归里。

1917年，周嵩尧在南京任李纯的秘书长时，由于坏人挑唆，李纯与浙江都督卢永祥产生矛盾，双方剑拔弩张，眼看一场军阀混战在即。周嵩尧果断出面。他认为无论从兵力、财力还是人力上看，江苏（当时包括上海）都要比浙江高上一筹，于是向李纯分析说，卢永祥不敢主动出兵打江苏，从而稳住了李纯。周嵩尧又利用自己浙江原籍关系与卢永祥的秘书长联系上。经过周嵩尧几次在南京与杭州之间奔走，最后说服了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平息了江浙两省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使两省生灵免遭战火涂炭。

受聘馆员

周华瑞很健谈。他最后告诉笔者，开国大典过后不久，七叔（指周恩来）就给他爷爷来信，请其赴京议事。这时，嵩尧公已70多岁，他接到信后，立即打点行装，特别是他晚年收藏的古玩、玉器、书画、典籍等等整整装了六大箱。待过江到镇江上火车时，嵩尧公觉得自己毕竟年事已高，虽有孙子周华章陪侍在侧，也感到力不从心，只好将大部分资料书籍留在镇江长孙女周华采处，然后轻装赴京。

周嵩尧一到北京就去中南海西花厅与他的七侄周恩来相见。周恩来对他说，“这次你一来，就‘既来之，则安之了”。并让西花厅工作人员安排六伯父去北京的远东饭店住下。这是当时政务院交际处所属四家招待所中条件最好的一家，包括庄希泉、高士其、梅兰芳等一批知名人士都住在那里。后来又迁居到惠中饭店，仍是档次较好的一家。

当时，新中国刚刚诞生，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面临政府各个机构的设置等诸多新问题。而六伯父亲身经历过清朝和民国，正好成了周恩来就近请教的好老师，从而便于人民政府参照以前的做法，或采纳，或修订，或废止。

新中国诞生时，清末民初遗下大量硕学名流，他们大多年事已高，面临没有工资收入的尴尬状况。于是，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在人民政协的管辖下，成立中央文史研究馆，把这一部分老人均安排进馆当馆员，发给他们较优厚的工资。1951年，周嵩尧由政务院副秘书长刘燕铭提名，总理周恩来批准，聘周嵩尧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周恩来在做出这一决定时还对周嵩尧说：“聘你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民国年间你有两件德政。第一，你在袁世凯称帝时没有跟他走，这是政治上很有远见的做法。第二，你平息了江浙两省的一场军阀混战，使两省人民的生命财产未遭受损失，为人民造了福，现在人民当家做主了，不应该忘记你的这两件德政。”

周嵩尧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后十分高兴，他庆幸自己老有所为，曾在《光明日报》上作诗撰文赞扬新社会。文中说：“年垂八十，遭际中国复兴，备员馆职……有还童之勇，无老大之伤，但愿多活些时……”其喜悦与激动的心情已溢于言表。1950年国庆一周年和195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时周嵩尧均被中央文史館推选为代表向毛泽东敬酒。

周华瑞最后告诉笔者，1953年9月，81岁的周嵩尧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在北京去世，周恩来亲临告别，后被安葬于北京东郊第一人民公墓。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