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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的风雨历程

2019-10-11张惠春

钟山风雨 2019年1期
关键词:湖村大包干生产队

张惠春

稻黄蟹肥的丰收时节,笔者来到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极目远眺,只见一片片金色的稻浪随风摇曳,一排排新颖别致的两层楼房次第排开,一幅幅全面小康的美丽画卷扑面而来……如果不是矗立在村口那块刻有“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红色字样的石碑,很难想象,40年前这里的农民曾经搞过分田到户,由此在江苏全省拉开了农村大包干的序幕。

垫湖村为什么能够率先包产到户、迈出江苏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已经77岁、时任垫湖村大队会计的苏道永声若洪钟,一语道破天机:“当年垫湖的大包干是被逼出来的!”

垫湖村隶属原淮阴市泗洪县的上塘乡(1996年后划归宿迁市并撤乡建镇)。1978年以前的上塘公社,是一个极端贫瘠、极其贫困的地方,堪称苏北的“穷窝子” “讨饭乡” “发展洼地中的洼地”,是典型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公社”。有资料显示,1964年到1978年的14年间,国家共下拨给上塘公社财政支持款、扶贫款、救济款140.46万元,拨给农田水利、抗旱经费与生产贷款160多万元,拨给供应粮1626.8万公斤。因为过度贫穷,从1969年到1978年的10年间,上塘公社石庄大队小郭洼生产队,竟然没娶过一个新娘,一时间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穷则思变!“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改革精神从包产到户开始,就已植根于垫湖村农民的血脉中。”泗洪县委书记王晓东如是介绍说。在那种极端贫困的生存状态下,垫湖村的农民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主动探寻能够活下去的各种办法,积极试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一场伟大的农村变革在悄然酝酿和孕育。

试水:小苏庄的“三五定额”

1978年,泗洪少有的大旱之年,当时的上塘公社是“人无粮、牛无草、地无收”。作为上塘最穷的生产队,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小麦单产只有20公斤,不到往年的一半。同时,沿袭多年的“大呼隆”也已走到了尽头,“上工如拉纤,下工如火箭” “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成为当时面临和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作为驻队干部的苏道永心急如焚,一心想给父老乡亲们找个活路。当年10月,苏道永在县里参加农经工作会议,会上提出集体农作物可以划分到作业组管理,以提高管理质量。他敏锐地觉得上面这个提法是“政策上的有所松动”。同时他还认为,农作物分到小组管理,还是在吃“大锅饭”;老吃“大锅饭”,迟早还是没饭吃!也由此激发了他的“灵感”——要分,就干脆“分到户”。他到蹲点的五队(即小苏庄所在的第五生产队),把自己的想法和队长、会计等人一说,大家一拍即合、一致同意,并研究出了“三五定额”的包干办法,即全队173口人,每人分1.5畝承包田,分别种植5分地山芋、5分地花生、5分地玉米,到收获时每人上交玉米150斤、山芋干150斤、花生15斤给集体统筹分配,也就是“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归自己”。

人努力,老天也帮忙。1979年第五生产队获得了大丰收:玉米单产近300公斤,过去才100公斤;花生单产200公斤,是往年的4倍……在留足国家和上交集体之后,五队出售余粮1.25万公斤,还清了1000多元集体贷款。“吃了20多年的国家救济粮,直到1979年我们才自力更生解决了口粮问题。那年我家卖了5000公斤山芋干,收入800块钱,当时的一头牛也才不过五六百块钱。”尽管年代已经久远,但说到此事,苏道永仍然是一脸的兴奋。

“一花引来百花开”。在垫湖村先试先行的的影响带动下,1979年春耕时节,上塘公社谷墩大队第四生产队也实行了“大包干”,在大队会计陆刚的带领下,把所有土地分到人头,产量定额也包到人头。这个队时有136口人,人均3亩地,1978年人均口粮仅138公斤,每个劳动日值仅1角6分钱,真所谓“堂堂七尺男子汉,不如母鸡下个蛋”。在立新大队,也有几个生产队在大队长李绍政的带领下,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火苗在上塘越烧越旺,大有燎原之势。到了1980年,上塘公社已有85%的生产队实行单项作物联产到户,15%左右的生产队搞起了全面包产到户。到1981年秋天,上塘公社全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年,全公社产粮1350万公斤,向国家出售余粮200多万公斤,出售花生450万公斤,一举甩掉了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帽子。

受阻:改革遭遇政策“天花板”

成功的道路从来都不可能一帆风顺。1979年6月麦收刚刚结束的一天,上塘公社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党委书记张世明在会上宣传了小苏庄“三五定额”的好处,第一次明确要求各生产队可以试试看。恰巧这时,泗洪县委主要领导人赶到会场,当场予以制止:“你们赶紧给我收回来!”一席话犹如一盆冷水,泼在所有与会者的心头,也泼在所有上塘人的心上。

1980年3月中旬,淮阴地区行署经营管理组的几个人到上塘公社,在作了所谓的调查后,向省里上报了《泗洪县部分社队出现包产到户、分队、分田单干》的报告,列出了上塘大包干的四条“严重后果”:一是造成思想混乱;二是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三是削弱了集体经济;四是影响了春耕备种,希望引起高度重视。据张世民回忆:1980年秋天,“联产承包”在上塘大见成效。但省里向地委、地委向县委,几乎一天一个电令,关键词就是八个字:紧急收回,立刻纠偏。泗洪县委也因此召开了两次常委会,并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和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要求立即刹住这股 “风”。同时,县委还抽调40人组成调查组到上塘,以实地研究解决上塘问题的具体方案。一时间,雨阻淮河,雾罩上塘,老百姓刚刚舒展的愁眉又蹙起了皱褶。

正名:“大包干”获得“合法身份”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农村工作人员作题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对包产到户、大包干责任制作了肯定。5月31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终于表了态:“对于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的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历史为农民说了话。“1980年,大队办学习班,还是不准搞包产到户。”苏道永回忆说,那年9月他接到通知去公社。“我跟老婆交代,要是三天回不来,那肯定是犯了路线错误,你要把这个家撑起来。”当他忐忑不安地赶到公社、见到县委办主任时被告知:“中央刚刚发了75号文件,你做对啦!”苏道永兴奋地来到大队的学习班上,连忙招呼大伙“赶快回家分地吧!”

1981年的早春二月,人民日报社记者王孔诚与周昭生二人来到上塘采访,3月4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他们采写的通讯《春到上塘》,反映了包产到户给包括垫湖村在内的上塘带来的喜人变化,同时不避问题,写出了上塘农民发出的呐喊:“俺们坐在粮囤上,只求你们说句话呀!”一时间,发源于垫湖村的上塘大包干震憾了江苏,时任省委主要领导人决定带队去上塘看看。这次调研让他真切感受到包产到户带来的变化,觉得“上塘的路子是对的”。他感叹地说,以前一听说“包”字,就认为是倒退;现在看来,上塘的做法不仅不是倒退,而且前进了一大步。随即要求苏北的徐淮盐可以试一试。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1982年中央下发了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再发一号文件,肯定“大包干”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江苏随即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从此,垫湖人吃了“定心丸”,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深化改革闯新路、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

“饿”出来的包产到户,体现了垫湖村农民强烈的开创意识和探索精神。返程中,苏道永那句“大包干是逼出来的”朴素话语仍然萦绕在笔者的耳畔。是的,40年前的那场农村“大包干”,绝非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当时的生存环境逼出来的,是农民兄弟自己闯出来的。事实上,回眸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风雨历程,又有哪一项改革的举措不是逼出来的呢!

(责任编辑: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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