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杰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福建福州350001)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马克思主义“道成肉身”：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制度建构，乃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这一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的翻译、诠释、理解及运用的过程。考察唯物史观概念的翻译、理解及其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道成肉身”过程研究的微观层面，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本文不揣浅陋，力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呈现唯物史观概念的汉语化过程，以求教于方家。

一、马克思唯物史观概念的形成

在马克思那里，唯物史观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存在着一个从萌芽到发展、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形成过程。

早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就开始反思“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实际上他已经初步触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克罗茨纳赫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批判了黑格尔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这实际上就是唯物史观的端倪。稍后的《巴黎手稿》更侧重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巴黎手稿》中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归结为私有制，这实际上也涉及了唯物史观的因素。而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已经形成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概念，并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关系；提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等观点。[1]286-287这是唯物史观的初步阐述。稍后在布鲁塞尔草就的、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明确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01，为新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科学的实践观是唯物史观形成的哲学基础，而对“社会生活”“人的本质”等问题的探讨本身也是唯物史观的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在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以及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同时较为详尽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一阐述集中在该著作的《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的正式形成，但这部著作只是初步阐述，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对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强调不够充分，生产关系概念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生产关系”“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等概念同时使用，等等。而且，《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公开发表，虽然它“弄清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但并没有公诸于世。这意味着唯物史观这一新世界观第一次公开问世的著作是《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1859年的回忆中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做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2]593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驳斥蒲鲁东的同时阐述了他的历史观和经济观，尤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著名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602论断就是出自这部著作。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分析了生产力的构成，认为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工具，更包括劳动者本身。

在《共产党宣言》以及稍后的1848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阐述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必然性、未来社会要废除私有制和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等思想。在分析1848年欧洲革命的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研究了这场革命失败的原因，并同时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理论。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1]467，并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认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1]469在总结法国革命的另一篇著作《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法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阐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669这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详细阐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用高度凝练的语言较为详尽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强调这些原理“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2]2。这里所谓“我的研究工作”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资本论》的撰写。之后的《资本论》研究和撰写就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丰富和发展。对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也有一定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是补充和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所忽视或强调不够的思想，比如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观念范畴的历史性、马克思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新贡献、唯物史观不是剪裁历史的公式而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等。[3]

上述梳理的是唯物史观理论的形成过程，但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一开始就把这种历史观称作唯物史观或者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概念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的著作中有一般的“唯物主义”概念，但并没有明确的“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恩格斯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这里把唯物史观称作是“新世界观”，但这是恩格斯晚年正式出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的说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指称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也只使用“我的研究所得到”来称呼自己的理论。也就是说，指导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新世界观”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称呼。在恩格斯1859年8月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分册写的书评中，恩格斯首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恩格斯在书评中指出，德国无产阶级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2]8这里已经明确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字样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又明确：新世界观诞生后，“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4]此处也很明确地使用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字样，但并没有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字样。1883年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盖棺定论地指出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但他只是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并没有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的称谓。直到189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的英文版导言中，恩格斯才明确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不至于过分都感到吃惊。”[5]自此之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正式形成并被经典作家所经常使用。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多次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6]10“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6]13“历史唯物主义”逐渐成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式名讳。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先有理论内容，之后才逐渐形成正式的称谓概念。

二、唯物史观概念的汉译生成及其理解

唯物史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也被称作“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所重点关注的理论内容。相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更关注历史与现实，这也是唯物史观被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所青睐的原因。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主要动机是救亡图存、改造社会，而唯物史观正好符合这一需要。唯物史观概念是外来词，但这一外来词进入中国汉语语境之后，对人们的思想认识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人们思考历史的思维方式，改善了我们的文化。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不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更喜欢使用“唯物史观”概念。

唯物史观概念和很多马克思主义术语一样是经由日本进入我国思想界的。冯天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先在日本，继而在中国得到译介、传播。”[7]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语素是“唯物主义”，即日语中的“yuibutsu-ron唯物論”。该词语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时代的西周(Nishi Amane)用“yuibutsu物質”来解释“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这个概念，并在其后增加语素“學”，用作自然科学专业术语。其实，日语中并没有“物质”一词，该词语是在翻译“Materialismus”时候的创造。“Materialismus”译作现代日语即“yuibutsu-ron唯物論”，该词中“yui”即“只有”的意思，而“butsu”则是“物”的意思，“-ron”是构形成分“論”，“-ron”加在名词后边，用来表示哲学和思想学说以及理论。[8]240-241日语“yuibutsu-ron唯物論”概念形成的时间较早，而“唯物史观”概念形成较晚，它始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1906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由日本学者JEEI翻译成日语并在日本出版，该著作中恩格斯明确使用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术语，日本学者将这一术语译作“歷史の唯物觀”，此后，这一术语才被正式引入日语。[8]243李大钊文章中的唯物史观就是借用了日本学者河上肇(Kawakami Hajime)著作中的术语。

在汉语语境中，“Materialism”在“1866-69羅存德英華字典”中译作“物信、惟信有物而已”；在“1908顏惠慶英華大辭典”中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尊崇形骸主義、實物主義、輕視靈界主義、崇實主義、實利主義”，一个是“唯物論、唯物主義”；在“1911衛禮賢德英華文科學字典”中译作“唯物論”。[9]《英华字典数据库》收录了从1815年到1919年间我国出版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英汉字典。该数据库显示，近代以来的汉语词汇中，“唯物论”术语出现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但并没有“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汉译对等词。虽然《英华字典数据库》中并没有收录“唯物史观”这个术语，但五四运动前后，“唯物史观”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惯常使用的重要术语了。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最早使用“唯物史观”近似词语的应该是马君武。1903年，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10]761919年5月5日至8日的《晨报》上发表了由源泉翻译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该文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学问上，有两大根底：其一是历史观，其一是经济论。现在我要谈的，是他的历史观，普通所谓‘唯物史观’就是了。”[11]81919年，《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中大量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四部分详细介绍了唯物史观，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形成及其核心要点。[10]28对于唯物史观概念，李大钊曾经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给出四个相近的名称：历史之唯物的概念(The Mati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历史的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历史之经济的解释(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经济的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李大钊认为，第一种和第二种概念，“泛称物质，殊与此说的真相不甚相符，因为此说只是历史之经济的解释，若以‘物质’或‘唯物’称之，则是凡基于物质的原因的变动，均应包括在内，例如历史上生物的考察，乃至因风土、气候，一时一地的动植物的影响所生的社会变动，均应论及了。”而第四个名称“经济的决定论”有“定命论宿命论之嫌，恐怕很有流弊。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11]131-132这些不同的名称实际上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李大钊认为“‘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这表明他更多地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唯物史观，这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也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理解和解读的偏颇。不过，在“五四”前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比较多地用“唯物史观”指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术语的广泛使用主要是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前文已述，“历史唯物主义”在恩格斯那里就已经开始使用，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更多还是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该书1938年10月正式在苏联出版，继而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和推介，1939年初即传入中国，很快就出现了多个中译本。[12]这部著作的第4章第2节为“论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里明确使用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术语。这部分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阶级、国家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化的开端。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大致框架几乎都是来源于这部著作，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当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大致框架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基本一致，只是有的详细一些，有的简略一些而已。自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主义”。

三、唯物史观理论的运用

唯物史观概念的定译为唯物史观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在1919年到1927年这段时间，唯物史观的传播掀起了一个热潮，其传播特点是：第一，参与传播的人和媒体多。传播者不仅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等资产阶级革命家，还有陈博贤、陈启修等爱国知识分子。传播的媒体不仅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先驱》《共产党》月刊，也有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左翼刊物和出版机构，还有国民党人士指导创办的《建设》《星期评论》、研究系创办的《解放与改造》等。第二，传播形式多样化。其包括唯物史观经典著作的翻译、外国学者的唯物史观研究著作及其文章的翻译、中国学者的唯物史观研究著作及其文章的出版。第三，传播范围广。早期接受唯物史观的主要是知识分子，经过他们的大力传播，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唯物史观。[13]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为中国有识之士运用科学的理论分析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寻找中国道路，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唯物史观的运用所涉及的面相极其广泛，本文不可能对其皆作细致入微的耙梳，这里只就唯物史观的运用逻辑作一些探讨。

第一，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现实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斋式地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力图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就已经开始用唯物史观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1)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思想道德问题。李大钊在1919年12月发表在《新潮》杂志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用唯物史观分析了道德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动，强调“道德的要求是适应物质上社会的要求而成的”“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变的恶法则”，除了道德之外，思想、主义、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动也根源于经济变化和物质变化。[14]67而胡汉民1920年1月发表在《建设》杂志上的《阶级与道德学说》一文则分析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及其变化，尤其是分析了道德的阶级属性以及阶级道德的变化源于阶级的变化等问题。(2)把唯物史观运用于研究理论问题。胡汉民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但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传播却在客观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在1919年10月写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一文探讨了“拿唯物史观，应用到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提出了用“物质生产方法的变化”“社会的生活状态”和“物质的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矛盾去分析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去认识哲学的目的和作用，并探求“中国哲学”变迁的原因。[14]79(3)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现实问题。比如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一文中应用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分析了女子受压迫的经济根源和女子解放的根本条件，女子“丧失了经济独立”是其受压迫的根源，而女子解放的具体条件则是“女子精神的独立”和“女子经济的独立”。[14]87虽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对唯物史观运用得还不够纯熟，还比较粗糙甚至还存在诸多误解和误用，但这这种运用已经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侧重点之所在。

第二，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是看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点。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明确宣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中国共产党在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也出现过失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错误地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15]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取消革命运动”的右倾错误观点。这种“二次革命论”是机械地照搬唯物史观五种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的结果，他没有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对唯物史观的错误“运用”。除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我们党还经历了三次“左”倾主义错误路线，这三次“左”倾路线“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越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15]这是机械地套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也不同于中国的革命条件，机械地、不顾具体国情地套用马克思的革命或者机械地照搬苏联的革命道路是“左”倾错误路线的根本原因，这表面上似乎很“马列”，但实际上却与唯物史观的真精神相违背。毛泽东同志在汲取各种失误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16]633；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针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单纯地针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6]647毛泽东用唯物史观科学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在分析中国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任务的基础上，认定中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一正确的革命道路的指引下，毛泽东还科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策略问题，统一战线等问题。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指导着中国革命走向成功。

第三，用唯物史观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只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第一步，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到底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成功实施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我们也有过曲折的探索，我们片面地强调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这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无法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指令性经济压制了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单位社会限定了个人的自由发展；等等。我们的一些做法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偏重于用“政治的方式”发展经济，而不是以“经济的方式”发展经济，“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就是典型，这在一定程度上颠倒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17]，用“经济的方式”发展经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办经济特区”“搞好国有企业改革”“从单一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方面概括改革开放40年的重大举措。这些举措是符合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力图使我们的政策符合生产力发展阶段，促进生产力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贫穷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这是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运用，也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指导思想。

四、结 语

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这一“道成肉身”的过程中，唯物史观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革命道路，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石。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出现过失误和曲折，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把握唯物史观的真精神。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消除这些失误和曲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又重新恢复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就必须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