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书君，王 硕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概念史研究首先在德国发起并走红西欧，20世纪80年代东向传播并影响到日本、韩国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世纪之交我国内地的概念史研究也出现了勃兴势头。概念史研究从德语地区延展到西欧主要语言，再进入汉字文化圈并在现代汉语世界生根发芽，成为21世纪的世界显学。本文将梳理西欧概念史—东亚概念史—中国概念史的学术范式演进过程。

一、西欧概念史研究的蓬勃兴起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词最早出自黑格尔《历史哲学》讲义，战后德语地区的语言学转向促使概念史研究在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登上学术宝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学派为德国海德堡学派的历史语义学研究、英美剑桥学派的政治语言史研究、法国史学界的概念社会史研究。

(一)德国海德堡学派的历史语义学研究

德国学术界将语言学运用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传统由来已久。自启蒙运动以来，歌德、温克尔曼、洪堡、赫尔德等人便一直提倡语言学研究。其中，洪堡尝试将历史主义引入语言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在19世纪后半叶被后来者不断弘扬和发展，为德国概念史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准备。战后，为重振德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试图以一种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审视18世纪以来德国和欧洲历史，概念史便应运而生。

1955年，历史学家奥托·布鲁内尔和维尔纳·孔兹创立了“现代社会史学工作组”， 莱因哈特·科塞雷克[注]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德国社会史学家，生于1923年，殁于2006年；1941―1945年参加二战，并作为苏联战俘结束军旅生涯；1947年夏进入海德堡大学，系统学习历史、哲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等课程。等一批学者加入其中，展开了以概念史为核心研究18世纪以来德国和欧洲社会历史的工作。1967年，科塞雷克在《概念史档案》上发表文章《〈现代政治社会概念辞典〉纲要》，宣布其团队将编撰一部概念史词典，“将通过概念理解的历史来分析现代世界的呈现”，至20世纪70年代该词典(《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开始出版[注]截至1977年，该词典已出版8卷。；同一时期，德国哲学家约阿希姆·里特尔主持编撰的基于哲学范畴的概念史著作《哲学历史词典》也开始出版。[注]截至2007年，该词典已出版13卷。这既标志着德国概念史研究从孕育到成熟，也标志着其研究范式正式得到确立和运用。

德国概念史研究聚焦于具有基础作用或关键作用的历史性概念，运用 “历史语义学”的方法将这些概念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追根溯源其逻辑性、合理性及必要性。不同于以往的语义学，德国概念史研究所采用的“历史语义学”不仅仅单纯地对某个概念的涵义进行研究，而是将“概念史”问题同“社会史”问题结合起来加以探究，考察语言、词汇概念的变化与社会历史的相关性；简言之，就是在社会史中考察概念，从概念发展中研究社会；在具体研究中，既着重考察概念使用所处的历史语境，又强调分析概念使用者的立场、意图和环境。此外，概念不是由某个思想家确定和传播的，单部著作也不足以解释概念的兴衰过程。因此，德国概念史研究要求必须考察在社会运转中起作用的各种资料，力求做到从社会的整体视野下研究概念。

遵循以上原则，《历史的基本概念》选取了德国历史中122个(组)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概念和社会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涉及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时间跨度从18世纪初延至当代，而且这些基本概念都是政治和社会语汇中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概念。[注]这些概念包括贵族、启蒙、权威、基督教、民主、独裁、解放、发展、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进步、自由、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君主制、现代性、公共领域、本质、媒体、政治、历史、社会、法律、平等、无产阶级、改革、共和、国家、乌托邦、传统、民族、文明、危机等。《历史的基本概念》对每个词条概念的产生和演变的过程都进行了探究，并形成了以概念史为指导范式、以研究报告为体例的释义。在其编撰过程中主要考察和研究了三个方面的资料：一是理论学界相关的理论，诸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等学科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二是政治、社会和法律资料；三是词典、百科全书、回忆录、日记、专业手册和职业手册等。

(二)英美剑桥学派的政治语言史研究

昆廷·斯金纳、约翰·波科克和约翰·达恩被称为“剑桥三剑客”，其中，斯金纳的语境主义思维触发了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概念史转向”。在斯金纳和波考克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辨明并重构在“政治行动”中得以完成的“语言”。因此，以斯金纳和波考克为代表的英美剑桥学派远离了政治思想的“经典名著”，开始把“概念”“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并形成了被学术界称之为政治语言史的研究范式。

斯金纳和波考克突破了传统的以“观念单元”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范式，转而将言语行为和言语内容中具体的“概念”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元。斯金纳认为：“研究不断变化着的概念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独特的形式。”[1]波考克也说到：“政治思想史就是研究通常所使用的相对稳定的概念。”[2]在研究方法上，剑桥学派批判了“文本主义”，认为研究者仅仅通过研究经典著作文本来研究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考克认为，“文本主义”的研究方法往往是从研究者现在能够找到的东西着手，而不是从思想家及其作品所经历的现实历史出发，这样一来，思想家往往会被从其具体历史中抽离出来成为孤立的个体，其作品也往往会被研究者冠以并不存在的意图和逻辑连贯性，这种研究方法从历史角度看是非历史性的。因此，剑桥学派将历史研究的视角由只关注思想家的经典著作文本转向注重研究更基础的“概念”，通过考证研究某一特定时段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人们普遍使用的概念情况，关切言语者的动机，重现概念发生、发展和“突然转换”的历史过程，进而分析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维度与语言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导致概念地位发生变化的原因，籍此作为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依据。剑桥学派的学者除了运用自身学科知识，还广泛吸收了语言学和解释学等学术资源，其代表人物波考克和斯金纳还领衔开展了许多国内、国际合作项目。

(三)法国的概念社会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在《历史的基本概念》完成之前，科塞雷克的学生鲁尔夫·雷查德专门针对法国启动了一个“比较概念史”项目，其主编的《1680―1820年间法国的政治社会概念手册》(以下简称《手册》)于1985年出版第一卷。[注]迄今为止，该书系已出版了15卷。《手册》基本承袭了《历史中的基本概念》的研究路径，但在具体运用和实践过程中又融合了法国元素，形成了独具法国特色的概念史研究范式。

雷查德在从事概念史研究时受到了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将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概念的社会边界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坚持用同步结构的研究弥补历史学的视角。在研究对象的界定中，雷查德不仅把文本中的概念作为研究对象，而且将图像符号所蕴含的概念也列入了考察对象。他竭力捍卫其概念取舍方面的客观性，限制研究者表达的随意性：雷查德为其所主编的《手册》选取了158个基本概念作为优先研究对象，并且在《手册》中花费大量的篇幅阐明这些概念在原始史料中的出处与使用方法，以此为“基本概念”的地位和取舍提供客观基础。《手册》基本上沿袭了科塞雷克的研究方法，但在研究的过程中肯定了“图像”是“概念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图像文献可以作为“历史语义学”研究的文献支撑，并且把概念产生与传播的媒介(网络、媒体、刊物、书信等等)和实践领域(哲学、神学、法律或经济)进行区别性分析，将曾经被科塞雷克摒弃的结构主义因素重新导入概念史研究。

近年来，概念史研究已不局限于德国、英美和法国，在荷兰、土耳其等国家也蓬勃展开。同时，其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概念的狭隘框架：“政治社会概念史研究组”已连续15年举办年会，并从2005年起出版《概念史贡献》杂志；“欧洲概念史工程”已宣布将出版一套8卷本的《欧洲概念史》，系统考察源自欧洲或与欧洲相关的概念词汇。

二、东亚概念史研究的荦荦大端

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学术范式发生变化，东亚学者该如何重新审视和研究近代的东亚、如何使东亚社会科学从模仿过渡到创造的时代？此时，概念史研究进入了东亚学者的视野，一批东亚学者开始关注并努力译介西欧概念史研究的学术范式。日本和韩国的学者不同程度地展开了概念史研究，用于解决近代东渐而来的西学知识与本土知识碰撞而发生的西学知识再生产等问题。

(一)日本学界的概念编成史研究

鸦片战争后，近代日本转而容受欧美思想创生新概念，其传统概念逐渐分化、细化、重构进而形成如今被广泛认同的通识概念。但日本学界原有的史学分析图式并不能辨明概念的编成重构过程，因而，西欧兴起的概念史研究较早进入日本史学界的视野。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铃木贞美教授在《日本的“历史”概念与历史观概述》中描述了日本“历史”概念与历史观从前近代受中国史学影响到近代唯物史观、宇宙生命“生生发展”观、“讲座派史观”直到历史修正主义抬头、“民族生命”观念可能死灰复燃的大致变迁过程。同时，基于开展日本近现代文化史、文学史概念研究的角度，她对“文学”“人文学”等概念进行了系统考察，并且对构建日本乃至东亚近代概念编成史问题进行了思考。[3]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川尻文彦副教授细致梳理了近代中国“哲学”概念的形成过程。[4]日本学习院女子大学木村直惠教授以想象力与经历为中心探究了近世后期至明治前中期“社会”一词定译前的各种试译及其构想、翻译时的背景及含义、定型传播及其历史影响。[5]日本学习院大学高柳信夫教授从“学问观”“道德观”的角度对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和中国近代史思想家严复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比较。[6]

另外，以陈力卫[注]陈力卫，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教授。、沈国威[注]沈国威，日本关西大学外语学部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员。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旅日留日学者也积极开展概念史实践。陈力卫和沈国威二人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日语系，都在日本学习、工作多年。近年来，陈力卫着重研究中日语词、知识的互动与共有，以及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相互影响问题，目前已经对“民主”“共和”“社会”及各种“主义”等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研究。[7-11]十余年来，沈国威利用其研究成果，从概念这个崭新的视角出发对汉字和汉语词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黄东兰[注]黄东兰，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教授。从语词上探究了“亚洲” 概念由欧洲传教士生产并为国人接受的过程；以中日两国东洋史教科书为素材考察了“东洋”概念的兴衰历程；分析了日本史学研究中的“东洋”“东亚”“东部欧亚”概念的产生、发展及隐喻意义。盛福刚[注]盛福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2011―2016年留学日本，相继取得日本东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并于2014―2015年在德国波恩大学访学半年。对比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郭沫若译本和日文首译本之间的关键术语、主要底本，考察了郭沫若译本与日译本的相互关系，继而证明郭沫若译本是以日译本为底本、同时参考德文版翻译完成的。[12]

(二)韩国学界的社会科学概念形成史研究

世纪之交，韩国学者针对学术界关于近代与脱近代、民族主义与脱民族主义、内在发展论与殖民地近代化论、脱殖民主义、东亚细亚论等争论，提出了需要对政治社会概念之源进行研究的主张，开始了韩国社会科学概念的形成史研究。

2005―2007年，韩国翰林大学翰林科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共同进行了概念史研究的基础工作。2007年11月，翰林大学作为韩国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开始了名为“东亚基本概念的相互疏通”的10年项目。多年来，韩国学者概念史研究成果斐然，2009年、2012年出版两册《近代韩国社会科学概念形成史》图书，介绍了韩国社会科学概念史研究的缘起、现状和出路，同时以概念史的方法考察了“国家”“民主”“经济”“个人”“独立”“权利”“东北亚”等近代韩国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韩国概念史丛书”已相继出版《万国公法》《国家·主权》《宪法》《国民·人民·市民》《民族·民族主义》《文明》等6册，随后准备继续出版多册探讨韩国历史中的基本概念。另外，韩国史学界还刊行“概念疏通翻译系列丛书” “概念疏通研究丛书”和 “概念疏通资料丛书”，既努力译介西欧、日本和中国的概念史研究成果，也将对近代韩国概念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和日本的书籍、文献资料以及近现代辞典重新整理出版。

三、概念史学术研究的中国篇章

近20年来，我国学术界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不断译介西欧和东亚概念史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不断地寻求和探索更适合中国的亚洲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概念史研究路径。其中，以“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和“近现代汉语新词研究”“近现代知识考古与制度转型研究”以及“港台地区的词汇统计学”等研究最为瞩目，代表着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观念史等源头延展的概念史研究理路。

(一)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

冯天瑜、方维规较早开展概念史研究。方维规在德国从事中国文学与思想史教学和研究多年，工作中发现：如何将重要的概念移译成外国语言，并使这种译法的“概念”与“指称”相一致、“名”与“实”一致，令接受者能够理解，常常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13]此时，正值概念史研究在德国兴起，因此方维规首先将概念史研究理论译介到中国，并系统比较了德国概念史研究、英美剑桥学派政治语言史的研究与法国概念社会史研究的各自特色。同时，方维规尝试运用历史语义学对近代中国关键概念，尤其是汉语涉外词汇和概念的演变进行研究和探讨。冯天瑜在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过程中发现，很多学者在研究近代新概念、新名词、新术语时，对术语的语义学研究与历史学、文化学研究的融合关注不够。因此，他将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方法对概念作历史性考察，探析概念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意蕴。

冯天瑜和方维规的研究方法虽然名称略有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历史文化语义学”，即研究某一个词语或概念的生成、发展和变化及其与一些相关概念的关系；注重一个概念的发展和定型“过程”，或不同时代对于一个概念的不同认识；不仅仅对语义作历时性研究，还努力开掘语义变化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方维规着重考察了四类近代汉语涉外概念：一是比较了诸如“文明”“文化”等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在西方言语世界中的异同，分析了西方观点对国人理解此类概念造成的影响；二是考察了诸如“夷”“洋”“西”“外”等同义或近义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发展和成熟的原因；三是考证和研究了诸如 “经济”“知识分子”“民族”“议会”“民主”“共和”等近代新概念的起源、内涵、发展及运用；四是强调了诸如“民主”“自由”“进步”等一些可能被误用、误解的概念。冯天瑜着重考察和研究了近代中国社会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中形成其概念的词汇[注]这类词汇包括封建、经济、资本、革命、阶级、科学、民主、共和、自由、权利、社会、社会主义、生产力、知识分子、政党、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心理、物理、化学、世界观等。，这类词汇往往在构词和定译过程中受到东西方因素的双重影响。

(二)近现代汉语新词研究

黄兴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和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发现，以往的研究重心主要为政治思潮和哲学思想的变化，大都忽略了沟通精英与大众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概念。而近代中国人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与近现代汉语体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核心概念的发展近乎是一致的。因而，对近现代汉语新词的概念史考察有助于弥补以往中国社会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不足。黄兴涛强调：“只有把近代中国新名词置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广阔视野中去研究和透视，其历史内涵才能得到更充分的了解和揭示。”[14]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黄兴涛主要聚焦于从清末到“五四”前后兴起的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概念，如“文明”“文化”“现代”“中华民族”等。他梳理了“文明”和“文化”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细致考察了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观念“酝酿—确立—传播—深化—普及”的历史过程。20世纪80年代，黄河清开始关注近现代汉语外来词源于我国词源考证中“厚古薄今”的现象。他发现考证古词古语是我国学术界的优良传统，但这一传统并未在今词今语的考证上发扬光大，近现代汉语新词的考证反而成为薄弱环节。但近现代新词的考证不仅仅关系到汉语词汇发展史、词汇演变规律的研究，更有助于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同时对某些学科的发展演变也能提供一些旁证。1989年，黄河清与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积极筹建汉语“外来概念词词库”，以期对汉语外来概念词进行科学的整理和规范。

(三)近现代知识考古与制度转型研究

近年来，孙江、张凤阳、李里峰等积极倡导和推动概念史研究。孙江认为，近500年来，西方文化不断传入和影响东亚各国。他把这一时期不断发展变化的词语、概念视为研究对象，将历史文本和文本语境相关联，关注文本生成背后的情境，将其概括为“东亚近代知识的考古”。孙江所说的“东亚近代知识的考古”，狭义上是研究词语和概念，广义上是研究知识形态。因此，他在选取研究对象时不仅仅局限于某个概念或者孤立的概念，而是将语言、概念、文体、文本和制度都纳入了其研究范畴，从而将“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与概念史研究相结合，横向比较和分析了有着同样经历的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知识往还问题。

中国概念史研究还善于疏通中西、借鉴日韩。除方维规、孙江等一批留德留日学者充当译介国外概念史研究理论的先行者外，国内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成为疏通中西、借鉴日韩的重要桥梁与平台。比如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聘请德国概念史专家冯凯[注]冯凯(Kai Vogelsang)，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德国著名学术杂志Oriens Extremus主编、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讲座教授，德国年轻一代代表性的汉学家、中国概念史研究领域中的国际知名学者，致力于运用德国概念史的方法、从跨语言与跨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概念。；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成立概念史研究中心，邀请廉亚明[注]廉亚明(Ralph Kauz)，德国波恩大学东方与亚洲学院汉学系主任、教授。、内田庆市[注]内田庆市(UCHIDA KEIICHI)，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馆长、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教授。、王马克[注]王马克(Marc Matten)，德国埃尔兰根大学汉学系教授。、培高德[注]培高德(Cord Eberspaecher)，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德方院长。、阿冯斯·蜡碧士[注]阿冯斯·蜡碧士(Alfons Labisch)，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原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校长，古代史、拉丁语、中国和近代史专业博士，医学博士。等众多国外学者来华访学交流概念史研究理论及方法。

(四)我国港台地区的词汇统计学等研究

香港和台湾是我国较早实践概念史研究的地区。其中，金观涛[注]金观涛，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青峰[注]刘青峰，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二人的论著最具代表性，黄克武、潘光哲、王小林等学者的研究也富有价值。

金观涛和刘青峰认为，以往的学者研究中国思想史通常以宏大的历史事件为出发点，籍此对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史进行界定和分期，但这样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真正接受经验的检验。因而，金观涛和刘青峰开始考察和研究组成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中国人用于理解现代世界和社会的基本观念，希望“穿过语言的丛林，抓住历史洪流中变迁的思想”。[15]20世纪90年代，历史文献逐渐向数码化发展，金观涛、刘青峰以此为契机，着手创建了1830―1930年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专业数据库”，以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作为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依据和经验基础。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是运用词汇统计学研究思想史的代表性成果。该书选取了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中比较重要的92个词汇，并将它们分为十类：理性、公共领域、权利、个人、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经济、科学、革命。值得注意的是，该书首先对这十类词汇的代表性概念[注]这些代表性概念包括“公理”“公例”和“真理”，“国民”和“个人”，“权”“权利”“利权”和“义务”，“群”和“社会”，“民族”“国家”“世界”和“国际”，“共和”和“民主”，“社会”“阶级”“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科学”“技术”“工业”和“生产力”，“革命”“平等”和“独立”，等等。进行详尽考察，以大篇幅对这些概念的起源、演变进行了描述，并基于对这些概念和术语变迁的分析，探究了近代中国思想变化、转型的原因。

此外，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克武从晚清社会学的翻译史角度，梳理和探究了“社会”“社会学”等概念经由西方和日本传入国内并与旧学相互影响，最终定译、通识的过程。[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潘光哲探究了“殖民”“殖民地”“帝国主义”等新名词的产生、定译和普及，并且分析了这些新词汇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关键词”的历史原因。[1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建守梳理了“启蒙运动”概念由欧洲至日本，再由日本转中国，进而于近代中国生成、转译和实践的历史过程。[18]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王小林分析了“国学”概念在日本的起源和定义、日本“国学”思想的形成与特质，进而对中国“国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思。[19]

四、概念史研究范式的学术生命力

作为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概念史研究伴随语义学转向而生，很快从德语地区延展到西欧其他地区，再进入汉字文化圈，并在现代汉语世界生根发芽。最近20多年来，我国学者一方面大量译介西方概念史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努力探索更适合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概念史范式。就学科领域而言，概念史研究已被广泛运用在思想史、社会史、观念史、文化史、学术史等诸多领域，显示出强劲的学术生命力和思想生产力。这种生命力既来自于对思辨主义研究范式的扬弃，也来自于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超越，还来自于汉语世界经学考据传统的对接。

思辨主义把概念视为社会历史的最高理性、最后本质，把历史运动看作概念理性的展开和逻辑外化，其研究范式从概念世界推论出客观世界，将客观世界隶属于概念世界，甚至将历史事件的发生当作研究者对概念逻辑的期待，力图将世界的发展纳入思维构造出来的法则之中。特别具体的研究路数是A词解B词、(A词+B词)解C词，或者A书解B书、(A书+B书)解C书。一个半世纪前，恩格斯在宣告德国古典哲学的纯粹思辨主义终结的同时，既批评了思辨主义的历史研究，又唤起真正的经验科学、历史科学的到来。概念史研究以概念为主线研究史料史事，但不是把概念当作最高理性、最高逻辑，而是当作社会历史的语言行动，也就是当作社会历史实践本身。大到社会动员、决策会议、政治安排、战略部署、意识形态宣传，小到布置任务、协调各方，语言行动都贯穿始终。其中，语言行动中的概念反映着实践理性的本质规定。概念史研究在欧洲兴起之初，即通过历史语义学、政治语言学和概念社会史的研究，将概念视为历史中的社会政治实践生成性要素，把概念史与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统一起来，从而把概念的内史与外史结合起来，通过特定历史时期基本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迁衍，呈现出真实有序的多重历史面相。概念史研究在自西向东演进过程中，超出了对概念词纯粹语言学或语义学的词义思辨，而把概念的语言构造与语用实践结合起来，所以能够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为通向真正的历史科学提供了方法论可能。

同时，概念史研究对历史面相的多重展示，又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经验论和不可知论基础。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抹掉自然科学的说明性与社会科学的解释性之间的根本区分，认为自然科学方法是唯一的科学方法，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到历史科学中去。伴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实证主义方法的泛滥，实证主义在历史科学研究中数度风靡，甚至助长了历史研究和认知中的虚无主义倾向。很多情况下，正是在计量分析、词频统计和数学建模等过程中，反映社会历史实践本质的概念理性有可能被抽象掉，使历史科学研究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经验层面之上，从而使历史研究结论表现为对来源史料进行人物拼接、事件拼接直至思想拼接，很大程度上窒息了文献史料的思想生产能力。概念史研究之所以能超越就事论事经验层次，就在于用概念理性把握社会历史本质规定。日本、韩国的东亚知识考古，金观涛、刘青峰的词汇统计学，特别是冯天瑜和方维规的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孙江和李里峰等人的近代知识考古与制度转型研究，其中不乏实证研究的手段方法，但都超越了实证主义范式的经验论基础。他们把概念生成、译介、衍变作为研究对象，以概念为主线发掘、占有、批判、消化文献史料，稽考来源史料如何完成意义生产、概念的生成又如何建构思想体系，把概念作为思想的出口，深入历史本质层面激活了来源史料的思想生产能力。

概念史研究一路向东进入汉语世界，其不仅没有因为跨文化、跨语言而搁浅，反而顺利由拼音文字进入拼义文字，在汉字文化圈催生出东亚近代知识考古、近代新名词研究、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等研究路数。这是由于概念史研究成功对接了汉语世界的传统经学方法， 即研读传承经典的方法。有汉一代到清民之际两千年，研读传承儒家五经、六经、十三经，一直是中国士大夫治史治学治国的主流学术范式，形成了传、笺、注、考、疏、辨等传统经学方法。以东亚近代知识考古为旗号的亚洲概念史研究和中国概念史研究，整体上呈现出在西欧概念史研究范式影响下，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应用。法国学者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很大程度上可以翻译为汉语的“经学考据学”，中国、日本、韩国学者在概念史研究中惯常使用的“考索”“考证”“考溯”“考论”等方法论字眼，明显折射出他们把舶来的概念史研究与本土文化浸润的经学方法的耦合链接。这种对接的深厚根基，在于汉语拼义文字的特殊优势。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认为，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汉字从汉代，也就是传统经典定型以后长期保持稳定收敛，任何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的出现，都可以由汉字自由组合新名词来表达，而基本汉字稳定不变，汉字承载的传统义素源远流长。西学东渐之初，曾经有过短暂的汉字音译外来概念的尝试，甚至沿海口岸还出现过英汉夹杂的“洋泾滨”词汇，都没有经得起历史的淘洗，只有发挥汉字的拼义功能和优势，才能通过汉字组词为新概念词汇化提供基础。近代以来，汉字概念词一方面容受现代新思想，另一方面通过汉字义素承载传递中国特质、中国特色。这就让汉语世界的概念史研究可以在古今中外的典籍史料中勾稽对冲，浓墨重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