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关青 李明

焦裕禄的早年生活十分坎坷，孕育他的是一位平凡但勤劳、坚忍的农村妇女——李星英。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焦裕禄》不仅全方位展现了焦裕禄的人生，也深入刻画了焦母这样一位伟大女性的光辉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县（今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一户自耕农家庭。他的母亲出生于1892年，祖上是木匠，家庭条件相对比较殷实。她嫁给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的时候，焦家的生活也还不错。焦裕禄在1955年12月26日亲笔撰写的《干部历史自传》中这样概括他的家庭情况：“从出生到15岁，家庭有15口人，15亩地，牛2头、骡子1头，房子20余间。全家依靠种地生活，农闲时开一小油坊，打蓖麻油，资金大部是外债。”虽然资金大部是外债，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置下这样的家业也实属不易。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焦家就开始衰落，焦裕禄的母亲除了日夜操劳，照顾老人和生养小孩外，还先后经历了早年丧夫和晚年丧子的悲痛，但她以其坚忍的品格，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庭，也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焦裕禄的一生。

母亲教给焦裕禄生产生活的知识。小时候，母亲经常带着焦裕禄下地干农活，还在农忙之余教他认识并采挖马齿苋、灰灰菜、苦苦菜等野菜，做成野菜粥充饥。这样的劳动习惯一直坚持了很多年，不仅帮助焦裕禄度过了苦难的逃荒岁月，还让他通过参加劳动与最底层的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62底，焦裕禄被组织选派到兰考担任兰考县委副书记、书记期间，为了深入了解兰考的“三害”情况，他经常一个人到田间地头与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没把他当干部，都把他误认为是和自己一样的庄稼人，与他无话不谈。从焦裕禄在兰考留下的4张照片也能看到，他不是在拔草，就是在锄地，那认真专业的样子，谁能想到他是一名县委书记？

母亲教给焦裕禄做人做事的道理。1941年，粮食绝收，焦裕禄的父亲因交不起捐税，上吊自尽。焦裕禄在“自传”中写道：“1941，家庭没啥吃，又欠下了外债，我还要结婚，父亲终日愁闷，秋天上吊自杀了。”这时兵荒马乱，焦裕禄的哥哥又不知所终，但他的母亲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垮，而是坚定地对焦裕禄说：“禄子，你哥回不来，出殡的时候只有你给你爹顶包打瓦了。你给娘记住，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焦裕禄一生都堂堂正正做人做事的习惯，无疑是受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而最直接的就是来自母亲的言传身教。

母亲给了焦裕禄继续活下去的勇气。1942年，日军开始在山东强化治安，焦裕禄以“共党嫌疑人”的罪名被抓到博山监狱，后来又被押送到东北抚顺大坑山煤矿当苦力。他在“自传”中写道：“这年6月下旬的一天，吃过早饭，突然听到大门外狗咬非常厉害，我赤着脚光着背到大门口一看，两个鬼子一个翻译，持着枪在看我家门牌。我见势头不对，便出大门向南拐弯，想跑掉，但未走多远，从南面过来两个汉奸便衣，各持手枪，迎头碰上，一把将我抓住……”焦裕禄被捕后，他的母亲，一个小脚老太太每隔一天便要走来回30多公里的山路到博山打探消息。他不敢想像，假如自己不在了母亲该怎么办。1943年8月，焦裕禄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从东北逃回了家乡，见到母亲后百感交集，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不久，焦裕禄携妻儿逃往江苏宿迁。

母亲告诉焦裕禄好男儿要有担当。小时候，母亲经常陪着焦裕禄看天上的星星，对他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好男儿就要有担当。”1945年，焦裕禄打长工的宿迁建立了人民政权。在党的宣传和教育下，焦裕禄看到了穷人翻身当家做主的希望，就迫不及待地带着老婆孩子从宿迁返回了家乡，并很快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焦裕禄根据组织安排开始准备随军南下。虽然知道当兵打仗随时有牺牲的危险，但焦母深明大义，从不干涉儿子的意愿，折射出一位母亲的坚强与无私。在后来的工作中，焦裕禄不负众望，无论干什么工作都非常出色：在尉氏，他是“支前模范”;在大连，他是“青年突击手”;在洛矿，他是“先进工作者”;在兰考，他是党和人民心中永远的“好书记”。可以说，母亲的谆谆教导影响了焦裕禄一辈子。

1953年，正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焦裕禄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来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并在这里生下了二女儿焦守云。当时，由于工作繁忙，加之上面已经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实在忙不过来，后来焦裕禄就让母亲把焦守云接到了山东老家，这一走就是9年，直到1964年春节，焦守云才被焦裕禄接回身边生活。虽然如此，每当农闲的时候，母亲就会带着焦守云到洛阳与焦裕禄小住些日子，并给儿子带去一些他喜欢吃的煎饼，以解思念之苦。走的時候，不管多忙，焦裕禄都会亲自把她们送到火车站。后来焦守云回忆道：“我奶奶每次都是把煎饼放干了叠起来，去看我爸的时候带上，能吃好长时间。有时候都长了一层薄薄的绿毛，他就拍拍再吃。”

1964年春天，已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正在领导兰考人民取得同风沙、内涝、盐碱“三害”作斗争的初步胜利之时，他的肝病越来越重。跟随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压住肝部。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此时，深感时日不多的焦裕禄，心里除了放不下兰考的工作以外，最惦念的就是生他养他的母亲。

这年春节，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焦裕禄带着妻子与儿女回家乡探望老母亲，这是他参加革命工作离家17年后第一次带全家探亲，也是他在家乡过的最后一个春节。焦裕禄的侄子焦守忠曾这样回忆：“那是叔叔的最后一个春节，我印象特别深。他腊月廿八到的家，还没过完年就被一个电报叫回了兰考，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当时，焦家人都不知道焦裕禄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只是觉得他的脸色不太好，非常瘦。母亲端详着脸色蜡黄的儿子，心疼极了，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只是有点累。回到家乡的时间短暂而宝贵，焦裕禄看上去精神好了很多，他不仅拜访了一些亲朋好友，还冒着大雪带着6个孩子给爷爷上了坟。临行前，焦裕禄又骑着自行车在村庄的周围转了一大圈，似乎是向自己的故乡和母亲作最后的告别。

1964年3月，焦裕禄因过度劳累，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后经医院诊断最终被确诊为“肝癌后期，皮下扩散”。常年的劳累已经让焦裕禄的肝病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家乡后，他的母亲不顾年迈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当在医院里看到自己日夜思念的儿子被病魔摧残得脱了形时，心如刀绞。但她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悲伤，而是一直安慰焦裕禄说：“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病，我们回家治病。病治好了我还给你纳千层底穿。”为了了却心中的牵挂，临终前焦裕禄嘱托妻子：“把儿女养大、给老人送终，不要向组织提要求、要救济。”

1964年5月14日，病魔夺走了焦裕禄年轻的生命。白发人送黑发人，母亲强忍泪水，坚持着给焦裕禄料理完后事。据焦守云后来回忆：“奶奶陪着母亲把丧事办完，那个时候她一滴眼泪也没掉，也没听奶奶说过什么。可她回家的时候刚下八陡火车站，一下子就瘫软在地，手抠着黄土，放声大哭‘我的儿呀，我的儿呀，我的儿，撕心裂肺谁都劝不住。有人问她，为什么当时不哭，回到家却要哭。她说：‘俊雅还年轻，又带着6个孩子，将来所有的事情还要靠她一个人，我要是在那里大哭，俊雅该怎么活呀！”

焦裕禄的离去成了母亲心中永远的痛。焦守云回忆说：“土改时我家分到一个桃园，里面有个破窑洞，父亲刚去世的那段日子，每到傍晚的时候，奶奶因为思念他，一个人跑到窑洞里大哭，哭得特别悲痛，村里的人听到了，想去劝劝她，可又觉得让她哭出来更好。”

正如焦守云所说：“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在我奶奶身上都能体现。”同样，中华男儿的优秀品质，在焦裕禄身上也都能体现出来，这正是儿子对母亲和母亲对儿子的最真实的感情，直到今天也依然闪烁着光辉。（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