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群

靠一支破旧驳壳枪起家的游击队长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后，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发动省城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围攻长沙。耿飚和醴陵万名农军一起，扛着梭镖向长沙进军。当他们行进到易家湾车站时，长沙守军从火车上用机枪向农民自卫军扫射，农军被打散。

7月，耿飚又参加了醴陵农军围攻县城的战斗。由于国民党增加了守军力量，围攻县城没有成功。攻打县城失利后，农军改攻乡镇，曾一度攻下泗汾，但未能稳固占领，又被反动武装夺了回去。

几次攻城失利，使醴陵地区的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与耿飚一起从水口山银矿局来的8名工友，有的在攻城中牺牲，有的在被冲散后失去联系，最后只剩耿飚和黄佐两人。他俩在南乡无法生存，就隐蔽到醴陵县城南面30公里的深山中坚持斗争。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耿飚曾只身潜入戒备森严的醴陵县城，与国民党地方武装“挨户团”巧妙周旋，并在一群叫花子的帮助下，散发和张贴了大量革命传单、标语，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工农群众对革命一定成功的信心。

1929年2月，根据中共湖北省鄂西特委的指示，在国民党第十四军中的中共秘密组织展开兵运工作，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后因武装起义计划暴露，国民党政训部门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冲出包围圈的耿飚决定去寻找中国工农红军，他从铜鼓、文家市一路找到浏阳，在这里巧遇从第十四军逃到浏阳的黄佐。在中共浏（阳）醴（陵）县委的劝导下，耿飚、黄佑两人两人决定留在浏阳工作，耿飚担任中共浏陵县委直接领导的醴北游击队队长。靠一支没有退壳钩的旧驳壳枪，耿飚领导的游击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原来的六七人逐步发展到30多人，形成了较强的战斗力。从简单的夜袭夺枪，到组织较大规模的破袭“土围子”战斗，建立苏维埃政权，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沉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武装。经过各游击队的艰苦斗争，浏醴地区的红色区域很快得到扩大并不断巩固，成为最早的红色根据地之一，为红军主力部队的机动回旋，提供了可靠的条件。

  “旱鸭子”率部突破道道天险

耿飚6岁那年，他的外婆请算命先生给他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缺火，并要远离水。正是这个缘故，耿飚母亲请人为他重新取了一个带三个“火”的“飚”字为名，而且坚决不让他戏水。因此，耿飚不仅失去了童年戏水的乐趣，而且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不得不以名副其实的“旱鸭子”身份，渡过一条条中国革命史上著名且湍急的河流。

1931年7月1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耿飚随师长徐彦刚带领红九师在国民党“围剿”军的锋芒之间闪电式穿插、迂回，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提出经闽西向闽南进攻，直取龙岩、漳州的方案。4月16日，毛泽东亲自组织耿飚等东路指挥干部到漳州西北约10公里的马山守军前沿侦察地形，决定首先歼灭漳州外围的国民党军，而后乘胜占领漳州城，并确定了各军的进攻部署。此时天降大雨，九龙江的支流永丰溪（即东溪）河水上涨。不会游泳的耿飚依靠一个旧自行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于16日夜指挥全师分数批交替掩护，开始武装泅渡，进入天宝西北的南坪地域待机。19日雨停，东路军开始总攻天宝。耿飚等率部协同兄弟部队实施突击，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设在天宝的防线，迅速攻下天宝、南靖，全歼守军。漳州守军残部见势分路向漳浦、诏安方向逃窜。

20日晨，耿飚率第九师从北门进入漳州，与从西门进城的红四军会合。至此，漳州完全被红军占领。在后来的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战役战斗中，耿飚虽然不会游泳，但其所率部队基本上都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开路先锋。

打勝仗后被“罚”写文章

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大雄关战斗后，耿飚被调到红二师第四团任团长，政委是杨成武。

1934年2月，红一军团等部为保卫建宁，在建宁西北三甲峰与国民党军激战3天。国民党军第三、第四航空队在不足千米长的小山头上，倾泻了数百吨的炸弹。红一师第一团面对国民党军3个师的进攻，顽强阻击，战斗十分残酷。

28日，红一军团命第四团前去驰援。耿飚令部队扔掉一切负重物资，分3路朝硝烟弥漫的三甲峰猛进。第四团以第一营为突击队，一下子冲进国民党军侧翼，第一师第二团从另一侧也突了上去，第三团作包抄，立刻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掌旗兵前导，十几个司号员吹起冲锋号，第一团士气大增，战士们跃出战壕，从正面压过来。刚才还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军，一看大势不好，仓皇撤退，被第一团、第四团一口气追击几十里，溃不成军。

8月30日，国民党军李延年第四纵队4个师集结于朋口、营溪、壁州、洋坊圩一线，准备向汀州筑垒推进。其第三师第八旅就像一只触角，孤立地突出到温坊前沿。耿飚与杨成武研究后向红一军团报告，请求不顾“全面防御”那一套，打一个好久未打的运动战。林彪、聂荣臻同意了他们的计划，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歼灭该部。温坊战斗于9月2日夜间开始。第四团由耿飚率第一营主攻，杨成武率第二营分割，参谋长李英华率第三营殿后，对第八旅实施分割围歼。拂晓，战线推到温坊的外围。第八旅利用工事凭险顽抗。耿飚把“六轮子”驳壳枪一挥，大喊一声“干部、党员跟我来”，与杨成武、李英华互相策应，杀入第八旅前沿阵地。当正面、侧翼与迂回部队尚未到达之前，耿飚已亲率一个营的兵力将敌全部消灭，夺取了敌人的阵地。3日早晨，耿飚与杨成武各率一个营作连续冲锋，交替前进，从而完成了“拦头”的任务。然后，与主力部队合拢包围圈，将第八旅全歼。

战后，因为耿飚把干部、黨员都带上去打冲锋，万一失利，后果严重，上级领导“罚”他写篇文章，题目就叫《反对个人勇敢》。他当天就写好交了上去，领导看后很满意，便派人送到《红色中华》上发表。

  1个团阻击了敌人整整15个团

1934年10月中旬，长征开始。耿飚、杨成武率领第四团作为中央红军前卫师主力团之一，第一个踏上征途。他们的任务是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保卫军委纵队的安全。在连续突破敌人3道封锁线后，11月17日，第四团进至天堂圩，耿飚接到第二师师部发来的要第四团奔袭道州（即道县）的电报，遂立即拔寨出发。他们乘夜突袭，夺取道州浮桥，击退国民党军的袭击，为千军万马争得了时间。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出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间渡过湘江的命令。这时，湘江已成为国民党军调集重兵严密防守的第四道封锁线。耿飚、杨成武奉命率第四团首先夺取了红军左翼的界首阵地，并将该阵地移交给红三军团第六师。然后星夜赶到红军右翼全县西南的觉山占领防御阵地，协同左翼掩护机关部队渡江。第四团打退湘军刘建绪部连续3天在飞机、大炮掩护下15个团的轮番冲锋。30日，杨成武在战斗中负伤，耿飚率部退守黄帝岭，血战一昼夜后撤到珠兰铺、白沙一线，构成第二道防御阵地。12月1日13时，军委纵队渡过湘江，耿飚率领第四团一直掩护他们过了桂（林）黄（田铺）公路，才与第一师互相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向西突围。

这场湘江血战，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最惨烈、最关键的一仗。红军最后能成功突围，耿飚的前卫团居功至伟。杨成武后来回忆说：“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在这种肉搏战中，耿飚从小练就的武功派上了用场。虽然他身患疟疾，时不时地打着摆子，身体还很虚弱。但当敌人子弹打到红四团指挥部，警卫员想拉着耿飚后撤时，耿飚一声怒吼“拿马刀来”，手握马刀，冲进敌群中疯狂砍杀，直杀得不知道换了多少把刀，身上沾满了敌人的脑浆、血浆，一场战斗下来，直呛得他干呕不止。

痛歼拒降的日伪军

1944年8月底，耿飚从中央党校毕业，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工作，任军区副参谋长，后兼任军区司令部联络处长，主要分管全区的作战工作。由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等军区领导已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参谋长唐延杰要到冀中工作，军区的工作便由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程子华及耿飚共同主持。他们按照毛泽东关于注意做城市工作的指示，向保定、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地派出侦察、情报人员，搜集日伪情报，瓦解敌军士气，为反攻做准备。

1945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耿飚协助程子华主持制订了晋察冀军区“扩大解放区”方案。随即以夺取边沿区日伪军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为主要目标，发动春季攻势。中共七大召开期间，耿飚和程子华进一步“扩大解放区”，以平绥铁路两侧和锦（州）承（德）铁路以南为主要目标，于5月中旬发动更猛烈的夏季攻势。至7月下旬，共消灭日伪军1万多名，使解放区面积扩大到20.15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2500多万。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按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驻张家口的日军代表已经与八路军方面的代表耿飚取得联系，接洽投降事宜。然而仅仅过了一夜，日军突然变卦，声言其奉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只能向蒋介石的“合法”政府投降。程子华、耿飚速将这一变故电告正在延安的聂荣臻等军区领导。聂荣臻等立即电令程子华和耿飚相机夺取张家口，歼灭拒降的日伪军。于是，耿飚协助程子华马上组织部队向张家口运动，并对攻城战斗进行了部署。8月17日，第十二军分区第四十、第十团在第十三军分区等部队的配合下，完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20日拂晓，耿飚在军区指挥所下达总攻命令，攻城部队从东、南两面攻入城内，占领日本领事馆，突破日军的清水河铁桥防线。经过激烈战斗，至23日肃清市内残敌，占领了全城。这一仗，共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缴获步枪1万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山炮5门、弹药库和物资库70多座、骡马数以万计。

  用“掰蟹脚”的战术孤立石家庄

1947年1月的保南战役后，晋察冀军区机关迁到冀中的安国。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发来电报，针对晋察冀军区的作战情况作出指示，指示他们：“最近时期在保（定）、易（县）间的争夺战，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故打不出好仗”，今后应该学习和采取“大踏步进退，不拘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的方针。

耿飚反复领会电报的精神。解放战争以来，晋察冀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共歼灭8万余名国民党军，取得了自卫战争的初步胜利。但是，和其他战场上的兄弟部队相比，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还不够多，特别是还没有打出有较大影响的胜仗。对此，作为分工负责作战的军区副参谋长，耿飚深感自己没有做好工作。经过反复思考，他找了4条原因：兵力不足;被动作战;作战地域狭小;没有打出对国民党整军整师的歼灭战。现在军区已经作出“打出去、争取主动”的战略决策，接下来就要看能不能把这种战略决策演化为具体的作战方案和战役计划了。

为此，耿飚摊开军用地图，把自己“禁闭”了3天。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他把目标锁定在华北重镇石家庄上。他觉得，国民党军在石家庄的守军好比螃蟹，要进攻它就得掰去它的“蟹螯蟹爪”，先扫清其外围，切断它和太原、北平、天津之间的联系，把它变成一座孤城……耿飚一连想了3个作战方案，并在地图上做了标记。其中一案，被他称之为“掰蟹脚”。聂荣臻为此召开高级作战会议，耿飚在会上讲了他的作战方案。与会领导大多数赞成“掰蟹脚”方案，并对此作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