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娟

重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解放的最后一座特大城市。1949年11月30日，由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统一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十一军、十二军和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协同奋战，使重庆这座古老的山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重庆的解放，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命令的伟大胜利，是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它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幻想的彻底破灭，同时为解放西南全境进而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落子西南

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位于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绿荫环抱，清幽静谧。从西柏坡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的毛泽东，刚用完早餐，正在凉亭中小憩。这时，秘书兴冲冲地走进来，带来了南京解放的捷报。

看完秘书带来的“解放南京”的号外，毛泽东回到屋内，走到墙上悬挂的巨幅地图前，他的目光从南京向华南、西南和西北延伸，眉头时而紧皱时而舒展。不久，周恩来也走进房间，两人简短讨论了我军渡江以后的形势。毛泽东说：“原定二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以防备美帝国主义于我军渡江之后可能进行的干涉，现在看来，美国直接干涉的可能性不大，二野下一步进军西南的行动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其实，早在1949年初春，中央军委就对先攻打台湾还是先解放西南有过讨论。当时，一部分将帅认为应乘势攻下台湾，因为这时我二野、三野、四野主力将进入华东、华南，百万大军士气高昂，可一鼓作气拿下台湾;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先解放西南，端掉蒋介石集团在大陆最后盘踞的老巢，回头再打台湾。

最终，毛泽东一锤定音：先解放大西南！6月2日，中央军委给二野发来电报：“二野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

将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交给二野，显示出毛泽东对这支英雄部队的青睐。经过渡江战役的洗礼和正规化整编，此时的二野下辖3个兵团、9个军，总兵力近50万人，可谓兵强马壮。而对由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组成的久经沙场的二野领导机构，毛泽东更是信赖有加。

6月17日，中央军委再次来电，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二野西进时机，拟以9月较为适宜。一则准备时机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能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7个军）9月可到郴州，11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争取重庆较为有利。”

看过电报后，刘伯承说：“军委这个指示，考虑得非常具体。就目前的敌情而言，应该有个先后缓急，孙子曰：围三阙一，穷寇勿追。如果我们在两个方向同时开打，势必将国民党政府逼到国外去流亡。因此，还是让它安安稳稳地迁到重庆，我们再将他们包围起来，搞它个瓮中捉鳖！”

“等敌人迁到重庆后再打，是个好主意。只是那个行政院院长阎老西（阎锡山），怕是吃不惯重庆的麻辣火锅呦！”邓小平调侃道。

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1949年7月中旬，二野在南京召开高干会议，研究制订进军西南的作战方案。

此时，二野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干部。为解决西南解放后的干部问题，二野在上海和江浙地区招收大量进步学生和青年，组建了西南服务团。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二野前委还任命了中共重庆市委和川东区党委的主要成员。此后，又从西南服务团、二野三兵团、中共中央华东局、四川干部队等单位抽调出2470人，作为接管重庆的骨干力量。除了作战部署和干部配备外，二野、中央社会部、华东局及在香港的党组织也陆续派出人员前往西南和重庆，与长期战斗在西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汇合，进行统战策反和情报工作。

毛泽东深谋远虑，他对于老对手蒋介石依托西南，东山再起的图谋看得十分清楚，绝不会给蒋介石这个机会。为此，他指示二野，对西南诸敌应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的方针。根据这一战略思想，8月19日，经刘伯承、邓小平签署，二野发表《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命令规定：二野主力（除第四兵团）的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动作，先进击宜賓、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而后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贺龙部队逐次解决全川问题。9月12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

9月下旬，按中央军委和二野指挥部的部署，二野三、五兵团佯装北上关中，做出从北面入川的姿态，实则悄然西进，到达湘鄂西的常德、邵阳地区秘密集结，并针对性地进行了山地河川战术演习。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部署，是一个“关起门打狗”的战略决策。但是，这个门关的时机很重要，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迟。10月14日晚，四野攻占广州，国民政府的残余势力急忙逃往重庆，战机成熟了。10月19日，毛泽东在一封关于西南地区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指出，西南的重心是四川，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一带。

10月23日，刘伯承、邓小平签署《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以五兵团和三兵团的第十军为左翼向贵州进击，直插贵阳，随后直驱毕节、遵义，切断川境诸敌退往贵州的通道，然后向川南兜击;以三兵团主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和四野第四十七军为右翼，向川东南进击，首先打开入川通道，吸引和割歼国民党军宋希濂部，解放重庆。

一场解放大西南的决战，即将爆发。

蒋介石判断失误

经过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消灭殆尽，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已摇摇欲坠。此时的蒋介石日益重视西南地区的价值，认为西南地区有可资据守的政治和地理条件：首先，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多变，秦岭、大巴山和武陵山等山脉像一道道天然屏障，隔断了川黔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不利于解放军进军;其次，西南地区地处边陲，与多国接壤，便于取得帝国主义势力提供的直接援助;第三，在云贵川康盘根错节的反动势力和各路军阀，对西南地区的反动统治已维持多年，较为稳固。在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后，西南地区对于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来说，变得愈发重要。因此，蒋介石提出要以云贵川康为后方基地，“建都”重庆，确保四川，割据西南，静待国际事变，以图东山再起。

“请诸位将军谈谈看，共军入川的主攻方向，将会选择何处？”蒋介石的奉化官腔一出口，议论纷纷的会议厅一下安静了。这是1949年8月29日，蒋介石正在重庆歌乐山林园3号别墅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窗外，酷暑尚未消退，蝉鸣声声，反衬着会议厅内静默得可怕。

数月来，因战局的连连失利，蒋介石席不暇暖，频繁往来于台湾、广州、重庆和昆明之间，意图稳定人心，部署防御对策。8月下旬，他携长子蒋经国及陶希圣、俞济时等人由广州飞到重庆，召集张群、胡宗南、钱大钧、邓锡侯、杨森、刘文辉、宋希濂、罗广文等西南地区高级将领召开会议，商讨西南防务问题。会议一开始，他先给部下们打气：“国际形势危机四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局势尚不能测，如果我军能坚守西南、西北和两广，以待国际时局变化，就一定能反败为胜。”

蒋介石的这番话没能得到多大的回应，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依靠国民党仅有的这点军力，是根本无法阻挡解放军百万大军的进军步伐的。而被蒋介石依仗为“拱卫西南”的两位主将胡宗南和宋希濂对此更是心知肚明，他们之前甚至已经私下商定了将国民党军西南主力调往滇缅边界，甚至退入缅甸的计划。当然，这个计划一提出来，就被蒋介石断然否决了，两人还挨了蒋介石的一顿训斥。

判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这个责任太大了，蒋介石突然开口发问，谁也不敢轻易表态。最终，还是需要蒋介石自己做出决断。

此时，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活动在鄂西北地区的湖北军区部队正频频叩击东面入川门户巴东;活动在陕南和鄂西地区的中原军区部队，也积极佯动，造成通过大巴山进击四川的声势，而贺龙所率第十八兵团则在秦岭牢牢吸引住了胡宗南集团的主力。此外，二野指挥机关在从南京乘火车沿津浦路北上，经陇海路西进时，一路接见群众，召开大会，高调宣示要由陕入川。这一切都诱使蒋介石做出了判断：解放军一定是由北面或东面入川。因此，他将防御重点摆在了川北秦岭、长江以北的大巴山及川东一线，以胡宗南部14个军近20万人布防秦岭、汉中、川北一带，以宋希濂集团6个军10万余人控制巴东、恩施、威丰一线。而在长江以南之川东南的酉阳、秀山、彭水等湘黔交界地区，由于山峦阻隔，江河纵横，不利于大兵团行动，蒋介石认为解放军不会由此入川，因此几乎没有配置什么兵力，只由当地的两个省保安团防守。

然而，这次蒋介石的判断又错了，他的这一部署，使得西南诸省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预想，落入了我军战略大包围的口袋中。

                   突破乌江防线

1949年11月1日，二野第三、第五兵团和四野第四十七军以及湖北军区部队，在北起巴东、南至天柱宽约500公里的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宋希濂集团发起全面进攻，拉开了西南战役的序幕。

根据作战计划，由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统一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十一军、第十二军和四野第四十七军成为向重庆突击的尖刀。十二军于7日解放秀山，11日攻占酉阳……十一军则配合四十七军，向驻防龙山、来凤的敌一一八军发起攻击。

身处台北的蒋介石获悉二野主力从川东南的空隙打了进来，西南重镇贵阳、重庆危在旦夕，震惊不已。11月14日，他急匆匆再次飞抵重庆，手忙脚乱地调整兵力部署，急令胡宗南集团放弃秦岭防线，率部南撤，并急调其第一军到重庆、江津一线布防;命令罗广文第十五兵团速抵綦江、南川一线布防;命令孙元良第十六兵团等部从万县西撤，加强川中防御……

在解放军凌厉的攻势面前，宋希濂集团一触即溃，狼狈后撤，一直退到乌江以西才能有效组织防御。这一带山峦连绵，地势险恶，又可以依托乌江天险为天然屏障，历来为易守难攻之地，被称为“川湘咽喉”。宋希濂在彭水到龚滩沿乌江100多公里的地域布置了数条防线，企图据险而守，阻挡解放军的步伐。

早在14年前的1935年，红军长征时便曾突破过乌江天险。而到了今天，已经在人员和装备上都占据优势的人民解放军更不可能被乌江所阻挡。十二军决定以乌江防线最南端的龚滩为突破口，从敌人的右侧迂回过去，插入其纵深，包围歼灭敌人。

龚滩位于乌江和阿蓬江交汇处，是入川重要隘口，其东侧的大寨门，绝壁千仞、怪石嶙峋，素有天险之称。奉命夺取龚滩的是十二军三十六师一八团。当一八团先头部队三营急行军抵达龚滩南岸之时，敌人已在对岸据险布防，用交叉火力严密封锁了渡口和路口。同時，渡口仅有的3只小船也全部被敌人拖到对岸，控制在碉楼附近的狭小河道里。乌江、阿蓬江水深流急，部队不能徒涉，也无攀援之处。

望着悬崖下阿蓬江翻滚咆哮的激流，一八团领导召开会议进行战术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只能出敌不意，夺取渡船，实施强渡，别无他法。

战术确定后，团领导决定从各连挑选几名勇士过河夺船。虽然明知夺船任务十分艰巨，但三营七连、八连战士仍争先报名，勇当尖刀。最后，金众、石世喜、洪有昌、程宜德、朱家豪等7位水性好的战士被推选了出来。

7名勇士刚下到江边，便被敌人发现，机枪立刻疯狂地扫射过来。在我军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洪有昌等4人首先下水，可没多久便不幸被敌火力击中，被急流漩涡吞没。看到战友牺牲，石世喜、金众、朱家豪3人毫无畏惧地跃入水中。刚至江心，金、朱两勇士又被激流卷走。千钧一发之时，石世喜穿过敌人火力网，同急流、漩涡奋力搏斗，成功泅到对岸，夺回一条船来。

中午12时许，一八团组织部队乘着那只渡船强渡阿蓬江，迅速突破敌人在大寨门的防御，很快攻占了龚滩。与此同时，各友邻部队也在多地同时突破乌江防线，直插敌后。宋希濂苦心经营的乌江防线土崩瓦解，他只得率部从彭水全线撤退，向武隆、南川方向逃跑。

大战白马山

渡过乌江后，解放军各部随即沿川湘公路西进，紧追溃逃的敌军，一场气势恢宏的追歼战在公路沿线展开了。战士们忘记了疲劳和饥饿，以每天50公里甚至70公里、75公里的速度追击着。上到指挥员下到普通战士，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情：“追歼敌人，解放重庆。”部队情绪之高昂，为历来进军所罕见。如果一支部队在路边休息一下，另一支部队马上就会插到前面去。大家常常开玩笑似的喊着：“同志们不要挤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面对解放军如此强大的攻势，蒋介石坐立不安。他连忙召开紧急会议，令罗广文部日夜兼程，前往南川以东白马山一带与溃退至此的宋希濂残部联合布防，企图依托当地有利地形，把解放军西进部队阻截在白马山以东地区，以确保重庆的安全。

在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中，白马山是其“确保大西南，还都重庆”的重要屏障。白马山位于武隆县城西南方向，幅员45平方公里，最高海拔1800余米，下临水流湍急的乌江，山势陡峭，森林密布。川湘公路呈“之”字形曲曲折折地横贯山中，是通向重庆的必经之路。一旦丢了白马山，重庆外围便无险可守。

宋希濂在白马山投入了最后的本钱，建立起5道防线。陈锡联也深知此战的重要性，他把此前分散的3个军的主力聚拢了起来，要以雷霆万钧之力，砸开重庆的这把“门锁”。

11月22日清晨，白马山大战的序幕由四十七军一四一师四二三团在白马山腹地的茶园率先拉开。十一、十二军主力则沿川湘公路迂回进击，突袭位于朝天望和风吹岭的敌军阵地。各部队均势如破竹，很快就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防线。战至23日，宋希濂见无力回天，率残部向南川溃逃。同时，刚刚赶到的罗广文部也不敢与解放军正面交锋，刚一交火即向綦江、桐梓方向撤退。

白马山战役从11月22日发起总攻到24日全部结束，共历时三天两夜。被蒋介石自诩为“固若金汤”的白马山防线，在我军猛烈攻击下全线崩溃。此役我军共歼敌3000余人，生俘1.2万人，缴获大量军火物资，从根本上摧毁了宋希濂集团防守重庆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我军也付出了牺牲400余人的代价。

兵临重庆城下

1949年11月下旬，我解放大军逼近重庆。

11月27日凌晨，毛泽东亲手起草了两封电报，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缓攻重庆，以吸引更多敌军聚而歼之，“打一个像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刘伯承、邓小平看完电报，陷入沉思。

此前，鉴于宋希濂部溃不成军，国民党已经不可能在重庆组织有效防御，同时为保护重庆的工业不受大破坏，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心修改原定12月初夺取重庆的计划。他们于11月26日向到达重庆外围的部队下达了“歼灭罗广文3个军于长江南岸，提前完成渡江包围或相机占领重庆”的指示。随即，二野三兵团主力及四野四十七军协同作战，以3路分进合击，在南川冷水场、涪陵龙潭场、巴县栋青场、天子店等地先后歼灭国民党残余部队3万余人，形成三面围攻重庆之势。

经过紧急商议并慎重分析多方面情况后，刘伯承、邓小平给毛泽东回电，认为应该坚持既定方针，尽快拿下重庆。

审时度势的毛泽东虚怀若谷，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而此时，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已经彻底慌了手脚，他急忙命令杨森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组织3个师的兵力，在位于重庆长江南岸的大兴场经黄桷桠至九龙坡一线，占领防御阵地，构筑工事，并把手上最后的一张王牌——胡宗南部第一军也调了过去。南泉是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南岸防守的战略要地，此地群山交错，地势险要，百里回环的山岭构成重庆江南的一道天然屏障。其东南面的建文峰是群峰之颠，它和打鼓坪山脉之间的峡谷虎啸口，是从南川直通重庆公路的咽喉，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11月26日，解放军第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三团一营奉命执行穿插任务，由南川直取南泉，于下午3时左右抵达虎啸口，与驻防此地的胡宗南一个师遭遇，打响了南泉战斗的第一枪。

一三团自从进军大西南以来一直担任前卫，这回碰上了胡宗南的王牌部队，双方在虎啸口、建文峰等处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交锋。建文峰是南泉制高点，对我军威胁极大。我军数次向峰顶进攻，均被敌猛烈火力阻拦。天黑后，地下党派人送来了当地地形图，并介绍了敌兵力部署。一三团指挥所据此迅速制定了由二营夜袭建文峰的作战计划。

夜半时分，担任主攻的二营四连从东南面的白炮石山沟悄然前行，至南侧断崖下无法前行时，天色已近拂晓。张李保立即组织部队搭人梯登崖，没想到还是惊动了敌人。爬在最前面的张李保扔出一顆手榴弹，奋力纵身跃上崖顶，向敌人扫射。其他战士也纷纷跃起，一举击溃敌人，占领了建文峰。天亮后，成营的敌人发起反扑，妄图夺回建文峰。四连坚守阵地，打退敌人一波波的攻势，牢牢地控制住了阵地。直到28日夜，一三团有序撤出战斗，转道于29日凌晨从江津顺江场渡江，汇入十二军大部队，从左翼迂回重庆市区。

南泉之战是重庆外围战斗中战况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它牵制了国民党军队主力，为三兵团和四十七军部署三面包围重庆争取了时间。

南泉战斗正酣时，十二军已突破綦江一线，从顺江场强渡长江，向重庆左侧迂回;十一军攻占海棠溪及长江南岸各个渡口，兵锋直抵江岸;四十七军从涪陵渡江，迂回到重庆右侧北，三路大军控制了西起江津、东到木洞近百公里的长江南岸地区，对重庆形成了三面包围。

黎明前的较量

天快亮了，不甘失败的国民党集团开始进行疯狂破坏。

10多天前，蒋介石从台北飞重庆时，带上了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他给毛人凤下了两道密令：一旦重庆不守，一、炸毁重庆各兵工厂和重要电力设备;二、密裁全部政治犯。为此，毛人凤几次召集特务头目开会布置任务。11月25日，蒋介石感到重庆已经保不住了，急令毛人凤执行计划。重庆地下党组织虽全力展开营救，但未能成功。11月27日，敌特对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中的革命志士进行了疯狂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11·27”惨案，近300名革命志士遇难。

更疯狂的是从11月28日开始实施的爆破计划，蒋介石批下600吨炸药，妄图把重庆彻底炸毁。

危急关头，重庆地下党发动重庆所有的民主进步力量，在各大厂矿组织工人群众，与企图炸毁城市的军警特务斗智斗勇。

11月29日下午，在重庆最大的兵工厂二一厂中，上千箱炸药已经被安置完毕，等待起爆时刻的到来。这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师傅骗过了特务，悄然进入了厂区。这位老师傅是二一厂步枪所木托部的领工吴坤山，他经受过多次二一厂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锻炼，胆大多谋。吴坤山疾步来到步槍所，发现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撤退，知道离起爆时间一定很近了。他决心留下拼死护厂，能多抽掉一个爆点的导火索保住一台机器，也算对得起这养活自己大半辈子的工厂，死而无憾了。

和吴坤山有一样想法的还有余兴发和徐龙华两位老工人。他们3人会合后，齐心协力地处置爆炸物。在此期间，有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前来巡查，也被3人巧妙地打发走了。最终，二一厂最重要的步枪所被保住了。到了第二天白天，他们和工友们一起，将这些未爆的炸药都扔进了嘉陵江。

像吴坤山一样，在危险面前毫不畏惧，挺身而出与敌人斗争的勇士，还有很多很多：在二九兵工厂，中共地下党员、厂工程师刘家彝在组织简国治、古传贤等16名工人清理炸药时，不幸因炸药爆炸而壮烈牺牲;在大溪沟电厂，工人护厂队智计百出，吓退了前来破坏工厂的特务，使工厂转危为安。当时重庆很多工厂的厂长和工程师都不忍心破坏工厂，因此也都站在工人和地下党这边，协助护厂。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除二一厂大板桥药库等部分工厂、设施被破坏外，重庆绝大部分的工厂和重要设施都被保护了下来。重庆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专门召开了保卫重庆庆功大会，向工厂的保护者们颁发了“护厂有功”奖状。一些在护厂斗争中表现突出的工人代表，还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接见。

                    山城从此换人间

1949年11月30日，对于重庆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这天凌晨，在重庆白市驿机场美龄号专机上度过了惊惶一夜后，蒋介石飞逃成都。专机刚起飞26分钟，解放军就攻占了机场。蒋介石命专机在重庆上空绕了一圈，3个月前，他还对重庆充满希望，如今一切皆成泡影。

同一天，奉令死守重庆的杨森见大势已去，下令胡宗南部第一军向璧山撤退，他也在同日逃离重庆。

眼见走投无路，国民党海军江防舰队的7艘军舰在江防舰队司令叶裕和的指挥下宣布起义，而各路解放军先头部队也开始向着重庆市区发起最后的突击。

然而，由于受反动派长期以来种种反动宣传的影响，加之耳闻目睹了一天前二一兵工厂的大爆炸，对局势发展还不是很清楚的广大重庆人民，惧怕市内会成为两军交战的战场，民心惶恐不安。

在这关键时刻，中共川东特委一面组织人员维持市内秩序，一面紧张地与各界人士会商，组建欢迎解放军代表团，迎接解放军早日入城。代表团主要成员有重庆市参议长范众渠、重庆市商会会长蔡鹤年与老会长温少鹤、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周荟柏和重庆国民自卫队师长任百鹏等，他们在川东特委负责人卢光特的带领下，于11月30日下午2时，乘坐民生公司的小火轮民运号从长江北岸的望龙门码头起锚，一路拉着汽笛来到了海棠溪江边，与解放军代表会面，商议迎接解放军进城事宜。

商谈取得圆满成功后，代表团返回市区，向满怀期待的民众报告情况，安定人心。重庆获得解放的消息也随之传遍大街小巷。

30日下午6点左右，解放军开始分路从长江南岸的弹子石、海棠溪、铜元局等渡口乘船过江。晚上7点，四十七军四二三团一营插向“抗战胜利纪功碑”（现人民解放纪念碑）所在的市中心，二营插向小什字街;十一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经巴县于下午3点过马王坪，抢占李家沱渡口，占领大坪，并接受了佛图关国民党国防部警卫第二团的缴械投降;十一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主力从铜元局渡口分批渡过长江。各路部队胜利会师重庆。

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重庆市区时，重庆市民万人空巷，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部队军纪严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市民们结成了大大小小的队伍，敲锣打鼓，庆祝古城的新生。历史记载下了这一刻，重庆——这座拥有近110万人口的山城，在1949年11月30日，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古老的重庆从此换了人间。（题图为解放军第三兵团某部进入重庆）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