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元生

编者按：耿飚（1909-2002），湖南省醴陵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曾任红军团长和师、军参谋长，八路军副旅长兼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兼），国防部部长（兼）等职。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率部参加解放张家口之战及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解放宁夏等战役。他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征善战，智勇双全，战功卓著;在和平时期恪尽职守，呕心沥血，为新中国的外交、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2019年8月26日是耿飚110周年诞辰，本刊特开设专栏，以示纪念。

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向国外派出了20位将军大使。这一批“将军大使”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赢得了所驻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耿飚将军便是其中突出一员。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将军大使们如今大多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独有的魅力与风采却不会消失，那一段将军当大使的时代传奇将永久地流传下去。

中央突然来了调令：去外交部

1950年元旦后的一天上午，通讯员急匆匆地敲开了耿飚的办公室：“报告，耿副司令员！李政委和杨司令员让您马上过去一下。”

“好的。”耿飚正在埋头批阅一份报告，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此时，担任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正忙着新年的工作部署。整个司令部热火朝天，大家都想在新的一年大干一场，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为保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而加班加点地工作。

一见面，政委李志民就兴奋地对耿飚说：“老耿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央来了命令，要调你到北京去做外交工作！”

“什么？调我去干外交？”耿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反问了一句。因为，自参加红军之日起，20多年来，自己一直是扛枪作战，现在已经打下了革命江山，还是要继续紧握枪杆子，保卫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央会突然来调令。

杨得志从耿飚的表情上，看出了他的心事，便亲切地劝道：

“老耿，你以后还可以经常回兵团走娘家嘛！”

作为老战友，杨得志了解此刻耿飚的心情，他舍不得离开长期一起工作的战友，离不开长期一起浴血战斗、生死与共的十九兵团的广大指战员。

接着，杨得志又说：“枪杆子当然重要，但是搞外交也同样重要啊！中央挑你，算是挑对了！扳着指头数，我们这里也只有你最适合搞外交。”

杨得志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耿飚还能说什么呢？其实，就是他们不劝说，耿飚也会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对于中央的命令，我当然无条件服从;另外，我也明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我只是对部队、对战友以及对驻地人民群众，有一种浓郁的依恋之情，因而舍不得离开他们。”晚年在回忆起当初的想法时，耿飚这样说。

春节一过，耿飚便来到了北京，带着妻子赵兰香和两岁的小女儿，一家人临时住进了北京隆福寺附近的华北军区招待所。

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很快，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告诉耿飚，周恩来总理要过来看望他。

“总理这么忙，还专门过来看望我们？”耿飚心里异常兴奋。虽然与周恩来多年未见面了，但周恩来严谨、认真、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令耿飚印象非常深刻。

早在1944年9月，耿飚奉命将一个美军观察组从延安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临行前，周恩来向耿飚详细交代了有关情况，就连如何行军都作了周到的安排和布置，谆谆嘱咐犹仍在耳。

“总理，您好！”一见周恩来，耿飚便轻声地叫了一声。

“哦，耿飚同志你来了！”周恩来亲切地问候道。

“这次把你从部队调来，是由于外交工作的需要。”周恩来详细地向耿飚讲述起新中国成立数个月以来外交战线的形势，然后对耿飚说：“把你调来，是准备任命你为驻联合国军事代表。”

“驻联合国的军事代表？”面对这样的意外任命，耿飚感到惊讶。

“怎么？有点出乎意料？”周恩来听出了耿飚的惊讶之意，便问道，“你知道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吗？”

“不了解！”耿飚回答道，“但我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还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听说，董必武同志曾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名。”

“是啊！”周恩来对耿飚的回答感到满意，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因此，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出席联大（即联合国大会的简称）的准备。”周恩来认真地说。

接着，他又问耿飚：“你对这次工作调动，有什么意见？”

耿飚连忙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一窍不通。”

“可以边干边学嘛！”周恩来笑了笑，“再说，抗战时你不是曾经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吗？在北平军调部不是还和美蒋代表在会议桌上打过交道吗？实际上你已经接触过外事工作。这次派你到联合国去，也是考虑到了你的这些经历。”

耿飚心里非常感动。想不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竟对自己许多年以前的这些细节还记得这么清楚。

但耿飚心里还是不踏实：“可是，我对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开会程序等都不了解，尤其是对我国的外交政策还不清楚，那怎么行！”

“这些，都是慢慢学会的！”周恩来宽慰地说。

接着，周恩来向耿飚谈到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毛泽东主席对外交工作的指示精神，令耿飚茅塞顿开。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耿飚参加了出席联大代表团的筹备工作。在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的直接领导下，耿飚忘我地投入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之中。

很快，周恩来再次召见耿飚，直截了当地说：“经过谈判，我国和瑞典已建立外交关系。中央决定任命你为驻瑞典王国大使。”

接着，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啊！”

按照中央的命令，耿飚离开了驻联合国代表团筹建处，回到外交部，参加首批驻外大使的培训学习。

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指导

就这样，耿飚和参加培训的其他人员一起，带着家属搬进了位于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

住进饭店，耿飚觉得很不自在。客房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刚从军营出来的他感到很不习惯。晚上睡在床上，整个身体好像陷在“坑”里似的，翻个身都要费很大的力，弄得整个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但是，他必须适应这样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

有一天，耿飚、赵兰香夫妇与大家一起，在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阎宝航和胡济邦老师的带领下，到北京饭店进行彩排。彩排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吃西餐。正在彩排中，周恩来走了过来，告诉大家说：“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听说你们在这里观礼，很高兴，要接见你们。”

听到这个消息，耿飚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和毛泽东已有五六年未见面了，想不到毛泽东就在自己的身边……

“喔，老乡来了！”毛泽东紧紧握着耿飚的手，满面春风。

耿飚是湖南醴陵人，他的家乡与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相隔不远。1939年，耿飚的父亲到延安时，专门带着耿飚一起去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耿飚父亲的手，亲切地说：“我们都是湖南老乡，欢迎你到延安来！”接着，耿飚的父亲又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家乡的情况。所以，后来毛泽东就称耿飚为“老乡”。

“主席，您好！”耿飚握着毛泽东的手，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毛泽东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长征时，我在你那儿吃过西瓜，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还有那顿饭吃得很好;在延安还吃过你送来的老虎肉……”

毛泽东所说的“吃过西瓜”，是指在1935年秋冬之交，红军长征到达甘肃东部时，一天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张闻天、王若飞等同志到通渭县城的红军第一大队队部。当时，耿飚任大队参谋长，杨得志任大队长。饭后，耿飚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西瓜，毛泽东见到西瓜，很高兴，便把辣子、米醋、醬油一齐抹在切开的西瓜上，一边抹一边说：“这叫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吃起来香得很哩！”大家围在一起，高兴地拿起来就吃。

吃“老虎肉”是指抗战初期生活艰苦，八路军三八五旅在大山里开荒屯田。当时野兽出没，糟蹋庄稼，而且虎豹等猛兽还经常咬伤人，妨碍部队开荒种地。于是，部队开展打猎活动。一个月下来，打到了老虎、豹子等许多野兽。有一天，时任八路军三八五旅长兼副政委的耿飚派人把猎到的一只老虎送到延安，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补补身体，这让毛泽东很感动。如今，毛泽东一见耿飚便谈起这两件事，令耿飚心里暖暖的。

“听说你们不久要出国赴任了，总理要我和你们谈一谈。”待耿飚等人坐下后，毛泽东与大家交谈起来：“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队里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开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行各业都需要干部。我国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需要大批外交干部。我们新中国的外交是‘另起炉灶，需要新的外交干部。解放军历来是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挑选一批干部。”

这时，有人提出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

对此，毛泽东说：“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么，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能够不辱使命，而且功勋卓著。”他还幽默地说：“我刚才说‘将军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喔，想起一件事，”毛泽东认真地说，“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恩来，你看怎么样？”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

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向耿飚等谈到了要如何通过公开的途径，如阅读报纸、参观访问、和别人交谈等来进行调研，以便增进对驻在国的了解，学习别人的长处，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毛泽东抽了一口香烟，继续说道：“总之，要重视调研，重视学习。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学是为了用，要把学到的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

说到这里，毛泽东看着耿飚，认真地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中瑞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之间、我国和北欧国家之间的友谊得到加强和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世界和平……”

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令耿飚终生难忘。

学习班结束后，外交部正式宣布了去各国的大使、参赞和秘书的名单。由于当时中国与丹麦的建交谈判已取得成功，两国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因此，耿飚被宣布为驻瑞典王国大使后，兼任驻丹麦王国大使。第二年初，耿飚在瑞典又接到国内任命，再兼任驻芬兰共和国大使。

经过紧张的准备，耿飚踏上了前往异国的征程。

在驻瑞典大使任上推动中瑞关系发展

1950年9月19日，这一天对耿飚来说特别难忘。

作为将军大使，他将第一次向外国元首呈递国书。

这天，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尔夫派了一辆六乘王辇（这是瑞典王室专用的车辆，由六匹马拉的高贵华丽的轿车）来接耿飚去王宫。“这次王储特派六乘王辇来接，表明对贵国和大使阁下本人的重视和尊敬。”陪同耿飚的瑞典外交部官员这样告诉他。

耿飚跟着翻译来到了王宫。只见宫门前肃立着两排警卫，甬道两边也排列着卫队，给呈递国书仪式增添了隆重的气氛。

刚迈向楼梯的最上一级，耿飚便听见在过厅中迎候的礼宾官用英语喊了一句。翻译立即告诉他对方喊的是“中国大使耿飚将军到”。跨进房门，只见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坐在房间中央，王储站在他的侧后。耿飚之前从资料中了解到，老国王生于1858年，现已93岁高龄，曾在军队服役，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耿飚怀着尊敬的心情，上前几步，双手恭敬地将国书递上。王储代国王接过国书，没等耿飚致辞，国王便客气地请他坐下交谈。

耿飚心想，呈递国书是很庄重的事，怎能坐下来交谈？可是，老国王这么说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今天能够见古斯塔夫五世陛下，感到非常荣幸。我将为增进中瑞两国间和两国人民间友好合作关系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国王点点头，说了一句“谢谢”。交谈几分钟后，耿飚见国王年事已高，就告辞退出。

第一次呈递国书，用坐下交谈代替宾主双方相互站着致辞，不仅别开生面，而且也在庄严、隆重中增添一种亲切的气氛，从而体现了中瑞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在向瑞典国王呈递国书后，耿飚和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便将精力集中到国庆招待会的准备工作上。由于这是我国驻外大使在西方国家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耿飚对此非常重视，对每一个细节都一丝不苟。

招待会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国庆那天，500多名贵宾前来参加。气氛热烈而友好，宾主频频举杯，为中瑞友谊、为新中国和瑞典共同发展而干杯。

在招待会上，有几位瑞典议员和政府官员在与耿飚的交谈中称赞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您是从伟大的国家来的伟大的大使。”

“我本人谈不上伟大。比起国家和人民，我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很想成为一座连接和沟通中瑞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桥梁。”耿飚真诚地回答道。

通过这次招待会，耿飚和使馆的外交官扩大了接触面，结交了不少西方各界的朋友，为中瑞两国间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50年9月，美国派兵入侵朝鲜，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虽然身在北欧，耿飚却十分关心抗美援朝的情况，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和美国的态度。

一天，瑞典外交大臣安顿邀请耿飚去他的办公室。

刚一坐定，安顿便郑重地对耿飚说：“我以一个中立国家外交部长的身份，代表我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但是，耿飚很快发现，安顿的谈话亲美倾向明显，他甚至还劝中国向美国妥协，停止抗美援朝。

耿飚严肃地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的军用飞机就不断侵入我国领空，仅自8月27日至10月23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美机就已侵入我国东北地区上空达12次之多。美国在出兵朝鲜的同时，还派遣其隶属于太平洋舰队的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巡弋，并对台湾实行了军事控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这样做，显然是对中国的蓄意侵略。不难看出，美国发动侵略战争，其矛头不仅针对朝鲜，也是对着中国的。所以，我们认为，美国侵略朝鲜，是和它威胁与侵略中国有联系的。”

听完耿飚这番话，安顿再不做声了。

没过多久，安顿又邀耿飚交谈。耿飚再次向安顿严肃指出：“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一方面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援助被侵略的友好国家;另一方面，是保卫祖国的安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

听了耿飚的介绍，安顿对中国的抗美援朝有了进一步了解，他的认识也逐渐改变了。

  成为密切中巴友谊的纽带之一

1956年初，耿飚接到外交部通知，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此时，他出任驻瑞典大使已有6年。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亲切接见了耿飚。耿飚向周恩来汇报了在瑞典6年来的工作情况，同时听取了周恩来关于调任他为驻巴大使的指示。

1951年，我国与巴基斯坦建立外交关系，韩念龙为首任驻巴大使。1956年，巴基斯坦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总统为国家元首。巴基斯坦是我国的近邻，历史上就有着友好关系，这次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正是增进中巴交往，加强两国友谊的大好时机。周恩来要求耿飚到任后抓住时机，努力为进一步建立中巴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做出新的成绩。周恩来强调，只要我们按照去年万隆会议的精神以及会上通过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中巴友谊一定能夠得到发展。至于认识上的分歧，可以求同存异;如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通过和平协商，互谅互让地妥善解决。

耿飚把周恩来的指示牢牢记在心里。他一头埋进外交部资料室，阅读有关巴基斯坦的资料，做赴任前的准备。

就在这时，副总理贺龙突然打电话到外交部找耿飚。

原来，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派贺龙前往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和该国第一任总统就职的庆典。贺龙希望耿飚陪他一同前往。

耿飚很了解贺龙的性格。早在在延安时期，他就和贺龙有过交往，对贺龙那风趣的语言、热情的态度和乐观的精神仍记忆犹新。现在，电话里他的声音仍是那样洪亮、爽朗。

“耿飚呀，听总理说你正在抓紧时间做赴任前的准备工作。能不能缩短时间提前上任，和我一道前往巴基斯坦？”

“我正想提前赴任呢！”耿飚爽快地回答道。

“不过，贺老总，”耿飚思索了片刻继续说，“我可不能同您一道去。”

“那是为什么？”贺龙追问道。

“我还是要提前赴任。”耿飚解释道，“我的意思是，要比您先去。”

“为什么？”

耿飚回答道：“一来，我先行赴任，递交国书后，就可以大使的身份同您参加巴方庆典和各项外交活动;再则，现在韩念龙同志已经离任，所以我到任后要立即和巴方联系，商定您在巴方的活动日程，做好接待的准备工作。”

“哦，有道理。”贺龙同意了耿飚的意见。

3月中旬，耿飚抵达巴基斯坦，立即忙于呈递国书的准备工作。但巴方考虑筹备国庆和就任新总统事宜，建议将呈递国书仪式推迟到国庆大典以后。耿飚表示同意，但要求巴外交部把中国政府将派特使参加巴国庆和第一任总统就职仪式之事转禀米尔扎总督。

几天之后，巴外交部通知耿飚，米尔扎总督要亲自接见他，并说：“这是总督第一次接见尚未呈递国书的外国大使，是破例接待，说明总督对中国政府和贵大使的重视。”

耿飚在巴外交部的安排下，很快拜访了米尔扎总督。

耿飚对总督的就任表示祝贺，并告诉他：“贺龙副总理将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贵国国庆和阁下就任首任总统典礼。”米尔扎总督感到非常高兴，他当即表示，在举行庆典后，他将亲自陪同贺龙参加一个有趣的活动——打猎。

3月27日，贺龙一行抵达巴基斯坦。耿飚陪同他参加了米尔扎总统就职典礼、卡拉奇10万群众庆祝大会和其他外交活动。

第三天上午9时，米尔扎总统亲自陪同贺龙乘飞机到卡拉奇西北基达地区的猎场打猎，耿飚陪同前往。

事后，米尔扎总统单独邀请耿飚到海得拉巴地区打了一次猎。同年12月，贺龙再次出访巴基斯坦时，又应邀与米尔扎总统一同到海得拉巴打猎。打猎，成为将军大使耿飚密切与米尔扎总统友谊、增进中巴友谊的纽带之一。

担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到半年，因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耿飚匆匆回国。

  毛泽东指示他应该“打开西面的大门”

一天早晨，毛泽东派人打电话找到耿飚，要他马上过去。耿飚立即驱车来到中南海内游泳池旁。

此时，毛泽东刚从游泳池里上来，他披着一件游泳袍，亲切地招呼耿飚过去，与他一同共进早餐。

毛泽东的早餐很简单，就是一碗面条，两碟小菜。毛泽东一面给耿飚夹菜，一面询问他有关北欧和巴基斯坦的情况。耿飚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耿飚：“你在国外，知不知道国内的情况？”

“知道一些。”耿飚说，“每月外交部给使馆发来通报，但内容可能不全面。”

“知道就好！”毛泽东点了点头，“那你说说看，近来国内经济建设方面有些什么重要事情。”

耿飚谈到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有了较大发展等。“不仅要看到顺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困难的一面。”毛泽东听完耿飚的汇报后说。

耿飚又讲了美国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给我国制造困难等情况。

“对了！”毛泽东放下筷子，神情庄重地说：“今天我找你来，就是谈这个问题。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主要靠自力更生，但是也要争取外援，也要和别国有经济贸易往来。因此，我们要想办法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在这方面，你这个驻巴基斯坦大使要起作用啊！”

“我能起什么作用？”听了主席的话，耿飚心里顿起疑问，只是没有说出口。

毛泽东好像从耿飚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个疑问，便解释道：“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一方面，它连接西亚和东南亚。因此，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我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而中巴友好则有助于打破这个反华军事包围圈……”

耿飚一下子明白了毛泽东说的这个问题。由于巴基斯坦的西部地区与西亚相连，而其东部地区（当时称东巴，即现在的孟加拉国）靠近东南亚，所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在拼凑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时，便选中了巴基斯坦这个联结中东和东南亚的南亚国家，作为构成其军事锁链的重要一环。

“另一方面，”毛泽东继续说，“巴基斯坦处在我国和西亚、欧洲、非洲之间，因此，它是我国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这扇门，无疑有助于挫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现在，我们对外单靠南门还不行，应该打开西面的大门。”

耿飚明白，毛泽东所说的南门指的是香港，西门便是巴基斯坦。现在，是应该打开巴基斯坦这个西门的时候了。

“你看能不能把这扇西门推开？”毛泽东问道。

“主席的指示是重要的战略决策，我们一定努力贯彻，相信能够推开这扇西门。”耿飚认真地回答。

“那好！”毛泽东补充道，“不过，我刚才所说的只是原则，或者像你所说的战略，至于具体怎么做法，那就要你们去研究。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必须不断加强中巴两国人民之间和两国政府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我领会主席的意思，要使中巴两国长期友好下去。”耿飚回答说。

“对！”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中巴长期友好，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毛泽东这次谈话，为耿飚以后在巴基斯坦開展外交活动指明了方向。

1956年12月20日至30日，周恩来和贺龙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对巴基斯坦进行了访问。这不仅是对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10月份访华的回访，而且也是一次贯彻和平外交路线及睦邻政策，与这个西部近邻增进交往，加强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重要外交活动。

为迎接周恩来和贺龙，耿飚周密计划，积极协调，于12月19日专程飞抵缅甸首都，向在那里访问的周恩来一行汇报巴基斯坦的情况和代表团访巴日程，第二天又飞回巴基斯坦布置迎接代表团的准备工作。

12月24日，周恩来和苏拉瓦底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巴基斯坦总统府签署联合声明，米尔扎总统参加了签字仪式。这标志着双方的会见和政治会谈取得圆满成功。同时，双方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还就两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进行商谈，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

为了实现毛泽东关于“打开西门”的指示，耿飚考虑应该推动两国的民航和交通部门建立中巴航线，开通两国间的公路交通。为此，耿飚多次拜访了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米尔扎总统十分赞赏这一提议，他说，建立航线、开通公路，有利于两国人员的交往和货物的运输，必将促使巴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巴方领导人的支持和协助下，在使馆全体人员的积极联系下，中巴两国的交通和航空部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促成中巴通航，并为中巴国际公路的建设着手做准备工作。

经过协商，中巴双方决定修建一条通过红其拉甫山口的国际公路。经过12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气候恶劣、风沙甚大的世界屋脊上架起了这座连接中巴两国的友谊之桥。

耿飚为这条公路的修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虽然在他离任很多年后这条公路才建成通车，但人们没有忘记他的贡献。在公路建成通车之际，巴基斯坦政府专门邀请耿飚出席通车仪式，并参加剪彩，还为耿飚颁发了勋章。

1958年10月间，耿飚给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发了一份电报：从1950年初奉命搞外交来，先到北欧三国，后到巴基斯坦。搞外交工作也近9年了，希望调动一下工作。

之所以要发这样的电报，是因为耿飚考虑到担任两年多驻巴基斯坦大使后，中巴关系在友好和平合作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心里异常欣慰;同时，也产生了换换环境的想法，想在国内干点别的工作。

没想到，陈毅接到耿飚的电报后，大发脾气，并回电说：“耿飚你辞退的做法不对。我刚上任你就不干了？我不同意你的要求。”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也给耿飚发来了电报，指出：“9年来，你在外交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对外交事务已比较熟悉，看来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是合适的;我国的外交今后要有更大开展，现在正需要密切注意世界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你留下来，安心在外交战线上工作。”

遵照周恩来和陈毅的指示，耿飚服从组织安排，继续在驻巴大使任上工作，直到次年10月才奉调回国，在巴基斯坦呆了整整3年半。

1960年1月初，耿飚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在驻缅甸大使任上告别“将军大使”的生涯

1963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周恩来让秘书给耿飚打电话，要他速去见面。耿飚迅速赶到中南海西花厅。

“耿飚同志，你回外交部工作有几年了？”一见耿飚进来，周恩来马上招呼耿飚坐下，亲切地询问道。

“有3年多了。”耿飚回答说。

“喔，还不满4年。可是，现在又要你去当大使了！”周恩来注视着耿飚，告诉他：为了加强我国和缅甸的友好关系，支持缅甸国内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即缅甸政府和缅甸共产党之间的谈判），以及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毛泽东指示派一名外交部副外长去接任驻缅大使。

周恩来继续解释说：“你可能会想，在这么多副外长中为什么要派你去？除了因为你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政治上要强，最好懂军事这个条件外，还因为你熟悉缅甸的情况……”

正如周恩来所言，在外交部几个副外长中，耿飚分工主管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业务，特别是曾参加过中缅边界条约和友好条约的签订工作，还办过一些中缅合作的事情，如两国合作剿除边境地区土匪的协议，就是耿飚按照周恩来和陈毅的指示，与缅方协商确定的。

沉默片刻，周恩来又说：“那次访问缅甸，外交部的工作做得很好，你也因此交了许多缅甸朋友。这对你去当大使后开展工作是很有利的。”

耿飚当然不会忘记，两年前陪同周恩来的访缅之行。

1961年初，周恩来和陈毅、罗瑞卿率领一个400多人的代表團访问缅甸，中国领导人与缅甸总理吴努及缅方其他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参加了缅甸独立13周年独立日的各项庆祝活动。在吴努总理的陪同下，周恩来一行访问了缅甸著名的佛教圣地曼德勒，参加了《中缅经济技术协定》签订仪式。周恩来先期回国后，陈毅、罗瑞卿则在奈温将军的陪同下，继续到毛淡棉、山道威等地参加访问。

作为外交部组织的边界代表团成员，耿飚除参加内部协调工作外，主要负责与缅方联系，因此交了不少缅甸朋友。

虽然对耿飚出任驻缅大使很放心，但周恩来还是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这次阵前换帅，你的担子不轻！”并指出：“要继续贯彻我国的睦邻政策，积极支持其和平建设，但不干涉其内政，要努力增进和缅甸领导人联系，加强中缅两国的经贸合作及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临行前，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还分别对耿飚做了指示。

很快，带着领袖的嘱咐，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耿飚来到了位于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风光明媚的国际名城——仰光。

耿飚向奈温主席递交国书后，又向他面交了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信。奈温主席对耿飚说：刘主席信中提到的两点，一定都会做到。他还表示，他自己也是一名军人，军人之间容易沟通，以后如果有事，可以随时找他。

然而，耿飚没能料到的是，一场震撼神州大地的大风暴即刻来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耿飚从驻缅甸使馆回到了北京，被卷入挨斗受批的漩涡之中，从此，告别了“将军大使”的生涯……（题图为1950年10月1日，驻瑞典大使耿飚在国庆招待会上。）（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