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杰 赵宣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

因资料缺少的缘故，关于唐代比丘尼的研究非常薄弱。最早有李玉珍的《唐代的比丘尼》(中国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一书，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比丘尼尤其是宫尼作了一定的研究，揭开了唐代女性与宗教的关系。之后，随着唐代墓志和造像题记资料的广泛使用，又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有杨梅的《唐代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吴艳的《两晋南北朝与唐代比丘尼僧团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江岚的《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尼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石小英的《8至10世纪敦煌尼僧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周玉茹的《唐代的内道场比丘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10月9日第 A05版)等，另外还有拙作《唐代比丘尼的种类、受戒习业以及弘法活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研究内容涉及出家比丘尼与本家的关系、比丘尼的宗教组织和宗教生活及寺院经济等方面，其中内道场和中晚唐的敦煌地区比丘尼研究较为突出。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唐代比丘尼的情况，但显而易见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因为受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影响，比丘尼在古代社会的形象并不被看好，虽然唐代社会包容开放，妇女地位相对较高，但与僧人相比，比丘尼仍然处于弱势的地位，在受戒习业、讲经布道中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1]。但是比较特殊的是，唐代两京地区的比丘尼的社会地位和宗教地位似乎较高。在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收录有五六方大德尼的墓志，她们不但担任寺庙住持，而且在大历年间以后还做过政府敕立的临坛大德。她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出家于世家大族的官宦之家，其中仅韦氏大德尼墓志便有三方。那么，除了唐代包容开放、妇女地位相对较高、李唐帝王因个人的原因在某些时期特别扶持佛教的缘由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些比丘尼社会发展？笔者拟从韦氏大德尼三方墓志入手，对家族背景与唐代比丘尼宗教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第一方是德宗时期《东都安国寺上座韦和上墓志》，其志载道：

上座俗姓韦氏，法讳圆净，京兆南人也。祁房之祖曰南邳公……曾祖知人，皇朝司库员郎……列祖绲，皇朝散大夫丹州别驾……父安时，皇亳州永城县丞……上座即永城第二女也。积善之门，诞斯名德，神标冰雪，量含江海，幼怀奇志，长而弥坚。年十四，辞家入道，依止本寺李上座为受业和上。和上即己王之女，玄宗诸姑。族贵行高，参学匪易。而韦氏特蒙奇之即根机之利，事可知也。半戒具戒，受必依年，虔心秉持之仪，苦节毗尼之藏。洎乎中岁，学精业就，思得鱼而亡筌，乃囗流百舍筏。逾有相之小乘，乐无生之妙理。囗于言下，见识种于心田；行出缁流，植善根于意叶。时议所推，寻为本寺大德。建中二年九月廿八日补本寺上座。允门人之望，惬寺众之情。衣冠士庶，无不仰其德也。至兴元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弃南阎之秽境，归西方之净域，神舍此而生彼，寿奄然而有终。享年六十，敛柩于律院之东堂，为后人会临之所。长老童蒙无不流涕，以兴元二年正月十日安神于龙门天竺寺西南原礼也。弟子契虚，上座姊之子也。幼稚而孤，赖其训育……弟子明粲，上座之从妹也。[2]1837

圆净兴元元年(784)正月卒，享年六十岁，则其生于725年，时为开元十四年，其十四岁出家时是开元二十七年(739)，至建中二年(781)为安国寺上座，时为五十六岁。按照佛教的规定，要想成为正式的比丘尼，必须经过两次受戒。其一是刚出家时受沙弥戒成为沙弥众，称沙弥；其二是受比丘戒成为比丘众，这才正式取得僧伽的资格。如果是幼年出家，在沙弥戒和具足戒之间这就是志文中所说的“半戒”和“具戒”。半戒一般在十八岁时举行，受具足戒的时间只论成年，不论出家早晚，二十到七十岁之间都可。从唐代可考的墓志资料来看，年少出家者，一般十八岁受半戒，二十岁就可受具足戒了。如《法云寺尼辩惠禅师神道铭》载，天宝年间的法云寺尼辩惠九岁出家，“十八受半戒，廿受具戒”[3]657-658。当然也有不受半戒，成年后直接受具足戒的，比如《真化寺多宝塔院寺主临坛大德尼如愿律师墓志》载，代宗时真化寺多宝塔院寺主临坛大德尼如愿律师“十一诏度，二十具圆弥沙塞律”[2]1787是也。

根据志文“半戒具戒，受必依年”的记载，圆净在成为沙弥尼之后，在十八岁那年受过半戒，然后在二十岁的时候受了具足戒，正式拥有比丘尼的资格。之后，她在僧团组织中发展比较快，“洎乎中岁，学精业就……时议所推，寻为本寺大德”。这时她大约三十岁左右，这是相当年轻的。

第二方是代宗德宗时期龙花寺韦和尚的墓志，其志《龙花寺韦和尚墓志》载道：

大德姓韦氏，法号契义，京兆杜陵人也。元和戊戌岁四月庚辰，恬然化灭，报年六十六，僧夏四十五。……遗令不坟不塔，积土为坛，植尊胜幢其前，亦浮图教也。曾王父讳安石……烈考讳衮，皇司郎中、眉州刺史……始先妣范阳卢夫人以贤德宜家，蕃其子姓，故同气八人，而行居其次，在女列则长焉。知始孩蕴静端介洁之性，及成人鄙铅华靡丽之饰，密置心于清净教，亲戚制夺，其持愈坚。年十九，得请而剃落焉。大历六年，制隶龙花寺，受具戒于照空和尚。居然法身，本于天性，严护律度，释氏高之。国家崇其善教，乐于度人，敕东西街置大德十员，登内外坛场，俾后学依归，传诸佛心要。既膺是选，其道益光，门人宗师信士，向仰如水走下，匪我求蒙。持一心之修缮佛宇，来四辈之施舍金币，高阁山耸，长廊鸟跂。象设既固，律仪甚严，率徒宣经，与众均福。故闻者敬而观者信，如来之教，知所慕焉。……弟子比丘尼如壹等，服勤有年，号奉遗教。杖而会葬者数百千人，极释氏之哀荣。[2]2032

从志文的描述看，契义在大历六年(771)出家即受具足戒，很快便成为朝廷“敕东西街置大德十员”中的一员。然而契义卒于元和十三年(818)，享年六十六，推其生当于开宝十二年(753)，大历六年是771年，时年正好十九岁，却不符合佛教年满二十方可受具戒的规定。又，志文云其僧夏四十五，如果以771年计，她的僧夏却是四十七，所以契义受具足戒的年龄当为二十一岁。也就是说，契义出家两年之后方受的具足式，正式成为一名比丘尼。那么，她荣膺朝廷东西街大德十员，“登内外坛场，俾后学依归，传诸佛心要”一事最早不过773年[注]斯坦利·威斯坦因在《唐代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中认为，此事大约发生在765年，同时任命的还有十位比丘。斯坦利·威斯坦因的说法来自于《佛祖统记》卷四一和《大宋僧史略》卷三，但是《大宋僧史略》卷三在别处又将此诏书系于771年。而契义在大历六年(771)方制隶于龙华寺，两年以后受具足戒，所以765年的说法肯定不对。。显然，契义在僧伽队伍中的升迁是相当的快，快得超过了想象，给人的感觉，临坛大德尼的身份好像是为她量身定做一般。

第三方是宣宗时期唐安寺外临坛大德比丘尼广惠的塔铭，其铭载道：

广惠卒于大中十三年(859)，报龄五十七，僧腊三十八，则其出生于贞元十九年(803)，出家时是十九岁，任外临坛大德时五十四岁。相比于圆净和契义，尤其是契义，广惠在寺院中的升迁比较符合一般性的规律。

仔细研读上述三方墓志，可以发现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为什么圆净和契义年纪轻轻就可以担纲寺庙住持？为什么同是出身于京兆韦氏，与圆净和契义相比，广惠在僧伽队伍中的发展相对较慢？在这三位韦氏大德尼的宗教生涯中，韦氏家族的背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

京兆韦氏是中古时代崛起的关内大族，为关陇集团中非常重要的士族之一，进入唐代以后，对李唐皇室的政治发生了重大影响。据统计，韦氏在唐代共出了二十位宰相，其中韦安石、韦巨源(相武后、中宗、睿宗)三次入相，韦嗣立(相武后、中宗)、韦执谊(相顺宗、宪宗)、韦昭度(相僖宗、昭宗)等两次入相。武周时期(683—705)是韦氏家族政治上的黄金时代，仅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韦氏家族就出了八位丞相。武周以后，韦氏的势力虽不及武周时期，但先后出现了韦见素(相玄宗)、韦贯之(相宪宗)、韦处厚(相文宗)、韦贻范(相昭宗)等影响较大的人物，而中唐时期官拜大将军、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封南康郡王的韦皋再次将韦氏推上了政治的顶峰。

京兆韦氏对唐代政治的影响除了表现在男性成员拜将入相以外，还表现在女性成员与李唐王室的婚姻关系。从初唐起，韦氏家族中女性就开始进入后宫，太宗时有韦昭容韦尼子和纪国太妃韦贵妃(纪王慎和临川长公主之母)，中宗时有韦后，肃宗有韦妃，德宗有韦贤妃，穆宗有韦贵妃(武宗李瀍之母，后被追尊为宣懿皇后)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宗的韦皇后，其事不必赘言；再次就是德宗的韦贤妃，据《新唐书·后妃传》记载，她是安定公主的孙女，“初为良娣，德宗贞元四年，册拜贤妃。宫壸事无不听，而性敏淑，言动皆有绳矩，帝宠重之，后宫莫不师其行。帝崩，自表留奉崇陵园。元和四年薨”[4]3503。

除了政治以外，韦氏的文化影响也颇大。南北朝以来，韦氏渐渐积淀下来的丰厚的儒学基础在唐代显示了惊人的成效。有唐一代，韦氏学子通过科举入仕者极多。据王伟统计：两《唐书》中有记载的韦氏人物共计约四百五十人，韦氏人物进士、明经和制科三科共登第约一百一十人，登科率为24%,即见于史籍的韦氏人物中每四人中就约有一人登科。其中登进士科共74人，举明经者共26人，应制科者共10人，分别占韦氏登科总数的67%、24%和9%。中唐时期，韦氏还出了韦灌(元和四年)、韦湛(元和十四年)和韦筹(大和二年)三位状元。“韦氏家族在各科考试中均超过士族的平均水平。”[5]87-88

京兆韦氏在唐代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影响，应该是韦氏比丘尼在长安、洛阳两地的佛教界较有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一般情形而言，宗教队伍中地位的升迁与世俗社会并无本质的不同，德才、品行、修养都是考量的标准，而除此之外，社会关系网络则是一个隐秘但却是关键的因素。唐代社会虽然包容开放，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得社会分层的流动容易实现，但社会关系网络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仍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比如唐代的门荫制度、与科举制度相伴而生的座主门生关系等，都对唐代士子的仕途产生影响。在佛教集团中，除了门派传承、师徒弟子之外，出家人的社会关系，诸如他们的世俗家庭出身、家族的姻亲故旧等，都对他们在僧伽队伍中的发展至关重要。韦氏比丘尼在教团中地位升迁就说明了这一点。

圆净出身韦氏南皮房。她的高祖、知人的父亲名叔谦，隋仓部侍郎、尚书右丞、司农卿、南皮县伯韦瓒第三子，其子绲和孙安时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漏载。这一支比较兴盛的时期是韦安时那一辈，他的几个堂兄弟官做得都比较大，虚心做过工部尚书，虚舟做过刑部侍郎，昭理做过常州刺史，幼成做过山南采访使，幼章做过楚州刺史。圆净在僧伽队伍中发展较快，应该归功于她的受业师傅——本寺上座、己王之女、玄宗的姑母。而她之所以能攀上好师傅，应该与她的京兆韦氏出身、她的几个身居高位的堂叔伯关系密切。

契义曾祖是武则天时大名鼎鼎的宰相韦安石，出自郧公房。这一房在武周时期最兴盛，韦安石、韦巨源都三次入相。据《新唐书》卷七四《宰相世表系》载，安石有三子：陟，吏部尚书、郇国公；斌，临安太守；玢，司农卿。斌即是契义的祖父。虽然契义的父亲衮官做得不大，但是她的叔叔却是封疆大吏，凛任朗州刺史，况任谏议大夫，而她的堂兄弟翘官至同州刺史。契义甫一受戒、以二十左右之龄便担任临坛大德，登坛度人，离不开她的韦氏家族郧公房出身以及她的叔叔和堂兄仕宦的影响。

广惠虽然也是京兆韦氏家族的成员，但墓志未载其父祖家世，显然她属于韦氏中没落的一个分支，祖上及近亲中没有做过官的人。广惠成年以后的生活主要在穆、文、武时期度过的，其时韦氏家族中做过宰相的只有逍遥房的韦处厚(相文宗)，然而韦处厚在大和二年(829)便因病去世。这一时期，韦氏家族的势力是相对较弱的时期，身居高官者不多。广惠所出的韦氏既已没落，其他房的韦氏势力又相对较弱，因此广惠在僧伽教团中只能按部就班的升迁。

强大的家族背景对韦氏比丘尼在教团队伍中的影响力不但见于墓志资料，也见于传世文献。据柳宗元《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记载，元和九年正月，僧怀信、道嵩、尼无染为其师立碑，但因为“凡葬大浮图，未尝有比丘尼主碑事”，故碑阴又加以解释：“今惟无染实来，涕泪以求，其志益坚，又能言其师他德尤备，故书之碑阴。”南岳大明寺律和尚慧开是中晚唐时期非常有影响的高僧大德，与当朝重臣李泌、裴胄、曹王皋等人多有来往。他的神异事迹也很多，但是“以儒者所不道，而无染勤以为请，故未传焉”。这个无染出自韦氏哪一房、父祖为谁，柳宗元的文中并没有交代，但“世显贵”，估计祖上有为官为宦者，而贞元末元和初年是韦氏家族再一次声誉鹊起之时，朝外有韦皋平定南疆和镇抚剑南之功，宫内有贤良淑德、深受德宗宠爱的韦贤妃，韦氏家族入仕且显达者也颇有其人，其中韦贯之在宪宗时还入了相，所以韦氏家族的声望是其能打破旧例的根本原因。而当时的无染“主衡山戒法”[6]107—108，原本就是尼寺中的高级僧官。

其实，除了韦氏比丘尼之外，唐代还有一些家族也多有女子出家，比如初唐萧瑀三女一孙女皆在济度寺出家，据《大唐济度寺大德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志铭并序》记载，他的孙女惠源法师还担纲寺院住持[2]1473。再比如昌黎韩氏至少有两位女子出家，《法云寺内外临坛律大德超寂墓志》的志主是姑姑，她不仅担任法云寺寺主，而且在贞元年间担任了朝廷敕立的临坛大德[3]763；《法云寺主尼大德昙简墓志》的志主是侄女，她在四十七岁那年成为寺主[3]846-847。前文提到的代宗时真化寺多宝塔院寺主临坛大德尼如愿律师出自陇西李氏，她也在很年轻的时候做了政府敕立的临坛大德[2]1787。如愿法师家世墓志未载，但兰陵萧氏和昌黎韩氏都是南北朝以来有名的世家大族，其清望虽不及山东五姓，政治影响虽不及韦氏，但在唐代也算是大名鼎鼎，萧瑀在初唐影响较大，昌黎韩氏在中唐以后影响较大，他们家族中的女子都是在当时有名的尼寺出家，参拜的师父都是寺庙的大德尼，显然他们与寺庙的关系并不一般。类似这种情况也不局限于唐代的两京地区，在中晚唐佛教文化极为发达的河西地区也出土了三位大德尼的墓志，一是《大乘寺法律尼临坛赐紫大德沙门□乙邈真赞》，二是《普光寺法律尼临坛大德沙门清净戒邈真赞》，三是《敦煌郡灵修寺阇梨尼临坛大德沙门张氏香号戒珠邈真赞》，三位志主分别是河西十一州节度使曹大王的侄女、河西十一州节度使张太保的孙女和瓜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的女儿[7]326，328。

三

除了政治、文化方面的声誉有利于韦氏比丘尼在教团队伍中的发展外，韦氏家族的经济实力也是韦氏比丘尼在教团顺利发展的原因之一。除了明确的目标和有条理的规划外，任何事业的发展都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持。一个寺院的声望和领导力，除了拥有众多的有名望的高僧大德以外，它的经济实力也是重要的考量元素，而寺院经济的来源除了原有的庙产外，还来自于本寺僧侣及其亲属的捐赠以及众多善男信女的布施、随喜。而据学者考察，唐代世家大族有将土地寄名寺庙以规避地税的情况[8]。出于经济利益和声望的考虑，寺院的长老们多愿结交世家大族，更欢迎这些人家的男女出家为僧尼，从而为寺院带来较多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清望。而两京地区的佛寺尤其是影响力较大的佛寺更愿意让这些出身士家大族的比丘尼担纲寺庙住持。韦氏家族的经济实力完全能够满足这个要求。

据王伟研究，京兆韦氏家族内的大部分家庭经济状况都是比较好的。魏晋以来，他们通过继承、赐封、购买和兼并等途径拥有数量巨大的田庄。进入隋朝，韦氏家族已经拥有两万六千三百余户的食封。由于隋末农民起义军多活动于山东地区，而且唐初李渊太原起兵后克定关中的过程很迅速，关中秩序很快稳定，而李渊为瓦解隋朝抵抗力量，对隋代公卿的田宅进行保护，韦氏家族的经济力量并未有所减弱。入唐以后，韦氏家族始终保持着较高的仕宦率，永业田的数量急剧增加，仅两京地区韦氏家族的园林别业见于记载的就有二十五处之多[5]90-91。虽然墓志和传世文献未见韦氏家族将私家土地寄名寺庙的记载，但为爱女计，家大业大的韦氏家族向寺庙捐赠土地和财物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从韦氏这三方大德尼的墓志中无从找到韦氏向寺院布施或捐赠的痕迹，但其他比丘尼的墓志却有明确的记载。比如据《济度寺大比丘尼墓志》记载，萧瑀的第二女法愿在济度寺出家后，她的家人就经常到寺院里斋僧，“若乃弟兄办供，亲属设斋，九乳流音，六铢含馥，瓶锡咸萃，冠盖毕臻”[2]386，场面非常宏大。而据墓志记载，她虽然于济度寺出家，但是却“别营禅次”。这个禅次显然不是寺庙为她修的，而且为了供养这个别营禅次，萧家捐赠土地或以土地寄名寺庙也是有可能的。《太平广记》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故事，说的是大历三年，某寺比丘尼令侍婢去买胡饼，“充斋馔物”，却看到比丘尼已经去世的父亲带随从二十余人骑乘而来，送给侍婢三十个胡饼。十天后，侍婢又在市里遇到他，“问讯毕，谓婢曰：‘方冬严寒，闻汝和尚未挟纩。今附绢二匹，与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还，以绢授尼。尼以一匹制袴，一留贮之”[9]2687。显然作为寺庙住持，其家族是有责任布施斋僧的。由此不难理解韦氏家族中两个女性为何年纪轻轻便担任了高级僧官。

当然，仅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还不足以让一位年轻的比丘尼骤登高位，佛学的修为不高也难以服众。创立禅宗南派的慧能尽管慧根深种，悟道更深，但因其目不识丁，读的经书不多，虽然接受了师傅的衣钵也不得不跑回南方去发展。韦氏家族本身就有着良好的儒学传统，加之“门当户对”婚姻观念的影响，韦氏多与世家大族通婚，主要有陇西李氏、琅琊王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等，这些家族也都有着良好的儒学传统。而唐代的士族之家不但重视儿子的教育，也非常重视对女子的教育，《唐文粹》卷九〇载有中唐文学家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写道：“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事父母姑舅，然可无咎……《诗》《礼》《论语》《孝经》，此最为要也。”[10]457受过良好教育的韦氏女性大都知书达礼，识文断句，这为她们研习佛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较高的佛学修养自然也是韦氏比丘尼在芸芸众“僧”中能够胜出的原因。家境一般、但仍能在五十四时出任外临坛大德的安寺比丘尼广惠，凭借的就是她的佛学修为。

除了家庭教育外，韦氏家族还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对韦姓比丘尼非常有利，那就是韦氏家族尤其是家族中的女性有着世代相承的奉佛传统。在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一共收录了十二方出自韦氏家族信仰佛教的女性墓志。她们有的是韦家的女儿，比如天宝166《汝州刺史李府君夫人韦氏墓志》、永隆017《范阳县令杨君夫人韦氏墓志》、天宝098《太原郭密妻韦氏墓志》、大中161《洛阳县尉孙嗣初妻韦夫人墓志》和景云006《扶阳郡君韦氏墓志》的志主；有的是韦家的媳妇，比如《唐代墓志汇编》中的会昌041《永乐县丞韦府君妻陇西李夫人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中的天宝045《太子洗马韦公墓志》的志主；有的是韦氏的外孙女，如《唐代墓志汇编》中的元和048《陈君夫人南氏墓志》、开元464《大安国寺故大德惠隐禅师塔铭》的志主，另外还有永淳025《临川长公主墓志》，墓志的志主唐太宗之女，她的母亲是纪国太妃韦氏韦贵妃。

韦氏家族的奉佛传统最迟在隋末唐初贞观年间便已形成。唐太宗的韦昭容名尼子，这个名字很可能反映了韦氏家族的佛教信仰。韦贵妃很可能是位佛教的爱好者，因为她的女儿临川公主是非常信仰佛教的，据《临川长公主墓志》记载，韦贵妃去世后她“年别手写报恩经一部，自画佛像一铺”[2]703-704，为其母亲祈福，她的奉佛行为很可能是受母亲的影响。另外，初唐的时候韦氏家族中还出现了一名高僧，他就是1987年发现的法门寺住持《惠恭大德之碑》的碑主惠恭禅师。该碑立于唐武则天永昌元年(689)，据韩金科考查，惠恭禅师大约生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十四岁出家，显庆年间四十多岁，任法门寺住持，主持了法门寺的修缮工作，永昌元年立碑时仍然健在，大约七十岁[11]。

在这样的宗教氛围中，韦氏家族中的女性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佛教，不少人为之所吸引，比如榆次尉韦珣的女儿“六岁丧恃，七岁无怙，鞠养于诸父。尝自伤早孤，悉心禅悦，首不饰而衣以褐，自龆年而及笄岁”[2]1600。自幼接触佛教，也使得她们对佛教的义理有较深的感悟。比如南氏的母亲是京兆韦氏，“文学博业，礼乐修家，实生夫人”。受母亲影响，南氏不仅有大家闺秀之风、知书达礼，而且喜欢探究宗教义理，颇有见地，“每宗释道，常览诗书，人事之奥，靡不通晤”[2]1983。本文的三位主角中的前两位也是幼年便对佛教情有独钟，圆净“幼怀奇志，长而弥坚”，契义“知始孩蕴静端介洁之性，及成人鄙铅华靡丽之饰，密置心于清净教”。等到她们出家时已经有了一定的修为，良好的文化与佛学修养使她们在寺院生活中如鱼得水，这也是她们在僧伽队伍中升迁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韦氏大德尼在两京地区佛教界的出色表现是符合唐代社会佛教发展需要的。由于性别的弱势和发展的需要，比丘尼僧团更需要世家大族和仕宦之家的支持，也需要更多识文断句的名家之女舍身出家。当时的法云寺、安国寺及龙花寺都是著名的尼寺，只是“当寺纲维徒众，皆衣冠盛族，朝要名流，非戒律精持、门地茂厚者，无以司于纲统矣”[3]846-847。韦氏出身的大德尼基本上都符合这些需求。由此可见，即便在宗教领域中，世俗社会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比丘尼在教团队伍的升迁与其家庭背景关系密切，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家族宗教传统及个人的文化素养也是比丘尼本身具有的优势。当然，士家大族出身的比丘尼舍身出家对她自己对寺院是双赢的好事儿。对比丘尼来说，强大的家族背景是其在僧伽队伍升迁过程中的有力支柱，使其很快可以在教团中崭露头角，甚至登上领袖地位。对寺庙教团来说，吸引更多的士家大族子弟进入佛寺有利于提高寺院的影响力和社会声望，从而带来更多的利益。虽然由于比丘尼资料的缺乏，家族势力对比丘尼个人发展的影响是否是普遍现象并不能确定，但就目前所见墓志，这种影响还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