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霞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00)

庄子与莫尔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但他们对生态政治的思考却存在着共性。由于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失望，他们都对君主专制和政治腐败进行了严厉批判和否定。他们都有极深的政治失望情结，进而从批判现实的罪恶与黑暗出发去构建理想的幸福社会。庄子所向往的“至德之世”和“建德之国”以及莫尔所构想的公有制社会(乌托邦岛)，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环境优美的理想幸福社会，且都含有乌托邦的空想色彩。纵观庄子与莫尔的生态政治思想，自然主义的政治理念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二者大致有三点相似之处：即在与自然和谐共处中的自由、平等和快乐。

像“至德之世”“建德之国”和“乌托邦”这样美好的社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然而它却存在于未来的或过去的某个时代、某个地方。“乌托邦”的概念，从一开始由莫尔发明之初就是具有鲜明两面性的矛盾体，即正面的美好、完满和理想色彩与反面的后退、极权和空想色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乌托邦精神仍是一种普世情怀、一种美好生活的精神化概念、一种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如存在主义神学家蒂里希所说：“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于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1]6-9在历史上的黑暗时期、社会动荡时期、政权更迭时期、战火连绵时期，尤其会出现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情怀。这种情怀，在东西方对乌托邦的想象中，有着丰富的体现。古希腊赫西俄德的“黄金时代”物产丰富，没有贫富之差，没有等级之别，人们没有嫉妒和竞争，像神一样的无忧无虑，没有痛苦和忧愁的生活。柏拉图《理想国》对正义城邦的政治、经济、教育等进行了详细的蓝图设计。古希腊思想家的社会理想正是莫尔《乌托邦》的重要思想来源。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曾清晰地提出了天下大同的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中，人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还有《列子》中“不君不臣”的终北国、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李汝珍《镜花缘》中“君子国”等。这些都包含着人类的某种希望色彩。如布洛赫所说，人类不能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就是没有梦，没有梦就没有努力，就没有成功，就归于灭亡。“因此,我们将善于同可能性打交道,努力领悟可能性,从而它不仅仅是一个或多或少空洞的希望，或本身可与恶的乌托邦相混淆的东西,而是可以成为指明基本事实的范畴,例如能够成为一种智力参谋部，变我们的现实为一个公正的、美好的、人道的现实,由此得以建设一个人可以忍受的、最终适于人的社会。”[2]76-82也有反乌托邦思想家对乌托邦持一种批判态度，乌托邦的负面效应被无限的放大了。福柯认为：“乌托邦是所有地方之外的一个地方，是童话的国度和死亡的国度。”[3]188哈耶克认为：“依赖于普遍的乌托邦概念的民主社会主义，导致了个体自由的终结。”[4]70波普尔认为：“乌托邦主义者试图实现一种理想的国家，他使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这就要求一种少数人的强有力的集权统治，因而可能导致独裁。”[5]306然而，我们却无法从本质上给乌托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是虚无还是万有？它象征极权还是无政府？它是空想还是理想？就如雅格比所说：“就历史浸透着乌托邦思想而言，没有单一的定义能够规定它的本质。”[6]2所以，乌托邦不仅仅是空想和极权的代名词，它还是理想中美好生活的寄托地。在探讨庄子与莫尔的生态政治思想共性的前置点是将乌托邦的本质定义悬置，也无涉任何意识形态，只将其建立在一种乌托邦理想共识即一种充满想象力和审美的乌托邦精神的基点之上，而非单纯的字面意义。

一、庄子的生态政治思想

儒家认为，“礼”在社会生活中是极为重要的，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传·系辞上》)因此，儒家主张尊尊亲亲、“爱有等差”，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而确立“君、臣、父、子”的差序格局。所谓“礼仪三千，威仪三百”，周礼中不少典范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以此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礼记·曲礼上》)。通过确定不同群体的价值和责任，“礼”也就成了封建社会纵向调节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总纲。在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社会里，诚然已失去自由、平等和公平的社会价值。

与儒家的礼治、德治不同，庄子沿承了道家创始人老子的道治思想，叛礼而立道[注]晋人葛洪首提“道治”这一概念：“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儒教也。”(《抱朴子·内篇》)。由道之本体贯穿天下的治理到个人的修身养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道家的道治以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为最高理想[注]司马谈总结道家“无为无不为”的实质是要依时、依物、依度因循为用。为君者要以此为纲本，则可君臣自明。“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论六家要旨》)。道具有无等差性，其无所不在，无时不有。道本身包含着自由、平等和公平的内涵。庄子故而以“道通为一”的本体之道的来消解“礼”的等差思想。

庄子不满仁义礼教对人的束缚和压制，通多“物无贵贱”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对仁义礼教进行了批判。因对现实的不满，他希望返回到祖先生活的幸福乐土。庄子的善治是道法自然，以天人关系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以道治国的道治。这与礼乐治国、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以清净无为作为治国者的内圣外王之本。庄子绝弃的是以家国为中心的“亲亲”“尊尊”的宗法伦理束缚。游于世而绝弃“君臣之义”和“长幼之节”的“生人之累”。他的理想国度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社会，处于浑沌的世界，是完全人与自然合一的“自治”世界，一个“道”的乌托邦。刘笑敢就认为，庄子杂篇中包含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就是一种以原始社会为背景的乌托邦。“我们把《庄子》外、杂篇中《骈拇》《马蹄》《胠箧》《在宥》《让王》《盗跖》《渔父》七篇的作者称为庄子后学中的无君派。这七篇文章，尤其是前面四篇短文思想观点和文章风格与《庄子》中的其他文章有明显的不同，在《庄子》书中是颇具特色的。这一派也对现实不满，但他们不是在幻想中逃避现实，而是激烈地抨击现实，批判锋芒直指传统中的圣君贤士和当时的国君。这一派也强调因任自然，但他们强调的不是任天之自然，而是任人之自然。这一派也有自己的理想世界，但他们的理想世界不是纯精神的想象世界，而是以原始社会为背景的乌托邦。”[7]281受楚国神巫文化影响甚深的庄子思想充满神秘色彩和浪漫境界，具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因而在《庄子》中才会出现道家文化背景下的自然主义政治观念中的对避世乐土向往的乌托邦理想。《在宥》篇和《天下》篇是从某一角度对孔子大同思想的阐发。庄子心中的理想国被称为“至德之世”和“建德之国”。它们存在于远古的过去和遥远的边陲。虽然含有某种反文明的色彩，如茹毛饮血、衣羽毛的远古人类，但也充分显示了庄子自然主义的立场，即人性顺其自然本性，完满和充实，质朴而正直。与万物比邻而居，互不侵害，同处而共乐。因此，庄子的理想国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自由、平等、快乐的幸福社会的写照[注]崔大华指出，庄子的“至德之世”“建德之国”的理想社会有三个明显的目标：无政治的和道德的约束(自由)，无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倾轧(平等)，无沉重的生活负累(快乐)。见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0 页。。在“至德之世”和“建德之国”生活的人们，以无知为知，以无能为能，以无欲为欲。忘生忘死，忘仁忘义，循道如蹈大方，没有君子小人的差别，只有朴素的民性，与万物和谐共处。“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庄子·山木》)“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知君子小人哉！”(《庄子·马蹄》)庄子远离现实政治生活，也没有正面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却为道家政治文化开创了一个磅礴天地的精神世界。庄子逍遥方外，以出世的精神入世体现在他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之中，体现在他对人及万物价值的重新确立之中，体现在他与世俗相处的智慧哲理之中。如陈鼓应所说：“一般以为庄子消极、出世，其实上是一种很表面的看法。在庄子的哲学中，从无另一个世界之说，他从不寄愿望于彼岸世界。他写《人间世》以及《天下》篇说他‘与世俗处’可以为证。我们可以说庄子是以‘出世’的精神入世。”[8]35

人的自然本性在礼乐文化的统治下已经逐渐丧失。“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庄子·骈拇》)庄子认为，这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关系，人毫无自由可言。自由关乎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力的界限问题。庄子的政治思想里顺任自然，反对一切权威束缚的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庄子·应帝王》)。他渴望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的统治者而非完全排除君主专制。“明王之治”“中央之帝”的寓言便涵盖了这一思想。“中央之帝”浑沌，因被开凿七窍而死，说明无为而治的重要性。“明王之治”顺物自然，与物为春，有功而不自恃，游于无为。“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庄子·应帝王》)庄子认为，三皇五帝的治理，违背了日月之明，山川之精和四时之施的自然规律。庄子的道治是以自在的自由为蓝本而遵循人人平等的自然主义政治理念。自然与自由是一致的，自然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自由是基本的自然状态，自然是道的规律性的一面，也是道家基本的无为无不为的价值取向。自由、自然与无为在庄子的生态政治建构中是三位一体的，都是由道之本性在人与万物中的具体体现。自由并非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放任自由，而是以自然的方式行事以达自然的目的，手段与目的合二为一，游戏以自乐。在道家看来，自然自治的政治伦理，相比儒墨的民本思想是更具人民主体性和政治正当性。“民有常性”的自治主义与权威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包含原始的民主观念。自然既是道的本体状态，也代表着自由的价值取向。

庄子以“齐万物”“齐是非”的认识论来消解人在自然之中的主导地位，“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齐物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庄子·秋水》)人与万物在形态上是各异的，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以人的价值标准来看，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但是，庄子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质同源，人与物是平等的，人的价值标准并不成立。人与物应和谐相处，而不是一味地向之索取，甚至破坏。“圣人处物而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庄子·知北游》)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这也是自然主义自治政治的认识论根基。庄子破除了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藩篱，他热爱自然、亲和万物，观察物性可谓细致入微。通过对兽、鸟、鱼、虫的观察，得出物应各适其性，各得其宜。作为第三方的人又如何判断谁得正色，谁得正味呢？庄子“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注]《周易·蛊卦》上九爻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最处事上而不累于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孔颖达疏：“最处事上，不复以世事为心，不系累于职位，故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虚之事。”。不以位取人，不以势待人。庄子生态政治思想中的平等理念不仅是人格与尊严的平等，还是人与自然万物价值上的平等。在自然主义的标准下，重估君、民的价值。“朴素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庄子提出“民性”这一概念，包含了人民基本权利的含义，统治者不能轻率地对待人民，肆意干涉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当尊重人民的正当权利。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最高层次的平等观念，而无君论的观念只是否定了封建社会等级尊卑思想。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互融合可以体会天地大美，庄子称这一种快乐为天乐。“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庄子·天道》)“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幸，其去不可止。”(《庄子·缮性》)在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中，人的快乐不以轩冕在身为乐，以知足为乐，以劳作为乐，以人和为乐，以天和为乐，以审美为乐。如同自然万物一般相生相续相依，犹如寒来暑往、气聚气散、物消物长，贫穷也好，富贵也罢，不因其扰心丧志，“穷通亦乐”。自然主义的道治理想就是要疏解人与自然对立状态与意识，还原人对自然的那种天然性的情感。自然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呈现出美，人在与自然的亲和中感受美，感受快乐，在人的辛勤劳作中感受快乐。这种快乐在自由、平等的自然主义政治思想中的产生是必然的。

二、莫尔的生态政治思想

“乌托邦”一词滥觞于英国著名作家托马斯·莫尔的小说《乌托邦》。《乌托邦》是对空想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某些原理加以明确表述的最早的一本书。莫尔将希腊文的“没有”和“地方”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拉丁新词，意指乌有之乡。严复将其译为中文“乌托邦”。莫尔借鉴了古希腊城邦制度、柏拉图《理想国》和基督教共产思想。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莫尔的《乌托邦》中交融。在基督教共产主义社团中，成员的平等、财产的共有和公共事务的管理都是正常的事情。柏拉图的理念是事物所模仿的完美形式。苏格拉底的专家治国论以及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论构成了国之正义的政治形而上逻辑的演绎。完美的个体之人和完美的国家合成一体，成就至善理念，恰恰暗合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同时也满足了莫尔对古希腊城邦制度和基督教原型的渴望。莫尔所处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已经进入全盛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刚刚兴起，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圈地运动造成“羊吃人”的人间惨剧。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成为城市的无产者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实行严刑酷法，处死因饥饿偷窃的窃贼，而教会阶层和国家的贵族阶层依旧生活奢侈腐败。社会不公的现象超乎从前。莫尔对私有制进行了犀利批判，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伟大构想。他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先驱，“即便英国人本身直到现在还只认为莫尔只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和人文主义的学者。”[9]1莫尔规划了未来乌托邦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细节，就像设计师一样给出房间的精确尺寸。在《乌托邦》中，他虚构了一个大西洋中的岛国“乌托邦”，借一位异教徒水手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将乌托邦描述成一个完美理想的国度，那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穷，没有堕落，物质充裕，环境优美，在饮食、医疗、教育、学术、娱乐等各种公有的体制中，享受自由、平等、快乐的幸福生活。

乌托邦岛生态系统良好，环境优美，地理位置优越。城市规划中严格控制城市人口。首都亚马乌罗提城的阿尼德罗河河流清澈，直注大海，却不受海水的污染。另有一条小河水流舒缓而怡人心目，流入阿尼德罗河。乌托邦人热爱自然、敬畏自然。自然是他们的保护神和庇护者。他们认为，探索自然，于探索中赞美自然，是能为神所接受的一种礼拜形式。“自然如同仁慈而宽容的母亲一般，使一切最有用的东西都显现出来，像空气、水以及土本身，可是把所有空虚无益的东西尽量远之又远地从人类隔离开。”[10]67乌托邦人给至善下的定义是：符合于自然的生活。上帝创造人正是为了使其这样的生活。“一个人在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的问题上如果服从理性的吩咐，那就是遵循自然的指导……自然指示我们过舒适的亦即快乐的生活，作为我们全部行为的目标。乌托邦人把德行解释为遵循自然的指示而生活。”[10]72-3乌托邦人最富于实惠及娱乐性的事物就是修整花园。街道建筑的中央是宽敞的花园，每家房屋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花园中种植着各种果树及花花草草，郁郁葱葱。城市的建立者最爱护的也是花园。他们反对战争，认为那是野兽的行为，是可耻的。他们勤劳耕作，生活节制，有丰富的物产资源。“尽管他们的土地不太肥，气候不太好，但他们生活有节制，使寒暑无从侵袭他们，并且努力耕作，土质从而得到改善。由于此，这儿是世界上粮食最丰产、牲畜最兴旺的国家，它的人民也是体格最健和生病最少的。”[10]81莫尔所描述的乌托邦岛是一个生态环境良好的自然小岛，乌托邦的人民热爱自然、遵循自然的指导而生活生产。

莫尔的自由思想首先体现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上，人民是国家政治的主体。在一年一度的官员选举中，实行民主选举。每户都有选举权。除了总督和首席飞哈拉外的其他官员每年进行选举。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权利不容任何人剥夺。再者，乌托邦是宗教信仰自由的社会。莫尔给乌托邦所设计的宗教政策也比较宽容。在乌托邦岛，人民可以信仰各种宗教，岛上甚至有日神崇拜、月神崇拜和星辰崇拜。在乌托邦，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信仰而受到责罚。虽然乌托邦人信仰不同，但是他们都相信自然本身就是至高的神，像原始宗教一样，自然是全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它力量无穷又无比威严，任何人都不能冒犯它。

莫尔的乌托邦勾画出未来理想的无产阶级社会蓝图。他提出废除私有制，体现了对平等的追求，但平等并非他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他提及共产制度，旨在培育美德而非实现平等。乌托邦不需要金钱和私有财产，国家的一切都是人民共有。除了奴隶和农奴之外的公民，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平均分配所需物品，公民之间地位平等。总督不同于民众的标志是手上拿一束谷穗，并没有实质的等级差别。但也存在教士这样的特权阶层。乌托邦没有私产，甚至住房都是每十年进行一次调换。在劳动方面，人人平等，没有不劳而获的人存在。每一座城市及附近地区，凡年龄体力适合于劳动的男女都要参加劳动。社会财富方面，人人平均享有。“达到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是一切平均享有……在乌托邦岛国，人人都能够获得公平的配额，从来就没有穷人和乞丐。每个人都不拥有任何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很富有——还有什么比快乐、心灵的平和、无忧无虑更加伟大吗？”[10]43在法律方面，人人精通法律，可以自己进行诉讼而无需律师以确保案件判决的公正性。虽然法律很少，却极为简单易懂。他们认为，令人无法理解的法令去约束人民是极不公正的。

莫尔重新塑造了乌托邦岛国人民的价值观，他们鄙视金钱。乌托邦人的价值观念是轻视金钱、荣誉而崇尚节俭、朴素。他们自由不拘，性情温和，聪明伶俐，生活从容。乌托邦人衣着朴素，只一件外套就可以让他们称心满意。他们宁愿仰视太阳和月亮，也不会在意金子所发出的闪闪微光。“把空虚无益的荣誉看得那么重，这岂非又同样愚蠢？”[10]75乌托邦人认为，快乐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全部。“主张我们的全部行动，包括甚至道德行为，最后都是把快乐作为目标和幸福。”[9]59但不是每一种快乐都构成幸福，只有高尚的快乐才是幸福的源泉。高尚的快乐来自灵魂的至善。他们给至善下的定义是，符合自然的生活，德行的实践和高尚生活的自我意识。“他们主要的辩论是，构成幸福的是什么，是一件事物，还是几件事物。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似乎过分倾向于某一学派，认为构成人类的全部或主要幸福的是快乐。”“乌托邦人特别不肯放过精神的快乐，以其为一切快乐中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他们认为主要的精神之乐来自德行的实践以及高尚生活的自我意识。至于身体的快乐，他们首推健康。”[10]79乌托邦人除了从事体力劳动之外，有充足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和开拓。他们认为，这才是人生的快乐。任何违反自然的快乐都不是真正的快乐，尊重自然才能导致幸福。“因而他们认为，任何事物，如果虽然违反自然，人们却一致不切实际地设想，以为那是使他们感到甜美(好像他们有权改变事物的性质，如同有权改变事物的名称一样)，那么，这种事物不但不能导致幸福，甚至还严重地阻碍幸福。”[10]74

三、庄子与莫尔生态政治思想之比较

庄子“道法自然”的政治理想和“无为而治”的政治体制与莫尔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和共和民主的政治体制，两者殊途而同归，都将自然主义和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去满足幸福社会的要求。庄子与莫尔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生态政治思想都反映出他们那个时代的乌托邦精神，都反映了摆脱现实压迫与剥削的愿望，都希望建立一个没有竞争与生存压力的理想社会。

他们的生态政治思想中有自由、平等和快乐的共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莫尔的自由思想体现在他的民主政治中、宗教宽容中，而庄子的自由思想体现在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政治理想中、体现在人的逍遥游的精神境界中。莫尔的平等思想体现在他平均主义的财富观中，体现在人人平等劳动，劳有所得的价值观中，体现在城邦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而庄子的平等思想体现在他“道通为一”“天地一指，万物一马”平等看待万物的认识论中。在庄子的道家思维中，快乐是一种无欲无求，顺物自然“天人合一”的快乐，是一种天然的乐趣。莫尔的快乐是崇尚高尚德行的快乐，同时这种快乐也是不能建立在违背自然之上的。

尽管有这些不同之处，庄子和莫尔在构建美好社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中，都首先明确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自然的绝对价值在于它是人与万物的主宰。他们都在对自然的开发与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人不能在自然面前为所欲为，胡作非为，任意妄为，而是将人自身看作整个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自由、平等、快乐地生活在生态良好的乌托邦理想国中。

庄子与莫尔生态政治思想中追求自由、平等、快乐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乌托邦情怀是当今时代极其缺乏的一种精神。我们的时代就事论事的功利主义者大行其道。正如雅各比所说：“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恒久危机的时代，我们变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专注于对此时此刻的调整，而不是去重新创造。”[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