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卉 李玉辉

内容摘要：“精准扶貧”作为我国扶贫开发攻坚战的顶层设计，是确保我国贫困人口2020年如期脱贫的核心措施。文章根据现有文献分析得出精准扶贫所具备的四种经济效益，并采用了我国云南省16个地州的面板数据和主成分分析法构造了精准扶贫综合指数，最后利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了精准扶贫与流通需求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与区域流通需求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联系，精准扶贫的不同效应在不同经济基础的地州间存在较大差异，故应因地制宜的构建区域流通服务体系。

关键词：精准扶贫   区域流通业   经济效益   省级面板

引言及文献综述

精准扶贫相对于粗放式扶贫，指的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的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突破贫困治理困境，消除全部贫困人口，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对产业发展而言，一方面精准扶贫能够为产业结构变换提供优质渠道，借助政策利好改变区域内劳动力问题，进而促进产业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精准扶贫能够有效释放贫困人口压力，进而为产品提供内生需求，促进商品市场有效发展。国内外学者针对精准扶贫做出了大量有效研究，其结论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第一，精准扶贫能优化居民收入结构，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吴义能等（2016）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是根据中国扶贫实践，进行大量调研、思考所诞生的政策，其能够从居民收入结构上根治贫困问题，使得贫困居民自主改善贫困现状，主动参与价值创造过程;第二，精准扶贫能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蒋永甫（2016）的研究从干部下乡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精准扶贫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认为精准扶贫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变化，使得产业内外部条件有效结合，并依靠政策所释放的新劳动力扩展企业人力资源，进而促进产业发展活力，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精准扶贫扩大流通需求的效应分析

精准扶贫具备典型的政策驱动特质，本文根据精准扶贫的三个主要措施（精准识别、精确帮扶与精准管理），将其分别与流通需求相联系，并在充分归纳精准扶贫对流通服务体系的需求后，将精准扶贫驱动农村居民消费的机理分类为三种，具体如图1所示。

精确识别效应。文启湘（2016）认为，对贫困户的精确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前提，要通过有效识别贫困户的方式，保证帮扶对象的合规性、合理性。精确识别的原则是“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在精确识别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的环境之中，其不具备较强的信息识别能力，对于贫困户的档案建设会缺乏合理性，这就造成了识别过程中的资金浪费。同时，尤美虹和陶君成（2016）的研究发现，许多贫困地区本身于地理条件恶劣、信息建设薄弱，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信息连接渠道不畅，难以达成直接、有效的沟通。对于精准识别而言，为了达到“精准“，需要由政府让渡部分识别权交予群众，需通过基层民主制度，发动群众参与识别。上述多种情况都说明，在精确识别流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流通业的信息服务建设，从而保障扶贫识别工作的顺利进行。

精确帮扶效应。精准扶贫力主改变贫困居民收入结构不平衡的局面，因此要形成长期有效的帮扶机制。胡善珍（2016）的研究指出，坚持精确帮扶，首先要坚持扶贫方针，精确帮扶要帮助居民得到切实可用的物质资源。在这一情况下，流通业的资源配置作用就得到体现，其可以解决贫困居民物品交换困境，优化贫困居民产出结构、改善其资金配置。其次，要改善现有环境。精确扶贫为了改善贫困居民贫困现状，还需要改变贫困区域内长期积贫积弱生存环境。而环境建设则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产业扶持、教育培训、危房改造、扶贫生态移民、结对帮扶到等方面。挖掘区域内的资源优势，离不开流通产业的促进作用。再次，要保障资金定向支出，不仅要让精准扶贫的专项资金落实到贫困居民，更要帮助贫困居民把专项资金用在实处。赵秀兰（2017）的研究认为，在贫困地区，资金的运用往往无法发挥最大效果。贫困居民只有依靠流通业将资金配置到更优的经济决策之中，才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果，这也能更好的改善其贫困现状。例如贫困居民可通过参与技能培训，或是在其他地区进行投资等方式实现更大收益，而这都需要流通业的密集参与。最后，要保障长效帮扶机制，这是地方产业改进的关键。只有把贫困人口纳入到生产之中，才能够真正改变其长期贫困的现状。综合上述，流通业的充分参与能够有效的服务于精确帮扶，并能通过精准扶贫促进自身区域内的发展。

精确管理效应。对于精准扶贫而言，短期的贫困消除可通过财政补贴完成，但相应长期消除贫困则需要建立贫困管理体系。这要求贫困地区的产业建设可达到充分吸纳、抑制贫困的效果。谢天成（2016）指出，对于精确识别中建立起来的贫困信息系统，需要采取动态思维进行管理，通过不断敦促贫困人员控制自身经济状况，使其实现财富的积累。对地方流通产业而言，保障资金的良性循环是产业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其优良的信息管理体系也可以帮助精准扶贫政策的有序开展。精准扶贫的权责分担在政策实施初期出现了很多冲突，资金的调配是其中最核心的问题，省、市、县三级部门在事权的分配上并不明显，导致了大量资金出现错配。而现阶段政策中对资金归属已有了明确的规划及分配，这也是精准扶贫对区域内流通产业的要求，即保障资金的有序、高效流通，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

精准扶贫驱动农村居民消费效用的实证研究

（一）理论模型设定

由本文上一部分的分析，精准扶贫将会从精确识别效应（Distinguish，Di）、精确帮扶效应（Assist，As）、精确管理效应（Management，Ma）产生作用。根据（2016）研究中的相关设定，假设居民消费需求为Y，存在：

结合消费需求理论可以提出假设1：上述三种效应与区域流通需求Y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其表示为：

同時根据预期理论可以提出假设2：区域流通需求Y与上述三种效应的自然对数间存在线性数量关系。其表示为：

对于公式（3）中的流通需求Y的设定，本文将其视作各经济要素的函数，并且本文假设云南省的流通需求是受各地州经济因素影响而决定的，同时各地州的流通需求情况也存在差异，从而可以将函数表达式写作：

公式（4）中向量集Xit表示该地州的总体经济情况，且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多种经济要素，包含Git，Dit，Jit，Rit，这四个变量分别反映了流通规模（运输仓储及邮政总额）、经济发展（生产总值/第二产业总值）、流通劳动力供给（城镇单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就业人员）、流通建设（等级以上公路里程），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保证数据能够用于拟合计算。同时由于模型（3）中的线性模型的关联性并不能代表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故本文进一步构建多期预测模型来充分分析假设2的情况，建设模型为：

模型（5）相比于（3），除了将整体的线性关系转换为当期的线性关系研究，精确化参数的估计精度外，还纳入了上期流通需求Yit-1对当期流通需求的影响，从而更有效的观察精准扶贫在长期情况下的作用。其中i代表云南省的16的地州，t代表本文研究时间，包含从2015年1月至2018年1月的36个月度数据，“精准扶贫”概念最早于2013年11月提出。2015年1月，精准扶贫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标志着精准扶贫正式开始实行，故本文选择云南省自2015年的月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这能够有效的观察精准扶贫政策已产生的效果。

（二）代理变量设定

本文将归纳出三个效应最为直观且代表性的代理变量，效应的归纳中充分考虑了数据的理论依据及可得性因素，其包含3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代理变量，具体如表1所示。

本文进一步采用权熵法对各个代理指标进行客观赋权，进而得到精准扶贫的综合指数，利用上述代表性指标构建基本数据矩阵为：

公式（5）中，X代表精准扶贫指数，i代表了本文所测度区域数，包含16个地区，故i～（1，16），j代表了基础指标的个数，本文总共有10个基础指标，故j～（1，10）。利用AMOS软件对各个代表性指标处理得到标准化矩阵（7）式：

对各个代表性指标的熵值进行计算，可以得到权值（8）：

同时，熵值必须进行正数化处理，以避免正负熵值间差异异常增大的问题。正向化（8）式所得熵，可以得到各指标的信息效应值：

本文的代理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2015-2017年）与各地州的政府网站公开信息，16个地州的24个月的月度数据，总计1536个观测值。所有变量均经过了标准化处理，表2中显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经过Hausman检验，本文的数据更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M）对结果进行分析（检验拒绝随机效应），故本文采用FEM模型对公式（4）进行实证分析，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结论

本文从精准扶贫政策入手，研究了云南省在扶贫过程中劳动力释放对区域流通需求的影响，并构建了精准扶贫综合指数和区域流通需求指数，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区域流通需求的影响。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云南省各地区的精准扶贫现状而言，精准扶贫的三种效应均与流通需求正向联系，且均满足显著性水平，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设相符合。相比之下，精确管理效应在所有地区均满足显著性要求，可视为其发挥了长效管理机制的作用。这也说明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扶贫的前期过程，更要将目光放长远为贫困人口持续提供脱贫动力。同时，精确帮扶效应的回归系数普遍更高，这说明云南省在精准扶贫中力主帮扶的相关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贫困居民切实享受到了政策的关注和帮助，进而发展了市场对流通的需求;第二，从区域分布的实证结果来看，精准扶贫的各个效应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影响，怒江、德宏、大理、迪庆的贫困信息识别水平更高，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红河、楚雄、保山的贫困帮扶水平更高。在贫困管理效应方面，云南省各个地区较为趋同，这证明了精准扶贫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能够产生更强的作用。对此，本文猜测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基础较差地区的流通市场存在更多的结构性问题，而当精准扶贫引入后，这一类基础相对薄弱市场将会得到更明显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吴义能，叶永刚，吴凤.我国金融扶贫的困境与对策[J].统计与决策，2016（9）

2.蒋永甫，莫荣妹.干部下乡、精准扶贫与农业产业化发展——基于“第一书记产业联盟”的案例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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