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华英

内容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共同发展重大倡议的提出，近年来，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投资建设当中。随着沿线国家FDI的不断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GVAR模型，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相应结论。

关键词：一带一路   FDI   经济增长

前言

科技和通讯的发展推动了资本的全球化，使得外商投资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或地方的产业结构甚至是总体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贯彻国家大力引进外资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增加，进而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在中国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大环境下，对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是迫切而必要的。

为了促进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建立全球贸易自由经济体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获得了全球许多国家的支持与参与。随着全球经济日益实现一体化，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顺应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FDI总额达到了84.6亿美元，同期同比增长了23.8%。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的经济发展。然而，相关研究表明，FDI对国家经济的增长关系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也会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因此，本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论分析

国际贸易和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渐成为当前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大量学者研究认为，国际贸易和FDI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如Fede（1993年）、Ram（1985年）和Salvtore（1991年）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出口导向经济的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贸易有利于缓解外汇的制约、先进技术的引进以及生产要素的提高。然而，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和FDI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的减缓作用。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鼓励走出去的同时，也加大了国际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提出后，我国国际贸易和FDI总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宁丹虹（2016）等人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出发，对“一带一路”不同区域的沿线国家FDI流入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区域的沿线邻国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效应，建议应当选择FDI流入量较高的国家进行优先投资。陈萍萍（2016）利用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自由度与我国OFDI数据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对外投资的多少与经济自由度存在正相关关系。陈继勇（2016）等人基于产品域和市场域的双重视角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竞争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技术水平低下、产品创新能力不足、市场竞争力缺乏是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国家贸易竞争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吴新生（2017）等人采用2005-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39个国家的投资空间面板数据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沿线国家FDI有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正相关的关系，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FDI对其经济增长作用较为明显，反之则FDI对其经济增长作用相对来说较弱。

综上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和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与其本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差异性对本国FDI的影响等方面，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贸易和FDI对周边相关国家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我国经济增长角度出发，选取“一带一路”共65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从国家区域经济的层面，通过建立GVAR模型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和进出口贸易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模型设定

（一）基本设定

Schuerman、Pesaran和Weiner（2004）研究提出GVAR模型，得到业界普遍关注。Dees等（2007）对其进行补充及完善，应用于世界经济分析领域，对33个国家存在的经济关联性及外生冲击进行分析。张延群（2012）指出并说明GVAR模型的适用理论和范畴，但国内应用及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GVAR与VAR模型相比较，其考虑其中存在的内部关系，利用建立具有稳定性的权重矩阵，从而有效规避大量参数的待估问题。所以，能够清楚阐述变量之间的内生联系。

GVAR模型一般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外生向量回归模型，以各个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进行论证;二是通过对资本流量及贸易矩阵将该模型联接在一起，从而形成GVAR模型。在模型构建及完善中，必须要充分考虑下列要素关系：首先，全球各国与区域国外变量对于国内变量存在一定冲击;其次，第i国或地区往往会受到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当期经济指标的影响及冲击;最后，全球变量对所有国内变量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只是影响强度存在差异。

选择N=+1个国家做为研究对象，公式（1）内i=0，l，...，N，其中，i=0时的国家即为参照国，世界范围内一般将其设定为美国。为能够全面阐述其内在的关联性特征，构建VARX*（1，1）模型如下：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的共65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根据世界银行按照收入水平对国家的分类，本文将“一带一路”国家分成高、中高、中低、低收入水平国家四个组，“一带一路”国家中有18个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22个国家属于中高收入国家，23个国家属于中低收入国家，2个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

综上所述，对张延群（2012）、Siklos和Pang（2014）、康宁王、徐美昌（2016）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以便能够找到适合的变量加以使用。本文选择六个经济变量代入模型，如实际汇率、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对外直接投资、国外变量、国内变量。其中将全局变量设定为国际原油价格。由于美国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因而将其设定为参照国，以增强比较效果（PeSaran（2004），Dees（2007））。所以，将国外变量以美国汇率为准，国内变量则选择石油价格。对各个变量的基本描述如下：

在上式中，gdpit代表t时期第i国家的GDP水平，ririt代表真实汇率水平，expit和impit代表进口和出口额度，poil0t表示国际的石油价格，fdiit表示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

基于数据可行性思考，本文选择季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1995年9月-2017年6月），符合测算规则的数据共计87组。其中，实际汇率、进口贸易、GDP及出口的数据指标从IMF官网获取，各国双边贸易数据由UNCOMTRADE搜集，全球石油价位以布伦特原油价格指数当季所有收盘价平均数值作为基准，FDI数据从UNETAD网站获取。

（三）权重矩阵的构建

本文以海外投资和贸易冲击对各个地区经济影响作为研究定位，相对于地理距离和其他变量来说，双边贸易有着较强的敏感性，可以对地区之间的关系做出合理说明，所以使用贸易矩阵构建国外变量。由于受到时间与数据的约束，以2001-2015年双边贸易平均数值作为样本，对不同经济体之间双边贸易的权重矩阵进行计量。

实证分析

（一）模型统计检验

为提升各类模型参数估算速度，在国外变量、国内变量及全局变量获取中以对数化处理为主要方法，而后应用GVAR Toolbox2.0（Galesi & Smith，2016）进行具体分析。

依托AIC信息准则对模型变量可能的滞后阶数进行确认，测算发现国外变量的滞后阶数系数都是1，大多数国家的国外变量滞后阶数应低于国内变量指标。

对GVAR模型变量组织ADF单位根检查，了解到GDP时间序列是没有那么稳定的，通过使用一阶差分转换成平稳序列，其他变量体现出一阶单整序列。协整关系见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所有地区变量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对模型中国外变量的弱外生性进行检验，发现我国模型中的全部国外变量均有着弱外生性，而这个变量对其它变量的影响具有长期稳定特征。通过对国家及地区协整模型当中的外生量进行检验，发现266个变量中只有9个变量呈现出5%显著特征。所以，模型变量的选择符合弱外生性基本要求。

（二）各区域FDI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图1能够发现，不同区域FDI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长期性影响。结果显示，当期高收入水平国家及冲击系数值为：-0.05%和 -0.01%，而其它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数据均为正值，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冲击系数表现最大，最大已经达到0.12%。由长期影响效果来看，高收入国家及中东欧FDI能够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其24期的冲击值累加达到0.42%、0.44%。

与上述地区呈现的正面冲击现象相反，低收入国家负面影响相对较小，积累冲击值低于-0.10%，而中高收入国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则呈现出显著消极影响，获取的冲击值累计为-0.64%。近年来，中高收入国家加大对外投资力度，但大多集中于欧洲、东亚及其它高收入国家，对华投资热情处于逐渐消减状态。国内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发展的趋势，造成工资与费用逐渐增加，造成一些国家在华投资积极性不断降低，投资数额不断降低，从而导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逐渐增加。

从上面一系列研究能够发现：第一，不同区域FDI和进出口贸易指标对我国经济发展尽管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冲击的差异性较大，且中高收入水平国家FDI的负向影响为显著状态。二是各地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冲击及中国FDI反作用于其它各国经济增长也存在极大的差异特征。

（三）广义预测方差分解

表2为各地区FDI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的实际贡献率。数据显示实际贡献率相对较小，其中高收入水平国家要低于中低收入水平国家。

分析可知，各地区FDI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冲击的贡献率的差异性极为显著，出口及进口的冲击贡献率要优于FDI，说明贸易要比投资效果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从FDI视角分析，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而国家必须要高度重视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及数量，以保持区域间经济发展优势。

结论

本文构建GVAR模型，选择65个国家1995年9月-2017年6月的实际汇率、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实际GDP及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样本，对世界经济间存在的投资冲击、贸易冲击的传导特征进行模拟。经过协整关系及平稳性处理后获取相应数据，将研究对象区分为4个地区，对广义预测方差分解及广义脉冲响应函数进行研究，对中国及其它地区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进行重点分析。

就中國经济增长而言，中国FDI的实际贡献率要远远大于进口及出口指标。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实施宽松的招商引资政策，是世界上FDI最多的经济体。从实际情况来看，进口及出口冲击系数大于FDI，可见进出口贸易对于人力资本及技术资本积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能够推动相关产业健康发展，国家应当重视对外投资及对外贸易的影响力。从短期视角来看，国内“一带一路”对进出口贸易影响较大，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长期效果表现为平稳状态。短期内，因全球经济局势及国家政策因素影响较大，导致中国FDI及进出口贸易存在极大差异，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幅度相对较大。加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额度相对较大，与国外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随着此关系日益融洽，对国内经济产生较大影响。长期而言，沿线国家与中国逐渐会在经贸、政治方面增强合作，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达成“双赢”或“多赢”效果，推动“一带一路”的全面发展。

因此，中国政府部门必须要进行重新规划。一方面，加大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减少对企业的实际干预力度，帮助企业有效规避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不断提升海外投资的速度和质量，确保海外投资行业的长期稳定运行，进而促进国内经济的转型发展。另一方面，各地区对于外资的引进不能仅仅局限于获得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能从引资的过程中获得相应的经验和知识，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我国在以往的引资过程中主要的引资战略还是粗放型战略，资本大多投入于一些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行业。虽然它能够促进我国总体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内人力、技术等的提高则显得作用不是很明显。所以对于我国来说，在引进外资方面要注重人才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依靠相关溢出效应带动整体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宁丹虹，乔元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FDI的时空演变研究[J].投资研究，2016（6）

2.陈萍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自由度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7）

3.陈继勇，蒋艳萍，王保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竞争性研究：基于产品域和市场域的双重视角[J].世界经济研究，2017（8）

4.协天紫光，张亚斌，赵景峰.政治风险、投资者保护与中国OFDI选择——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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