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君

内容摘要：城镇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城镇化是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发展为提高全民生活水平”这一终极目标的体现，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应注重消费的持续增长。基于此，本文在城镇化背景下对消费需求的发展进行分析，着重梳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以及伴随该进程的消费需求演进过程，并进一步对这两者进行耦合研究，以期为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城镇化   消费需求   理论路径

我国近40年的城镇化实践充分证明了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发达国家的实践一致。但是，我国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发展的拉动模式却与发达国家略有差异。发达国家以消费需求作为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如美国、日本等国的GDP中居民消费占比高达60%以上;而我国的居民消费在GDP中占比不足40%，且呈現出逐步降低的趋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外经济持续疲软，以政府主导的投资的边际产出不断下滑，国家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内需，提升消费来拉动经济，扩大内需尤其是引导居民消费结构改变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鉴于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率从30%向70%进军的快速城镇化阶段，在此快速变革的社会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城镇化对消费的影响机制，并研究如何提振消费和改善消费结构，对中国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特点分析

（一）中国城镇化发展背景与进程

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借鉴苏联的发展模式，“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将农业剩余大量通过统购统销产生的“剪刀差”转移到工业，实行的政策是农业补贴工业，对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状况、快速实现重化工业的资本积累、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具有积极意义。一般来说，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出现明显的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现象，但当时中国为了利于重工业发展确保资本集中于城市，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如此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制度政策抑制了人口流动，造成了我国森严的城乡壁垒，形成了完全割裂的二元社会结构。这也导致了我国就业结构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效率无法提高，城镇化进程严重受阻。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逐渐放松，上述状况逐渐得到改变。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善了生产关系，农业生产在刺激农民的积极性的基础上得以迅速发展，释放了可以转移到城市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次，农产品价格的提高提升了农民收入水平，改善了其生活条件，使他们开始向往城市生活。再者，农产品配给制度终结，农产品允许自由交易，农民开始有了到城市就业的机会。国家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在这一时期可概括为几个阶段：首先，1978-1983年是带有控制的流动。1983年国家开始在法律上允许农民异地经营。然后1984-1989年允许农民进城，城乡隔离制度开始放松，政府对流动人口采取的是较为开放的政策。1989-1991年控制人口盲目流动，是为了应对人口流动带来的治安、交通等方面的问题。1992-2000年为规范流动，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其中1994年左右，由于下岗政策，部分城市对农民工流入采取了限制措施。2000年以后，我国加速了城镇化的推进，一是借鉴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为此，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国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并力求建立城乡平等的社会制度。从总体上看，政策趋势是从控制流动到允许流动，进而规范流动、统筹流动。

（二）中国城镇化的特点分析

1.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速度的不协调。工业化是推动城镇化的主要力量，很多研究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市场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我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这就导致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与国外关系完全不同的特点。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之间先是逐步变小，在2003年开始转折，差距逐渐变大。从1978年我国工业化率一直高于城镇化率26.16个百分点，后两者的差距逐渐变小，到2003年工业化率高于城镇化率0.077个百分点。从2003年开始至今，城镇化率开始反超工业化率，并且二者之间的差率开始逐步拉大，由原来的工业化率高于城镇化率0.077个百分点到城镇化率高于工业化率25.01个百分点。

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之间的关系与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为了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加上计划经济体制，人口流动非常小，且农业支持工业发展，这些导致这个阶段的工业化率在稳步提高，而城镇化率基本变化不大，所以这个时期城镇化率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率。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开始发展，我国对人口的管制也开始放松，人口开始出现流动，并且规模不断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房地产事业的蓬勃发展，进入城市务工的人进一步增加，此外，随着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城镇化建设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率开始迅速提高。虽然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较过去已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多不足，提升的空间依然很大。和前期的政策扶植和人口流动导致的城镇化大幅提升相比，今后城镇化将主要由经济因素推动。

2.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就业结构的变化。城镇化一般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既包括农村人口向既有的大城市转移，也包括原来的农村变成城镇。从产业角度看，是指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降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增加。一般情况下，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的速度应该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增加速度相互一致，这是由于城镇化人口的主要来源是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向其他两个产业转移的结果。但是，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对比结果可以看到，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城镇人口增加趋势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增加趋势并不一致，城镇化率呈现出或超前或滞后的特点。

从图1数据可以看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人口一直要高于城镇人口率，即产业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要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整体上产业人口城镇化率要比人口城镇化率高10%到20%之间，1996年的差距最大，为19.03%。2003年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迅速上升，与此相对应的人口城镇化比例停滞不前，甚至较1996年有所下降。

3.城市建设以生产为主。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重视工业建设，这一思想也延伸到城镇建设中，在城镇化早期，我国比较重视第二产业城市，忽略第三产业城市建设，例如旅游城镇、资源城镇等。这一城镇建设思想导致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比例较低，因此消费者在日常支出时，用于消费的比例也比较低。以广东省为例，作为著名的生产加工省和贸易省，吸引了广西、云南、湖南、福建、湖北、安徽、江西等许多省份的劳动人口，但是近年来广东省社会总产出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在逐渐下降，从1978年的60.9%下降到2017年47.92%，其中在2004年达到了历史最低占比43.19%。与此相对应的，该省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也逐年降低，从1978年的66.8%下降到2007年的46.74%，后逐渐上升到49.8%。

在改革开放后，人口自由流动，我国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劳动人员的价值被长期低估，劳动分配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偏低。虽然在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者收入经过几次增加，但是与这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劳动者收入增加速度仍然很低。由于劳动者收入增加有限，因此国内居民的消费水平不高，客观上影响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内需一直发挥不了其应该发挥的作用。

4.城镇化进程以土地的粗放式扩张为主。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城市土地无偿使用，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下，土地开始有偿使用，因此土地出让开始成为政府的收入来源之一，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土地出让收入逐渐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导致土地成为各个经济主体追求的热门资源。这一现象一方面使得大量的社会资金参与城镇化建设中，促进了城镇化率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也使得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收入，导致这一时期的城镇化建设呈现出粗放的特点。

这一特点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开发商大力推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进行土地的城镇化，而忽视推动劳动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即人口的城镇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政府提供的保障水平较低，即在城镇人口的医疗、社保、教育等保障措施有所欠缺。数据调查显示，2012年城镇养老金覆盖率不到26%，而同期的人口城镇化率为52.4%，这说明城镇人口社会保障体系缺口达26.4%左右。

这种粗放式的城镇化发展方式，导致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于扩大投资规模，增加投入资源，而不是城镇化本身推动经济发展。粗放式的城镇化方式导致一旦投资规模减少，经济增长便陷入困境，动力不足，人民收入减少。只有依靠城镇化带来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才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方式，也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推动力。此外，土地城镇化的方式，容易引起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消费需求演进的趋势及特征

（一）中国消费需求演进基本趋势

1.消费需求不断增长。虽然改革开放后劳动收入增加速度相对滞后，但是劳动者收入总数一直在增加。这就导致了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不断提高。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居民的消费总额从1978年的1759.2亿增加到2017年36万亿，39年间消费需求增幅超过204倍，年均增幅达524%，同时，城镇居民的消费总额由1978年的666.8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14290亿元，增加了471倍，年均增速达到120%;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则增加了53.87倍，年均增速达到11%。

1978年时，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为407元，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为139元;到了2017年时，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达到将近24445元，相较1978年增加了60倍，同期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为10955元，比1978年增加了78倍。

2.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其数值可以反映出家庭和国家的富裕程度。一般情况下，恩格尔系数越低，表示食品金额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低，家庭越富裕，同样的，一个国家的国民购买食品的金额占国民收入的总金额的比重越低，该国家越富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在持续不断的降低，其中，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6%下降到2017年的28.5%，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6%下降到2017年的31.2%。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表明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食品在整个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在持续下降。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不仅体现在食品在整个消费支出比重降低上，还表现在不同消费品种的比重变化上。总体上，居民消费支出由以前的“衣服食品”消费转化为多元化消费。通过对比1994年和2017年的城镇居民消费情况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在衣着、食品、居住、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文教娱乐服务、家庭设备及用品、其他消费方面的支出已经由初期的0.32、0.51、0.06、0.03、0.02、0.01、0.02、0.03调整为现在的0.18、0.028、0.22、0.09、0.24、0.16、0.069、0.028。农村居民在这些项目上的支出也由1993年的0.33、0.57、0.02、0.01、0.03、0.03、0.02、0.024整为现在的0.21、0.31、0.24、0.08、0.124、0.129、0.181、0.016。农村居民的消费的另一个主要的变化就是医疗保健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逐年上升，由開始的2%上升为现在的12.4%。

3.消费倾向逐渐下降。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总额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城镇居民的家庭消费倾向用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消费金额与家庭人均可支配总额的比重表示，农村居民的家庭消费倾向用农村家庭人均消费金额与家庭人口可支配总额的比重表示。比较1978年到2017年间的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消费倾向，结果如图2所示。城镇居民的消费比重由20世纪80年代的86%-93%直线下降到2017年的68%，最高下降了25个百分点左右;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则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84%下降到2014年的81%，下降了3个百分点左右。

此外，从图2可以看到，虽然城镇居民的消费比重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在总体上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是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城镇居民的消费比重在1978年到1987年间呈现出上升和下降交替出现的特点，1987年之后开始逐年下降。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在1978年到1989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在1989年到1999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且下降的幅度超过同时期城镇居民消费比重下降幅度。从1999年至2017年间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又呈现缓慢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总之，整个考察期内，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多于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变化幅度大于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变化幅度。

（二）城镇化背景下我国消费增长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的消费总量在逐年递增，但是存在速度和结构方面的问题，如相较经济增长的速度消费增长过慢;消费在城乡之间、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结构不理想。

1.消费率偏低，消费倾向下降。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社会消费率从1978的GDP占比61.4%下降到2012年的最低49.5%，此后逐渐回升至51.6%，中间部分年份略有回升，但是下降仍然是变化的主要趋势。通过分析社会消费构成中的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可知总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来自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政府消费占总需求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0-15%，同期，居民消费则由期初的GDP占比48.41%下降至2010年的最低35.56%，此后又逐渐上升至2017年的38%，下降了10.4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生产、轻消费”的投资策略;二是我国需求结构中长期以来采取的“重出口、轻消费”的发展策略。

中国的消费率不仅在整个考察期内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而且低于同期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1）。1978年至2008年间，美国年均最终消费率为82.6%，位居诸国之首;日本的年均最终消费率为70.78%，在七个国家内水平最低。但是上述七国的最终消费率均高于中国60.52%的占比水平。最能体现居民福利水平的居民消费率指标一项，七国的水平也远高于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的居民平均消费率分别为66.61%、62.65%、56.94%、58.82%、58.68%、55.30%、55.97%，中国的居民平均消费率水平仅为47.11%。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分析可知，中国的总消费率水平和居民消费率水平相较世界七大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

2.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在扩大。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的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这种特征在收入上的集中体现也导致了我国城乡之间消费水平的差距（如图3）。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由1978年的2.5倍扩大到2009年的3.33倍，此后逐渐回落至2017年的2.73。与此同时，城乡之间的人均消费比也由1978年的2.54扩大到2003年的3.35，此后慢慢下降至2017年的2.32。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制约了我国社会消费的扩张。这种不完善既有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也有现行二元经济结构制度的原因。

3.城乡消费结构、政府居民消费结构不合理。中国的社会消费还呈现出结构上的比例失衡，一是城乡消费中城市消费占比过高;二是政府居民消费中，政府消费过高。自1978年至今，总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占比一路攀升，由1978年的29.78%攀升到2017年的57.27%;相反，农村居民消费比重则不断下跌，由1978年的最高占比48.79%下降至2017年的16.37%，跌幅达30多个百分点。这一方面是由于更多人口城镇化而导致统计对象从农村转移至城市口径，另一方面也说明城乡居民在消费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同时，消费在政府和居民两个维度的划分，也呈现出政府消费先下降后持续上升、居民消费下降的趋势。政府消费比重由1978年的GDP占比21.44%上升至2017年的26.36%，并在1978年至1988年十年间出现波动性下降和1988-2017年直线上升的小趋势。呈现出这样的政府和居民消费结构，与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的阶段特征必不可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消费需求演进的耦合研究

通过同期比较中国城镇化和居民消费的变化（见图4），可知两者之间存在比较一致的同步增长趋势，但是两者趋势变化的强弱存在较大的差别，难以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准确的判断，这就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从1978年至2017年近40年间，中国城镇化先后经历了“从紧—放松—推进”的发展阶段，居民消费也经历了“重生产轻消费”—“三驾马车”—“拉动内需”的政策演变。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环境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并非一帆风顺。因此，城镇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必然存在阶段性的特征，相关研究就必须分阶段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强弱及其变化。

（一）耦合关系的结构变化检验

选取中国城镇化和消费1978-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结构断点检测（由于篇幅所限，城镇化的结构变化检验结果图表未列出）。通过对城镇化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结构变化检验，可以把城镇化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个是1978-1996年的缓慢发展阶段，城镇化大部分年份保持0.5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二是1997-2006的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化保持1.4个百分点的加速增长速度;三是2007-2017年的震荡发展时期，城镇化的速度在年均1.04個百分点和1.61个百分点之间震荡。

通过对居民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结构变化检验，也可以把居民消费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个是1978-1996年的缓慢增长阶段;二是1997-2007年的持续增长阶段;三是2008-2017年的快速增长阶段。可以看到居民消费的增长率在整个时间段内基本可分为三个上涨周期。

从城镇化和居民消费的结构变化检验中，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时间结构断裂点非常接近，一个是在1997年，一个是在2007年或2008年。城镇化和居民消费之间的相关度到底有多高呢？是否在整个分析周期内保持不变呢？为此下面利用小波理论对城镇化和居民消费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二）耦合关系的小波分析检验

小波理论源自电子信息工程领域的信号处理技术，特别擅长处理数列之间的相关关系，由于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城镇化和居民消费的时间结构断裂点一个是在1997年，一个是在2007年或2008年，为了着重分析时间结构断裂点的关系，本文选取了1978-2016年的数据进行计算。从分析结果中发现：

1978-1988、1996-2012两个时间段内城镇化和居民消费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图5部分的左边以一条黑线圈闭的“岛屿”表示特定时频下城镇化的变动和居民消费变动之间显著相关（显著性水平为5%），且相关性高达0.9以上。同理，1980-1988年间，城镇化和居民消费之间是完全正相关关系。1996-2003年间，城镇化的作用领先于居民消费，即城镇化是引起居民消费变化的原因。城镇化對居民消费有1-4年的作用周期，2008-2017年间存在长期关系，但是不显著。图5部分的左边以一条黑线圈闭的“岛屿”都处在纵坐标（1，2）和（2，4）的区间内，表明所有的相关性仅存在短期内。图5部分的右边图中，黑线圈的右下角有一个“岛屿”位于（4，8）的区间内，表明在2008-2017年间存在长期关系，但是不显著。

（三）检验结果分析

从前面城镇化水平和居民消费时间序列数据的结构变化检验中，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结构变化的两个时间点都非常接近，一个是在1997年，一个是在2007年或2008年。从时间上恰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可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经济环境恶化早就影响到了城镇化和居民消费。而用小波理论工具进一步探究两者的相关关系的时候发现1980-1988、1996-2012两个时间段内城镇化和居民消费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城镇化对消费的影响都是1-4年的中短期影响，而非长期。需要强调的是，这一研究结论中的“城镇化”是个流量概念，也即特定年度城镇化率的增量而不是存量，是将城镇化对消费的长期影响进行了作用周期和作用强度上的分解。上述两种分析手段的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化与消费的互动关系呈现很强的阶段性特征，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城镇化政策非一而贯之，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动中，而不同政策下的城镇化具有不同的速度和质量。

结论

本文系统概括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和消费需求发展的状况，采用计量方法检测出城镇化和消费均有结构断裂点，而且两者的断点还非常接近，皆为亚洲金融危机的1998年左右和美国次贷危机的2008年左右。接着又借助数学工具Matlab的小波分析工具进行分析可知，城镇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不但存在强弱变化，并且存在滞后影响。影响有强弱变化，说明机制发挥作用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影响有滞后，说明存在内在复杂机制。中国的城镇化先后经历了“从紧—放松—推进”的不同管理阶段，期间城镇化的推动也发生了模式的各种转换，城镇化自身这些特点的变化有可能是导致城镇化与消费关系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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