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志萍　吴梦芝

摘要：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契约成本理论，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5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债务成本及内部控制对二者相关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商业信用与其为了从资金供给方获取资金而付出的债务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有效的内部控制对企业商业信用与债务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削弱作用。因此，存在资金需求的企业可以通过合理控制自身商业信用程度以达到降低债务成本目的，当商业信用无法降低时也可以利用企业有效的内部控制达到缓解效果。

关键词：商业信用;债务成本;内部控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9）11-0144-06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9.11.03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on internal control，commercial credit and debt cost

NIE Zhi-ping，WU Meng-zhi

（Business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and contract cost theory， the data of China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4 to 2015 is taken as a research sample， and the impact of commercial credit on debt cost and internal contro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empirically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porate commercial credi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debt cost incurred in order to obtain funds from the fund supply side; the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of the enterprise has a weakening effect on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mmercial credit and the debt cost. Therefore， enterprises with capital needs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debt costs by reasonably controlling their own commercial credit levels. When commercial credit cannot be reduced， they can also use the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of enterprises to achieve mitigation effects.

Key words： commercial credit; debt cost; internal control

商業信用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在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凸显。企业商业信用可看作企业间建立的私人信用机制，企业凭借其交易主体身份，在获得有效信息时拥有及时性、全面性等优势，故商业信用的存在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同时，商业信用对企业融资的另一主要债务性融资，即银行贷款带来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债务人对企业商业信用日渐重视，发达国家凭借良好的信用评级机制，消除了信息机制不完善带来的不良影响，而中国企业的信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发展，银行坏账率处于偏高水平，这一条款的实施加大了金融风险。本文研究商业信用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以判断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2004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开放后，促进了银行利率市场化的持续发展[1]，因此，以2004—2015年为样本年度区间，研究商业信用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中国的金融体系尚在发展中，大部分企业仍然主要依托于隐形契约即商业信用来推动企业发展[2]，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此外，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能力越高，可以视为其对下游企业的投资越多，即其可接受的风险越大，是高风险的资金需求方。郑登津等[3]认为，相较低风险的资金需求方，高风险的资金需求方更愿意接受较高的利率，债务人在考虑到这一情况后也会相应提高债务成本。在相同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较高的企业由于其承担的风险较高，银行评估企业为高风险企业而相应提高债务成本时，企业也认为是可接受的。因此，企业在自身存在大额商业信用的情况下，并不会拒绝高利率的资金来源。

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商业信用和银行贷款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研究以债务成本作为更深一层次的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商业信用与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债务成本的交互影响。为了避免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同期性偏见，采用下一期的债务成本作为因变量。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信贷市场中的信息风险包括信息的延时性、不准确性以及交易前后出现的其他问题，主要是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息污染等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会导致逆向选择或者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现象表现为由于债权人在借贷关系中沦为弱势方，融资方可能存在隐瞒企业情况的行为，资金借出方缺乏对融资方的全面了解，对其风险评估会更为谨慎，因此在同等条件下，企业为获取资金需要付出的融资成本会更高。当企业存在大额商业信用时，债权人会由于其业务复杂性导致尽职调查难度增加，影响到资金供给方对企业是否存在隐瞒事项的评估。

Fisman等[4]认为商业信用的产生可以用商业信用竞争假说来解释，即使企业受到融资约束仍然会给予客户商业信用，导致潜在风险增加，债务人在对有大额商业信用的企业进行评估时会更加谨慎。过高的商业信用表明企业可能存在掩盖自身经营问题的情况。较高的商业信用反映企业存在较多存货[5]，企业可能为了提高存货周转率而与其他企业形成大量赊销交易，而大量的赊销交易可能是为了虚增收入，交易存在私人利益等其他舞弊风险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造成债务成本的上升。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文件指出，企业可能利用从供应商处获得的应付账款向客户提供应收账款的举动，可以视作一种变相的投资行为。企业在提供大量商业信用给下游企业时，可视为一种变相的投资，因此当企业存在大量应收账款时，可能存在对下游企业评估不当带来的经营、投资风险，债权人可将其视为一种高风险的投资。资金供给方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状况等方面的了解不全面，因而会逆向选择，对具有大量商业信用的企业收取更高的债务利息。

道德风险源于事后债务人可能存在篡改企业经营情况、隐瞒企业真实财务状况等行为。大额商业信用会对企业经营稳定性产生影响，可能出现擅自挪用贷款资金等不当使用行为，而债权人因无法及时识别债务人的不当财务处理带来的损失，增加了企业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大额商业信用对财务信息质量有较大的影响，其存在的风险加大了资金需求方舞弊、不当利用融资资金等的可能性，也会导致其债务成本增加

Rutberg[6]认为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影响会导致银行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其产生的连锁反应使中小企业运营困难，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应收账款与企业收入相关，COSO的研究报告显示，收入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企业在1987—1997年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企业中占据一半，可见企业收入存在舞弊风险的可能性很大，而大额的商业信用则增加了收入存在风险的可能性。田利[7]认为企业对应收账款的风险管理存在制度建设不完善、执行不彻底的问题，同时，信用管理政策制定时考虑单一，且未贯穿于企业业务流程全部门，造成应收账款风险管理存在制度层面问题，继而对实际风险管理执行有效性产生影响。资金供给方在考虑这一情况时，会相应提高商业信用较高企业的贷款利率。刘诚等[8]通过对银行与企业诚信信贷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发现，交易双方陷入低效率困境的原因是信任机制未能有效运行，究其根本是双方存在不诚信行为，而应收账款存在的道德风险包括企业将资金挪用至其他高风险项目的不诚信行为，这一风险将导致债权人对企业进行评估时增加其不可靠性，从而影响债务成本。

契约成本理论认为，企业由一系列契约组成。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贷款契约属于债务契约，当债务方提供给下游企业大额商业信用即应收款项时，由于对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出自于管理层的主观判断，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故商业信用对财务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当存在大量应收账款时，企业财务质量存在问题的可能性较大，进而会影响债权人给予资金的条件。由Watts和Zimmerman提出的债务契约假说认为，以会计信息为基础时，管理者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可能性与企业背离债务契约规定的程度显著正相关。蒋基路等[9]在利用McNichols和Wilson模型從应计管理动机角度解释应计项目操控行为时发现，非ST公司为了修饰公司财务状况，有动机操纵单项应计项目即坏账准备的计提从而调增盈余。当商业信用越高时，企业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越大，由于坏账计提认定是基于管理层的主观判定，则基于盈余管理而操纵应收账款的可能性也越大，导致企业发生背离债务契约规定行为的风险也更大。陈凯凡[10]在分析应计项目在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的作用时发现，坏账准备会影响到应收账款的金额，进而对提供给下游企业的商业信用产生影响，故认为应计项目质量对商业信用有影响。于静霞[11]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时，银行对应的惩罚机制即企业的融资成本越高。因此当商业信用越大，企业通过操纵坏账准备调增盈余的机会也会越大时，银行提供的融资成本会上升。Francis等[12]发现低质量的应计项目会导致较高的债务成本，应计质量可以作为信息质量的代理指标，对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有较为完整的评估，由于其确认受管理人员的主观判定影响而存在较大的风险，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与其融资的债务成本呈正相关。

内部控制判定为有效是第三方认定公司财务信息真实的保证，是有效财务信息的前提，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债权人认为债务人可能出现违约风险的可能性。Dhaliwal等[13]认为如果内部控制报告显示公司内控存在重大缺陷，借款成本提高。当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时，使公司管理层、治理层或员工存在为获取非法利益而出现故意行为的可能性上升，增加了舞弊的风险。Lambert等[14]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会计信息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债务成本，因此，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影响，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使债务成本显著下降。可见，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能显著减少公司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进而使得债务投资者在了解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情况下降低债务成本。孔凡峰[15]在研究企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债务成本的关系时发现，由于内部控制影响到公司财务信息质量，当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时，企业的债务成本也会提高。因此，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对商业信用带来的违约风险起到缓解作用，公司内部控制有效运行后能够降低由于大额商业信用存在带来的舞弊和经营风险。

综上可见，内部控制与债务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对于商业信用对债务成本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有效的内部控制能降低企业的债务成本。随着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商业信用与债务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被削弱，内部控制质量对商业信用与债务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调节作用，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质量对商业信用与债务成本的正相关关系有着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