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映林

一

“萧规曹随”典出于《史记》一书。《史记》记载：刘邦称帝后，大封功臣，那些出身草莽、没有什么文化、却在刀光剑影中出生入死、提着脑袋为刘邦打下偌大一座江山的伙伴们虽说个个封侯拜将，然而名列功臣第一的却是文人——为刘邦镇守后方，提供粮饷兵源的萧何！这一下炸锅了，以军功最多的曹参为首的武将们群情激愤：萧何凭什么名列功臣第一？刘邦对他手下这批开国武将说了一段颇有见地的话：“猎狗只有追擒野兽的功能，而猎人却能指挥猎狗。你们只不过是擒杀野兽有功的猎狗（功狗），只有萧何才称得上是猎人（功人）。”武将们这才不说话了。曹参不满萧何为第一功臣，可萧何不计较。萧何临死前，汉惠帝问他：“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萧何不抱成见，不泄私愤，推荐了曹参，而且表示如若用曹参为相，“死不恨矣！”表现了一代名相宽宏大度、一切以国家大局为重的胸怀。萧何死后，曹参做了宰相，依照萧何生前制定的政策实行。《史记·曹相国世家》：“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故汉代扬雄在《解嘲》中说：“夫萧规曹随，留侯画策。”曹参忠实执行萧何的既定政策，继续对百姓采取休养生息政权，缓和社会矛盾，西汉国力日益强盛，经济蒸蒸日上，为随后的“文景之治”奠定了良好基础。因而“萧规曹随”赢得了百姓的赞颂：“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浄，民以宁一。”意即萧何制定政策法令，整齐划一，执法公平，曹参代替了他，坚守不改，大家平平静静，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唐朝的“萧规曹随”是指姚崇确立的施政纲领，继任的宰相宋璟也是忠实地执行，不做随意更改，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朝初期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度，宰相少则七八人，多时十七八位。但从唐玄宗时期开始，改变了唐初的集体宰相制度，虽然宰相仍有两三位，但其中必有一位是“首辅”，掌控实权，为真宰相。其余一两名宰相只是协助“首辅”工作，或分管一至两个部门。姚崇是唐玄宗时的第一位“首辅”，之后接任姚崇任“首辅”的是宋璟，姚、宋二人之间的关系，颇似汉初之“萧规曹随”。举凡姚崇制定的政策，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宋璟决不轻易更改。

二

姚崇（650—721）陕西硖石（今河南省三门峡南陕）人，一生三次入相，首次入相是在武则天时期。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很重视人才，颇有点贞观遗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入侵河北，形势危急。武则天让朝臣上书，提应对策略。武则天在阅读群臣上书中，发现姚崇对问题剖析周密，论理精到，惊奇之下，破格提升姚崇为夏官（兵部）侍郎。姚崇自此跻身朝廷重臣。但姚崇并不因受到武则天赏识器重，就一味“唯上”。例如，他对武则天鼓励告密、重用酷吏、滥施刑罚、杀戮无辜，始终不满。姚崇尖锐指出：重用酷吏、残害无辜，其祸“甚于汉之党锢”。对姚崇批评她的这些做法，武则天还是颇有肚量，不但不怪罪，反而高兴地说：“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甚合朕心。”赏赐姚崇白银1000两。两年后（698年），武则天任命姚崇以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崇成为武则天后期的宰相，辅佐武则天处理军政事务，受到信任。

长安四年（704年），在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中伤蛊惑下，姚崇被武则天外放灵武道任行军大总管，后又改任灵武道安抚大使。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姚崇密谋策划，联合桓彦范、崔玄暐、敬晖、袁恕己，趁武则天病重之际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武则天，拥戴唐中宗复辟。姚崇因定策有功，封为梁县侯，食邑200户。然而，中宗是个昏庸无能的皇帝，无法控制局势，朝政为武三思和韦后专断，皇帝成为傀儡。韦后与安乐公主欲学武则天，临朝称制，母女二人合谋毒死了中宗，朝中大权尽落其手。相王李旦的儿子李隆基见势不妙，先下手为强，突然发动宫廷政变，一举消灭了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李旦在儿子李隆基和妹妹太平公主的支持下，恢复帝位，这就是唐睿宗。李旦复位，遂立李隆基为太子。

景云元年（710年），唐睿宗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二次入相。但睿宗与其兄中宗一样，也是一个昏庸无能之君。其妹太平公主因助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而权势膨胀，睿宗对她是言听计从，由此引发了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的矛盾。李隆基地位受到挤压，姚崇与宋璟秘密上疏睿宗，请求把宋王、豳王外放，太平公主与驸马安置洛阳，收回岐王、薛王统领的羽林军。不料此事为太平公主所知，遭到公主一派势力的强烈反弹。当时七个宰相，有四个是太平公主同党。糊涂的睿宗在太平公主的压力下，将姚、宋二人外放地方任刺史。先天元年（712年），睿宗让位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先天二年太平公主准备于七月四日发动政变，不料为玄宗侦知，于三日出动羽林军一举消灭了太平公主的党羽，接着赐死太平公主。七月三日事件后，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太平公主勢力被铲除后，唐玄宗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三次做了宰相（任“首辅”）。姚崇针对中宗以来的弊政，向玄宗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十条建议：不以严刑峻法威慑臣下;不追求边功;法律面前不论亲疏，违者应予法治;禁止宦官干预政事;杜绝一切苛捐杂税;皇亲国戚不担任中央要职;君主对大臣应待之以礼;鼓励直言进谏者;杜绝营造佛寺道观;接受外戚干政的教训。

唐玄宗接受了的姚崇建议，自此以后，“军国之务，咸访于崇”。正是唐玄宗对姚崇的信任，凡是姚崇所行军政大事，“玄宗悉从之，而天下大理。”“开元盛世”能够出现，在朝廷大臣中首推姚崇。

姚崇小儿子姚弈去世，请假十余天，另一宰相卢怀慎手忙脚乱，积压了政事，就去玄宗处自我检讨。玄宗却安慰他：“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姚崇假满上班，迅速将积压下来的事务处理完毕。故《旧唐书·姚崇传》称赞他说：“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对此，卢怀慎颇有自知之明。他与姚崇搭伴为相时，“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其实，卢怀慎并不是唯唯诺诺的庸才之辈。他出身于进士，虽处理政务不及姚崇干练，却能常和姚崇一道，建议惩治违法犯罪的皇亲勋戚，建议量才授官，妥善处置功臣。许多重大决策不但有卢怀慎的一份贡献，而且身体力行，积极推动落实，使姚崇省了不少心。姚崇为了使边境安定，反对守边武将轻易用兵少数民族。卢怀慎坚决贯彻这一政策。开元四年春，陇右节度使郭虔瓘上奏朝廷，家奴石良才八人立有战功，请求授予游击将军。玄宗当时同意了。卢怀慎却坚决反对，认为这个口子一开，边将都会效法，这是“实乱纲纪，不可许”。迫使玄宗收回成命。一个“救时之相”果断决策，一个“伴食宰相”积极推行，一刚一柔，互相协调，减少了议政执行过程中的摩擦，相得益彰。卢怀慎有一个很突出的长项，那就是他善于识别人才，这个恰恰是姚崇的短项。他曾荐太常卿马怀素为皇帝身边侍读。临终之际，遗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并一一分析他们的长处，希望唐玄宗“渐加进用”。而且他的廉洁自律更是举世公认，史载“怀慎清俭，不营产业，器用服饰，无金玉绮文之丽”，“家无余蓄，妻子匮乏”。卢怀慎去世时，竟无钱下葬。他的清廉当时就为同僚所赞，说他“忠清直道，终始不亏”。一辈子如此，始终如一，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