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果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对信用评级体系建设问题越来越关注。深究美國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虽然与美国房地产泡沫膨胀直接相关，但根源是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房地产证券的不当评估对投资者所形成的误导。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直接引爆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对相关国家主权债务评级的下调，根源是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对相关国家入欧主权评级时的造假。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建设，不仅关乎一个国家金融稳定，而且关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安全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一、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的战略地位

单纯从金融视角看，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状况直接关乎一个国家“四种力”的强弱。

金融体系稳定力。如果一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得好，其对金融机构、企业等相关市场主体及其所发证券的信用评价就更为科学，进而对证券发行者的正向约束力和对投资者的正向引导力就会大大增强，从而有助于把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消灭在萌芽状态。

金融主权控制力。如果一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得好，本国信用评级机构在本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就会大大提升，进而有助于排除外来评级机构对本国金融市场的不良干扰，使国家金融主权的控制力得以提升。

金融国际影响力。如果一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得好，评级机构不仅在国内金融市场具有足够的影响力，而且还可以通过参与国际金融市场评级活动，不断提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进而有助于培塑良好的国际金融秩序，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繁荣稳定。

金融博弈战斗力。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金融实力实现对全球的持久霸权。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更加注重利用金融工具实现其全球霸权目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通过其评级机构对世界各国主权信用评级的调整，进而实现其从全球金融市场中牟利的目的。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战已成为当今世界新的战争形态，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加快国内信用评级体系建设步伐，以不断提升国际金融博弈场上的战斗力。

二、我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现状

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迄今有近30年历史，虽然有较大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目前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信用评级公司主要有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远东资信）、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等九家。

纵观我国金融评级体系的发展状况，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金融评级公信力不够。一方面，评级机构评级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信用评级活动，特别是证券评级，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它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很高。目前我国金融评级机构人员的专业素质普遍不高，难以适应评级业务的快速发展，而这种水平不一的评级人员充斥市场，严重影响了金融评级机构评级的专业性。另一方面，评级机构的管理水平偏低。目前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在评级程序上，普遍缺乏科学性、严密性，很容易受到公司利益或评级人员私利的影响，从而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客观地评价企业和证券的信用级别，由此导致评级结果的可信度不高，社会利用率、影响力普遍不高。目前海外投资者普遍不信任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认为太宽松、太容易给被评估对象过高评级。根据彭博数据显示，中国“四大”评级机构对被其评估的1500家中国上市公司，近70%都给予“AA”级或以上的等级，其中900家即总数的60%，更得到“AAA”评级。难怪跨国投资银行高盛对此有如下评语：“实质上，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并没有反映出任何有意义的分别，在这方面，它们有非常显著的改进空间。”高盛的评价尽管有失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缺陷。2018年8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召开例行发布会传出一则重磅消息：中国证监会决定给予某评级公司严重警告处分，暂停其证券评级业务一年。原因是发现该公司有四项严重违规：其一，该评级公司与关联公司公章共用，内部管理混乱;其二，为多家发行人提供发行服务的同时，开展咨询服务并收取高额费用;其三，委员资格不符合要求;其四，部分评级项目底稿缺失。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表示，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上缺乏影响力，这与信用评级机构看重眼前短期经济利益有一定关系。国衡信国际信用评级中心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师兰晓华指出，评级机构靠信誉生存，国内很多机构与国衡信一样，对外号称公正、独立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实际上评级标准人为干涉非常严重。比如2018年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发布报告，把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BBB+，并且评级展望为负面。与大公国际不同的是，美国获得国衡信AA评级。同样是中国的评级机构，对同一个主权国家的信用评级结果却大相径庭，充分反映了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现存的矛盾。

金融评级竞争力不强。目前我国少数规模较大的评级机构虽然已经在评级市场上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在评级技术、人力和财力方面有了一定的积累，但国内大部分评级机构普遍规模小、实力弱、业务范围狭窄，其评级结果通常缺乏有效检验，在社会上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普遍不足，尤其是各评级机构之间的产品和服务同质化严重，导致国内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普遍较低。纵观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的几十年里，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始终垄断着国际评级市场，他们通过直接投资、收购和控股等方式操控世界评级的话语权。以2007年为例，全球评级市场总规模约45亿美元，三家机构总收入超过42.7亿美元，占市场份额的95%。近些年来，中国的评级机构也在发展，但与国际评级机构相比，无论从规模、技术、可信度、市场占有率等相关指标看，与标普、穆迪、惠誉相比差距巨大。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我国评级机构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我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比，很不相称。

金融评级控制力弱化。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大公国际、中国诚信、联合、远东资信、上海新世纪、东方金城、国衡信等几家全国性信用评级机构，但是除大公以外的其他评级机构大部分都有外资进入，这对我国金融评级的自我控制力带来严峻挑战。比如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07年8月20日与惠誉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合资由内资企业变为中外合资企业。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简称“中诚信国际”，英文简称“CCXI”），2006年4月13日与全球著名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简称穆迪，Moody's）签订协议，出让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49%的股权，并约定只要中国政府同意，穆迪可对其控股。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与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未包括开放信用评级业，但美国评级机构自2006年开始大规模地收购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目前已基本控制了中诚信、联合和新世纪等中国信用评级业的龙头企业。截至目前，国内主要的几家评级机构都未获得国际资质认证，而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已经占据了中国2/3的评级市场。未来我国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值得关注。

金融评级监管力不足。目前我国的评级公司大多把自身盈利作为评级的主要目的，评级机构的这种私利特征决定了强化业务监管至关重要。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对金融评级机构的监管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分散的行政监管形不成合力。由于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存在着多个金融监管主体，各部门在各自管理的业务领域内对信用评级进行监督管理。如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管理征信业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等职责，对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信用评级进行管理;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资信评级业务进行管理;发改委对企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管理。这种多头监管的模式不易形成有效合力，导致监管重叠、监管冲突甚至监管真空等问题。二是信用评级的法律与标准体系不健全。我国评级行业虽已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历程，但国内信用评级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相关制度只是散见于《公司法》《证券法》《贷款通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等，整体性差，可操作性不强，缺乏规范信用评级行业的基础法律法规。此外我国缺乏统一规范的评级标准体系，迄今尚未从国家层面发布评级标准，只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贷市场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等有限的几项标准。由于缺少统一的行业规范，没有统一规范的评级方法、标准和指标体系，造成评级结果差距很大，不具有可比性、权威性，无法发挥信用评级的应有功能。

金融博弈力缺失。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桥梁和纽带，金融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决定了金融很容易成为现代国际博弈的战略制高点。目前美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金融领域占有绝对优势：美元作为第一大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发行美钞从世界各地攫取财富;美国的金融清算体系，是国际金融清算体系的核心，由此掌控着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贸易、投资、金融资源的流向流量;美国的标普、穆迪、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在国际信用评级市场占据绝对优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充分体现其国际评级的巨大影响力。近年来，这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正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评级市场渗透。在此背景下，随着中国日趋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与美国的战略博弈将日趋激烈，急需提高我国的战略博弈能力，尤其是金融博弈能力。目前中美贸易战只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开端，未来不排除会上升到金融战，如何加快培塑和提升我国的金融博弈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然而目前我国不仅金融系统蕴含的风险比较高，而且金融风险防范意识、金融攻防对抗的战略博弈意识淡漠。无论是金融界，还是战略智库，对金融博弈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金融攻防的知识和技能明显缺乏，金融攻防博弈队伍尚未组建，金融攻防对抗演练还几乎是空白。面对近年来美国频繁发起的金融战演习、股市冲击波演习等战略博弈新动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三、强化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的对策

针对当前我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现状，下一步要充分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尽快打造“国内值得信赖，国际具有影响力、自主可控，能与战略对手博弈”的信用评级体系。

1.整治——提高公信力

建体制。一是成立中央信用评级委员会，强化中央層面的集中统管。为提高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效率，建议将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发改委等相关职能部门的信用评级监管职能剥离出来，成立国家统一监管的机构，即国家信用评级监管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承担对各类信用评级机构市场准入的审核、日常业务合法性的监管监察、评级结果合理性的定期考察评估和对评级绩效的奖惩、对评级机构退市的审批等职能。二是建立信用评级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行业自律建设，对我国信用评级事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可考虑在目前具有较大市场影响的前十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公司领导和专家中选择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员加入信用评级协会，同时从金融、证券、保险等领域，选择部分既有学术造诣又有一定实操经验的专家学者，加入信用评级行业协会，借此以加强对信用评级工作的指导、监督和管理。该协会的任务主要包括：组织各家评级机构定期交流工作经验，不断提高评级质量;协助各家评级机构规范评级方法和指标体系;协助中央信用评级监管委员会，搞好评级机构的资料审查和日常业务管理;督促检察和加强各评级机构自律管理，建立起自我约束机制。

定制度。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为评级机构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一是以法律形式明确信用评级机构的角色定位。出台相关法规，对信用评级机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予以明确，对其享有的权利、应承担的责任义务给予界定。二是建立信用评级业务准入制度。为避免信用评级机构的恶性竞争，要加快建立信用评级业务许可制度。由中央信用评级委员会委托有关职能部门（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发改委等）根据相关规定向信用评级机构核发准予开展某类评级业务的许可证。三是建立信用评级退市制度。建立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复审、评价、奖惩等制度，对那些评估不合格的信用评级机构，建立依法依规实施“退市”处理的制度。四是建立外资入市的限制制度。通过法规，明确外资进入国内信用评级市场的必备条件、控股比例、业务范围，以及违规经营的处罚措施等相关条款，确保外资参股机构的信用评级活动在我国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

抓清理。一是对法规制度的清理。抓紧对已有相关法规制度进行评估，凡是明显过时，影响信用评级业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依据我国发展实际，及时予以修订或废止。进而加快形成健全完善的推动信用评级业健康发展的法规制度体系。二是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清理。依据相关法规，依法对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清理整顿，凡是不符合从事信用评级业条件的机构，及时予以取缔;对信用评级中弄虚作假、谋取私利的，对广大投资者形成误导、带来损失的，及时给以相应的法律惩处;对一些情节较轻的不合规经营行为，进行必要的整顿。通过清理整顿，确保国内信用评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三是对外资过度介入问题的清理。目前国内有不少信用评级机构引入外资，由此对我国信用评级的控制力带来严重威胁。为此依据相关法规，对每个外资参股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摸底排查，弄清外资力量对国内信用评级公正性的影响。凡是有违规经营行为的，依法给予严肃处理;凡是控股比例过高的，依法强制退出或进行股比调整。

2.整合——提高控制力

整合小散弱评级机构。针对目前我国金融评级机构规模小、业务散、竞争力不强，以及被外资过度介入等问题，建议按照“政府搭桥，企业自愿”原则，进行必要的改组合并。

建立信用评级的国家队。对国内目前具有较大影响的评级机构，特别是目前已有外资入股，并具有较高外资股比的评级机构，可采取政府注资参股的方式，逐步实现对该类评级机构的控股。与此同时，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大对该类评级机构在公司管理层的配备、评级专业技术人员的选拔培训、评级指标体系的构建、评级质量的管控等方面的介入力度，使这类评级机构逐步成为我国评级市场上的主体，以引领我国评级市场的健康发展。

3.整训——提高竞争力

加大人才培训力度，建强人才队伍。提高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人才是根本。为此建议采取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加大这方面专业技术人才和组织管理人才的培训力度。在财经类院校，逐步开设信用评级专业，培养一批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在各类金融机构，鼓励定期举办评级业务培训班，以加大这方面人才培养;从双一流学校财经专业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由政府提供一定数额的经费资助，输送到欧美知名财经院校，接受评级领域的专业技术培训，学成回国充实到各大评级机构中。对这些海外培训人员，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加快研究制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建议由政府部门出面（比如由中央信用评级委员会办公室主导）组织，以现有信用评级机构的专业技术人才、金融机构优秀从业人员以及国内财经院校和金融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为主体，加快组建专业研究机构，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制定既体现国际惯例，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引领我国信用评级业健康发展的技术指南。同时赋予这支研究队伍，及时跟踪研究国外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动态，不断创新发展我国的信用评级技术和管理模式，提升我国信用评级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民融合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