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览小［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 610068］

苏童是当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自1983年投入小说创作以来，从先锋文学到新历史主义再到现实主义，他在突破和革新的同时也一次次打碎标签化的自我。苏童不断寻找新的艺术空间，小说的主题也不停地变化，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人性的探索。本文即从人性主题的角度，分析苏童小说中的一系列人物形象，考察苏童的审美选择及原因，进而评述苏童小说人性探索的得失。

一、系列形象的书写

苏童对人性的探索和反思有着充分的自觉，他在一次访谈时说：“从青年时代的创作到现在，我想要表达的主题当然不停地在演变、深化，要说一定要找到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人性。”苏童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了不同系列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人生境况和人性变异，表现出深沉的人文关怀。

苏童对人性的探索最先由少年开始，形成了“香椿树街少年”系列形象。这些年轻人在混乱的年代畸形发展，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都不成熟，但却滋长了成人的欲望和暴力（《桑园留念》）；他们没有美好的理想和追求，常常习武打架、偷盗逃学（《城北地带》）；他们的心灵被扭曲，即使像天使一样的女孩也会拉帮结派、恶毒攻击（《像天使一样美丽》）。在这些少年身上，泛滥着血腥的气味和非理性的欲望，他们荒唐的行为着实令人痛心不已。

苏童把追索人性的目光投到城市青年身上，书写了“城市流浪者”系列形象。这些人幻想在异乡成名成家，却不想努力奋斗实现目标，不管是自恃清高却沉迷于情欲之欢的汝平（《女孩为什么哭泣》），还是吹牛撒谎、不务正业、玩弄女孩的诗人雷鸟（《平静如水》），又或者以发现明星丑闻而走红的歌手蚱蜢（《流行歌曲》），他们一个个都在学做“现实恶棍”，在耽于享受、追寻自由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

苏童也关注无奈生存的普通市民，形成“当代市民”系列形象。他们或在平庸世俗的环境中挣扎奔突（《已婚男人》），或在亲人的数落和指责中疲惫不堪（《亲戚们议论的事情》），或在灰暗庸俗的现实社会不断沉沦（《蛇为什么会飞》）。当代市民的理想主义一点点地消除，根本无力突破自身的生存困境。

苏童在小说中还虚构了枫杨树故乡，塑造了“枫杨树先辈”系列形象。苏童极力张扬先祖们顽强的生命意志，但同时也无情地揭示其人性的丑恶：陈宝年抛妇弃子、作恶嫖娼（《罂粟之家》），幺叔醉心纵欲、浪荡无为（《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蒋氏砍杀乡亲、致人流产……这些祖辈们已没有令后人敬重的威严、神圣，而更多地表现出愚昧、暴力、残忍，暴露出人性的丑恶与堕落。

苏童在妇女题材小说中，生动细腻地刻画了“红粉女性”系列形象。无论是陈家大院里的女人互相绞杀（《妻妾成群》），还是翠云坊的两位妓女逃避劳动改造怀念之前的日子（《红粉》），或是酱园楼上简家姐妹几乎与世隔绝地生活（《另一种妇女生活》），都能让人感到女性的孤寂和凄凉。她们不乏生命激情，但其人性被压抑和扭曲；她们找不到正确的位置，只能在对男性的依附或排斥中痛苦生存。

苏童还借助独特的历史话语方式，重新打造了“后宫帝王”形象。在《我的帝王生涯》中，苏童随意勾兑了一段历史，讲述了一位帝王戏剧化的命运；在《武则天》中，苏童又以先锋性的叙述手段重现一代女皇的人生。苏童通过后宫内的阴谋权术、明争暗斗，揭示了帝王文化对人性的摧残、对生命的戕害；同时又通过两位帝王的生命历程，着力刻画了人的生存困境。

二、人性丑恶的揭示

苏童小说的系列人物所反映的人性的深度和广度虽有不同，但是总体看来却有着大致相近的特征，即从外在言行和内在心理展现人性恶的一面。无论是精神过早畸形的香椿树街少年，还是空虚颓废的城市流浪青年；无论是愚昧残暴的枫杨树故乡先祖，还是平庸无奈的当代社会普通市民；无论是扭曲压抑的深宅大院的红粉女子，还是随心所欲的后宫深处的风流佳人，他们身上更多地暴露出人性的丑恶与缺陷。

尽管苏童反对人性一元论，认为作家“不能用一个正面的或者积极的意义囊括整个人性”，“也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用负面的、灰暗的、悲观的态度去概括人性”。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苏童在小说中更习惯选择体现人性之恶的人物，他们或是道德沦丧，或是自暴自弃，或有生理缺陷，或者心理变态。苏童在呈现丑陋的人物时，也没有去挖掘或呼吁人性之美。苏童对此并不否认，他认为“人带有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小说反映的“比较主观，所折射世界的色彩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有阴暗、残酷，但这是人必须要面对的东西”。面对当下复杂的社会图景，苏童深感人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变异，他借助香椿树街少年、枫杨树祖辈等形象，展示了“丑陋的集结、道德的沦丧、生存的空虚、死亡的恐怖”。

作为一个对文学和人性有着深入思索的作家，苏童选择书写人性之恶主要缘于其创作观念和独特的经历。苏童在一次对话中说道：“我从不觉得小说家有这么一个任务：告诉别人世界是美好的。小说家能够做的，是聚焦你生活范围中所有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对你冲击最强烈、记忆最深刻的世界的某个角落的某一种人；你要叙述这些人，以便造成强烈的冲击力。”苏童在类似于“香椿树街”的苏州老街长大，对他冲击最强的首先是童年时期接触的少年，面对一群畸形发展的年轻人，苏童体会到少年的血“黏稠而富有文学意味”。苏童到异地求学时，深切感受到都市人的追求与迷失，由此书写了他们的梦想和失落、迷惘和堕落。影响苏童审美选择的还有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主义著作，尤其是揭示人性异化、荒诞意义、绝望心态的文学作品对苏童的触动很大。苏童通过历史的构想，把自己的生存体验投射到枫杨树的祖辈、深宅大院的女人、后宫深处的帝王等形象身上，表达了自己的生存体验和人性思考。

三、人性探索的意义

苏童创作开始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实行改革开放的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得以解放，同时西方文化和文学大批量地涌入国内，一时间社会中普遍存在着迷惘、失落、焦灼、悲观、孤独的负面情绪。与此同时，迅猛发展的商品经济膨胀了人的欲望，尔虞我诈、唯利是图、耽于享乐等恶习逐渐蔓延，人们处在日益深重的精神危机中。面对物欲横流、人性沦丧的社会现实，苏童没有直接进行政治或道德的评判，而是通过多种艺术手法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生命的丑恶。从文学应艺术地反映现实的层面来看，苏童小说对人性黑暗的书写值得肯定。

苏童揭示人性的丑恶，也是他自觉与正统文学对抗的结果。“人性”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开始复苏人的生命意识，但其后的改革文学又走上描写“高大全”英雄形象的套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包括苏童在内的许多作家“超越了古典人道主义的伦理层次，清醒地揭示了人自身的弱点，进入人认识自我的深度”。苏童大胆地突破正统文学范式，利用人性的无限张力，构建了一个弥漫着残缺、丑恶、颓废、堕落的小说世界，由此，苏童“通过对于人性黑暗的开掘与展现，赋予了文学以真实的品性”。

苏童小说对人性的探索具有独特的价值，苏童对当代文学的贡献也不能低估。但是，伟大的作家应该是引领人们精神和灵魂的导师，应该肩负起提升读者精神境界和审美品位的使命；优秀的小说对人性的书写，既要形象地反映人的行为性格、命运处境、精神状态，还要生动地体现人们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理想的探求，从而给读者以启迪和希望。苏童选择了“折射世界”中阴暗残酷的一面艺术化书写，显示了其关注人生的真诚态度与创作勇气，但是小说在暴露人性的黑暗和弱点时并没有生命意义和价值理想的启示，这未免是小说的一种缺憾。苏童仍然在“人性的黑洞”探索，他也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难题，而且一直在艰难地寻找，希望能发现一个“哲理与逻辑并重、忏悔与警醒并重、良知与天真并重、理想与道德并重”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