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琼［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

从奥斯汀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音乐训练是18至19世纪英国社会中上层女性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音乐训练不仅构成女性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而且对于女性的性别意识具有定义、限制、引导、激发等作用。音乐训练协助彰显女性的社会性别身份，强化女性的社会性别属性，并且对女性个体的性别意识进行规训。同时，部分女性并未屈从于社会对于她们参与音乐训练的规范要求，她们意识到音乐训练的束缚和规约，意识到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不利地位，并对此提出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质疑和挑战。

一、“一个女人必须精通音乐”：音乐训练与性别身份的建构

在《傲慢与偏见》中，凯瑟琳夫人见到伊丽莎白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班奈特姐妹是否学习乐器；在一次谈话中，彬格莱小姐提到，“一个女人必须精通音乐、唱歌、绘画、舞蹈以及现代语言，才当得起这个称号”。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妮刚来到曼斯菲尔德庄园时，她的两位表姐惊讶地发现她不想学音乐，并由此推断出她“太没有天赋，太缺乏上进心”。这些评价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对于女性参与音乐训练的重视。艾琳·柯林斯指出，“当时人们认为演奏钢琴是一项很重要的技能”。从文化心理的层面而言，社会将音乐训练与女性特质紧密联系，从而使父权话语体系借助音乐训练之力，对于女性的性别意识进行规约和塑形。

音乐训练对于女性的驯化和规约，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的。首先，音乐训练对于女性的时间构成约束。熟练掌握音乐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奥斯汀从十二岁开始，几乎每天早饭前都在房间练琴。莱斯利·里奇（Leslie Ritchie）提到，练习克莱门蒂的曲子大约需要14400个小时。女性只有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音乐学习，才能够进行当众表演，这就构成了对于女性的时间的控制。其次，音乐训练对于女性的生活空间构成约束。在学习音乐时，女性必须完全处于封闭的环境中。在《傲慢与偏见》中，凯瑟琳夫人提到，弹钢琴时女性一个人在屋子里，“不会妨碍什么人的”。音乐把女性牢牢地固定在密闭的环境之中，这种约束方式不仅从表面看起来非常文雅，而且安全无虞，无须任何监督即可控制女性的活动范围。

在对于女性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双重约束的同时，音乐训练对于女性的身体构成控制。无论女性从事何种音乐活动，女性的身体都是音乐活动发生的重要场所。在声乐表演、乐器表演时，身体需要协调全身的器官，在和谐平衡的状态下产生出悦耳的声音；在舞蹈表演时，身体是演出的载体，表演者通过对配乐的把握，将耳朵听到的节奏传递到大脑，再经过一系列的感受、调整，使身体呈现出连贯的、有节奏的美学状态。理查德·莱伯特（Richard Leppert）曾经指出，真正的音乐演出是身体的，而且这种身体的移动在几何学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女红或者绘画。在女性学习音乐技能时，她的身体不断地感受到隔阂、斗争、压制、磨合、共存等力量；也正是在这种力量中，女性不断地对身体进行调整和驯化。就这个意义而言，音乐训练可以被视为“规训社会”绵密细致的意识形态渗透行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lt）指出，“规训”并非一种体制，也并非一种机构，而是一套秘密渗透到公众生活之中的话语策略：“规训是一种能够用最小的代价把肉体简化为一种‘政治’力量同时又成为最大限度有用的力量的统一技巧。”福柯指出，对肉体的惩罚不一定是“粗暴的、血腥的”，有时候是“禁闭或有教养的‘仁厚’办法”，但是，惩罚作用的对象总是肉体，即“肉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 。在女性接受音乐训练的过程中，女性的身体不仅变得愈加隐忍、自律、稳定、可靠，而且她们开始隐约感觉到：自己对自己的身体只有驯服的权力，而没有驾驭的权利。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提出“两个身体”的理论，她认为人的身体包括“物理身体”和“社会身体”两个层面，“物理身体”指生理层面意义上的身体，“社会身体”指受到社会习俗的引导和规范的身体，这两个层面互相作用、互为支撑、互相强化。对“物理身体”的改造，目的在于对“社会身体”的驯化。当女性的“物理身体”在音乐训练的作用下逐渐变得乖巧柔弱、失去攻击性时，女性的“社会身体”也势必变得温顺柔婉。《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克劳福德小姐就是典型例证。克劳福德小姐弹竖琴时仪态优美动人，埃德蒙认为她“表现出了不折不扣的女人气质”，但是这种“女人气质”是克劳福德小姐经过社会观念过滤、塑形、打磨的“女人气质”，是父权社会所定义的“女人气质”，这正是克劳福德小姐精心迎合父权社会话语体系的成果。这样的例证在奥斯汀小说中比比皆是，如《爱玛》中的寇尔夫人、埃尔顿夫人和约翰·奈特利夫人，《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伯特伦夫人等。

音乐训练因其时间的连贯性、空间的稳定性，因其对于身体的控制，使父权社会加以利用，成为父权社会对女性进行“禁闭”或者“仁厚”地征服的完美策略。这样的“禁闭”，恰好符合男性对女性社会性别属性的要求：当女性通过接受音乐训练习得社会施加的性别意识时，她们会自动将父权社会的规则和范式进行吸收和内化，进而丧失了个体的性别自觉性。

二、“人家越是想来吓倒我，我的胆子就越大”：女性个体性别意识的觉醒

在奥斯汀的小说中，有少数女性，或者较少参与音乐训练，或者具有“过于”娴熟的音乐技能，对于父权社会所赋予女性的角色和义务进行质疑、反思和挑战，进而建构富有个体特质的性别意识。

在《诺桑觉寺》中，主人公凯瑟琳与当时主流社会所定义的“女性”有很大的差距。当别的女性都在学习音乐时，凯瑟琳在为辞退音乐老师而雀跃。凯瑟琳无法演奏钢琴，“让全场的人为之欣喜若狂”。凯瑟琳喜欢“吵闹和撒野，不愿关在家里，不爱清洁，天下的事情她最爱做的，便是躺在屋后的绿茵坡上往下打滚”。如果将音乐和吵闹、撒野、打滚都看作是活动形式，那么音乐对应的是被动、稳定、安全的女性特质；而“吵闹、撒野、打滚”对应的则是主动、不稳定、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的男性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凯瑟琳逃避了音乐对她性别意识的塑形。于是，在成年之时，当其他女性按照父权话语体系的规范悉心打扮自己，为进入社交界而激动万分时，凯瑟琳却感到非常焦虑。这种焦虑是由于她在成年之际，种种对于身体的准备工作使她的性别感知突然苏醒了，她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是趋从于标准化的“温柔的性别”（fair sex）成为“家中的天使”，还是寻求个体性别意识的觉醒？她不知道是否要迎合父权话语体系，压制自我的真实欲望，将自己变为被驯化的个体。个体性别意识的苏醒并不全然是激动人心的，它伴随着对无性别意识的童年的怀旧，伴随着对集体驯化的性别意识的反叛，也伴随着对于成为一个性别鲜明的个体所面临的未知的困惑。类似的例证在奥斯汀的其他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在《傲慢与偏见》中，当伊丽莎白受到达西的注视时，伊丽莎白坦率地承认自己“手指不像许多妇女那么熟练。既不像她们那么有力，那么灵巧，也不像她们弹得那么有味”；当凯瑟琳夫人试图对伊丽莎白施加压力，嘱咐她多练习时，伊丽莎白并没有被动地屈从于这种压力，因为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弹琴不够熟练只是因为“不肯多练”，换言之，她不愿意屈从于接受父权社会对女性的驯化。

可以说，对凯瑟琳和伊丽莎白等形象的塑造是奥斯汀对传统女性规范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女性并非生来就该被关在家里学习音乐。当然，这也不是说女性只有追求同男性一样的爱好，才是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女性性别意识觉醒的重点在于女性拥有选择的权利，她们既可以放弃传统意义上对女性进行规训的学科，也可以在传统意义上对女性进行排斥的学科中发挥出独特的优势。

奥斯汀刻画的另外一种女性形象，是音乐技能“过于”娴熟的女性。奥斯汀时代的人们对于女性接受音乐训练的态度非常矛盾：既认识到了音乐训练对于女性的“益处”，又担心一旦超过一定的界限，女性的音乐才艺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其原因在于：第一，女性一旦成为专业的音乐演奏家，具备了工作能力，就会对父权社会现有的性别秩序和阶层秩序产生一定的威胁。正如江松洁所言，“有限的演奏能力有助于中产阶级女性塑造‘家里的天使’的形象”。在《傲慢与偏见》中，玛丽对音乐进行了专业的研究，她的专业使她好似闯入男性社会的女性，这对于现有的性别秩序构成了一定的挑战。《爱玛》中的费尔法斯小姐是身份不明的孤儿，却因为接受了良好的音乐教育而跻身上层社会，这对现有的阶层秩序形成了挑战。任何对现有秩序的挑战，都是令父权社会所恐惧的威胁。因此，女性应该学习音乐，但是不应当通晓音乐，这种对女性音乐才能的“度”的控制是男性维护稳定的父权社会的重要途径。

第二，音乐与女性身体的紧密结合，使音乐可以成为女性施展魅力的手段，这令父权社会产生极大的恐惧。雷古拉·霍尔·特立尼（Regula Hohl Trillini）指出，在表演时，上帝最大的礼物变成了一种“悬置的、违规的愉悦”（suspect and transgressive pleasure），这就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恐惧和欲望。此外，音乐表演把焦点放在身体上——身体是“被欲望、被恐惧、被鄙视的”。人们将音乐欣赏者对一切不稳定的恐惧和欲望，都投射到音乐表演者身上，这是对女性音乐才能进行“妖魔化”的根本原因。奥斯汀同时代的社会评论家汉娜·莫尔（Hannah More）提醒人们要提防女性教育中使女性轻浮、虚荣的部分。莫尔认为，女性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使她们能够实际地去生活。希尔德布拉特（Dieter Hildebrandt）指出，在18世纪，娴熟的技巧意味着轻浮，善于表演意味着无耻，在音乐上表现出过度的热情和才华不是正派女性的作为，而是道德败坏的象征。女性一旦对性别魅力进行“过分”的施展，就会遭到社会的拷问和质疑。这种观点在18、19世纪的小说中并不鲜见。《名利场》中娴熟演奏钢琴的贝姬（Becky Sharp）和詹姆斯（Henry James）、《一位女士的画像》（

Portrait of a Lady

）中钢琴技艺超群的莫尔夫人、王尔德的《莎乐美》（

Salome

）中跳着妖娆的舞蹈的莎乐美，都被视为“蛇蝎美人”（femme fatale）。

无论是没有参与音乐训练的女性，还是音乐技能过于娴熟的女性，她们的存在都为女性个体性别意识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这样的女性更加勇于挑战性别秩序，勇于反抗父权社会强加的女性性别标准。事实上，女性不应当将自己的性别意识交予他人界定、评价、甄别；她们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我是一位女性，我对于性别的感知和评判应当是我自己做出的。女性只有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中解脱出来，只有突破社会对于女性性别施加的规范和限制，才能够真正地把目光从父权社会的期待拉回到自身，从而建构富有个体特质的性别意识。

三、结语

在奥斯汀的小说中，社会通过音乐训练企图赋予女性的性别意识与女性试图建立的性别意识，是一组不断斗争又不断调和的矛盾体。双方各执一端，难分高下。同时，由于女性出身阶层、教育程度、经济状况、性格特质的不同，双方又各自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或者服从于现有的性别秩序，或者对于这种秩序提出抗议和挑战。

只可惜在奥斯汀的小说中，很少有女性能够把性别意识的评判权从男性手中争夺回来，从女性的角度对自己的性别进行审视和评判。当奥斯汀小说中的女性对父权社会的规训和奴化感到不满时，她们采取的措施多数是偏向于消极的不抵抗、不配合，而非积极地提出抗议、用斗争的方式争取权利。作为作者的奥斯汀一再试图保持清醒，提醒女性对自我性别意识进行切实的关注，但是由于她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她对女性性别意识的设想缺乏理论动力和实践支撑，所以无法产生足够的冲击力。一方面，奥斯汀认为女性的音乐才华不应当成为施展女性魅力的工具和女性在婚配市场上的筹码。比如，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汀对伊丽莎白突破父权话语的努力做出了肯定。另一方面，奥斯汀眼中女性得到的回报仍然是从父权社会的角度出发的。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主线难逃灰姑娘的主题。伊丽莎白的美丽、智慧，以及伊丽莎白对音乐的娴熟掌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逃不脱社会所肯定的“女人气质”，而达西富有绅士气概、拥有丰厚财产，是父权社会话语权的掌控者。奥斯汀既希望打破旧有的父权话语体系，又无法去掉父权话语在她身上留下的规训印记。奥斯汀在批判他人将女性的成功定义为幸福婚姻的同时，又为小说中的女人公们都安排了美满的婚姻，这里的“美满”一定是既包括爱情，又包括财产，似乎奥斯汀也认可富足的婚姻是对女性的最高奖赏。就这个意义而言，奥斯汀对女性性别意识的认知具有无法抹平的自相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