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的三副面孔

2019-07-08崔璨

江淮论坛 2019年3期

崔璨

摘要：历史记载中的上海大学以激进闻名，但在上大内部其实存在着对学校的多种“想象”，这使得上海大学呈现出多重形象并置的复杂面貌。从“高级人才供應站”到“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再到“东南最高革命学府”，三种形象的背后，是三类知识群体对于学校的不同期望。“想象”的张力显示出同一阵营革命者的思想分歧与兴趣差异，也反映出“后五四”时期知识群体的代际更迭。

关键词：上海大学;“后五四”;知识分子;办学分歧;代际更迭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3-0181-006

胡适在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时，将1923年看作“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的分界[1]，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1923年似乎是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年份。尽管真正的“转换”要在“五卅”和国民革命的爆发中到来，但1923年的确出现了若干时代“转换”的征兆，“科玄论战”显现出“五四”思想界的内部分歧，新的组织形式则因国民党的“容共联俄”准备而始现端倪。此时，作为学生运动的“五四”已经落幕，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五四”也已开始落潮（尽管将在一个较为长期的阶段里完成），对“五四”的总结与回顾则开始在报上出现[2]，“五四”遗产则在不同的阐释中被择取与接受，思想界的统一逐渐被歧异所替代。可以说，时间已进入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正在“五四”的遗产上裂变出新的萌芽，直至国民革命的爆发。

正是在1923年，新生的上海大学制定了章程与细则。这所学校在前一年的学潮中被国民党人接手，在国共两党知识分子的治理下，它呈现出格外激进的面貌。然而，在从“五四”到“五卅”乃至国民革命的时代转换中，以激进而著称的上海大学，其内部也有“分裂”的一面。“高级干部供应站”[3]、“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4]和“东南的最高革命学府”[5]46都是身在其中的知识分子对它的称呼。这三种形象各有侧重，暗示着共识和歧见并存，折射出“后五四”时期复杂的历史图景。在学界对上海大学的考察中，上海大学与国共合作的关联、激进的校园文化、左翼人士与革命文学的倡导都是重点，但上大形象的分裂性与定位的复杂，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1）本文试图对上海大学形象的分裂性进行考察，同时探究在从“五四”到国民革命之间的思想裂变时期，一所大学怎样承载了激进知识分子的种种希望，而在对同一所大学的不同“想象”背后，知识群体又上演了怎样的思想冲突与代际更迭？

一、“社会科学热”与“高级干部供应站”

“高级干部供应站”的印象来自时在北大读书的共产党员王凡西[3]，其实这也是一般中共党员对上海大学的认知。“高级”和“干部”的组合意味着进入上大求学的青年应当具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同时能够参与到实际工作中去。这一认知的背后，是国民革命急需青年人才的现状。从中共的角度来说，政党初创，党内急需理论人才，而“老大的”国民党也急需新鲜血液，在国共合作的立场上，吸收大量的知识青年是眼下进行国民革命动员的重要任务。何以招徕知识青年？许多转学进入上海大学的青年都提到了社会科学对他们的吸引力，大同大学的学生何秉彝在家信中这样解释自己为何要转学：“要为二十世纪的社会谋改造，便要为二十世纪的人民谋幸福，即是要研究人类社会之生活的真理及其种种现象，以鉴定其可否。所以男决定从事社会学——非从事社会学不可！”[6]学习既是为了改造社会，那么强调学问的“实用性”就变得理所当然。1924年上半年间，《中国青年》刊登了一系列介绍社会科学的文章，与此同时，著名刊物《学生杂志》的通讯栏里，编辑对社会科学的鼓吹也占据了很大篇幅。这些密集出现的文章传达了这样一种观点：青年想要改造中国，须具备相关的理论知识，而社会科学是其中最重要的。（2）这些文章的作者往往同时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兼课，这显然不是一种巧合。对慕名进入上海大学的青年来说，这些作者的大学教授身份使他们所鼓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加具有权威性，他们所在的上海大学也随之成为青年心目中的理想学校。

不过，鼓吹社会科学虽是国共两党动员青年学生的手段之一，它其实也是“五四”时“社会改造”思潮的延续，是“纸上的革新运动”[7]转向实际操作的必然路径。上大社会学系的教授里，许多人本身即是被“五四”激起社会科学研究兴趣的青年。总务长邓中夏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原本热爱古典文学的他，在“五四”以后改换了志向，将“达尔文生物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认定为“终身欲研究之学术”，“译著、新闻记者”视为“终身欲从事之事业”[8]430。而一两年之后，他已完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并投入了民众运动。[8]511 “五四”以后的一两年间，与邓中夏有着类似思想转变的青年不在少数。他们先前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兴趣点骤然由传统学问转向了外来新学，此时则由学术研究更进一步转向了社会革命。社会学系教授恽代英与邓中夏同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都经历过“工读互助”组织的失败（3），在少年中国学会是否要确立“共同主义”的问题上，他们都倾向于明确“主义”，以便更好地投入社会改造的具体实践。在关于实践的讨论中，邓中夏立志“要做有学问的实行家、能实行的学问家”[9]，恽代英则高呼“要扶植群众、唤醒群众、指导群众”，“要为revolution 的运动，不要为reform的运动”[10]，这些理念都如实地反映在了上海大学的教学中。

邓中夏将上大宗旨确定为“培养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5]61。他认为上海大学的吸引力，在于“建国”的宗旨，这也是“上大的使命”。邓在《上海大学周刊》第一期即刊文批评所谓国立省立学校，只是“贩卖零零碎碎的科学知识，搬弄空空漠漠的哲学思想，而并没有指示学生一条应走的道路和一种应受的训练”[5]183。什么是学生“应走的道路”和“应受的训练”？从上海大学的教学规划和课程设置来看，这些具有暗示性的词汇，“道路”，以及“训练”和“建国”，都指向了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在上海大学的院系规划里，最初设立的仅有社会科学院和文学院。而在邓中夏为上海大学搭建的整体框架中，社会科学院的扩充是重中之重。（4）从教学规划来看，社会学系没有开设当时国内流行的孔德派社会学，而是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足见《中国青年》与《学生杂志》上鼓吹社会科学尤其是唯物史观的文章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学术上的引导，它有着十分急迫的现实考量。

当邓中夏不留情面地批评国内大学只会贩卖知识、搬弄思想时，他那“要做有学问的实行家、能实行的学问家”的理想，已倾向于“实行”的一方。在这一点上，他的同事显然与他意见一致。在学生的印象中，这群共产党人的上课风格十分独特。张太雷讲课轻松愉快，蔡和森讲课深入浅出，恽代英和萧楚女讲课则富有煽动性。他们的共同点是并不照本宣科，而能根据学生的提问有针对性地解答，按照学生的水平和要求来讲授。这种互动教学，正体现了上海大学“养成建国人才”的宗旨——只有确保学生掌握所学知识，才能真正谈得上运用。学问“决不完全在书本上，也不在教授口中”[11]，只有让“学问”为“实践”服务，才能培养出革命所需要的“高级干部”。上大的学生在“五卅”中成为最活跃的学生群体和最主要的领导者之一，与深受上大教授们的熏陶不无关系。

二、“文化再生”理想与“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与邓中夏几乎同时进入上海大学的瞿秋白，为上大制订了具体的课程规划。在他看来，上海大学的职任在于“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形成新的文艺系统”[5]2，上海大学的目标，则是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4]。显然，与邓中夏的设想相比，这个目标的达成更加倚赖于学术的创造。

在《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中，瞿秋白以东西文明的撞击来解释引进系统的社会科学对于了解社会、实施改造的意义。在西方文明的入侵下，古老中国的社会状况急剧复杂化，使得思想界有求解释于社会现象之“原理”的必要。而文字作为一切科学的工具，也有着随社会现象变化而革新的需要。因此，西方理论（社会学、言语学）的作用，就在于协助中国社会及文化自我改造。这对于西方文化有选择性地容纳与吸收，并不是中国“国粹沦丧，文化坠绝”之表征，而是“中国文化命运之转机，中国新文化生活（复生）之端倪”。[5]2这个信念基于瞿秋白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文化命运的思考。作为从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又经历了对新生俄苏政权的近距离考察，瞿秋白自信他已找到让中国文化“再生”的方法。这便需要在“五四”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将未完成的革命继续并深入下去。在瞿秋白看来，文学与社会学都是解释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是革命的必要手段。因此，“文化的再生”必须通过革命来实现，无产阶级文化的生成有赖于世界革命的爆发，革命离不开科学的方法与缜密的考察，故上海大学的意义也就在此——提供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方法，形成新的文艺系统，这正是使中国文化“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12]84的必要途径。

因此，瞿秋白对上海大学进行了详尽的学术规划。社会学系的學生需要学习“一切人类社会现象的公律”即西方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学史，同时“整理中国史料”，即用社会学的方法切入中国社会现象的考察。[5]4他设计的必修课程多达19门，偏重理论的同时囊括了实际应用，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研究方法的同时具备关注社会现象、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中国文学系的职任则在于语言文字的系统研究，因此瞿秋白设计的课程里延续了传统学问中对音韵、训诂、形体、句法等方面的强调，但同时引进了西方的“言语学”理论以对之进行现代化的整理。[5]5他希望通过改革语言文字，从学术上为培养新文学家，即为促进新文化发展而助力。瞿秋白对于社会学系和文学系的规划，可以看出他所想要发起的“南方的新文化运动”，旨在创造出一种“科学”并且贴近大众的新型文化。

这种期待的背后，是瞿秋白对于“五四”遗产的扬弃。在他看来，文学革命是不彻底的，“四五年来的努力枉然抛弃”，并没有产出大众化的文学作品，“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没有着落。他呼吁新文学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也希望新文学家能注意语言的大众化问题。[12]31230年代他所提倡的“文腔革命”、“文艺大众化”“文字革命”，在这篇文章中已现端倪。可以看出，瞿秋白的个人兴趣主要在文学方面，他对于“五四”的理解也多从这个角度进行。事实上，瞿秋白本就是在一个文学青年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出访俄国的主要动机是研究文学与艺术，进而考察“文化救国”的路径。唯物论和阶级论之所以成为他解释文学的思想资源，主要在于这种理论工具使他看到了“未完成”的“五四”理想臻于完善的可能。

当瞿秋白在给胡适的信里提到想将上海大学办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时，他已在潜意识中将北大作为了参照系。瞿秋白的“五四”情结不可谓不深，他对于胡适自称浅学，希望能时时求教，也大概并不只是一句客气话。不过，这种学术上的期许，对于当时的上海大学来说，颇有些不现实。尽管瞿秋白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在所有的院系中都设立了“现代政治”的选修课，以期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与实践能力，但这份课程规划总体上还是遵循了正规的学术培养机制。从根本上说，瞿秋白对于上海大学的课程规划体现了他思想中的矛盾之处：希望以社会科学的研究指导现实革命，也希望这种研究能同时实现中国的“文化再生”，这种学术研究与实际政治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企盼，颇显示出“五四式”的理想主义与上海大学的激进氛围不甚相容。尤其在“五卅”之后，上海大学受形势左右，课程内容常常发生变化，这些完备的课程计划设想在实际操作中很可能沦为一纸空文，这恐怕是当时雄心壮志的瞿秋白所没有意识到的。

三、涌入的知识青年与“东南最高革命学府”

瞿秋白“文化再造”理想在上海大学的不了了之，固然与其设想的自相矛盾有关，上大学生对于实际行动的热衷也是其难以实现的重要因素。在学生的回忆里，上海大学的学习生活是较为轻松的。时过境迁，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是街头的口号与游行，他们认为那是自己真正得到知识的课堂。上海大学能出那么多学运干部，是因为学生大都自由而积极地去做学运工作。不听课而拿文凭，这在其他学校都是不被允许的事，却是上海大学的常态。[13]91与北大“学术高地”的标榜不同，上海大学给外界的印象，主要在于激进的政治面貌而并不是“文化再生”的学术担当。

1926年4月，由南开转学去上大的青年焦有功在《京报副刊》撰文称赞上海大学革命气息浓厚，招来质疑或赞同的声音，竟形成了一场小小的讨论[14]，而此时距离上海大学建校不过两年多光景，上海大学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在此期间，上海大学的学生数稳步增长，随着附属机构的开办，平民夜校与英文补习学校的人数竟比校本部的学生还要多。[5]116本来，上海本地大学的生源主要来自以江浙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且家庭出身多是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这与学校自身影响力的区域性有关，也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商业属性与消费水平相关。[15]而上海大学的情况却相反，不仅有大量外省人，还多是底层青年。以未在教育部备案的私立大学身份而拥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可以想见，一定是某种极为独特又极富价值的东西，将那些别有怀抱的青年召集到了一起。

正如邓中夏所表述的那样，上海大学是一个“穷而又穷”的学校，声望地位在全国的学校中“微乎其微”，既不像国立大学毕业后有好的文凭可拿，也不像教会大学可以谋一条出洋之路，“如果不是为了‘建国的目的，这些教员与学生是为了什么而来呢？”[5]83原本兴趣在古典文学研究的施蛰存表示：“大学生本不宜干涉政治”，但在“这样糟、这样没廉耻的北京政府之下，在这样敢说不敢做的民气之中”，上大学生有“竭力扫除一切，将我们现在应当皈依的真正的救中国的目标指示给国民”的责任。[11]许多寻求救国之门的青年因此转学进了上大。不过，虽然投奔上大的都是些倾向于社会革命的青年，这其中的情形仍可能是复杂的。阳翰笙说上海大学里有很多四川学生，这是四川军阀的黑暗统治和上大同乡推荐的结果。但他同时也提到，上海大学“很容易进去，不考也可以”，“先问你的家庭出身、经历，干过什么，越是穷苦的越要收”。[13]83 对于很多贫苦的底层知识青年来说，进上海大学也是为了“谋一个理想的职业”[13]102，上海大学开设的商业性课程暗示了这一点。[16]

但不论如何，能够进入上大的总是有政治觉悟的青年。这一群激进的学生在上海大学的形象构建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界对大海大学的印象越来越趋向于其爱“闹事”[13]98的一面。如果说建校之初学校的教学体系尚能正常运转，那么随着政治局势的紧张化，上大的学生能在多大程度上完成学业则成了未知数。许多学生都兼有党内职务，常常是应组织要求被随时抽调走。即便在学校上课，也要执教平民夜校、组织社团、办刊物，活动不断。[13]103后期的上海大学设施简陋，搬到石库门以后更是“晨听马桶音乐，午观苍蝇跳舞”[13]84，这段艰苦的岁月和恶劣的环境却是回忆者为之激动的经历。促狭的环境仿佛成为一种隐喻：石库门里拥挤着的是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逼仄破旧的场所却正是革命的中心。这富有张力的场景，带着一种浪漫的革命情调，而校舍的变迁正像是上海大学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缩影，迎合了知识青年的革命想象，鼓舞着他们为理想而献身。

四、知识群体的理念分歧与代际更迭

前述上海大学的三种形象，反映出上海大学内部的不同声音：尽管同为“五四青年”，上大的建设者之间却呈现出办学理念的微妙分歧，而新的世代也怀抱新的憧憬蠢蠢欲动。对学校的不同想象折射出不同群體对时代的认知和对自我的定位。上海大学实是在“五四”遗产上进行新时代的试验，它充分体现了“后五四”时期的包容性与过渡性。

“高级干部供应站”和“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显示出同一个阵营里对“五四”的不同理解。虽然邓中夏、恽代英、施存统等人和瞿秋白同为倾向共产主义的“五四”知识分子，但前者所希望于上海大学的革命人才培养，显然与后者“文化再生”的愿望相抵牾。瞿、邓二人在办学方向上的不同倾向，令人想起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而他们的轨迹也确实显示出对“知”与“行”、“理论”与“实际”的不同偏爱。从思想理路来看，瞿秋白本身是在“文化救国”的目标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终究是为“文化再生”而服务。而邓中夏对于文学的认知则是将其视为“改造社会”的手段，（5）正如他对于上大宗旨的解释：文化事业应为建国而进行。手段与目标的不同，使两种理念难以同轨施行。这种分歧本质上源于对“五四”遗产的不同阐释。在“后五四”时代，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此间新知识分子内部的许多争执实质上都是“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方案之争的遗留。在急求“行动”的“后五四”时期，对“五四”遗产的不同理解和择取，使这种“因相近而区分”[17]的理念共享不久就趋于实质性的分化。李大钊和邓中夏的声音要更引人注意一些，而瞿秋白也随着形势变化逐渐舍弃了对胡适的认同。这一切都表明，新的局面即将到来。

然而，新局面并不仅仅由“五四”新知识分子掌控，在“五卅”中大出风头的上海大学显示了事实的另一面：更新一代的知识青年正在登上舞台。阳翰笙、丁玲、施蛰存，这些30年代的文坛新星，此刻都因为“革命学府”的招牌而走进了上大。可以想见，在一个崭新的历史环境中，大学需要做出种种改变才能获取新的认同。而从“五四”到“五卅”，改变的不只是从北京到上海的空间位置，还有运动主体的属性与存在方式。这一批知识青年虽然也经过了“五四”的熏陶，但与他们履历优秀的年轻老师相比，他们的精英性更弱，更加具备“边缘人”的特征。如果说老师辈的邓中夏、瞿秋白是站在“五四运动”中心的策划者与肇始者，那么进入上海大学的知识青年们则是这场运动边缘的被启蒙者与追随者。离乡的孤独、经济的窘迫与理想的高昂，造就了这群“高等游民”。他们是真正的“后五四”知识分子，也即瞿秋白所说的“薄海民”：与农村失去情感纽带的、漂浮在都市边缘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18]虽然他们高喊着“走向工农”的口号，但其实并未脱去五四时期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而是成为混合了“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19]。当“五四”的浪潮平息，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安身立命寻找新的可能性。

对于这些没有文化资本、远离风暴中心的知识青年来说，上海大学给他们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可能。在这里，师生的聚合以一种各取所需的互动，使大学成为了一个可供发声的平台，一个可以讨论问题的场域，一块可以实践幻想的试验田。更重要的是，上海大学的党派背景，为这群充满个人主义式幻想的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集体”和“组织”。这是与五四时期的大学及各种同人团体完全不同的形式。对纪律与目标的强调使这些被纳入“组织”的青年第一次接触到所谓“革命”，这种体验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选择。社会学系的阳翰笙入学后不久就在中共的安排下去了黄埔军校总政治部，真正投入了国民革命的前线;丁玲从上大离开以后去北京做了公寓里的“文学青年”，她所写的第一篇与革命有关的小说《韦护》就以上海大学的人事为中心，她与政治的纠葛也由此开启;心系学术的施蛰存在上大待了一年后转入大同大学，但仍通过上大的同学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四一二”后，仓皇离校、匿居亲友家的他醒悟自己作为独生子，是“没有资本干革命的”[20]，从此退出革命的实际工作。

对许多人来说，不管最后的选择如何，上海大学始终是一座桥梁——是把他们从“想象”拉到现实的第一步。在这里，真实世界仿佛第一次向青年打开大门，他们在这里获得必要的技能培训，为成为一个“革命者”做最后的演练。“黄仁”事件发生后，上大学生向全国通电，对政治语言与宣传方式的熟练应用已显示出其政治素养的不俗，[21]而左派师生在校内的胜利，更暗示着这批学生将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6）这一切都为“五卅”与国民革命乃至于左翼文学的发生做了必要的准备与铺垫。而此时的上海大学则向知识分子展现了大学的多种可能，它以其所扮演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接过了北大在“五四”时期的话语权。

余论

从“南方新文化运动中心”的设想到“东南最高革命学府”的美誉，学生对大学的要求逐渐由“学问”向“行动”倾斜，许许多多“五四”时期思想革命的呼吁者都走向了社会革命。学术与政治的无法兼顾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种事实，而“再造文化”的呼声将逐渐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所淹没。

正如同北大的青年与他们的老师共同将五四“运动”起来，上海大学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1925年5月30日，上大的师生站在群众的最前列，掀起了新的风暴。一个多月后，上大社会学系的新主任施存统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学生究竟能不能革命呢？在民族革命中处在什么位置？能尽什么任务呢？”这正是后面几年中知识青年所将遭遇的困境之一。施认为，学生需要明白的是，他们的重要，“不在于他的本身，而在于与一般压迫民众——劳苦群众结合在一起”，“五卅”就是证明。[13]177-182 随着“走向民间”、“走向劳苦群众”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同于五四学生“舍我其谁”的自负，对于新一代知识青年来说，身份与地位的困惑，“建国”理想与个人抱负的交织，“集体”与“个性”的冲撞，都为他们的未来埋下了新的伏笔。不过，眼下他们的革命“漂流”刚刚开始。个性解放、民族独立与阶级斗争纠缠在一起，鼓动着他们在“五四”落潮的语境中展开新的尝试。

注释：

（1）有关上海大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大学的史料整理、师生群体研究、上大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上大与国共合作等领域。史料类如黄美真、石源华、张云主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家贵、蔡锡瑶编著的《上海大学：一九二二——一九二七》（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师生群体研究如张元隆所著《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1922—1927）》（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杨婧宇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研究（1922—1927）》;上大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如王良峰的《1920年代上海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以平民学校与工人夜校为视角》（《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4期），丰箫、丰雪《政治社会化语境中的宣讲与运动——以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为中心》（《中共创建史研究》第2辑），等等。此外，亦有学者开始关注上海大学的校园文化与左翼文学的发生，如叶文心在《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刘畹明在《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王彬彬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中的相关章节。其中叶文心的论述对本文颇有启发。

（2）《中国青年》上的文章如楚女《一切学问都是研究社会学的工具》（1924年第14期）、代英《再论学术与救国》（1924年第17期）、《怎样研究社会科学》（1924年第23期）、启条《俄国的社会科学》（1924年第22期）、存统《略谈研究社会科学：也是一个书目》（1924年第26期）等;《学生杂志》上的大量相关通讯、社论集中登载于1924年第3-8期，篇目较多，此不详述。

（3）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成立“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发展迅速。1920年，恽代英在互助社与其他小组织的联合基础上成立了利群书社，该社有严格的自修与服务制度。1919年9月，邓中夏也发起了一个“实行新生活”的活动，他邀请了十几个同学租了所院子实行“集体生活”，名之“曦园”。“五四”时期，这一类工读互助性质的团体组织在全国各地出现。

（4）社会科学院的扩充分为三期进行，预计第一期（民国12年秋至14年夏）添办社会学系，第二期（民国14年秋至16年夏）添办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史学系，第三期（民国16年秋至18年夏）添办法律学系、哲学系、心理学教育系。详见《上海大学发展计划》，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46-48页。社会学系师资及课程规划，详见51-60页。

（5）邓中夏在保定高师担任文学讲师期间，曾做过“文学与社会改造之关系”的专题演讲，见姜平著《邓中夏的一生》，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2页。邓中夏亦发表过有关“文学与革命”的文章，见《中国青年》1923年第7、10期。

（6）据郑超麟的回忆，英文系主任何世桢率英文系师生出走另办“持志大学”是“黄仁”事件不断发酵的结果，瞿秋白亦因此去职。见《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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