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羽

（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089； 贵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一、引言

婴儿出生以后要自然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母语表达阶段，[1-3]这一阶段到5岁时达到小高峰。此时儿童的话语表达接近成人，语言流畅达旨，意义较完整。[4]13母语习得现象在乔姆斯基看来主要归因于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官能和我们基因携带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UG）。蒙上基因面纱的UG讨论标志着乔姆斯基语言学进入生物语言学时代。乔氏援引生物学研究成果，力图论证UG的生物充分性，这已经成为新时期乔氏语言学的主要内容。[5]

本文在生物语言学视角下首先重新梳理UG的核心内容、构成要件、人类句法生成合并机制等相关重要内容，随后我们将视角延伸到心理学、脑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领域，思辨性考察UG存在的合理性。又由于UG与人类语言存在密切相关，本文在最后一部分结合Berwick & Chomsky的近作《为什么只有人类拥有语言》探讨“为什么只有人类拥有语言？”的谜题。

二、UG的生物性

（一）UG的概念及构成

人类语言虽多达6000余种，但其根本语法规则不过几条；尽管今天世界上的人类语言外化程度（the degree of externalization）如此丰富，但进化工具箱里的工具（toolkit）无非寥寥几件，[6]所以，UG实际上是一种内在语言（Internalized Language,I-Language）的抽象规则集合，是生成语法最初的生物语言学研究状态，是“语言结构的高层面上的共有现象”。[7]我们说话时从语言词库中自主提取词汇与句法产出语言，创造语言表达的生物意义和社会意义。

UG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基本计算原子成分（computational atoms）和句法生成程序（syntactic computational program）。基本原子成分是词汇的生物原型，具有生成性、自主性、多模块和多层次性等特点。[8]经典句法理论认为词是计算的起点，构词、语素合并等均由词库完成，该生成系统把音、形、意统一起来，生成句子，为输出做准备。[9]

（二）句法合并

普遍语法意义下的词汇合并与计算系统相互协作，配合密切，能自动减轻人脑记忆认知负荷，极简输出语言表达。其基本原理是：若有两个句项X和Y，它们互不相交，那么X和Y的结合则被称为外部合并（External Merge，EM）；若Y本来就是X的一部分，两者的结合则称为内部合并（Internal Merge，IM）。 如：X=John is eating what,Y1=what,Y2=guess,则X+Y1=what John is eating what，X+Y2=guess what John is eating what。生成的句子含有重复选项“what”一词，这是组合以后的内部理想操作，具有合并拷贝特征。实际上人们产出的话语是经大脑减轻负荷后的句子：What is John eating?和Guess what John is eating。

UG主导的句法运算系统一直被认为是八万年前人类基因突变的结果。[6]从方法论上看，乔姆斯基一直沿着“假说—求证—假说—求证—假说”的演绎过程来验证其理论的正确性。[10]

三、有关UG的论辩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与生俱来，学会语言不过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事实上，乔姆斯基并非第一个讨论“普遍语法”的语言学家。早在13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语言学家们受思辨哲学和唯理哲学的启示，宣称所有语言都遵循一定的普遍规则。[11-13]19世纪、20世纪的洪堡特（Wilhelm Humboldt）和蒙塔古（Richard Montague）有关语言本质的论述进一步燃起了人们研究“普遍语法”的热情。[14]此后，乔姆斯基正式把“普遍语法”命名为“Universal Grammar”，掀开了他日后成为UG研究集大成者的序幕。

但时至今日，对于UG生物性、先天性、存在性的争论依旧不绝于耳。以下是对近来各家之争的陈述与讨论。

（一）Ibbotson & Tomasello的批评

Ibbotson & Tomasello于2016年9月7日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发表题为“反驳乔姆斯基语言学习理论的证据”（Evidence Rebuts Chomsky’s Theory of Language Learning）的文章。[15]该文猛烈抨击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习先天论、LAD和UG理论，他们认为乔姆斯基语言理论完全不能解释儿童语言学习的复杂问题。其理由有三：

首先，乔姆斯基语言解释框架是“欧洲标准”的。乔姆斯基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UG句法生成结构规则不适用于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很多语言的语法结构完全不能用UG规则推导出来（如澳大利亚土著语瓦尔皮里语、巴斯克语及乌尔都语等）；一些非洲语言不需参数设置便可自我组装，嵌套成句。

第二，语言递归性并非绝对。乔姆斯基等认为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语言的一大特征就是我们的语言具有递归性。[16]但Everett发现巴西亚马逊州的皮拉罕语（the Amazonian Pirah）没有这一特征。[17]

第三，儿童语言学习的过程与乔姆斯基所述全然不同。Ibbotson & Tomasello认为儿童语言学习从简单而又具体的语法构式开始，逐渐内化规则，形成更复杂的句式，而非通过普遍语法结构的内部运算来生成无限句子表达。

Ibbotson & Tomasello的争论围绕UG是否先天展开。[15]他们广罗例证以质疑UG的普适性和科学性。对乔姆斯基抛开语用谈语言深层构造的问题，两人也嗤之以鼻。

（二）Studdert-Kennedy & Terrace的反驳

Studdert-Kennedy & Terrace在《语言进化杂志》（Journal of Language Evolution）上发表文章，对UG的生物进化观、句法生成理论提出质疑。[18]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句法、概念系统与语言外化的分离不可取。乔氏认为句法处理的核心是“合并”，经由各子项目计算生成的句子完美体现了人类语言的层级性（套嵌性）。对此，Studdert-Kennedy & Terrace反驳道，这种理论忽视了两个问题：一是词汇从哪儿来；二是说话者到底是如何把一个个词汇项合并的。

“通过自然选择达到进化目的的动力是行为。”[18]17乔氏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承认行为是人类进化的助推器，但言语和口头词汇之所以能完成合并程序，生成实质表达，固然有其生物行为基础。[18-19]

第二，原始的声音“叫唤”（如鸟鸣）不止是一种生物性求偶行为。达尔文的卡鲁索理论（Caruso Theory）声称，言语和发音器官的进化得益于雄性不断地通过唱歌的方式追求雌性。[20]Studdert-Kennedy & Terrace承认雄性唱歌行为有可能是一种求偶行为，但这是第二性的——歌唱的首要目的是在丛林密布中找寻彼此和占领领地。

第三，UG的进化结果没有最终回答“华莱士问题”。150年前，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抛出一个问题：语言解决了什么进化问题？提出来一个论断：我没有见过没有语言就不能解决的事。[21]这一问题引发了他对“自然选择规律普适万物”的怀疑。乔姆斯基等用UG的进化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们避重就轻，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研究来佐证自己，严重忽视其它重要且与他们观点截然不同的研究。[18]120-121

（三）讨论及评价

乔姆斯基语言学历经六十余年之变，UG假说始终岿然不动，成其核心精要。今天，这一理论正在朝生物学的方向延长研究触角，借助自然科学的力量回溯研究原点，揭示人类的语言能力之谜。

从语言习得假说出发，乔氏坚定不移地认为语言学习能力是先天的。在该假设下，他先后提出“管约论”“原则-参数理论”和“最简方案”，[22-24]其目的不外乎对语言先天性和普遍语法的若干问题做出生物学解释（即便初期和中期的乔姆斯基语言学没有明确向生物学靠拢，但的确已是生物语言学的初态）。乔姆斯基还借“伽利略研究方法”的外衣宣扬自己的方法论和UG生物普遍性的主张。虽然有人对此进行批判，[25]但乔氏依旧执着前行，脚步铿锵。

Ibbotson & Tomasello用个别语言实例追问UG的普适性和有效性，这其实隐含着一种假设：乔姆斯基并不熟识世界上的全部语言，只要出现个别语言例外，就可立即伪证UG理论。但本文认为Ibbotson & Tomasello的反驳并不成熟。乔氏指出语言的外化表现虽各异，但其深层结构是一样的，这是对语言做原点追溯，其努力方向是正确的。中国的道家哲学有“万法归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本质论，它强调万事万物都有其最初的状态和属性。乔姆斯基不过是承载了“大道至简”的哲学智慧，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回走从“万物”至“道”的曲折之路。

Studdert-Kennedy & Terrace的讨论有其道理。两位作者认为，要给UG的生物属性定性就不能回避“行为”在生物进化中的巨大作用，而乔姆斯基的最大问题恰好在于十分抵触行为主义学说，这严重阻塞了他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道路。

2016年，Berwick & Chomsky在《神经语言学杂志》（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发文回应了人们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谁进化了语言的“基本特征”（Basic Property）？它于何时进化？它在何地进化？它是如何进化的？它为什么会进化？[26]为进一步回答五个补充问题，作者潜入人类进化史，找寻我们与生而来的语言基因（gene for language），[27]243-244并欲证实这一基因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中基本稳定，是人类语言文明得以延续的生物基础。

针对UG的讨论从未休止。不管是从历史哲学演化视角的爬梳还是在语言共性角度的探讨，UG之争一直在拓宽我们对它的概念认识和内涵理解。乔姆斯基心灵主义（mentalism）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生命体征并未走向死亡，[15]相反，两种主义的交叉融合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量。

四、语言为人类独有之争

（一） 为什么只有人类拥有语言

《为什么只有我们拥有语言》一书认为，我们有三个理由可以证明语言是人类独有的（动物没有语言或动物的“语言”不叫语言）：（1）人类语言兼具线性（linear sequence）和层级（hierarchical structure）特征，而动物“语言”只有线性特征；（2）人类拥有强大的大脑；（3）人类携带语言基因。

所谓语言的层级性是指人类的语言可以进行成分嵌套，上下多级层层划分，有限的句法运算可以加工出无限的语言表达，表现出强递归性。比如英语可以产出这样的句子：

①My goal in 2019 is to accomplish the goals I set in 2018 which I should have done in 2017 because I made a promise in 2016 which I planned in 2015…

② Instinctively birds that fly swim.

句子①形象地表明英语句子有不断向右无限延伸的特点。从句法层次角度看，句②是一个嵌套句（当然，句①也是）。人类大脑加工这句话时很自然地认为instinctively修饰swim而非fly，因为“fly嵌在整句话的二级句法结构上，而swim和instinctively同处于一级结构中”（见图1）。[6]17

人脑构造复杂，工作机制严密科学，尚有太多谜团没有打开，而语言、大脑和基因的三角关系更加纷繁难解。[28]脑科学与认知科学研究认为，人脑容积大于动物，言语表达不仅与身体器官（如嘴巴、脸、口腔、鼻腔等）有关，还和认知因素（如心智发展水平）相关。除此以外，曾被发现的和语言有关的基因正在被证实和语言进化有非同寻常的关系。[29-31]这为证明“语言为人类独有”提供了来自生物分子学的证据。

（二）语言是人类独有的吗

语言为人类独有，历史上的哲学家似乎早有论断。作为以符号性为其根本特征的系统，人类语言拥有无限创造性，而动物只能在实物刺激的情况下做出有限反应，这是前后者的本质区别。[32]

如今，Berwick & Chomsky从生物学角度证明“语言是人类独有”的命题，[6]这种研究视角具有突破性，值得肯定。但若跳出乔氏语言学的假设，我们不禁要问两个问题：语言到底是何物？动物“语言”为何不是语言？

什么是语言？语言是心智发展的工具，是符号系统，是为达到某种社会交际目的的行为工具，等等。这些不尽相同的答案是语言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语言进行的理解和定义，都不是语言最根本的属性。许国璋先生曾高度凝练和精辟概括了各家对语言的描述，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语言观：“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32]这种理解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地揭开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

虽然乔姆斯基正穷尽毕生精力去探寻这种属性（即回答“何为语言”的终极问题），可遗憾的是，问题的答案到现在还没有一锤定音。语言可谓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十大奇迹”。

如果我们还没正确回答“语言是什么”就急忙否认动物语言存在的可能性的话，便是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即人们用人类语言的定义和标准去判断其他物种的语言是否存在（或是否能称其为“语言”）。科学家研究表明，动物“语言”也有话语动机（motif）。它们用“叫唤”（也可能是不同于人类语言的一串只有他们理解的符号系统，正如动物听不懂人的语言一样）的方式完成社会交际活动，比如：占领地盘、保护孩子、传递信息（如蜜蜂的“嗡嗡”声）、求偶、交配等。至于它们的“语言”是否与基因相关，是否也有UG，我们不得而知。

语言是否为人类独有？这是一个郑重庄严的“乔姆斯基问题”，需要我们小心假设、不断求证。生物语言学的研究平台或许能帮我们拨开云雾，求得大乘。

五、结语

乔姆斯基有关语言的种种推断与论证是否正确现在还未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本文也只是对UG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陈述及讨论。本文十分肯定乔姆斯基对UG的深层机理做原本探寻，其方法与思想渗透着万法归宗、大道至简的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研究路径正确，价值非凡。如今，乔氏语言学与生物学的联姻正轰轰烈烈，我们期待UG的进化谜题能在生物语言学的视野里得到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