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东辉

[摘要]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丰富而优秀的傳统文化。关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文化高潮的问题，多数学者主张三次高潮说，但划分高潮期的标准各不相同。更有学者将先秦、盛唐和五四时期认定为中国文化的三座高峰。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的文化危机，通常将危机期之后的重新崛起视为文化高潮。综观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确实曾经出现过三次大的文化高潮，其分期应该为：西周—春秋战国—两汉时期;隋唐-两宋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至今。这三次文化高潮的出现往往都是被民族文化危机所催生，是在应对严峻而深重的危机时，依靠中国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内生力、自身修复力以及辐射力、融合力等内在张力，化解危机，焕发活力。并且，每次文化危机过后的文化高潮都伴随着民族的复兴和文化的繁荣。

[关键词]中国文化;文化危机;文化高潮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1-0094-06

引言：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高潮研究成果的梳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研究历史不难发现，大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积淀和创生往往伴随着文化史上的高潮。回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传统文化的变迁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大的高潮期。正是在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历史大潮中，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特质被充分激发出来，并世代传承。这也是决定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屡遭浩劫，甚至濒临亡国灭种而始终不绝如缕、薪火相传的重要民族精神基因。

围绕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高潮，早在上个世纪末学术界就有人进行过专题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1.三次高潮说。持此观点的有景戎华、隋丽娟、盛蓉等学者。尽管这些学者都主张三次文化高潮，但在具体划分高潮分期上却存在差异。景戎华主张中国文化的三次高潮分别是：第一次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第二次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第三次是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1]。而隋丽娟则主张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高潮分别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五帝时代”，奴隶社会的“西周王朝”，封建社会的“大唐帝国”[2]。盛蓉提出中国文化三个高峰说，认为先秦、唐朝和五四时期是三个高峰[3]。

2.四次高潮说。赵永斌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周期论》一书中提出：“中国历史最辉煌的时间应属商、汉、唐、明四个朝代”[4]。并进而指出，第一次鼎盛时期出现了商朝的成汤之治和武丁中兴;第二次鼎盛时期出现了汉朝的文景之治和汉武强盛;第三次鼎盛时期出现了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第四次鼎盛时期出现了明朝的永乐之治。尽管赵永斌没有从文化高潮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几个鼎盛辉煌时期的角度来进行历史分期的，但无疑其论证的落脚点是民族文化的融合（有时赵永斌先生也用“文化整合”一词）。因此，我们可以将赵永斌提出的四次历史辉煌鼎盛时期视为文化高潮期。

3.三次危机说。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有的学者没有直接从文化高潮、文化高峰以及历史的辉煌鼎盛等角度来进行分期，但他们认为文化危机时，旧的传统文化系统具有焕发出“革命性变异的活力，通过漫长艰苦的文化整合过程，寻求到新的发展基点，升入进化链条的较高层次”[5]59。基于危机的负面刺激催生文化高潮这一历史规律，我们可以将危机期之后的重新崛起视为文化高潮，从而将文化危机说视为对文化高潮论的补充。对于中国历史上文化危机问题，李元认为至少出现过三次文化危机：第一次发生在奴隶社会走向衰落时期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53年），历时318年;第二次发生在前期封建社会向后期封建社会转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184年—581年），历时398年;第三次发生在近现代（1840年—1949年），历时110年。按照李元的思维逻辑，在三次文化危机后都出现了相应的文化高潮。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但大体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是以上几种观点。这其中，景戎华的三次高潮说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人文学术、科学技术、政治生态等综合考量，梳理出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宋学和近现代的新文化运动这三次文化高潮，不足的是景文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两宋时期而对中国历史的总体观照和省察则语焉不详。隋丽娟的三次高潮说则从系统论角度将文化的开放性和封闭性作为考察重点，梳理出中国历史上五帝、西周、大唐这三次高潮，不足的是其将最后一次文化高潮截止到唐代，而无视此后宋代的文化勃兴和近现代东西文化碰撞下的文化复兴。盛蓉的文化三次高峰说将问题的关注点放在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上，很好地揭示了政治盛世与文化繁荣的关系，不足的是她将第一次文化高峰期定位为先秦时期（因先秦时期是秦以前无限上溯的历史时段），显得过于模糊和不精确。赵永斌从周期论的角度梳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鼎盛时期，不足的是其四次鼎盛期说虽然立足于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但其划分鼎盛时期的依据更多的是帝国的文治武功。李元的三次危机说较早运用系统论来剖析中国文化内部的结构性危机和文化结构，不足的是对超越文化危机、焕发文化高潮语焉不详，只是在论述第二次危机时指出这为历史上第二个文化高峰阶段——大唐文化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而李文却没有对应地提及更没有系统地论述第一次和第三次危机后的文化高峰阶段。瑕不掩瑜，这些学者的探索，为我们深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高潮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宝贵的借鉴。

对于中国历史上到底出现过几次文化高潮，具体都是哪几次，笔者也认同三次高潮说，只不过所划分的三次文化高潮与上述学者所主张的不尽相同。简言之：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大的文化高潮，第一次为西周—春秋战国—两汉时期;第二次为隋唐—两宋时期;第三次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至今。如前所述，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高潮都是伴随着民族文化的深度危机，是对危机的回应和超越，是在应对危机中焕发出的文化张力、内生动力和民族融合力。下面，笔者就三次文化高潮产生的时代背景、冲突形态、波峰波谷及其历史影响展开论述。

第一次文化高潮：西周—春秋战国—两汉时期

第一次文化高潮是華夏文明初成期多元文化的碰撞和整合，而这种碰撞和整合在西周时期就开始发生质的飞跃。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把中国古史传说时期到周秦两汉时期视为中国华夏文明的初成时期。作为有着五千年之久的华夏文明，由于历史悠远，虽然有一些关于伏羲、炎黄以及尧舜禹时期的记载，但史料阙如，很多记载属于神话和传说性质，具体史迹尚待稽考。审慎起见，我们尚不宜将上古华夏文明归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的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不同意隋丽娟将五帝时期视为第一次文化高潮、也不同意盛蓉笼统地将先秦时期作为第一次文化高峰的原因所在。此外，即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的夏代实际上在信史记载中也是寥如星辰、语焉不详的。目前，学界对夏代文明的来源和性质尚存争议，也不宜将夏代文明视为一次完整的文化高潮。更重要的是，从词义上界定，所谓高潮必然是两次波谷之间的峰巅。从现存史籍记载看，在夏商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缓慢，文化冲突不明显，因此所谓的文化高潮的特征也没有显现出来。综观华夏文明初成期的发展历史，应该说，第一次文化高潮是在商周递嬗中到来的。这是因为：一是小邦周灭大邑商既是不同部族之间的争斗，也是华夏政权的变革。二是周朝建立前后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新的天命观。周人为了颠覆商政权，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通过改造殷商时期的天命观而确立了姬周代商的合法性。即通过提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的天命改易说而取代了殷商的“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的上天永远庇护殷商的天命不易观。据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也带有周文王通过推演《周易》而构建周人天道体系和天命观念的色彩。三是在制度构建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周初通过分封制，确立了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以及分封诸侯“以藩屏周”的国家治理架构。同时，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完成了礼乐制度建设，形成了华夏国家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道德文化体系。

西周的意识形态变革和制度体系构建都只是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序幕和先声，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巅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西周的封建制和礼乐制度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但西周后期的民族危机给周朝的稳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按照传统的华夷之辨，中原政权乃华夏正统，而周边的少数民族则为夷狄。西周时期中原之外的四境为戎狄、蛮夷所环伺。周朝强大时，四夷来宾。周王也以“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上》）来统摄天下。而一旦王朝衰落则四夷不朝，甚至入侵，春秋时期甚至出现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严重民族危机。这种民族危机早在周厉王时就已经开始显现，到了西周末代周幽王时全面爆发。周幽王宠幸褒姒、废黜申后导致申侯引犬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为了躲避戎狄锋芒，周平王东迁洛邑重建姬周政权，史称东周。尽管如此，中原华夏文明的危机也没有彻底解除，即便是强大的诸侯霸主齐桓公能帮助几乎被北狄灭亡的邢国和卫国复了国，但也不得不将他们从故地迁徙，以避狄人，史称齐桓公迁邢存卫。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核心战略就是尊王攘夷。也就是说抵御外患，壮大华夏民族是其重要战略目标和任务。西周、东周之际严重的民族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周王朝政权，更给西周以来的文明秩序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东周以降，周天子式微，王政下移。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而为“自诸侯出”，乃至“自大夫出”，最悲催的是到了春秋后期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的悖逆极致。严重的文化危机激发了文化的内生修复动力，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智识之士开始自觉反思时代命运和天道规律，并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良方。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商鞅、申、韩为代表的法家，以及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等纷纷登场，演绎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宴。这种文化大繁荣成为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巅峰，也成为人类文明轴心期与西方文明交相辉映的东方文明杰出代表。应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成为中华文明的思想摇篮，举凡政治文明、人生智慧等，在诸子的思想中都有体现。诸子百家的智慧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养成提供了充分的养分和基础。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许多都是出自于诸子百家学说中，秦汉及其以后的很多历史人物的人生观也都深受诸子影响。如诸葛亮杂糅兵家、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智慧而成一代贤相。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不胜枚举。

第一次文化高潮虽然在秦专任法家一统天下乃至焚书坑儒后遭遇降温，但并没有就此终止。暴秦二世而亡，刘汉继秦而起。两汉时期成为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尾声，为中国历史第一次文化高潮画上了句号。西汉建立之初奉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但经文景之治后，国力恢复而边患再起。对此，汉武帝外征匈奴，内竖强权。在意识形态上一改黄老的无为而治，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定为一尊。而在实际统治中，则阳儒阴法，德刑兼施，儒法并用。到了东汉，国家意识形态更以《白虎通义》这样一个“官方会议文件”形式而固定下来，从此改造过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官方认可的思想。此后直至清末，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结构都没有突破两汉时确立的框架。因此，我们说，两汉为第一次文化高潮画上了圆满句号。由周代商而确立的“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天命改易观、封建宗法体制及礼乐制度到诸子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再到两汉时期的统一思想、独尊儒术，中国历史上完成第一次文化高潮从序幕到高潮再到落幕的全过程。

综观第一次文化高潮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明显的“三浪结构”，即西周时期是第一浪，其催生的因素是商周两个部族之间的政权斗争。在商周时期国家形态仍处于较为松散的状态。殷商部族是国家的主体，而姬周部落，包括黎、崇、孤竹等都是殷商统治下的部落方国，他们与商王之间是朝贡臣属的关系。殷商末年，商纣王的暴虐和姬周的逐步做大做强加剧了国家冲突的危机。正是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危机，催生了西周的文化革新。如前所述，天命改易说、文王演《周易》、周公制礼作乐、建立宗法制度、推行井田制等都是第一次文化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西周政权建立后，特别是在平定管蔡二叔和武庚之乱后，通过分割迁徙殷商遗民和二次大肆分封姬周子弟等措施，加强并巩固了统治，迎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安定局面，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第一次高潮中的第一浪，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周人通过无所不备的礼乐制度最后完成了华夏文化模式的整体构筑。”[5]60第一个文化高峰的到来，使得危机暂时消除了，文化高潮的应激反应条件也就不存在了。但西周中后期的周厉王、周幽王的昏庸暴虐再次激发了新的政治危机，而随着天下承平日久，贵族们骄奢淫逸，社会矛盾加速激化。经济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遭到严重破坏。政治上，由于宗法制的被破坏，层层分封的封建制也受到冲击，“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杀其宗”（《春秋繁露·王道》）。社会上，礼坏乐崩，伦常失序，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受到猛烈冲击。这种“王道衰，礼仪废，正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诗·关雎序》）的社会乱象迫使有识之士开始自觉反思。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竞相登场，纷纷提出各自的救世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局面，这第二浪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推向巅峰。但随着秦王朝一统天下，思想解放所带来的文化高潮再次遭遇困境。应该说，秦朝暴政暂时压抑了文化高潮的烈焰，但并没有从根本扑灭文化传承的火苗。秦亡汉兴，西汉统治者重视文化构建和学术传承，不仅一度大兴黄老之学，还积极振兴儒家学派，设立五经博士，继绝学、兴道统，如经秦火浩劫后派晁错向伏生学习几近失传的传统经学等。两汉政府也极力改造先秦时期的传统儒学，使之成为有利于君主专制统治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些举措带来了第一次文化高潮的第三浪。尽管这一浪的高度明显要低于前两浪，但它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第二次文化高潮：隋唐—两宋时期

两汉的阳儒阴法、德主刑辅的管理体制并没有有效解决社会危机，而东汉重谶纬神学的学术风气又给思想界和社会民众带来了新的困惑。东汉末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黄巾农民大起义敲响了刘汉王朝的丧钟。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汉王朝大权旁落，中国从此进入分裂和民族危机的大变动、大动乱时期。先是魏、蜀、吴三足鼎立，随后是西晋的短暂统一。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为“五胡乱华”提供了机会。随着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异族铁骑的冲击，代表华夏正统的西晋王朝灭亡，衣冠南渡，建立起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广大的北方地区则成为民族厮杀的战场。五胡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人民流离失所，颠沛播越，文明遭到极大破坏。其后北方逐渐被鲜卑人统一，建立了北魏王朝，此后北方的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宋、齐、梁、陈形成了南北朝对峙格局。从东汉末年的分裂到隋一统天下，其间大约经历了近400年，这是中国分裂时间最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华夏文明遭受极大的冲击。在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社会动荡面前，个人的命运尚无从掌控，传统文化和道德就更是遭到肆意践踏和无情背弃，思想界也陷入极度混乱之中。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名义上虽然仍被奉为正统，但实际上约束力已根本谈不上，人们不断寻求思想慰藉的良方。从魏晋玄学到佛、道的兴盛，这一时期的中华文明是在民族融合中发展，在文化碰撞中演进。隋、唐一统不仅带来了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而且使得经历了民族和文化双重危机的华夏文明获得了新生。这也使得中国文化迎来了第二次高潮，这次文化高潮与第一次高潮所不同的是：首先，第一次文化高潮是西周—春秋战国—两汉的“三浪结构”，而第二次文化高潮则是隋唐—两宋的“两浪结构”。隋唐与两宋之间有一个五代十国的乱世时期，但这个时期很短，前后只有53年，这是第二次文化高潮时期中两浪之间的波谷时期。其次，第一次文化高潮的特点是第一浪为先声，第二浪为巅峰，第三浪为尾声;而第二次文化高潮的特点是一浪更比一浪高，各具特色。具体而言，第一浪的特点是开放包容，第二浪的特点是整合固化。

其一，隋唐时期的文化勃兴。公元581年，隋文帝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公元589年灭南陈一统华夏，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局面。这也为中华文明的重新整合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契机。隋朝立国虽短，但在制度建设上意义颇大，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也不小。隋朝建立了三省六部的政治制度，创立了进士科，打破了汉末到魏晋的士族门阀垄断，为结束士族门阀制度打开了缺口。此后的唐朝在隋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并将隋朝选用人才的进士科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科举制度，彻底摧毁了士族门阀制度，為寒门子弟进入政治文化主流创造了条件。基于隋朝在政治文化建构上所做的开创性努力，我们将第二次文化高潮的第一浪划定为隋—唐时期，而不是仅仅以大唐盛世作为第二次文化高潮第一浪的代表。当然，第一浪还是主要在唐王朝统治时期展开的。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从接纳外国遣唐使到允许外国人在唐经商、仕宦，从公主和亲到民族融合，从儒、释、道并行到“三教可一”，从龟兹乐的传入到南诏舞蹈的流行，唐代文化无不体现开放包容的宏达气度。

其二，两宋时期的文化繁荣和整合固化。如果单从文化繁盛的程度看，无疑宋代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最高峰。从思想史看，宋朝时期理学勃兴。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学，经过西汉董仲舒和东汉《白虎通义》的改造，成为封建王朝进行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但宋以前儒学还主要是伦常日用之学，在思辨性上较之佛、道而言尚不完善精妙，这也是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渐沉沦的原因之一。宋儒积极吸纳佛、道特别是佛家的思想，完善发展了儒家的心性之学和义理之学，使得儒家伦理思想体系更思辨、更系统也更科学，开启了理学时代。如果说，在对待传统思想的传承和异质思想的挑战上，唐代还只是“条贯”和“折中”，那么，宋代理学则是“对先秦诸子的一次重大的觉醒—复兴—扬弃”[1]，是对异质文化挑战的“创造性回应”和对传统儒学的“系统性提升”。宋明理学堪称传统儒学的高峰，是中国传统哲学史的重镇。从文化表现形式上看，宋代的文学艺术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巅峰。宋代在继承发展唐诗成就基础上发展了词牌创作，创造了绚烂瑰丽的宋词。唐宋八大家唐占其二，宋占其六。宋人注重修史，并不拘于传统的官修史书的撰著，而勃兴了私人著史的新风尚。在史书的体裁上也是门类齐全，包括起居注、会要、长编、实录、笔记、国史等多种形式，涵盖了通史、断代史的相关内容。从文化生态环境看，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开科取士的数量和质量实现跃升。以进士及第的名额看，宋代一榜多至四五百人，而唐代才只30名。在统治阶级层面上，宋代重文轻武，文人地位上升。宋朝皇帝还立下不杀文人的规矩，鼓励文人参政言事，一定程度上放开了思想钳制。宋代政府提倡办学，不仅办好公立的太学、府学、县学，民间的办学讲学之风也大盛。濂、闽、关、洛等学派逐渐形成，私人著述成风，白鹿洞等民间书院渐渐兴起。此外，从科学技术水平看，四大发明其中的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是宋代时期得到突破性发展的。农耕水平、纺织业、陶瓷制造等手工业也都得到空前的发展。难怪陈寅恪先生要强调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综观第二次文化高潮，我们不难发现隋唐和两宋是其中的两大浪尖。其中尤以北宋为最高峰。如果说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催生了隋唐文化的高潮，那么，五代十国的战乱无疑是助力两宋文明的推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冲突和融合为华夏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勃勃生机。尽管此时仍是君主专制政体， 但统治阶级最大限度地打破了意识形态霸权的禁锢， 建构起开放的文化价值体系，以开放的心态将社会系统的运行调整到相对最佳状态， 从而使社会系统走上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轨道。正是这种开放的文化价值观焕发了民族的活力， 激活了人们的思想， 促成了中国文化的新高涨[2]。五代十国的战乱则是通过对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践踏激发了宋代对伦理道德的反思和伦常秩序的重建。当然，宋代理学的发展一方面将理学推向巅峰，另一方面也使理学逐渐固化、僵化。如果说先秦和秦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的初成期，那么，汉以后到明清则为中华文明的养成期。从秦汉到唐宋，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社会在本文中，我们不用封建社会来称呼从秦至清中期的中国社会。其依据主要是封建一词容易与周朝的分封建国混淆。再者，封建社会一词是近代时期日本人移译西方的观念。西方的封建社会形态与中国秦朝到清朝时期的社会性质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将秦以后直至清的中国历史称作封建社会是不准确的。基于此，本文以君主专制社会称呼秦以后的帝制时期。还处在上升期间。但随着唐宋文明的巅峰绚烂，特别是宋代理学的勃兴而变得固化和僵化，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宋明理学的固化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应该说，宋朝是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盛衰分水岭。特别是宋以后，中国政治生态越发专制，宋明理学越发禁锢人们的思想，明清的统治者逐渐失去了唐王朝的自强自信和开放包容，偶尔与外国接触也多持夜郎自大心态，而长期以来推行的则是闭关锁国政策。与欧洲开启海上探险，开辟新航路，进行海外殖民所不同，明清的统治者则越来越故步自封，封闭落后。最终在明清时期从世界前列中逐渐淡出，并日益落后。在这种国运强弱的背后，无疑文化的盛衰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反过来，文化的盛衰又影响到了国家民族的命运。

第三次文化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至今

第三次文化高潮是华夏文明转型期东西文化碰撞下的涅槃重生。按照危机激发内生力而催生高潮的理路，这一次的文化高潮同样也是由深刻的民族和文化双重危机推动的。具体说来，这次危机主要表现为近现代民族救亡和东西方文化冲突这两大危机。

南宋以后，理学占据中国思想文化的主阵地，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支配和统治一切的思想武器。元朝虽是蒙古人入主中原，但也将理学奉为治世圭臬，并独重朱子之学，将朱熹思想作为科举的范本，举凡经学阐释皆以朱子观点为标准答案。明代的阳明心学虽然与程朱理学在天理产生的路径是外在还是内在的问题上存在异趣，但殊途同归，都将天理推至“人之所共由”的无以复加的高度。可喜的是，明末思想界开始自觉反思理学的僵化，出现了李贽、何心隐、泰州学派等歧出的思想另类，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思想界这潭死水。但遗憾的是，在明亡清兴后受清朝文字狱的高压专制，宋明理学逐渐丧失了文化自省力。有清一代，学术界盛行的是乾嘉考据之学，而缺乏对义理的究问，丧失了文化内生的活力。乃至清朝中后期的朝野上下和思想界甚至出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沉死气。

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朝闭关锁国的迷梦，使中国被动地融入到全球一体化的冲突中。由于长期的闭锁和落后，近代中国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原有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激励了先知先觉的人士开始努力了解西方文化，同时反思传统文化，寻找救亡图存之路。从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到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洋务运动到“中体西用”，从维新变法到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在五四运动前，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由于传统文化内在危机没有解决，尽管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国落后的社会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民族危机仍在不断加剧，民族复兴之路艰难而崎岖。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被动地卷入战争，但作为战胜国之一却仍要在巴黎和会上签订屈辱条约（最终因迫于国内五四运动的压力，中国代表团拒绝签订屈辱条约），因而激起了五四青年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五四运动不单单是一场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在思想界中将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继续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正式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文化高潮。在五四运动中，文化主将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用“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反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特别是封建儒家礼教思想。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打倒孔家店”，批判和抨击封建吃人禮教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意义的，对解放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文化是系统工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不仅在思想层面扫清封建思想，而且在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也进行了大刀阔斧、改天换地的变革。如在国体上，废帝制，创立民国;在政体上，废除封建官僚体系，实行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在教育上，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移风易俗，废除剃发、裹脚等陋俗，实行剪辫、易服、放足。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封建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对其成就也不宜估计过高。从以张君劢、丁文江为首掀起的科玄论战到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从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到国民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从自由主义文化派与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兴起到马克思主义的壮大，这些都是第三次文化高潮中一个个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的浪花。正是由于近现代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使得中华民族在直面危机时焕发出新的活力。正如汤因比所说的：“从鸦片战争一直到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为止，中国遭受了巨大的耻辱;假如你受到过侮辱，那末你就会用相应的攻势来进行反抗。在中国，肯定有这样一种想法，即中国必须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力量。”[6]而这种力量就是面对危机的民族抗争精神，并因这种精神而将民族文化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尽管中国第三次文化高潮的大潮一再被军阀混战、日本侵华、解放战争所打断，但随着一次次克服国家民族发展的危机，第三次文化高潮始终此起彼伏，不断向前。特别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第三次文化高潮也不断高涨。当然在这其中也有低谷和阻力，如大跃进、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都是文化高潮中的倒退。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每次危机和倒退都被得以有效地克服和化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扬“中国梦”的大旗，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迎来了第三次文化高潮的再度高涨。

第三次文化高潮与前两次文化高潮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开端，一直延续到现在以及未来。从截止到1949年前的中国近现代史角度看，第三次文化高潮的巅峰是新文化运动。而如果将中国历史看作是一条从华夏文明起点开始的延伸线，则今天尚处在中华文明转型期的第三次文化高潮过程中。为什么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至今的历史都作为第三次文化高潮看待，我们的依据是第三次文化高潮是在民族救亡和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危机中爆发的。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民族救亡的重任，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却切切实实地摆在国人面前。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世界仍然不太平，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仍然任重道远。此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仍然存在，正如萨缪尔·亨廷顿所说的，当今世界的冲突主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但我们今天不再以东西方文化的对峙方式来解决冲突，而是通过对话、合作来消弭冲突。在当今世界文明中，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华夏文明无疑是三个主要的文明体。作为有着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中华民族，我们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不接受西方社会强加给我们的所谓“普世伦理”，我们提倡的是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精神，追求的是美美与共的和谐共赢发展。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工程等一系列战略部署，这些部署正在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文化高潮不断推向新的巅峰。可以想见，未来的中国文化发展一定会有更多的高潮迭起。

[参考文献]

[1]景戎华. 中国文化的三次高潮及其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之二[J]. 求是学刊，1987，（4）：72-78.

[2]隋丽娟.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高潮[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03，（4）：67-70.

[3]盛蓉.从中国文化的三个高峰时期看文化与政治的关系[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116-119.

[4]赵永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周期论（上）[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33.

[5]李元.我国历史上的三次文化危机[M]//.史海心航录.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

[6][英]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M].王少如，沈晓红，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48.

〔责任编辑：常延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