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一

2019年年初，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颜真卿特别展”，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借来了《祭侄文稿》，使台北故宫深陷借展风波，也让这件颜真卿的书法名帖成为舆论焦点。据云，1月16日开始的展览，在第二十四天就迎来了十万名观众，比六年前的“书圣王羲之”大展早了八天。排队两小时，只看十秒钟（因有工作人员轻声提醒排队人群“不得停留”），却无人抱怨，相反，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神色。我相信这十秒，对于他们而言，已成生命中至为珍贵、至为神圣的时刻，有人甚至准备了大半生。报道上说，有一位来自香港的五十七岁观众，七岁开始写颜体字，认识颜真卿五十年，却“从来没想过这辈子竟然有机会能近距离看到《祭侄文稿》”①。看展的观众，大多观众都衣着正式，屏气凝神，仿佛参加一场神圣的典礼。透过斜面高透玻璃俯身观看的一刹，他们与中国历史上最珍贵的一页纸相遇了。一个展览，让写下它的那个人，在一千三百多年后，接受十余万人的注目礼。

我本欲专程去东京看展，没想到四十天的展览时间在我的新年忙碌中倏然而过，想起来时，已悔之晚矣。三月的暖阳里，我到郑州松社，去偿还一次许诺已久的演讲。没有想到，一位名叫久洋的读者，竟专程从西安赶来听讲，还给我带来了他从日本带回的“颜真卿特别展”宣传页、展出目录以及畫册，可见“九〇后”的年轻人，也有人如此深爱传统。我还没想到，一场演讲，我竟得到了如此丰厚的回报。

离开郑州的飞机上，我盯着纸页上的《祭侄文稿》反复打量。我觉得自己也很幸运，因为我不止有十秒，我的时间几乎是无限的，《祭侄文稿》就在我的手里，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一千三百多年前出生的颜真卿，此刻就近在眼前。我可以从容地、细致地观察颜真卿的提笔按笔、圈圈画画，体会它的疏疏密密、浓浓淡淡。一篇文稿，因出自颜真卿的手笔而拥有了不朽的力量。我突然想，《祭侄文稿》在时间中传递了十几个世纪，而书写它的时间，或许只有十秒，或者一分钟。

二

写下《祭侄文稿》时，颜真卿刚好五十岁。

写下此文时，我也五十岁，是颜真卿的“同龄人”。

但我的五十岁和颜真卿的五十岁，隔着月落星沉、地老天荒。

颜真卿五十岁时，他生活的朝代刚好迎来“至暗时刻”。

一场战争，把盛唐拖入泥潭。

我们都知道，那是“安史之乱”。

在承平年代生活久了的人，是无法想象战乱的痛苦的，像二十世纪的战乱，即使我们通过各种影像一再重温，却依旧是一知半解，没有切肤之痛。非但不痛，那些战火纷飞的大场面，甚至让我们感到刺激与亢奋。我们是带着隔岸观火的幸灾乐祸来观看战争的，因为战争越是惨烈就越有观赏性，这也是战争大片的票房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是时间赋予人们的优越感，每一个和平年代的居民，都会有这样的优越感，连唐朝皇帝李隆基也不例外，因为在他的朝代里，战争早已是明日黄花，自从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大唐王朝，一百三十七年来，这个王朝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皇室内部的夺权斗争，以及“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民族战争不计在内。因此，所有的战争，在他眼里都变成了一部传奇，他自己，永远只是一名观众。也因此，当一匹快马飞越关山抵达临潼，把安禄山起兵造反的消息报告给唐玄宗时，唐玄宗一下子就蒙圈了，脸上分明写着三个字：不相信。

那是大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正与杨贵妃一起在泡温泉，他的眼里，只有“芙蓉如面柳如眉”①“肌理细腻骨肉匀”②，华清池的云遮雾罩里，他听不见“渔阳鼙鼓”，看不见远方的生灵涂炭、血肉横飞。这注定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惨烈到完全超乎唐玄宗的想象。这场战争不仅将要持续八年，而且像一台绞肉机，几乎将所有人搅进去，让几乎每一个人，都经历一次家破人亡的惨剧，连唐玄宗自己也不例外。对于战争的亲历者而言，战争从来不是一场游戏，更不是在戏台上唱戏，而是生与死的决斗，是血淋淋的现实，是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此时，在芳香馥郁的华清池，在“侍儿扶起娇无力”③的销魂时刻，在帝国的另一端，安禄山的叛军已从今天的北京、唐朝时被称为“范阳”的那座边城，军容浩荡地出发，迅速荡涤了河北、河南，仅用三十三天，就攻陷了大唐王朝的东京洛阳，灯火繁华的“牡丹之都”，立刻变成一片血海。那血在空中飞着，在初冬的雨雪里飘着，落在旷野里的草叶上，顺着叶脉的抛物线缓缓滑落，在夕阳的光线中显得晶莹透亮，轻盈的质感，有如华清池温泉里漂浮的花瓣。

连远在庐山隐居的李白都闻到了那股血腥味，于是写下这样的诗句：

俯视洛阳川，

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

豺狼尽冠缨。①

安禄山用他的利刃在帝国的胸膛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直到那时，早已习惯了歌舞升平的人们才意识到，所谓的盛世，竟是那样虚幻，和平与战乱，只隔着一张纸。

那个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张纸，惊破唐玄宗一帘幽梦的人，正是颜真卿。

三

在进入颜真卿的世界之前，我们不妨打量一下“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

因为这个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安禄山，让许多人的命运轨迹都发生了急转弯。

《旧唐书》说：“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②营州，是今天辽宁省朝阳市，距离都城长安，可以说是地远天荒。说他是“杂种胡人”不是骂人，因为他真是“杂种”。他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血统跨越了北方草原和西域，也使身为混血的安禄山同时具有了粟特人的精明和突厥人的剽悍。

唐玄宗对安禄山颇为喜爱，原因之一，是安禄山长得白，长得胖，憨态可掬，用今天话说，就是“萌萌嗒”。他体重曾达三百三十斤，走路时，需有两人架住他的肩膀，他才走得动;在华清池泡温泉，出浴时，要两个人帮忙抬他的肚子，阉官李猪儿用头顶住他的肚子，才能给他系上衣带。但受唐玄宗之命跳起《胡旋舞》时，他却动作敏捷，迅疾如风。这有点不可思议，但史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所以，不仅唐玄宗喜欢他，杨贵妃喜欢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养儿，连杨贵妃的三个姐姐——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和韩国夫人都跟他眉来眼去。

原因之二，是安禄山会“来事儿”，会揣摩人的心思。这天分，来自他父系的遗传，因为粟特人游走于中亚与中国中原之间，以经商为业，六到九世纪，从小亚细亚以东经中亚到塞北草原的广袤地区，都是粟特商人活跃的地区，因为这个跨文化地带，正孕育着无限的商机。安禄山的血管里流着商人的血，因此他嘴甜，善投机，为了利益，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他的本性，也是本能。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安禄山还是一个盲流，整日里偷鸡摸狗，有一天被范阳节度使张守珪逮个正着，本来要用乱棍打死的，假若那时就将安禄山打死，安禄山后来就当不上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一手掌握帝国北部边境的东半部，也就没有“安史之乱”了。但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反转的原因，就是安禄山的那张巧嘴。

当时，安禄山没有喊饶命，假如喊饶命，他必死无疑。关键时刻，语言要有效，安禄山的语言就非常有效，他是这样说的：“将军不是想灭奚和契丹吗？为何要杀壮士呢？”一句话就戳到了张守珪的心窝子里。的确，对于张守珪来说，杀死一个偷鸡摸狗的小贼最多只对维护地方治安有好处，消灭奚和契丹才是他的最大责任，既然眼前小贼生得勇武，何不用他去与异族作战呢？历史学家说，这是安禄山一生发迹的起点。这一年，安禄山三十岁。

原因之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唐玄宗有战略上的考虑。为了防止边患，唐玄宗感到巨大压力。他开始提拔草根出身的胡人（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寒族胡人”）驻守边疆，因为这些人不但骁勇善战，而且没有政治背景，不会互通关节，只能依靠军功来升迁。东北军镇的安禄山、西北军镇的哥舒翰因此有了在体制内飞升的机会。但这样做也是有漏洞的：它将帝国的安危维系于将领个人是否忠诚。这一隐患，在日后险些倾覆了大唐的基业。

为了表达对安禄山的亲切关怀，唐玄宗不断赐给他豪宅美食、绫罗绸缎、金银器物。衣食住行，样样照顾周全，好像不是安禄山巴结唐玄宗，而是唐玄宗巴结安禄山。以食而论，“玄宗每食一味，稍珍美，必令赐与” ③。至于住，唐玄宗指示有关部门，为安禄山在亲仁坊建筑豪宅，“但穷壮丽，不限财力”。至于室内器物用具，更是不计其数。翻阅段成式《酉阳杂俎》、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看到唐玄宗屡次赏赐安禄山的大礼包，我感到触目惊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写：“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白檀床二，皆长丈，阔六尺;银平脱屏风，帐方丈六尺;于厨厩之物皆饰以金银，金饭罂二，银淘盆二，皆受五斗，织银丝筐及笊篱各一;他物称是。虽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①就是说，安禄山使用的生活用品，连皇帝都比不上。把“儿子”惯到了这个地步，唐玄宗还说：“胡眼大，勿令笑我。”意思是， 胡人大方，不要让他笑我小气。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在长安，唐玄宗送给安禄山一个更大的红包——当安禄山即将离别长安，唐玄宗为了表达依依惜别之情，竟然脱下自己的御衣披在安禄山的身上。这让安禄山亦喜亦忧。喜的是黄袍加身，绝对是个好彩头;忧的是他的谋反之心，早已被人看透，这一下更加欲盖弥彰。

中书令（后任宰相）张九龄第一次见到安禄山就断言：“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②那是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安禄山在张守珪手下当兵的第二年。

后来担任宰相的李林甫看出安禄山“阴狭多智”，“揣知其情伪” ③。杨国忠知道安禄山不会一直甘居其下，为了早点把安禄山踩下去，他三番五次对唐玄宗说安禄山要谋反，唐玄宗都一笑了之。楊国忠干脆把安禄山的宾客李超等人抓起来，关到御史台的监狱里，然后，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从人间消失了。安禄山得到消息，到华清宫见到他爹唐玄宗，像一个无辜的孩子一样向唐玄宗哭诉：“杨国忠要杀我！杨国忠要杀我！”④人都是同情弱者的，安禄山的哭诉，让唐玄宗同情心瞬间泛滥，不仅保护安禄山的意志更加坚定，而且立刻提拔他做左仆射，同时提拔了他的两个儿子。他并不知道，安禄山根本不是弱者，他已为反叛悄悄准备了十年，兵强马壮，蓄势待发。

安禄山感受到了朝廷的凶险，在得到唐玄宗亲赐的御衣之后，他一刻不敢逗留，以最快的速度，策马出了长安城，过了潼关，也不敢稍加停歇。他匆忙上了船，顺黄河而下。沿途的船夫接到命令，手执绳板，提前站在岸边等候，人换船不停。这只船恍若一只射出的箭，飞出潼关，奔向着他的巢穴——范阳。

终于，在第二年，慷慨地把御衣送给安禄山的唐玄宗，赤身裸体地听到了安禄山造反的快报。那一刻，即使泡在暖洋洋的温泉里，他也会感到彻骨冰凉。不知他是否会意识到，自己丢掉的可能不是一件御衣，而是整个江山。

四

关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历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各方面。集中论述的，有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先生的专著《安禄山叛乱的背景》。公元754年，也就是安禄山反叛之前一年，户部统计全国共九百六十多万户，“这是唐朝户口的最高纪录”⑤。黄仁宇先生分析说：这和初唐的三百多万比较，人口突然增了三倍。⑥实际上的人口数量比这还多，因为中唐时曾任宰相的杜佑说，户口统计存在瞒报漏报的现象。七世纪初期，开始均田制，原则上加入版册上的户口，就要授田。下级政府向人民抽税，就要保障他们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记的三百多万户之外，以后的增加，就非常的吃力。这造成大量无田的人口流离失所，沦为“黑户”，辗转流徙，任人宰割。

与底层民众的艰难生存形成对比的，是皇帝、贵族的奢靡生活。国家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其成为私产，国家无法有效支配和使用，更不可能用之于民。黄仁宇先生说：唐朝的财富，在民间经济系统之外，去勉强地支持一种以皇室为主体的城市文化，虽有大量资源却无合理征集分配的体系，其结局仍非国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长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孙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旧唐书》说他“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①他在长安城东拥有一座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天下珍玩，前后赐与，不可胜纪”。《旧唐书》感叹：“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 ②

关于那些皇宫豪宅的内部生活，杜甫在诗里描述：“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③——“紫驼之峰”和“素鳞”是贵族的菜肴，“翠釜”和“水精之盘”是精美的食器。美食与美器相映生辉，成为多么完美的组合，不仅好吃，而且好看。然而，下一句诗却发生反转：“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④——因为饱而生腻（“厌饫”），所以那犀牛角制成的筷子（“犀箸”）举在半空，迟迟不肯落下，而切肉用的“鸾刀”，细细地切（“缕切”）了半天，也是白忙一场（“空纷纶”）。

这首名为《丽人行》的乐府诗，犹如一部大片，通过一组组特写镜头，把皇室贵族的生活细节放大给我们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被它呈现得更加纤毫毕现。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惊心动魄。

这样的生活差距，即使在来自边塞的安禄山看来，都是难以接受的。同样是人，差距咋这么大呢？唐玄宗，以及长安贵族的奢靡生活，让安禄山开了眼界，也激发了安禄山的欲望。用阿Q话说就是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虽然我们经常把欲望归结为食与色，但一个人的欲望，却根源于他的眼睛。食欲与色欲，归根结底都是有极限的，只有一个人的眼界没有止境，在它的激发下，欲望会成为无底洞，乃至远远超出人的实用需求。

因此，当安禄山由边塞来到长安，体验到皇宫的富丽奢华，他的心里就埋下了反叛的种子。尽管安禄山与皇帝、贵妃的关系曾亲密无间，但那些都是靠不住的，唐玄宗、安禄山都不过是在演戏罢了，他们演得认真，是因为双方都在这出戏里获得了安全感——安禄山找到了最大的靠山，唐玄宗则找到了一条安家护院的烈狗。说白了，他们都为了自己。但这样的平衡是脆弱的，一旦安禄山的翅膀变硬，他一定会与皇帝撕破脸，向皇权的位置发出冲击。

天宝初年，安禄山执掌的三镇兵力超过十八万人，反叛时可能超过二十万人，他们许多是北方少数民族，一律都是精兵强将，一直征战沙场，肌肉毛发里散发着无尽的野性，事变三年前，李白到幽州，看到安禄山军队厉兵秣马，就倒吸一口凉气，写下“戈鋋若罗星”⑤的诗句，而中央和内地控制的兵力仅八万多人，且不堪一击。《资治通鉴》说：“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⑥

此时的帝国，各种社会矛盾一直被掩盖着，宛如火山爆发前的景象，宁静、平和，风不吹，草不动，人人都很矜持。但这样的平衡也是脆弱的，火山爆发只是一瞬间的事，一旦爆发，就会天塌地陷，人变虎狼。

诗人李白敏锐地意识到，他正置身一个危险的时代，或者说，这是一个适于隐居的时代。从表面上香艳浮华、实际上凶险丛生的长安城出来，他就去了庐山。只有唐玄宗还沉浸在“天下太平，圣寿无疆”（陈王府参军田同秀忽悠皇帝之语）的巨大幻觉里，没有听到他的帝国早已拉响了警报。

一千两百多年后，我坐在书房里掀动书页，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本来，玄宗对国家的形势感觉很好，这样一个强盛的唐朝，一个如花似锦的国家，怎么说乱就乱起来了呢？现在这种飘飘然的感觉被愤怒、懊悔、慌乱所取代，他所面对的是一股正汹涌而来的滚滚乱流。”①

“居安思危”，虽常被挂在嘴上，但历朝历代，都是“居安”易，“思危”难，因为所谓的“安”，可以掩盖一切的“危”。然而，稍读史书我们就会明白，所有只“居安”不“思危”的人都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当真正的乱流汹涌而来，任何人都不可能躲过去，无论他是唐玄宗、杨贵妃，还是李白、颜真卿。

五

假若没有“安史之乱”，颜真卿就会沿着“学而优则仕”的既定路线一直走下去。颜真卿三岁丧父，家中孩子全由母亲养大，家境算得上贫寒了。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加之颜真卿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颜惟贞生前曾任太子文学，所以颜真卿自幼苦读，苦练书法，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安禄山三十一岁，还在张守珪手下当“丘八”;李白三十三岁，正在洛阳、襄汉、安陆之间漂着，距离进入长安城还有十年时间;杜甫二十二岁，也在吴越晃荡着，丝毫没有进入文学史的迹象;颜真卿二十五岁，却已通过国子监考试。一年后，又进士及第。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颜真卿通过吏部考试，被朝廷授予朝散郎、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算是正式参加工作，踏上光荣的仕途。在这一点上，他比上述几人更加幸运。更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后，他成为吏部的最高长官——吏部尚书，考试录用公务员，正是吏部的工作内容之一。

颜真卿是在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到平原郡任太守的。平原郡，在今天山东德州一带，那里正是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管辖的地盘。国子监考试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经过了二十年的折腾，安禄山已经成为颜真卿的上级领导，不仅统辖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而且如前所述，在唐玄宗面前奋力一哭，哭出了一个左仆射的职务，相当于中央领导了。所以，两年后，安禄山造反，就命令他的手下、平原郡太守颜真卿率领七千郡兵驻守黄河渡口。颜真卿就利用这个机会，派人昼夜兼程，将安禄山反叛的消息送给唐玄宗。

自这一天开始，身为文臣的颜真卿，就和战争打起了交道。当唐玄宗兀自哀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②，颜真卿已经组织起义军和叛军周旋。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个舞文弄墨的文人秀士，我们只看到一个满脸血污的将军，在寒风旷野中纵马疾行。

六

人与人的区别，有时比人与动物的区别都大，尤其在各种文明汇聚的唐代，各种价值观“乱花渐欲迷人眼”，让人眼花缭乱。颜真卿与安禄山，虽是同事，而且是同龄人（“安史之乱”爆发时颜真卿四十七岁，安禄山五十三岁），价值观却有天壤之别。

前面说过，安禄山是商人习性，有奶就是娘，没奶了六亲不认。在他心里，终极价值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加上他是胡人血统，受儒家观念影响很小，他是带着异域之风进入中原，进而影响到中国史的。颜真卿则不同，他出生于京兆长安县敦化坊，听名字就知道，那里是中原文明的中心地带。尽管在颜真卿生活的年代，儒家价值观被流动的异族文化信仰所稀释，但在大河两岸、长安周边，传统价值依旧保持着它应有的浓度。唐玄宗把长安所在的雍州改为京兆府，京兆府的首长为京兆尹，万年、长安，都是京兆府下的县，这些名字，也都渗透出对帝国长治久安、万年永祚的祈福，敦化坊的名字，来自儒家文化的经典文献《中庸》，在今天读来，依旧那么温柔敦厚。《中庸》上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③，意思是要以道德教化使民风淳厚，让我想到杜甫的两句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④，政治清明、民风淳厚，仍然是那时人们的心理期待。颜真卿虽然父丧家贫，但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又饱读诗书，他的心中，早已形成了超越个人生命价值之上的族群价值，让他的生命超越生物意义层面而上升到信仰层面。

有人会问：那个被众多美女和佞臣阉宦所簇拥着的皇帝，是否值得去效忠？像我的朋友张锐锋所说：“皇帝实质上是被飞龙盘绕和锦衣包裹着的空洞的概念，却成为勇士们赴死的理由。”①但在颜真卿的心里不只有对皇帝的忠，还有孝，因为“孝者德之本”，连唐玄宗，都颁布了他的《孝经注》。忠和孝，背后都是爱，只不过那时的中国人不说爱，只说仁，孔子说过，“仁者，爱人”，不只爱皇帝，亦爱百姓，爱天下的苍生。仁义道德，成为支撑他们生命的支柱，这个世界，比“忠”的世界更大。没有这些，天就会塌下来，人就只是一堆皮囊。他坚信，“天不变，道亦不变”，那“道”，让他自己世俗的肉身找到了崇高的依托。

因此，颜真卿与安禄山离得再近，也不可能在一个槽里争食。颜真卿虽比安禄山官小，但他的人生不可能被安禄山绑架。自己的人生，当然要自己做主。这一点，或许是安禄山想不到的。他不明白除了欲和利，颜真卿还需要什么。如此，当安禄山统帅他的大军，势如破竹，攻下东都洛阳，又破了潼关，准备直入帝都长安，安禄山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后院起火，平原郡太守颜真卿和常山郡太守颜杲卿同时“谋反”。

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谋的是安禄山的反。安禄山曾命颜真卿防守黄河渡口，这让他在大战之前，有机会直面大地上的江河。万古江河，或许会让他想起孔夫子的那句名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一刻，他一定会考虑，这世界上有哪些东西会被这大河裹挟而去，哪些将会留下，化作永恒。那或许是一次与圣哲对话的机会，他觉得离孔子很近，离河流所象征的祖先血脉很近。

我不知道颜真卿在做出决定时有没有犹豫，像他这样有坚定信仰的人，是否也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过程？毕竟，安禄山是强大的，像他庞大的身躯一样不可小觑。他再看不起安禄山，也不能看不起安禄山的军队——它被称为“幽蓟锐师”“渔阳突骑”，连中央军都对它望而生畏。后来的事实证明，连哥舒翰这样一位老将都不是他的对手，在潼关一败涂地，潼关一失，哥舒翰的二十万大军中，坠黄河死者数万，以至于多年后，诗人杜甫从战场经过，“寒月照白骨”②的景象依然令他深感惊悸。颜真卿自己以卵击石，又有多大意义？

但我能看到的历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自从腰斩了安禄山派来的特使段子光，把段子光光光的身子拆分成大小不同的几段，颜真卿和颜杲卿兄弟就没收过手，直到安禄山反攻倒算，攻下了平原郡，杀了颜杲卿，顺便杀了颜家大小三十多口，颜真卿只有悲愤，却没有后悔过半分。

七

颜杲卿被史思明所杀，是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正月的事。因为颜氏兄弟的“起义”，使河北十七郡复归朝廷，牵制了安禄山叛军攻打潼关的步伐，所以安禄山命史思明率军，杀个回马枪，颜杲卿日夜苦战，城陷被俘，押到洛阳，被安禄山所杀。六月初九，潼关失守，使得叛军进军长安的道路“天堑变通途”。四天后，玄宗西逃，又过四天，长安陷落。

长安陷落后不久，王维、杜甫分别被叛军俘获。王维被押解到洛阳，安禄山劝他投降，王维又是拉肚子（提前服药），又是装哑巴，算是躲过一死，被关在菩提寺里。他听说雷海青之死，悲痛中口占一首《凝碧池口号》，广为流传，一直传到唐肃宗的耳朵里。唐肃宗听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这样的诗句，一定感同身受，也知道王维身在曹营心在汉，收复洛阳后，非但没有处死王维，还给他升了官，做尚书右丞，王维从此多了一个称号：王右丞。

长安城破，杜甫先是逃到漉州①，安顿好妻子儿女，就立刻赶往灵武投奔肃宗。在路上，他落入了乱军之手，被押到长安。身陷叛军，家人不知死活，杜甫写下了缠绵悱恻的一首诗：

今看漉州月，

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鬓湿，

青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

双照泪痕干。②

杜甫和妻子，相隔六百里，却音信全无，只能在不同的地方看着相同的月亮思念对方。杜甫的诗，像《月夜》这样细腻、深情的并不多，但这诗的确是出自杜甫。生死未卜之际，他最想念的，是爱妻的“香雾云鬓湿，青辉玉臂寒”。有人说：“他以为自己不会写情诗，她也以为他不会写情诗。但是乱世之中，他挥笔一写，一不小心，就写出了整个唐朝最动人的一首情诗出来。”③

九个月后，杜甫才趁乱逃跑。这过程，杜甫记在诗里：

西忆岐阳信，

无人遂却回。

眼穿当落日，

心死著寒灰。

雾树行相引，

莲峰望忽开。

所亲惊老瘦，

辛苦贼中来……④

这是三首组诗中的一首，组诗的名字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连杜甫自己都称“窜”，可见逃亡过程的狼狈与惊慌。逃出长安城，他迎着落日向西走，一边走，一边紧张地四下张望（“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远树迷蒙，吸引他向前方走，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透过树影，看到了太白山的巨大轮廓（“雾树行相引，莲峰望忽开”），不禁心中一喜，凤翔就要到了。

青山苍树间，王维和杜甫曾各自奔逃，像一只只受惊的鸡犬，他们的才华，在这个时刻完全无用。那时的帝国，不知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在奔逃，连唐玄宗也不例外。或者说，皇帝的逃，导致了所有人的逃，以皇帝的车辇为圆心，逃亡的阵营不断扩大，像涟漪一样，一轮一轮地辐射。

连唐玄宗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惨剧。马嵬坡，唐玄宗的大舅子杨国忠被愤怒的士兵处死，纷乱的利刃分割了他的尸体，有人用枪挑着他的头颅到驿门外示众。至于杨贵妃之死，自唐代《长恨歌》、清代《长生殿》，一直到今天的影視剧，都一遍遍地表达过，中国人都非常熟悉，无须多言。我想补充的，是《虢国夫人游春图》里的虢国夫人，在得知哥哥杨国忠、妹妹杨贵妃的死讯后，带着孩子逃至陈仓，县令薛景仙闻讯，亲自带人追赶。虢国夫人仓皇中逃入竹林，亲手刺死儿子和女儿，然后挥剑自刎，可惜下手轻了，没能杀死自己，被薛景仙活捉，关入狱中。后来，她脖子上的伤口长好，堵住了她的喉咙，把她活活憋死了。

皇族尚且如此，小民的命运，就不用说了。“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⑤“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⑥。百姓的生命，像树叶一样坠落。呻吟、流血、闪着寒光的骷髅，已成为那个年代的常见景观。“安史之乱”的惨状，像纪录片一样，记录在李白、杜甫的诗里。

前面说过，“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中的“至暗时刻”，那黑，黑得没边没沿，让人窒息，让人绝望。而颜真卿目睹侄儿季明遗骸的那一刻，则是“黑夜里最黑的部分”。

然而，若说起“安史之乱”期间所经历的个人伤痛，恐怕难有一人敌得过颜真卿。颜真卿的侄子颜季明是在常山城破后被杀的，那个如玉石般珍贵、如庭院中的兰花（《祭侄文稿》形容为“宗庙瑚琏，阶庭兰玉”）的美少年，在一片血泊里，含笑九泉。

颜季明的父亲颜杲卿则被押到洛阳，安禄山要劝他归顺，得到的只是一顿臭骂，安禄山一生气，就命人把他绑在桥柱上，用利刃将他活活肢解，还觉得不过瘾，又把他的肉生吞下去，才算解心头之恨。面对刀刃，颜杲卿骂声不绝，叛贼用铁钩子钩断了他的舌头，说：“看你还能骂吗？”颜杲卿仍然张着他的血盆大口痛骂不已，直到气绝身亡。那一年，颜杲卿六十五岁。

除了颜杲卿，他的幼子颜诞、侄子颜诩以及袁履谦，都被先截去了手脚，再被慢慢割掉皮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颜氏一门，死于刀锯者三十余口。

颜杲卿被杀的这天晚上，登基不久的唐肃宗梦见了颜杲卿，醒后为之设祭。那时，首级正悬挂在洛阳的大街上示众，在风中摇晃着，对眼前的一切摇头不语。没有人敢于为他收葬，只有一个叫张凑的人，得到了颜杲卿的头发，后来将头发归还给了颜杲卿的妻子崔氏。

颜真卿让颜泉明去河北寻找颜氏一族的遗骨，已经是两年以后，公元758年，即《祭侄文稿》开头所说的“乾元元年”。那时，大唐军队早已于几个月前收复了都城长安，新任皇帝唐肃宗也已祭告宗庙，把首都光复的好消息报告给祖先，功勋卓著的颜真卿也接到朝廷的新任命，“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充本州防御史”。

颜泉明找到了当年行刑的刽子手，得知颜杲卿死时一脚先被砍断，与袁履谦埋在一起。终于，颜泉明找到了颜季明的头颅和颜杲卿的一只脚，那就是他们父子二人的全部遗骸了。这是名副其实的“粉身碎骨”了。颜真卿和颜泉明在长安凤栖原为他下葬，颜季明与卢逖的遗骸，也安葬在同一墓穴里。

八

因此，《祭侄文稿》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血浸的，用泪泡的，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沉痛、也最深情的文字。支撑它的，不只是颜真卿近五十年的书法训练，更来自颜真卿的人生选择，而颜真卿的人生选择，也不只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整个家族的选择，在这一点上，颜真卿、颜杲卿、颜季明、颜泉明等几代人，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以至于颜氏一族三十余口面对刀刃，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前文说过，随着唐朝建立，“中国”突然打开了世界的大门，不是“中国”在拥抱世界，而是世界在走向“中国”。长安的外国人已超过一万人，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会。各种来自异域的服装、玩物、游戏、歌舞，都无不炫耀着异域文明在世俗生活中的诱惑力。唐代物质世界的灿烂与淫靡，我们从周昉《挥扇仕女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簪花仕女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阎立本《步辇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佚名《宫乐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这些唐代绘画中，从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当代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这些奇书中一眼可以望穿。《隋唐嘉话》曾经提供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唐玄宗继位时，曾经将一大批金银器玩、珠玉、锦绣等珍贵物品放在大殿前付之一炬，以显示他拒绝这些“糖衣炮弹”的决心，但不出几年，他就被奢华的进口商品彻底征服。

耐人寻味的是，物质生活的精致与繁丽，有时并不能使人的精神蓬勃向上，倒容易使人的身体沉沦向下，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子。对此，我在《故宫的古物之美：绘画风雅1》（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谈论《韩熙载夜宴图》卷时曾有论述。于是，原本属于中原文明的正面价值，比如忠诚、勤俭、孝顺、敦厚等，被异族生活的五色迷离、潇洒随意所冲淡。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面对越来越放纵的情感和越来越失控的欲望”，“以汉族为中心的伦理准则渐渐失去普遍的约束力，使传统的行为模式渐渐失去普遍的合理性”①。

初唐时代的中国，视界的突然打开，物质生活的丰富，却无法掩盖思想领域的苍白与贫乏，那时，唐诗里已经有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幽美邈远，散文里已经有了“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奇幻光泽，但李白、杜甫、李贺、杜牧还没有出生，唐诗的崛起还看不出任何预兆，至于思想界，尽管从张说到张九龄，都曾经有过恢复思想与社会秩序的努力，但“在八世纪中叶发生了‘惊破霓裳羽衣曲的一幕，直到这一幕落下帷幕，甚至到这个世纪结束，主流的知识与思想世界还是没有找到拯救社会的药方” ②。

直到“安史之乱”后，这一课才被补上。这时思想界最重要的选手，就是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原道》中，韩愈同学发言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③他试图找回这个社会丢失已久的仁义道德，“希望在这种超越性的‘道的基石上重建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秩序”。这倒有点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爆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这个世界里，欲望、自由、世俗快乐，理当受到尊重，但它们并不能没有边界。自由的最佳境界，孔子早就界定过：“从心所欲不逾矩。”人性需要管束，像安禄山这样为了一己私欲而置民于水火，更不能袖手旁观。“礼崩乐坏”时刻，拯救世界的武器，是“道”，是前面说到的仁、义、道、德，“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④。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道”在孔子心中的神圣价值。当然，“道”也可以发展成假道学，高调的、空洞的理想主义也同样荼毒生灵，不过那都是后来的事了，此处不提。

从这个意义上反观颜真卿，我们更能发现他的伟大。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安禄山，他是一个认死理的人，这个理，就是孔子所说的“道”。道是天，道是地，道是他的命。他的死理、他的原则、他的理想，从不标价出售。他和安禄山不在一个世界里，彼此间语言不通。他信仰的“道”，安禄山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在“道”面前，安禄山的钱一文不值。

表面上，颜真卿为唐代“楷书”即唐代法度的代表，“颜柳欧赵”楷书四家，颜真卿排第一⑤，他的一笔一画，被一代代中国人临摹至今，那是“矩”;实际上，他更为当时的士人提供了精神的范本，那就是“道”。置身这不完美的人间，心里守着一个完美的标准，并一笔一画地把它写出来，这，就是颜真卿了。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⑥他的楷书（如故宫博物院藏《竹山堂连句诗帖》临本、《东方画赞碑》拓本），结体宽舒伟岸，有丈夫气;用笔丰肥古劲，有力量感。

关于字的肥瘦，我记得我在《永和九年的那场醉》里提到过。颜字的肥，有唐玄宗的提倡，也有老师张旭的影子，但颜真卿的楷书，肥而不腻，一扫虞世南、褚遂良如“美女婵娟，不胜罗绮”的娟媚之习。有颜真卿出现，大唐美学才真正得以完成。对此，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有精辟论述：

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模仿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立和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

如果说，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们的“立新”“建立形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杜诗、颜字，加上韩愈的文章，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统。他们对后代社会的密切关系和影响，比前者（李白、张旭）远为巨大。杜诗、颜字、韩文是影响深远，至今犹然的艺术规范。这如同魏晋时期曹植的诗、二王的字以及由汉赋变来的骈文，成为前期封建社会的楷模典范，作为正统，一直影响到北宋一样。①

当然，颜真卿的“三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这个家族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在胎教时代，就内植于他的血液里了。颜氏一族不是一般的家族，它的一世祖是孔子的弟子颜回，所以他们一向以儒家思想的正统传人自居。颜氏十三世祖是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颜之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被称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无疑是颜真卿家族的精神传家宝。颜氏一代代子孙谨记着《颜氏家训》教诲，成就了他们在操守与才学方面的惊世表现。

因此，一纸《祭侄文稿》，是颜氏家族的集体创作，也是“道”的信奉者的集体创作。他们借颜真卿的手完成了这一纸宣言。王羲之写《兰亭序》，得益于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那场大酒，让他以空净华美的语言，叩问生命和宇宙的奥秘;苏东坡写《寒食帖》，是因为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寒食节的苦雨，让他感到彻骨的寒凉，他以一纸诗帖，表达他独立天地间、身陷“无物之阵”的那份孤独与空茫。《祭侄文稿》则是颜真卿“向死而生”的人生答卷，它的最终完成，是颜家老小三十余口用生命换来的。

九

从书法上看，《祭侄文稿》简直是一个异数。

《祭侄文稿》用行书写成，与颜真卿追求的那种均匀方正、平衡协调之美截然不同。颜真卿在楷书里表现出的那种正襟危坐、端庄谨严的气质不见了，好像他头没梳、胡子没刮，一脸怒色毫不掩饰。

颜真卿的行书，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可见《争座位帖》宋拓本，此帖与《祭侄文稿》《祭伯父文稿》并称“颜氏三稿”，它是颜真卿在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十一月致定襄王郭英义的信件稿本，内容是争论文武百官在朝廷宴会中的座次问题，然而郭英义为了献媚宦官鱼朝恩，在菩提寺行及兴道之会，两次把鱼朝恩排于尚书之前，抬高宦官的座次。颜真卿在信中说：“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其实就是要恢复庙堂的礼仪、法度与尊严。虽只是一通书札，但全篇书法姿态飞扬，在圆劲激越的笔势与文辞中透射出他刚劲耿直、朴实敦厚的人格力量。

我最喜欢的，是《裴将军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纸本，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刻《忠义堂帖》拓本，颜真卿《裴将军诗》也列入了《全唐诗》第一百五十二卷），虽可看出他与张旭的承继关系，但颜真卿楷书里的那种稳重圆厚的肌肉感是看得出来的。讀颜真卿书法，有如观武林高手练功，时静时动，时疾时徐，顿挫中蕴含着气势。但《祭侄文稿》就不同了，在《祭侄文稿》中，我看到了以前从颜字中从来不曾看到的速度感，似一只射出的响箭，直奔他选定的目标。虽然《祭侄文稿》不像明末连绵草（以傅山为代表）那样有笔势连绵不断的笔势，但我感觉颜真卿从提蘸墨起，他的书写就没有停过。《祭侄文稿》在极短的时间内书写完毕，一气呵成的。

时过境迁之后，即使我面对的是《祭侄文稿》印本，却依然可以被它带回到当年的书写现场，通过对书写痕迹的辨识，“复盘”当时的书写过程。我们可以看见，《祭侄文稿》全篇全文近三百字，却只用了七次蘸墨。

我们数一下：

第一笔蘸墨，写下：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

第二笔蘸墨，写下：

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阳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

第三笔蘸墨，写下：

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闲衅，称兵犯顺……

第四笔蘸墨，写下：

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

第五笔蘸墨，写下：

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

第六笔蘸墨，写下：

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卜尔幽宅……

第七笔蘸墨，写下：

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这是一篇椎心泣血的文稿，文字包含着一些极度悲痛的东西，假如我们的知觉系统还没有变得迟钝，那么它的字字句句，都会刺痛我们的心脏。在这种极度悲痛的驱使下，颜真卿手中的笔，几乎变成了一匹野马，在旷野上义无反顾地狂奔，所有的荆丛，所有的陷阱，全都不在乎了。他的每一次蘸墨，寫下的字迹越来越长，枯笔、涂改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父陷子死，巢倾卵覆”之后，他连续书写了接近六行，看得出他伤痛的心情已经不可遏制，这个段落也是整个《祭侄文稿》中书写最长的一次，虽然笔画越来越细，甚至在涂改处加写了一行小字，却包含着雷霆般的力道，虚如轻烟，实如巨山。

《祭侄文稿》里，有对青春与生命的怀悼，有对山河破碎的慨叹，有对战争狂徒的诅咒，它的情绪，是那么复杂，复杂到了不允许颜真卿去考虑他书法的“美”，而只要他内心情感的倾泻。因此他书写了中国书法史上最复杂的文本，不仅它的情感复杂，连写法都是复杂的，虽称“天下行书第二”，但仔细看去，里面不仅有行书，还有楷书和草书，是一个“跨界”的文本。即使行书，也在电光火石间，展现出无穷的变化。有些笔画明显是以笔肚抹出，却无薄、扁、瘦、枯之弊，点画粗细变化悬殊，产生了干湿润燥的强烈对比效果。

今天的书法家写字，要考虑布局，考虑节奏，考虑笔法，考虑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像一位舞者，在跳舞中时时考虑到自己的造型，处处照顾到观众的目光。而真正杰出的书写者是不考虑别人的目光的，像苏东坡所说，“无意于佳乃佳耳”。他们写出的文字也不一味地追求漂亮，更无须去讨彩头，就像这《祭侄文稿》，我们看前几个字：维、乾、元、元、年……似乎并不好看，甚至都有缺点，《祭侄文稿》超出了我们对于一般书帖的认知。它不优雅，不规范，甚至不整洁。从整体上看，《祭侄文稿》更是圈圈画画，涂涂抹抹，一片狼藉。学校里老师倘看到有学生写这样的书法，一定会呵斥他“埋汰”，勒令他重写。但面对亲人的死，颜真卿不应当是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我们感觉到他手在颤抖，眼在流泪。即使如此，它也是讲结构的，比如它节奏上的抑扬顿挫，浓淡对比中的呼吸感，以及它连天接地的垂直美学，但它们全部隐在后面。《祭侄文稿》看上去没有“章法”，却以气势磅礴的大结构，成就了它不可撼动的庄严。

只有它成了经典，成了“天下行书第二”（“天下三大行书”，排名不分先后）。这是因为它的美，是一种掺杂了太多复杂因素的美。在它的背后，有狂风，有疾雨，有挣扎，有眼泪、有污秽、有血腥，有在心里窝了那么久、一直吼不出去的那一声长啸。

十

颜真卿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书法家，而是作为一个历史中的英雄、一个信仰坚定的人，写下《祭侄文稿》的，就像三百多年后，南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岳飞过南阳，遇雨，遂宿武侯祠，夜秉灯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诸葛亮文词、诗赋及祠前石刻《前后出师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岳飞听着潇潇的雨声，一夜无眠，坐以待旦。天亮时分，道士献茶，递上纸墨纸砚，请岳飞写字，岳飞于是留下了书法名作 “出师二表”。

岳飞书“出师二表”，先行后草，一气呵成，似一匹快马在旷野间飞驰，我们几乎可以看见它的四蹄在大地上扬起的尘灰，听见它在大地上踏出的咚咚声。因此这书法，不是书法家所写，中国书法史，也很少提到岳飞。岳飞活跃在另外的史书里，比如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但写书法史的人不太愿意把宝贵的名额分给他。

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专业”的书法家，书法家都不“专业”，都是“兼职”，以唐朝而论，无论皇帝，还是公卿大臣，大多书法优秀，他们书写，也不是为了出“作品”，而是为了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天下三大行书”——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东坡《寒食帖》，都是在某一事件的触发下写成的，都有偶发性，在偶然间，触发、调动了书写者庞大的精神和情感系统，像文学里的意识流，记录下他们的心绪流动，正如绍兴八年的岳飞，一边挥泪成雨，一边书写《前后出师表》，奋笔疾书中，甚至无暇抹一把眼泪。假若我们还能找到最初的纸本，对它进行检测，我们一定会发现，在纸页上，混合着墨与泪两种成分。

他不是用笔在写，而是用心，用他的全部生命在写。他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他手里的笔，让积压在心头、时时翻搅的那些难言的情愫，都通过笔得到了表达。

语言的效用是有限的，越是复杂的情感，语言越是难以表达，但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古人都交给了书法。书法要借助文字，也借助语言，但书法又是超越文字，超越语言的，书法不只是书法，书法也是绘画，是音乐，是建筑，几乎是所有艺术的总和。书法的价值是不可比拟的，在我看来（或许，在古人眼中亦如是），书法是一切艺术中的核心的，也最高级的形式，甚至于，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它就是生命本身。当然，只有汉字能形成这样高级的艺术，拉丁字母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艺术，这也是西方人很难读懂中国书法，进而很难读懂中国文化的原因。岳飞手里的笔不是笔，是他心脏、血管、神经的延伸，是他肉身的一部分，因此，他手里的笔不是死物，而是有触感，甚至有痛感的。只有手里的笔，知道书写者心底的爱与仇。

不可否认，书法是颜真卿一生的追求。他自幼习书，成年后，“草圣”张旭做过他的老师，他也曾根据张旭老师的教诲，写出一本学习笔记，名叫《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他还向怀素请教书法，破解了书法中最玄妙的部分——“屋漏痕”。所谓“屋漏痕”，是指雨水顺墙流淌，必将顺凹凸不平的墙面蜿蜒下注，形成鼓起的半圆形线条，笔画圆活、沉实、饱满，具有立体感、厚重感和流动感。这是中国书法中最自然、最纯粹、也最具美感的线条。

即使如此，《祭侄文稿》不是一件单纯意义上的书法作品，书法史空间太小，容不下它。颜真卿也不是以书法家的身份写下《祭侄文稿》的，《祭侄文稿》只是颜真卿平生功业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当安禄山反于范阳，颜真卿或许就觉得，身为朝廷命臣，不挺身而出就是一件可耻的事。像初唐诗人那样沉浸于风月无边，已经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此时的他，必须去面对生与死之间横亘的关隘。

十一

安禄山安慶绪父子、史思明史朝义父子，一个一个地死去了，而且宿命般地，都死在自己人手中。

安禄山是在夜晚被杀死的。杀人者，他的亲儿子安庆绪。

严格说，直接动手的，是阉官李猪儿，安庆绪只负责持刀在帐外望风。

刺杀安禄山的原因是，安禄山和宠妾段氏生了一个儿子叫安庆恩，段氏时时劝说安禄山剥夺安庆绪的太子地位，立安庆恩为太子。安庆绪觉得自己有性命之忧。

李猪儿和安庆绪有同感，因为他虽是安禄山的近宦，但安禄山喜怒无常，经常殴打他，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把他打死。

李猪儿是在夜里偷入他的帐内的。或许因为李猪儿长期给安禄山解衣系衣，对安禄山的肚子感到比较亲切，于是选择安禄山的肚子最先下刀。但肚子不是要害，加上安禄山的肚子容量比较大，肚皮与内脏的距离较远，一刀捅不死，李猪儿就在安禄山的肚子上左一刀右一刀地猛戳，捅得安禄山嗷嗷直叫，直到安禄山的肠子喷薄而出，把床褥弄得很脏，安禄山还没死。那时安禄山双目已经失明（可能是白内障），仓皇中伸手向枕下摸去，在那里，他一直藏着一把刀，但那一刻，刀却不见了，他大呼一声：“是我家贼！”然后手一松，咽气了。

那一年，是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距离安禄山起兵造反，只过去了一年多。

两年后，安庆绪被史思明杀了。

又过两年，史思明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了。

再过两年，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在唐军的强大攻势下，史朝义走投无路，在广阳郡①温泉栅的树林里自挂东南枝，上吊死了，他的部将、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将他首级和范阳城献给朝廷，表示归顺。

“安史之乱”就这样结束了，但死亡还在继续。藩镇的问题依旧是困扰唐朝的老大难问题，直至安禄山的余党李希烈（曾任安禄山政权“宰相”一职）坐大，皇帝终于坐不住了，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皇帝接受宰相卢杞的建议，派颜真卿前往许州劝降李希烈。颜真卿明知这是卢杞借刀杀人，他前往许州的旅程定然是有去无回，却没有丝毫的推辞。连他的好友李勉派人在他前往汝州的途中拦截，都挡不住他。果然，李希烈把颜真卿关押起来。第二年，李希烈攻下汴州，准备称帝，向颜真卿打听皇帝登基礼仪，被颜真卿臭骂一顿，恼羞成怒，架起干柴准备烧死颜真卿，没想到颜真卿自己走向熊熊火焰。

赴汤蹈火，他做到了。

那一次，他没死。不是叛军把他吓住了，而是他把叛军吓住了。

李希烈派来的使臣惊恐万状地把他拦住。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颜真卿被带到蔡州②，写下平生最后一件书法作品《移蔡帖》，全文如下：

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诬乎？有唐之德，则不朽耳。十九日书。

这年夏天，颜真卿被缢杀于蔡州龙兴寺，享年七十七岁。

那时，他不会知道，他的《祭侄文稿》，去了哪里。

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祭侄文稿》已像一枚枯叶，越飘越远，一直飘到他手指无法触及的远方。

一千两百多年后，东京的博物馆里，有人看到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借展的《祭侄文稿》真迹，深吸一口气，说：

“我闻到了大地的气息。”

2019年3月15—24日写于成都

3月30日改于北京

责任编辑 石一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