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路遥说，清涧是我魂牵梦绕的一个地方，也是一块产生英雄和诗史的土地，毛主席在这里写下了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沁园春·雪》……

“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是流传了几百年也许是几千年的民谣。

当然，你不能简单地把清涧用“三山二水绕清城，东临黄河与无定”来概括。清泉石上流，鸟鸣深涧中，正是清涧的写照。从青涧到清涧，一个华丽的转身，实现了人类与自然共处的轮回。清涧城西边是笔架山，曲径深幽，青松翠柏，碑宇阁牌，左涧右隘，纵贯南北，是清涧县城的一道绿色天然屏障。

清涧，那是革命老区，也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早在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人领导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起义的第一枪。1936年2月7日，毛主席带领红军转战陕北，来到清涧县袁家沟，挥毫写下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沁园春·雪》。

清涧，人杰地灵，物产丰富，是著名的道情之乡、红枣之乡、石板之乡。应该说，清涧虽然贫穷，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丽地方。

巍巍笔架山，潺潺秀延河。

這天，对于清涧来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家乡人民的优秀儿子路遥，以生命为代价，呕心沥血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他带着荣誉，回归故里。

很快，路遥乘坐的白色奥迪车拐过子长县马家砭的拐峁，眼前就是清涧辖区的折家坪镇了。在马家砭和折家坪的交叉地带，是延安和榆林地区的分界线，也是两地政府迎来送往的地方。

清涧县委书记尤北海，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把自己的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还特别给接路遥的其他县上领导交代，今天迎接的人跟其他人不一样，不管穿新穿旧，一定要穿得精精神神，让路遥看到家乡人的精神风貌，看到清涧的发展希望。

白色奥迪车缓缓驶进清涧地界，老远就看见靠近折家坪公路边上停了不少车、两旁站了不少人。我知道，这是清涧县委县政府领导在这里迎路遥。

可是，不知为什么，路遥乘坐的那辆白色奥迪车跑着跑着突然停下来。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让司机把车开到奥迪车跟前，摇下车窗，问司机怎么了？

司机说，路遥让你的车走前边，他看见有那么多的人站在公路边，不知是什么阵势，有些吓人。

我笑着说，那是清涧领导迎接作家回家。

这时，路遥也把车窗摇下来，笑着给我说，这阵势也太大了，那么多的车那么多人，一满就像是迎接中央首长。这样，你在前面引路，我在后边跟着你。

当然，也不能怪路遥大惊小怪，我在这之前没有给他说清楚清涧还有这么一个环节，眼前突然出现这样隆重的场面，他心里有些接受不了。而更重要的是，他只是小时候路过清涧一次，然后就再没正儿八经走进过清涧县城。因此，他对这里还是有些陌生。

可是，我简直就是一个二杆子，什么也不怕，又是回清涧，根本不像路遥那么谨慎，加上我在这里工作了多年，县里几乎没我不认识的人，那么路遥让我坐的车走在前面，我就毫不客气地在前边兴高采烈地开路了。

快到延安和榆林的交界处，我看见县委书记尤北海带着县上有关领导，静静地站在公路边等候迎接路遥。

我让司机把车停在尤书记跟前，急忙下车拉开路遥乘坐的车门，把尤书记介绍给路遥，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客气地问候了几句，便坐上车朝县城方向驶去。

车队到了清涧县干部招待所，院子里早已围得水泄不通。那时路遥回清涧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传遍了清涧的大街小巷，人们争先恐后，想尽早目睹著名作家路遥的风采。

清涧家乡人不知道写《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作家路遥是怎样一个人？跟别的人到底在哪个地方有甚不同之处？乡亲们看见从车里走下来的路遥，奇怪他怎么是这么普通的一个人，你看他身上穿的衣服，跟赶集的农民没什么区别，上衣是一件有点褪色的土黄色夹克，下身穿一条灰不拉唧的休闲裤，脚上穿的是没有光泽的皮凉鞋，这样的穿戴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头衔是多么的不协调呀。

路遥就是这样普通，普通得让人不可思议。

傍晚七时，在清涧的石板街道上，往常是那么的冷冷清清，现在突然却人山人海，人们都知道曾经轰动清涧县城的电影《人生》的作者路遥回来了，晚上在南坪礼堂里要跟家乡人民一道观看他的电影《人生》。人们早早站在街道两侧，翘首以盼路遥的出现。

傍晚七时半，作家路遥和县委书记尤北海一同出现在县城红巷口的石板街道上，缓步向清涧南坪礼堂走去，街道两边早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热情的父老乡亲，一双双眼睛直直地看着从身边走过的作家。

啧啧，他就是写《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作家路遥吗，怎么看他都不像是这么一个人干的事，会不会是搞错了，这么普通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路遥……

人们用审视和怀疑的目光看着路遥，还不住地在街道两边窃窃私语。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鹅，

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

《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是《人生》的主题歌，那优美的旋律通过架设在南坪礼堂楼顶上的高音喇叭，清脆地在县城上空高亢而嘹亮地激荡着。

是啊，还记得30多年前，只有8岁的路遥，跟着他的父亲，一身单薄地行走在清涧石板街道上，满怀忧伤地前往延川。33年后的今天，41岁的路遥带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带着自己沉甸甸的丰硕成果荣归故里，在家乡清涧的大礼堂，要重温自己的经典电影《人生》。

此时，路遥从礼堂里走进去，父老乡亲们自发地站起来，向优秀的儿子、著名作家致以最热烈最长久的雷鸣般掌声。

实事求是地讲，路遥对他的这部作品爱不释手，他究竟看了多少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现在，坐在家乡大礼堂中心位置的路遥，再次陶醉在电影主题歌优美的旋律中。忽然间，《人生》中的高加林、巧珍、德顺爷爷、黄亚萍还有李向南……这些跟他同甘共苦的小说里的人物，又一次鲜活地出现在他面前……

像当年一样，清涧南坪礼堂里再一次掀起观看《人生》电影的热潮。而不同的是，这部影响了无数年轻人奋斗不息的经典作品的创作者路遥，端坐在他们中间。

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同样是在秋天，第一次在1984年，《人生》电影刚刚在全国上映，就在这个礼堂里，观看《人生》电影的人群蜂拥不绝，常常是一场刚结束，下一场又紧张地开始，一场接一场，场场爆满。

现在是1991年，同样是在当年的大礼堂，虽然相隔7年之久，然而火爆的场面丝毫不减当年。

在清涧县城的大街小巷，这几天人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晓得吗？写小说《人生》的路遥回来了。

在这之前，清涧很多人不知道路遥是干什么的，也不清楚他到底是哪里人？是清涧还是延川，清涧也没多少人提起过跟路遥熟悉或者某个人跟他一块上过学。可是，一提起电影《人生》，对主人公——高加林和刘巧珍，那绝对是刻骨铭心。

在乡亲们的眼里，高加林毫无疑问地被贴上了“卖良心”的标签，遭到人们的谩骂和诅咒;而对于刘巧珍，人们的评价就跟对高加林有很大的不同了，对她抱有极大的同情心，觉得她是一个纯朴善良、模样俊俏、心灵手巧、一片痴情的好姑娘。然而这样的好姑娘，却好心没有好报，让人看了十分心痛。

其實，路遥根本不知道，乡亲们看了他的《人生》电影，对那个卖良心的高加林不知骂了多少回，甚至骂得他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没少骂写这个爱情故事的作家路遥，骂他的心绝对是让狗吃了，怎么就没有一点人情味，把巧珍这么好的姑娘写得那么可怜。作家怎么就这样坏呢？到底会不会编故事？怎不叫那个卖良心的高加林吃一包老鼠药死了算了呢？为甚不让两个人相亲相爱好好在一起呢？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怎么安排了这样一个让人心里那么难受的结局，听一听陕北民歌里是怎么深情表达的：

一对对鸳鸯水上漂，

人家都说咱们两个好，

你要是有那心事咱就慢慢交，

你没有那心事就拉倒。

你说拉倒就拉倒，

世上好人有那多少，

你要是有那良心咱就一辈辈好，

你卖了那良心叫鸦雀雀掏。

你对我好来我知道，

就像那老羊疼羊羔，

墙头上跑马还嫌低，

我忘了那娘老子也忘不了你。

想你想成泪人人，

抽签算卦问神神，

山在水在人常在，

咱两人啥时候把天地拜。

在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老百姓对那些卖良心的人绝对是深恶痛绝，只要是谁敢卖了良心，那一定是要遭人骂的。不管是谁，不管是干什么的，不仅这个人会遭到众人的鄙视，就是家里所有的人都会让人看不起。

当然，路遥并不知道他的《人生》在普通老百姓中所产生的影响，要知道陕北老百姓在看了他的《人生》电影，不断诅咒高加林不是一种东西的同时，也毫不例外地要把他也美美骂上一顿。

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曾在陕西作协那间房子里，看见路遥十分高兴的时候，我就开玩笑地给他说，你的名气很大，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然而恐怕你以后再不敢回陕北了，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路遥惊讶地看着我问，是什么原因？

我笑着给他说，估计你不知道，你只知道埋头写你的小说，当然不知道这些！其实，有好多耿直的陕北人已经对你非常不满了。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怎么了，主要是看了你的《人生》电影，他们心里就对你产生了很大的看法。有好多陕北老百姓为巧珍鸣不平，也不知替她哭了多少鼻子。当然，别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不敢给你瞎说，可在陕北有好多人看了《人生》，不断地议论你的长长短短，这些我确实知道一些，他们把《人生》中的巧珍的爱情悲剧，全归到了你一个人身上，说是你硬把刘巧珍和高加林的婚姻给日弄成这样。

路遥笑着问我，真有这样的事情？

我说，当然是真的，我又不敢哄你，你根本听不到这些，你是著名作家，名气越来越大，就是有人听到也不敢在你面前说，害怕你不高兴。而我一直在基层工作，接触的都是普通老百姓，那时我也不认识你，跟你扯不上一点关系，能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其实，他们也不是真心实意要骂你，是骂那个卖良心的高加林。当然，也有老百姓说写这个故事的人就不是什么好鸟，比高加林还喜新厌旧，不然怎么能知道高加林这么坏，肯定自己有这样的亲身感受。

那时候，路遥还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可他听我这么一说，把牙龇了几龇，微微笑了一下，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

事实上，自己的作品能够让普通老百姓关注，那也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

我继续给他说，你根本听不到这些。那时我在清涧县店则沟乡政府工作，距县城有50公里的路程，虽然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可是县城里的人在乡政府工作的不少，经常可以得到县城里一些信息。

有天下午，乡政府的干部们正在院子里吃晚饭的时候，武装干部惠小平坐着顺车从县城回到乡政府，他从城里带回一个消息，说清涧大礼堂里正放一部名为《人生》的电影，那场面异常火爆，一票难求。据说电影里好多镜头取自陕北的榆林、绥德、米脂、清涧一带，在下二十里铺老沟里的小桥上，就有高加林和刘巧珍谈恋爱的几个镜头，场面亲切而震撼，在礼堂的售票窗口根本买不到一张电影票，想要看《人生》，必须一个乡一个乡地预定，这个《人生》电影绝对值得一看，不看会后悔一辈子。

惠小平这么一说，一下就把乡政府院子里正吃饭的人情绪给调动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一个个热血沸腾，晚饭也不想吃，眼巴巴地看着站在院子里的惠小平，觉得人家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知道的事情就比我们多，说不定他已经在城里把《人生》电影看过了。

说实在的，我和其他年轻人，早已经坐不住了。

当然，那时城里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乡政府的娱乐活动就更少了，我工作的那个乡政府，一个月能看一场电影也是比较奢侈的事情，看的也是不知放过多少遍的老电影，好一点的电影根本轮不到。因此乡政府里的年轻人一听县城礼堂放《人生》电影，还打问到别的乡政府已经组织干部们观看了，缠着乡政府领导也组织大家去看一场。据说，乡政府为预定《人生》电影，还是费了一番周折，通过一些关系，才预定到晚上十一点的电影。尽管时间有些晚，但人人都很兴奋，一吃完晚饭，就坐着乡政府唯一的一辆大卡车，跑了上百里的路，就为看一场《人生》电影。

这是我告诉路遥当时《人生》电影在清涧县城放映时的真实情景。

客观地说，那时人们对路遥还没什么印象，也不知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作家，甚至他是哪里人也不是很清楚，关键是对《人生》电影感兴趣。

那天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山，一帮子人坐着大卡车赶到了县城，因为前一场电影还没结束，后一场的观众进不去，全部在礼堂外边排队等候，等到看完电影，已经是半夜了，大家再坐车返回乡政府。

尽管夜很深，但大家仍然处于激动和兴奋状态。然而，就在我们坐着大卡车回乡政府的路上，我听见有人在车上骂你，说是《人生》这个电影是有一个叫路遥的清涧人写的，写的是绝对好着哩，就是没把刘巧珍姑娘写好，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你看把人家巧珍可怜的，搞得我哭了一鼻子又一鼻子，你说作家怎就坏成这样，不能把事情弄好一点，让人看了心里顺畅一些，我不光想骂那个卖良心高加林，还想骂那个作家路遥……

路遥听我说的这些，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笑。

我说，现在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清涧县文化局的局长白生川，他曾是我的顶头上司，有次我回到清涧见到了他，他专门请我和文管所的贺阿龙在他家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我不知他是跟我开玩笑还是发自内心地对我说，你跟路遥在一起，见面的机会多，你给他捎一句话，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再别那样糟蹋我了，我把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认真地看了几遍，小说确实是一部好小说，就是有一点实在不好，让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路遥笑了笑问我，我的小说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也问过白生川，他说你在《平凡的世界》小说里写石圪节公社书记白明川，其实写的就是他。

路遥突然来了兴致，急切地问我，他怎么能说我写的白明川就是他，而不是别人呢？他有什么根據？

我说，这个问题，我也这样问他了。

路遥问，那他怎给你说的？

我说，白生川说他说的这些都是事实，绝对不是胡言乱语，有事实根据。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你在《平凡的世界》里描写的那些事情，时间和时代背景，完全跟他在石嘴驿公社当书记时一模一样，因此《平凡的世界》小说里那个白明川，就是我白生川的生活原型。

白生川还给我说，石嘴驿公社是你的家乡，他认为你对石嘴驿公社的事比较了解，所以你就把那些事有些夸张地写到《平凡的世界》里了。

路遥一听，便是一阵哈哈大笑。

那么，白生川到底是不是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石圪节公社书记白明川的生活原型，我搞不清楚，恐怕只有他俩心里明白。

说到这里，我不想再说下去了，想转换一个话题。然而路遥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他笑了一阵又问我，白生川还给你说什么了？

我说，白生川有些埋怨地告诉我，你看路遥，实在有些不像话，都是一个县的人，怎能这样？基本上连名字都没有变一下，让谁看都认为他描写的白明川就是我白生川，只一字之差。其实，我在石嘴驿公社当书记的时候，虽然当得不是很好，也不像他写得那么糟糕。

路遥笑着说，看来白生川对号入座了？

我说，绝对是这样。他还给我说，别人看《平凡的世界》是欢欣鼓舞，而我看《平凡的世界》，连头也抬不起来，好多人说我就是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的那个白明川。唉，我是一满没法活人了。

路遥说，哎呀，白生川是误会我了，我对他确实不了解。今天你不给我说这些，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我给路遥说，其实，白生川说是这样说，可我感觉到他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能让你把他写进小说，那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哪怕是你小说里的一个反面人物，他绝对不会因为这个找你麻烦。他只是在我面前说一说，意思是想让你注意一下他这个人。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一回事呢？

现在，路遥回到了清涧，不仅要跟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观看由他改编的电影《人生》，还要为家乡的文学爱好者做一场报告，曾担任县文化局局长的白生川，当然也在其中。

事实上，说是路遥给清涧文学爱好者做报告，实际上清涧县的文学爱好者寥寥无几，或者说在这样的小县城里，爱好文学的人并不是很多。因此在大礼堂里，听路遥报告的人里面倒是机关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好多人不知道文学是啥玩意，但他们都想凑这样的热闹，目的是想目睹著名作家路遥的风采。

其实，说是清涧大礼堂，实际容纳不了多少人，最多也就容纳二三百人的样子。可是这个报告与往常完全不同，不是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口若悬河地念别人替他写的稿子，好多人不爱听，有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而路遥的这个报告，是以作家的角度讲他的创作体会，或者是他的人生故事，因此场面就大不一样了。

路遥优美动听的语言，真情实感的心境，苦难的人生经历，创作的无比艰辛，一下就把家乡人民的心紧紧地抓在一起。乡亲们知道，一个成功的作家，不仅有他光鲜亮丽的一面，同时也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因此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想去听他的报告。

其实，清涧县城人并不多，然而这样的小县城，谁还不认识谁？考虑到秩序和安全，在路遥做报告前，就已经给有关单位发了票。那么有票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大礼堂，没票的人怎么办？他们也要进去，一下就把清涧大礼堂围得严严实实，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

面对这样有些混乱的场面，县委和政府办公室的领导沟通商量了一下，觉得大家听作家的一次报告也不容易，干脆把大礼堂的门全部打开，让礼堂所有的走道都站满人，尽量满足群众的愿望。虽然这样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但是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这次路遥回清涧，一共作了两场精彩的报告。一场在清涧大礼堂，另一场在清涧中学，绝对是场场爆满，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前所未有。

路遥在清涧县大礼堂做的这场报告，我陪着尤书记坐在礼堂第一排的位置。在一排前，也挤满了听路遥报告的群众。

现在，这些群众也不管是不是把县委书记的视线给挡住了，统统拥挤在主席台下边的走道，眼睛眨也不眨地瞅着主席台上的路遥。显然，他们顾不得考虑这样做文明不文明，文明在这时候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我在礼堂第一排，只能看到密密麻麻的人，而对主席台上做报告的路遥，基本上一点也看不见，让走道里的人整个给挡住了。

这时候，县委书记也被拥挤得在前排无法坐了，尽管公安人员竭尽全力维持着礼堂的秩序，但实在是无能为力。我有些受不了，也害怕尤书记感觉到这样混乱的场面不好意思，就想尽快从这里离开。

我现在毕竟不在清涧工作，而是陪路遥回清涧，就是尤书记想发一阵脾气，因为有我在他跟前，他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是地道的清涧人，对礼堂出现的这种场面习以为常，所以见怪不怪。然而我得顾忌尤书记的脸面，自己觉得在这里帮不了什么忙，也不给他添乱，所以我给尤书记打了招呼，从礼堂里挤出来，朝县城红巷口走去。

我刚走到县城东沟桥头，突然听见有人在我的身后喊我。

我扭头一看，是王天乐和李志强从县城的红巷口往招待所的方向走。于是，我站在县城的街道上，等着天乐和志强走到我跟前，然后一起不紧不慢地朝县城的十字街往前走。

天乐一边走一边给我说，礼堂里那么多的人。

我说，清涧就是这样，好不容易路遥回来了，家乡人觉得好奇，都想去听他的报告。

清涧人没一点规矩，那些公安人员连个秩序都维持不了。天乐有些不高兴了。

李志强也不管天乐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笑，但什么话也不说。

我说，清涧就这么大点县城，都是熟面孔，一个看一个的样，公安人员也没办法，对谁都下不了手，只要不出事，拥挤一点就拥挤一点。

王天乐听我这么一说，他也不再说什么，跟我到了招待所门口，突然站住问我，你知道县里给路遥准备劳务费了没有？

我说，哎呀，这个我还不清楚。

王天乐眉头皱了皱说，这事你都没考虑就把路遥领到这里来了，你看礼堂里拥了那么多人，就不怕出事？你简直太不成熟了。

天乐毫不客气地在大街上把我批评了一顿。

我说，这些跟成熟不成熟没什么关系。其实，你也不要着急，的确是我的疏忽，我根本没想这个事，不知道还有劳务费，我中午问一下尤书记。

王天乐又问我，这个事我没给你交代清楚是我有责任，那我给你说的那个白面粉，你落实得怎樣？

我说，这个没问题，我给尤书记交代过了，而且尤书记害怕忘了，还记在一个笔记本上，我觉得他已经安排过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买一袋白面粉，确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国家干部一月三十斤粮，而且是粗细粮搭配。我有这样的体会，因在政府食堂吃饭，每月得给灶上交三十斤白面，常常为交不上而犯愁，否则吃饭都有问题了。那时能买到白面的人，相当有能耐。然而也有一些有门路的人，把粮本上的粮换成粮票，再通过关系买成白面。县政府的通讯员，就是一个令我羡慕的人。他经常给县长和副县长买粮，渐渐跟粮站的人熟悉了，隔三岔五就能搞到一张白面的条子，得意地在我跟前显摆。我知道这小子是什么意思，他是故意刺激我，或者是让我巴结他。因为我是文化局文书，电影院和剧团都属于文化局管，经常有外地剧团在礼堂演出，想让我给政府领导送票时，给他也搞一张。或者有什么好的电影上映，文化局可以取票送领导。在送领导时，也能有他的一份。事情就这么简单，也算是资源共享。

关键的一个问题，那时候就这么贫穷。

说一句非常可笑的话，我在没到省城的时候，真不知道大米是什么样子，以为是比小米大一点的东西就叫大米。我去西安开会，第一次看见饭桌上那一脸盆白花花的东西，才知道这玩意是大米。因此我能理解天乐的心情，害怕没一袋白面拿回家，路遥回去连一顿白面也吃不上，那一家人的脸面就不好看了。

王天乐绝对不能让他哥回家看到这样尴尬的场面。因此他给我说，吃了中午饭，让我哥在房子里休息，我和志强回趟老家，你看白面在哪里，我要送回去。

我说，中午吃饭时，我问政府办主任，可能尤书记交代给他了，肯定让你回家时拿上一袋白面粉。当然我之所以如此扛硬地在天乐跟前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有县委的尤书记，他不可能这个事都解决不了，不就是一袋白面，没什么大不了的。

中午十二点半，路遥在大礼堂的报告结束了。

尤书记陪着路遥从招待所的大门里进来，直接去了招待所的食堂。我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把政府办主任刘树滋叫到一边，微笑着问他，尤书记答应给路遥一袋白面，不知他给你交代这事了没有？

刘主任说，我已经让人把白面放在招待所了，一共两袋，尤书记特别交代的事，你看什么时候要，我让人给你去拿。

太好了，你快让人把白面拿到奥迪车跟前，我去食堂叫司机，过一会路遥弟弟要送回石嘴驿老家。

刘主任说，我给你找人，你去叫司机。

我赶快走进包间，悄悄对天乐说，尤书记把白面已经准备好了，是两袋，你让司机跟我把面装在车上。

王天乐说，太好了。说着，他和我一同从包间里出去，走到食堂的大厅，向延安政协的司机要了小车上的钥匙，跟我到招待所的院子，把两袋白面装在小车上，他转身给我说，这事你不要告诉我哥。

我说，你放心，我告诉他有什么意义。

在招待所的包间里吃完中午饭，我从饭堂大门往出走的时候，悄悄把县政府办主任刘树滋又叫到一边，对他说，刘主任，我还想问你一件事？

刘树滋看着我笑着说，你小子还有什么事？

我说，路遥做报告，给不给劳务费？

刘主任说，我们研究了，决定给他五百块。

哎呀，我说刘主任你也太小气了，一个县政府，五百块怎能拿得出手，人家路遥可是全国著名作家，给五百块钱是不是太掉价了？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给他那么一点，我感到尴尬，甚至不好意思，你不觉得？

刘主任说，路遥是清涧人，清涧就这个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我觉得给五百块不少了，而且还有两袋白面，要知道县里这次开支也不小，你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为难我，这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事，你理解一下。

我问刘主任，尤书记知道不知道？

刘主任说，尤书记不具体管这些事。

我无话可说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这个事我不好给路遥和王天乐交代，哪怕县里一分不给也没关系，路遥绝对不会计较，就等于给家乡义务做一场报告。问题是要给报酬就要能拿得出手，重要的这是身份象征。然而刘主任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因此我让刘主任直接把钱交给路遥弟弟王天乐，不要沾我手，免得我面对他们难堪。

刘主任说，没问题，我直接把钱给路遥，都是清涧人，他还能不理解。

下午的时候，清涧中学一位领导来到招待所，他走进我的房间给我说，学校想邀请路遥给师生们做一场报告，他问我行不行？

我说，只要路遥愿意，在清涧任何一个地方做报告都没问题。不过，这个事你最好跟路遥或他弟弟商量。路遥在你们清中做报告，我就不去了，我好长时间没有回清涧，想借这个机会，去宣传部看看邓世荣。我在文化局工作的时候，他是我领导，给了我不少帮助，他还是我小学时的老师，是我特别尊敬的一个人。虽然清涧有一些说法，说他非常有水平也非常高傲，一般人他看不起。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尽善尽美，有优点就会有缺点，要看待这个人的品德，别人不管怎么看他，有一点那是有目共睹，他的人品相当好，可以说在清涧有他这样水平的人不多。

清中那位领导赞同我的看法，他也认为邓世荣是清涧难得的人才。可惜呀，是人才在清涧也就这样白白地给浪费了。

我说，我好久没见他了，不知他现在怎样，想单独跟他聊聊。

清中那位领导问我，那你决定不去学校了？

我说，不去了。清中我在文化局工作时经常去，相当熟悉，因此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事实上，我说这些，完全是给自己找理由。

要知道，路遥在清涧礼堂做报告，县政府给他五百块的报酬，在某种程度上，给我的思想压力很大，我不知道清中能比縣政府高多少？而我知道他在西安做一场报告，人家起码给他一千块，突然到清涧降了这么多，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当然路遥绝对没有考虑给家乡人民做报告要什么报酬，关键的问题还有他弟弟，他会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因此我害怕再出现这样的场面，所以就不想去了。

我把我不去的理由给清中的这位领导一讲，他不勉强我，而且也能理解，然后他很快从我住的房间离开，到路遥的房子里商量去了。

不一会儿，清中的这位领导就从路遥住的房子里兴高采烈地出来了。他一脸兴奋地走到我的房子，大呼小叫地对我说，这下弄美了，路遥愿意到清中做报告，我得赶紧回去，把这个事弄隆重一些。

我给他点了点头，把他从门里送出去，一直看着他下了招待所的楼，才回到房间。

是啊，不是清中这位领导兴奋，就是我也没有想到路遥会这么愉快地接受清中领导的邀请，好在中午两点钟的时候，天乐从石嘴驿老家回到了招待所。

应该说，王天乐回来得正是时候。

我走进路遥的房间，对他说，清中我就不去了，有尤书记和天乐陪你。

路遥看了看我问，你还有其他事？

我说，我在这里工作了五年，有一定的感情，看到县城那些熟悉的楼房、熟悉的石板街道，以及一个个熟悉的面孔，感到很亲切，有些恋恋不舍，甚至有些不想走的感觉。明天就要离开清涧，我突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就像要跟自己恋人分手一样，心里很不好受。因此在走之前，我想去看几个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

路遥站在套间的客厅里，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我不管路遥怎么看我，仍然情不自禁地给他这样说着，说得有些动情，眼眶里含满泪水。

路遥看着我说，还有什么需要我出面解决的事，你告诉我一声。

我说，再没什么事，就看几个朋友。

两点的时候，县委书记尤北海准时来到招待所。

我赶紧从房子里走到楼下的院子里，看着路遥和天乐坐车从招待所门里出去，李志强走到我跟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几天把你累坏了，好好睡一觉。

我给李志强说，身体不累，主要是心累。

李志强一边走一边说，我去清中听路遥的报告，以前没这样的机会，这次我要把机会把握好，路遥的报告一结束，我就回延安，先跟你打声招呼。

我说，你忙什么，不在这里吃晚饭？

李志强说，晚饭不在这里吃了，我和司机一会儿就到子长，顺便回一趟老家。

我说，那好，路上小心一点，以后到西安联系我。

李志强边从招待所门里往出走，边给我招手。

这天下午，路遥从清中做完报告，还不能安安静静地休息，院子里有不少文学爱好者等着见他。这些热心的文学爱好者，从他回到清涧那天起，基本上围绕着他的活动在活动。礼堂里他的报告，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在清涧中学的报告，他们也会追过去。当然，路遥是大师级人物，对于清涧文学爱好者来说，也是文学教父，那么能在清涧听他做报告，那是难得的稀缺机会。

事实上，仅仅听路遥的两场报告，仍不能满足他们近距离接触著名作家的欲望，他们还想跟他合影，这机会千载难逢，绝不能留下一点遗憾。

这时，邓世荣走进我房间给我说，县里一些文学爱好者想跟路遥一块照相，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我说，应该没问题，路遥绝对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他非常平易近人。

邓世荣说，你跟他熟悉，把情况给他说一下，看他是什么意见。

我说，领导安排的任务，我想办法去完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稍微等一下，刚才看见县广播站的岳静和几个人到他房子里去了，好像是采访他，半路上让我插进去，他们会不高兴。再说，路遥一会儿要跟尤书记照相，我之前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同意跟尤书记合影，等岳静采访一结束，我就把他叫到楼下跟尤书记照相，你们顺便也就跟他一块把相照了。

邓世荣笑着说，这也是一个办法。

清涧县广播站采访路遥没用多长时间，一行人就从他房间里离开了。我走进他房间，对他说，这一天你一定累得不行了。

路遥笑着说，累是有点累，可是心里高兴，这是回到自己的家了，累一点没关系。

我说，过一会儿就吃饭了，尤书记在一楼的房间里等着陪你，你是不是瞅这个机会，在招待所门口跟尤书记合个影。

路遥问我，尤书记还在招待所没走？

我说，没走，他要一直陪你离开清涧。

路遥说，那咱赶紧下楼，别让尤书记等得时间太长。

就这样，我和路遥从招待所的二楼里下来，尤书记也从一楼的房间里走到东楼大厅，在招待所大厅门外的台阶上，路遥和尤书记合了影。接着，清涧文学爱好者围在路遥跟前，留下了一个美好而难忘的画面。

路遥在院子里跟清涧一些领导和文学爱好者照相一结束，就跟着尤书记往招待所食堂里走。我走到他跟前悄悄说，刚才跟你照相的这些人中，就有文化局的白生川，戴着一副眼镜，就是瘦高个子那个人。

路遥转身看了一眼，就从食堂里走进去了。

有关路遥在清涧的活动就要告一段落。

这是路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清涧人民优秀儿子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回家乡清涧。总体上来说，清涧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对路遥回家乡高度重视，把他在清涧的一些活动安排得井然有序，县委书记尤北海自始至终陪着他，使他非常感动。

晚上，尤书记陪路遥在房子里说了一会儿话，也算是简短的告别。也许，尤书记害怕影响到他休息，因此在房子里待的时间不长，就跟他告辞了。

离开路遥的房间，尤书记到我房间给我说，以前不认识路遥，以为他这样一位著名作家，一般人不容易接近，觉得名人都有些高傲。可是这次跟他接触，没想到他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人，没一点名人架子，他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说，路遥一贯是这样，劳动人民本色一点没变，他现在穿的这些衣服，在西安也是这样，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也是这样，回到家乡清涧还是这样。在西安走的时候我还建议他买一套新衣服，他的那些衣服也该换一换了。可你听他怎给我说的，他说他的衣服颜色深，而且耐脏，就是再穿几年也没问题，别人也看不出他穿的是旧衣裳，现在商店里卖的那些衣服好看不好穿，他根本不喜欢。

尤书记笑着说，路遥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人。

我说，路遥是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

尤书记说，明天你们就要离开清涧，不知道你和路遥还有什么事？

我说，再没什么事了，你给他两袋白面，解决了大问题，而且你一直陪着他，非常感谢你的盛情款待。

尤书记说，路遥能回清涧，那是清涧人民的荣幸，也是给我的面子。幸亏你，要不然把他请不回来。走时要不要带点红枣，给路遥拿一些，清涧再没什么，就红枣还有点名气。

我说，什么也不要，清涧人不缺这些。路遥明天一早回石嘴驿看他的父母，你就别操心了。

尤书记说，我让邓世荣把你们送到绥德，明天早上我来招待所陪他吃早饭，上午还有一个会议。

我说，如果你太忙，就不到招待所来了，我们一吃完早饭就走。

尤书记说，早饭我还是陪一下。

我问尤书记，不知明天谁的车送路遥？

尤书记说，县政府的刘振前，考虑到你们几个人，让政府办安排一辆大一点的车就可以了。

我说，我和路遥商量过了，明天把他送到石嘴驿的王家堡，听说他父母几天前就准备上了，又是炸油糕，又是做豆腐，路遥回家，家里一样隆重。到时把他送到家，我跟车回县里，多给他留一些时间，让一家人一起好好说会话，他回次家也不容易。下午再把他从家里接上，送到绥德。

尤书记说，那尊重路遥的意见。

那夜，我睡得非常香甜，一觉就睡到太阳很红了，才漫不经心地爬起来，坐在窗前，有鸟在窗前飞来飞去，一缕阳光带着小城的细细清风，透过那层玻璃窗，不经意飘洒在我疲惫的身上，我有种羽化的感觉。

二

路遥回到王家堡，在家里待了一天一夜，然后去了榆林地区石油公司，为解决他弟的工作，专门拜见了李春富经理，然而……

“生活犹如一件艺术品，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最美的一笔，每个人也都有自己认为不尽如人意的一笔，关键在于自己怎样看待。”

秋天，是陕北最美好最迷人的一个季节。

高大陡峭的黄土高原，已经不再是黄茫茫光秃秃的了，展现在眼前的是层次分明美丽迷人的绿色世界。虽然在陕北还远没有形成一片连着一片接天连地茂密的树林，甚至也很难看到一片片像模像样的树，但一到这个季节，那漫山遍野的山花野草和零星的小树混杂在一起，还是显得一片姹紫嫣红。那些棱角分明的黄土高原，只有在陕北才显得那么的巍峨高大，那么雄奇挺拔;行走在黄绿相间的山路上，耳边不时传来几声悠扬的信天游，你会欣赏到不一样的迷人景观。

此时此刻，陕北的天空格外晴朗，空气新鲜得水灵灵一般，感觉到有一种甜滋滋的味道;一溜清清的二毛毛风，在山坡沟洼情不自禁地刮来刮去，给人一种温馨和惬意。在农家的小院里，枣树、梨树、桃树、苹果树的枝頭上，争先恐后地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吸引着蝴蝶、蜜蜂还有小鸟在枝头上争先恐后地你追我赶，也引来了人们贪婪的目光。

陕北的秋天，就是如此让人垂涎欲滴。

一辆白色面包车穿过清涧县城石板街道，沿着潺潺流淌的秀延河，经过乐堂堡，翻过韩信埋母的长长九里山，就是清涧县的石嘴驿镇。

作家路遥就出生在离石嘴驿镇不远的王家堡。

历史上的石嘴驿，曾是一个驿站，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行走在古驿站的马路上，仿佛能听到当年走西口的驼铃声和悠扬的信天游。

路遥的家在离驿站不远的王家堡村头公路上边，是一院普通的三孔土接口窑洞，院里栽了枣树和槐树，枣树上已挂满了红艳艳的红枣，像红珍珠一般。然而这个窑洞并不是他出生的地方，他出生的窑洞离这里不远，在村子中间位置，早已破烂得无法住人。

清涧县政府的面包车在西包公路上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到了王家堡，在他家窑洞下的公路边一停，我跟着路遥从坡里上去，看见他父母早早在硷畔上站着迎他。

路遥是王姓家最有出息的人了，经常在全国各地抛头露面，给这个贫穷的家带来非同一般的荣耀，只要有人在老两口面前提起路遥的名字，两位老人的脸上总是荡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微笑。

眼看自己两个在省城工作的儿子高高兴兴地从坡里上来了，两位老人激动得几乎连两句平平常常的问候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笑。

路遥的父亲是一位不善言语的老实农民，他的脸上沟壑纵横，棱角分明，头上戴着一顶白瓜壳帽子，帽子破旧得不成样子，几乎分不清是白色还是灰色，脖子上搭的一杆旱烟锅，非常显眼。

可以说，父亲的这个形象，简直就是路遥创作的小说《人生》中刘立本的翻版。我们从他家坡里的一条小路上爬上去，老人家静静站在硷畔上，面无表情，背抄着双手，一句话没有说，只用眼角扫视了一下从院子里走进去的路遥。

路遥也没跟父母打招呼，直端端走进边窑里。

父亲没跟路遥进去，仍然在院子里站着。

其实，家里人早就知道他回来，几天前就把窑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窑里也没什么摆设，他装修房子时淘汰了一些家具，用一辆大车从西安拉回来，准备他弟结婚时用，因此家里基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此时此刻，路遥的母亲显得比父亲活跃一些，从我们走进院子，母亲一直跟在路遥身后，喋喋不休地在儿子跟前说什么。

我站在院子里，问他父亲，您老身体怎样？

一般。路遥父亲说，头仍然这样低着，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慢腾腾装起一锅旱烟准备抽，我忙掏出一盒红塔山香烟，给老人家递了一支。

老人家抬起头，漫不经心地说，我就抽这个，有劲。

我说，您老抽一支好烟。

路遥父亲接住我给他的那支红塔山烟，把烟夹在他耳朵上，仍然把他的旱烟点着抽起来。

现在，院子里不仅有我和路遥父亲，还站着路遥最小的弟弟九娃。路遥和天乐回到了家，他在家里就没什么优势了，也不敢靠近他那两个哥哥跟前。特别是路遥，兄弟俩相差近二十岁，在一块生活没多少日子。从某种意义上，他看见路遥还有点陌生。

此时，九娃站在我跟前，掏出一盒“大雁塔”牌的香烟，递给我了一支说，你回窑里去。

我说，院子里风景好。

路遥父亲这才慢条斯理地说，哎，什么风景不风景的，就栽了几棵枣树，也没什么，枣树长得还算凑合，你想吃自己摘，我家的枣脆。

九娃也说，你想吃哪颗自己摘。

陕北人不会花言巧语，直来直往，却本分厚道，只要是门里进来的人，都是客人，没必要那么客气。当然到了路遥家，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关键是我嘴馋，经不住院子里挂满枝头那些红艳艳的红枣诱惑，伸手就在枣树上摘了几颗红枣，那红枣吃起来确实又甜又脆。

这时候，路遥和天乐从窑里走出来，他母亲害怕儿子跑了一样，几乎一步也不离地跟在身后，还不停地用手擦眼泪。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而路遥却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对我说，你别让司机等，今天走不成了，你看我妈那样子，知道我下午要走，就在我跟前哭成了一缝水。因此我得在家里住一晚，明天一早你来接我。

我说，那你就住一晚，我到清涧给石油公司李经理打个电话，就说你明天去他公司。

路遥说，你给人家解释一下，明天在他公司吃顿中午饭，看他是什么意思。

我说，没问题，这事我给处理好。

離开王家堡，我坐着县政府的面包车回到清涧，对一同送路遥到王家堡的县委宣传部长邓世荣说，路遥母亲死活不让路遥走，非让他住一天，明天送他去绥德。

邓世荣说，那明天八点从招待所出发。

第二天九点，清涧县政府的面包车到了王家堡，仍然停在路遥家坡底的公路上，我到路遥家叫他。他只要离开西安，作息时间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再不是早晨从中午开始。

我急急忙忙从路遥家院子进去，看见他家边窑的门开着，没有看见路遥，只看见他母亲站在门口。但老人家不认得我了，见我从院子里进来，便对家里人说，咱家来了一个人，不晓得是谁？

路遥知道一定是我，急忙从窑里走出来，对他母亲说，妈，你认不得他了，昨天到咱家来过一次，他是跟我一块的。

路遥的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哎哟，你看我的眼睛，连个人也认不得，一满没记性，咱赶紧到窑里客（去的意思）。

我从他家窑里走进去，老人家热情地问长问短，还非让我吃饭不可，早上给路遥炸的油糕还热着哩。

我看见老人家要到锅台上端油糕，一边走一边还自言自语地说，不晓得菜热着不？

我忙走到老人家跟前说，大娘，您别忙了，我在城里吃过饭了，现在接路遥去绥德。

路遥的母亲再不像昨天那样哭哭啼啼，只要儿子在家里住一晚，她就心满意足。其实老人家心里明白，儿子是干大事的人，尽管这次回家时间不长，但她把该吃的都让吃了。因此老人家虽然有些不舍，又不是他走了再不回来。

是啊，路遥的母亲该给儿子表达的心意都已经表达得淋漓尽致了，她也明白儿子不可能一直这样守在她的身边。但对母亲来说，始终觉得对他有些亏欠，从小把他给了人，那是她一辈子的遗憾。因此他这次回家，家里就像过年一样，让他好吃好喝，然后看着他离开。

王天乐从窑里出来，自始至终没跟他的父母说一句话，直端端走到九娃的跟前，不知给他说了句什么，先从坡里的小路上下去了。

那时，我很想让九娃一块儿去绥德，趁这个机会见一下李经理，如果没什么问题，他就要给李经理服务，也就是石油公司的人了，早认识一下有好处。可是不知为什么，路遥和天乐坚决不同意。

他俩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此时，一家人都站在硷畔上送路遥和王天乐。

兄弟俩走得非常从容，头也没回一下去看看站在他家硷畔上的父母，很快上了面包车，眼看就要离开王家堡了，年迈的父母亲还一直在硷畔上静静地站着。

我不明白，路遥走的时候为什么不给他父母打声招呼，却默默地坐在面包车靠窗的位置，两只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直到所有的人都上了车，司机在关车门的那一瞬间，他才扭头看了一眼站在硷畔上的父母，眼里顿时涌满了泪水。

路上，路遥始终不说一句话，气氛有些压抑。我看见他这样，也不好说什么，静静地坐在面包车里，风驰电掣地经过田庄，绥德就在眼前了。

绥德，过去曾是地委的所在地，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被称为陕北的旱码头。这里南来北往，商家云集，店铺林立，在陕北是非常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后来地委搬迁到榆林，现在仍然有地区的许多单位，榆林地区石油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著名的《三十里铺》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榆林地区石油公司在绥德城南的一个山坡上，坡下是潺潺流淌的无定河。面包车从地区石油公司办公楼前停下，李经理就拉开车门，热情地握着路遥的手说，欢迎你来公司指导工作。

路遥微笑着说，给你添麻烦了。

您这样的大作家能来我们公司，那是公司的无上光荣，怎么是麻烦。李经理一直拉着路遥的手，就要往办公楼的二楼走，却把送他的人遗忘在院子里，我紧走两步，急忙给路遥说，路遥老师，您给邓部长打声招呼，好让他们回清涧。

路遥急忙转过身，微笑着跟清涧县送他的那些人一一握了手，并不停地说，谢谢你们。

清涧送路遥的人一走，李经理就领着路遥去了公司二楼的会议室，像接待上级领导那样，滔滔不绝地介绍公司的发展和经营情况。然而，李经理并不知道，这根本不是路遥和王天乐感兴趣的话题，兄弟俩风尘仆仆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解决他弟弟的工作问题。然而李经理可能把我给他写报告文学时说的这事忘了，仍然口若悬河地构筑公司的宏伟蓝图。

我实在有些着急，又无法给李经理暗示。

王天乐明显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态。

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了，急忙走到李经理跟前说，路遥老师这两天在清涧搞了很多活动，实在累了，不如先去吃饭。当然，我这么说有我的用意，想让李经理尽快转入正题，把路遥弟弟的工作问题给兄弟俩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可他就是理解不了我的意思，甚至有些不高兴地把我看了一眼，觉得我不懂规矩，好不容易路遥到了他公司，他一定要把公司的辉煌成就展现给路遥，而我如此不礼貌地打断他，那就是故意在捣乱。

我不管李经理怎么想，但我不能让路遥和王天乐反感。因此我给他说，你公司那些事，我已经给路遥老师汇报得非常清楚了，咱抓紧时间，路遥老师一会儿还要去榆林。

其实，我说的“抓紧”，他应该明白，可他就是不理解，而且表现出不高兴的神态。

虽然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我感觉一开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事情不会一帆风顺，我有这样的预感。

然而，就是我这样接二连三地故意“捣乱”，李经理实在有些无可奈何了，他也失去了再给路遥介绍公司情况的兴趣，带着路遥离开会议室，到一楼餐厅。

李经理实在是用心良苦，饭菜准备得非常丰盛。

吃饭的时候，天乐把我叫到门外对我说，你回避一下，我和路遥跟他直接谈九娃的事。

我说，没问题。

王天乐又说，既然路遥已经走上他的门了，那么要价就高一点。

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心里有想法，觉得求人帮忙办事，感觉像做买卖一样。那么，既然你让我回避一下，那我也就不操这个心了。怎么谈？结果如何？那就没我的事了。

我看着天乐从石油公司的餐厅门里进去，便站在公司大门口，看着公司下边的无定河，心情像滚滚流淌的河水一样。然而，就在我站在大门口台阶上不一会，突然听见开门的声响，我扭头一看，是路遥和天乐从餐厅出来了。

路遥手里翘着一支烟，紧紧地皱着眉，脸上一点笑影也没有。而王天乐的眉头皱得更紧，他急匆匆走到我跟前，愤愤地说，你让李经理安排一辆去榆林的车。

我给他点了点头，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对。

当然，不需要我问什么，就知道事情有了麻烦。因此我走到李经理跟前说，李经理，你安排一辆车，送路遥去榆林。

李经理说，我马上去安排。

看见李经理到二楼办公室去了，我给站在一边愁眉苦脸的王天乐说，你和你哥去榆林，我就不去了，想回去看一下我的父母。

王天乐说，你去跟路遥商量。

我看出王天乐有一些情绪，而他的这种情绪在此时此刻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他越是这样，我越感觉到事情有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不便去问，否则会适得其反。因此我就走到路遥跟前说，路遥老师，这里离我家非常近，父母上了年纪，想回家看看，榆林我就不去了，您看怎样？

路遥看着我问，绥德到你们家不远？

我说，不远，比清涧到我们家还近。

路遥说，那你让李经理安排车把你送回去。

我说，先送您和天乐。

此时，天乐仍然站在大门口，一个劲愁眉苦脸地抽烟。我走到他跟前说，我跟你哥说好了，你俩去榆林。

王天乐没有表示他的态度，只是摇着头说，李经理这人非常狡猾，根本不给帮忙。

现在我也不想问李经理为什么说好的事突然反悔，觉得没这个必要，他不帮忙一定有他的道理，或者说他根本无法满足兄弟俩提出的要求。事情到底怎样？我还不能做出准确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弟弟的工作有了问题。我正这样想的时候，李经理从办公室下来，手里提着两瓶茅台酒站在路遥跟前说了一阵客气话，看见公司的皇冠车到了院子，他急忙给路遥拉开车门。

看着路遥和王天乐坐的皇冠车驶出了大门，我跟着李经理走到他辦公室，问他，你说好帮忙安排路遥弟弟的工作，怎么突然变卦了？

李经理说，嘿嘿，你看你这话说的，怎能说是我变卦了，关键是路遥弟弟提出的要求太高，我满足不了。

我问李经理，他给你提什么要求了？

李经理说，路遥倒没说什么，关键他弟弟，一副盛气凌人，不仅要我安排在公司工作，还要解决成公司的正式人员，你说我能解决了吗？我确实没这个权力，实在不敢答应，随便答应就是哄人。我还给他建议，先让他在清涧石油公司上班，这个事我给他慢慢操作，这样盯的人会少一些，然后再瞅机会想办法解决，可他弟弟不同意。

我说，李经理你是不是搞错了，路遥想让你帮忙安排工作的不是他这个弟弟，是家里最小的那个，现在这个弟弟是《陕西日报》记者。

哎哟，我说怎回事？李经理惊讶地说，我以为就是这个弟弟，没工作还那么大的口气，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唉，我长长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该说什么。

三

路遥从陕北回到西安，仍然对陕北充满着一往情深的深厚感情，他想有机会，再去一次陕北。

“总有起风的早晨，总有暖和的午后，总有绚丽的黄昏，总有流星的夜晚。所以不如保持顺其自然的心境，把握每一个瞬间，试着去做，去面对每一个昨天、今天和明天。”

很快到了10月，我从陕北回到西安。

在陕西作协院子里，没有看见路遥像往常一样散步，不知他是不是从陕北回来了，正想着，突然看见《延河》杂志的诗歌编辑远村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把自行车往院子里一停，就回办公室去了。

远村根本不知道我从陕北回到西安。

我走到远村的办公室，微笑着问他，你最近没到哪里去？在忙什么？

远村说，哪里也没去，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说，今天刚回来，你知道路遥回来了没有？

远村说，我这几天没看见他。你不是跟他一块去的陕北，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

我说，他和天乐去榆林了，我回了老家。

看来路遥还在陕北。是的，他一回到陕北，心情就特别愉快，这次他把觉得该去的地方都走了一遍，应该说这次去的意义跟过去截然不同，小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无论对陕北还是对他，都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

当然，我还不能确定路遥去了榆林，还会去什么地方？去鄂尔多斯，还是……他只要出去，行程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在返回西安时，他会去延川的郭家沟，他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养母仍然在那里生活，他平时忙得回不去，这次会顺便看望一下自己的养母。

毫不夸张地说，路遥的养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母亲，老人家虽然一字不识，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培养了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那确实了不起。

那时我一个人在想，路遥从榆林直接去了延川，这是他成长的地方，那里有他的喜悦，也有他的泪水。这次他带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巨大荣誉去看养母，让养母知道，他不仅没有忘记老人家养育之恩，还要让养母过上人人羡慕的幸福生活……

二十多天陕北之行，他迎来了满城的欢喜、一沟的赞叹。

此时又是晚上八点左右，《新闻联播》一结束，路遥就来到了家属院的楼下，习惯地在院子里散一会儿步，便走进我的房间。

我看见路遥从门里进来，惊讶地笑着对他说，昨天我还问远村看见你回来了没有，他还说没看见，今天你就突然站在我面前了。

路遥说，我在院子里散步，看见你房子里亮着灯，估计你从陕北回来了，为什么不在家里多住一段？

我说，哎呀，人这个东西有时候特别怪，不回去想回去，回去待上两天，就待不住了地想走。

路遥说，我这次去陕北心情非常愉快，也没有什么任务，什么顾虑也没有，想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是我去陕北最舒畅的一次。

我说，就是可能有些累，做了好几场报告。

路遥笑着说，那些都是轻车熟路，就像跟朋友们一起随便拉话一样，已经习惯了，又不需要精心准备，不像领导讲话，还得准备好几篇稿子，还要把稿子改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在这里的报纸上抄一段，那里的文件里抄一些，胡编乱造，把那些没用的废话在稿子里挤了一大堆，你根本不知道他表达的是哪个人的意思，这就是中国式领导讲话。而我的报告，有血有肉，有感而发，同时跟大家不断互动，气氛热烈。

确实是这样，好多地方领导养成这样的习惯，不管是什么会议，提前有人专门准备一个稿子，领导坐在主席台，几乎是一字不漏地念一遍，结结巴巴，甚至有时候连稿子也念不顺畅，哪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和观点？

是啊，这样的习惯不知什么时候能够改变。

我看见路遥非常有感慨地说了这么几句，就躺在我的床上。我站在他跟前，有些检讨地对他说，这次去陕北，愉快是愉快，就是有件事没给办好，心里一直感到愧疚。

路遥看了我一眼说，你是说九娃的事？

我说，实在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路遥在我床上坐起来说，这事不怪你，人家不愿意帮忙，那是人家的权利。

我说，其实这里有些误会，我以为你只想给九娃找一个临时性工作，当时我也是这样给李经理讲的，突然要解决一个正式工作，事情就有些复杂，关键是他解决不了，首先没有招工指标，再就是九娃是农村户口，即便有招工指标，他也不一定能办了，有些困难是我们想不到的。他一个经理，不一定什么事都能够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就不敢轻易答应。那天你和天乐离开，我和他进行了深入交流，感觉他对我有一些看法，突然给他提这样的问题，让他几乎下不了台。

路遥说，这事天乐有责任，他不跟我商量，就把这事提出来了，让你受委屈了。

我说，委屈谈不上，只是没把事办成。

路遥说，再不说这个了，事情我清楚。

然而，尽管路遥一直掩饰着说没关系，也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但我知道，他还是有些看法。

其实，事情确实不怪我，他在当时就没跟我说要解决一个正式工作，而我又不是地委書记或行署专员，怎么有能力解决一个人的正式工作？他只是在我去陕北时交代，看能不能找一个好点的企业，想办法把九娃安排进去，不能让他再这样混了，不然会出问题。

当然，我现在也不想过多解释这个事，明白人都知道，要解决一个人的正式工作，那绝对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解释那么多有什么意义呢？

路遥也确实不想这个事了，可能他也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便躺在我床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红塔山，自己抽了一支，然后把烟递给我说，哎呀，我确实感觉到陕北变化很大，不像过去穷的那个怂样子，要什么没什么，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将来一定会让人们刮目相看。

我说，陕北永远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就是死也离不开。

路遥说，别以为陕北只有贫穷，它有美丽动人的一面，要不然毛主席对陕北恋恋不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段历史，毛主席在要离开陕北时，豪迈地站在黄土高原上，目视着陕北的山山水水，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陕北是个好地方”。

我说，陕北当然是好地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从1936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整整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可以这样说，毛主席在延安13年，同陕北人民情同手足，血肉相连，谱写了一曲雄壮的凯歌。

就在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他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看着我问，你过年再回去不回去了？

我说，当然回去，我一条光棍，不回去干啥。

路遥说，也是，城里过年没意思，死气沉沉的，哪像陕北红火热闹。唉，我很想回陕北过年，还可以尽情地看几天秧歌。

是啊，他一说到陕北，就会激动得热血沸腾，忘记了是躺在我床上，随手把烟把子扔到房子的地上，像小孩子一样激动地说，特别是到了正月初二，农民也没什么营生，彻底给自己放假了，唯一忙的就是闹秧歌，这是农村最好的一种娱乐方式。只要那惊天动地的锣鼓声一响，人的魂都让勾走了。

我笑着说，正月里不光看秧歌，也是年輕人谈情说爱的好机会。

路遥说，那你也在农村找一个媳妇。

我笑着说，真有这样的事，只要我回去，家里就把我个人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亲戚朋友纷纷走上门，对象给我介绍了一个又一个。特别是我那舅舅，不仅动员他所有关系，四处给我找对象，还时不时咬牙切齿地教训我一顿。你听我舅是怎教训我的，他说你这孩子也是老大不小了，不晓得怎日鬼的，家里的找不下媳妇那是因为穷，城里工作的也找不下，恐怕就有问题了，人家以为有什么毛病。我实话告诉你，好娃娃哩，眼睛不要长在脑门上，差不多就行了，不看自己家里是什么条件，还日能的挑来挑去，不操心也要打一辈子光棍。不要光看人家姑娘是不是漂亮，漂亮又不能当饭吃，能过光景就行了，跟你同年等岁的女娃娃，现在也不多了。

看到我舅舅着急的样子，我就开玩笑说，舅舅，你不要操心，这茬女娃娃没多少，还有下一茬女娃娃。

然而，我的这个玩笑实在开的不是时候，我舅舅一听就火冒三丈，觉得是对他的不尊重，这样的话能在他跟前说，简直日能的就要翻天。

呵呵，就是我随意的一句话，我那舅舅差点没让我给气死。他生气地把我看了几眼，也不再说什么，赌气地从我家离开了……

路遥听着我说的这些，呵呵地笑着，觉得非常有意思，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小说素材，因此他好奇地问，那后来怎样了？

我说，还能怎样？我舅舅给气走，我母亲不愿意了，觉得我是不孝的孩子，怎能这样对待我舅舅。可她还不好怎么批评我，只在我跟前说，你看把你舅舅气成什么了，是不是出去也是这样？你舅舅是为你好，可你这么不识好歹。

看着母亲，我笑了笑说，你就不要埋怨我了，一会儿我把我舅舅请回来，他又没走远，请回来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因此在一个正月，可把我忙日塌了，好多人跑到我家给我介绍对象，一拨走了又来一拨，用踢塌门槛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而且你要知道，那些说亲的人到我家，我对谁都不敢怠慢，笑脸相迎，热情招待，我的那些好烟好酒，都让这些人享用了。

你是心疼你那些好烟？路遥笑着问我。

我说，心疼有什么用。只要这些人来，就在我跟前口若悬河地夸那些女娃娃，谁家那女娃娃能做一手好针线活，好像我要找个裁缝;谁家女娃娃聪明伶俐，心灵手巧，能做一手好茶饭。我听了介绍，死的心都有了。

路遥有些讥笑我说，我也觉得是好女娃娃。

我说，你就别笑话我了，这怎可能？

路遥说，怎就不可能了？

我说，如果这样，那我不是害人家？怎在一块生活？可是，真还有女娃娃不怕，也不考虑后果，觉得我是吃公家饭的人，愿意嫁给我。你说她愿意我能愿意？哎呀，我的妈呀，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真能要了我的命。

路遥听得入了迷，觉得非常有意思，逗得他笑得躺我床上爬不起来，说我是给他编故事，快把他笑死了。

我说，这不是编故事，完全是事实。

路遥笑着说，你这是一个好素材。

我说，你可不能把这些写到小说里。

路遥不管这些，没有给我承诺，究竟在他的小说里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情节，那就不一定了。而后他比较认真地给我说，我觉得你找一个陕北女娃娃挺好。

我说，为什么？你能找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北京女知青，我就不能找一个城里的姑娘？

路遥说，这个你不明白，农村女娃娃纯朴善良，只要跟了你，就会死心塌地，哪怕寻吃拉棍（拉棍，陕北话指要饭）也不变心。其实，人在年轻谈恋爱时，脑子都一满不怎么精明，有些糊里糊涂，光看人家漂亮不漂亮，不漂亮就不行，真正到了一块，漂亮不漂亮就不是很重要了，考虑的是柴米油盐，讲的是儿女情长。

我对他说，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也不给你说我的那些事了，害怕到时候我也像清涧文化局的白生川一样，让你把我写在小说里，那我就惨了。

其实，我之所以这样给他说，是不想把话题扯得太远。然而，他对这个事非常感兴趣，一再问我，你还有什么逗人的故事？再讲给我听一听。

我说，什么也没有了。

你不想给我讲拉倒，我也不稀罕。路遥笑着说，其实我根本不想听你那些哄女娃娃的故事，没意思。在陕北农村，越是穷的地方，越隐藏着好多好的故事，就是没人去挖掘，像老辈人留传下来的信天游，那绝对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像榆林小曲、清涧道情、米脂剪纸、神木二人台，绥德汉画像石、延川布堆画……这些东西只有在陕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才具有它强大的生命力，只要离开这块土地，基本上就什么也不是了。因此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再不进行抢救性地搜集整理这些优秀的民间艺术，这些东西有一天就要在这块土地上彻底消失了。

路遥无比感慨地说，对陕北有传承意义的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曾给霍绍亮建议，应该把像尚爱仁这些热心陕北民间艺术的人组织起来，专门给他们拨一笔经费，扎扎实实把陕北优秀民间艺术传播到世界，这不仅对陕北是一大贡献，而且对全人类的贡献也非常大。现在那些干部，一天不是开会还是开会，开会能开出什么玩意，要干就要干一些有意义的事，不要搞那些花拳绣腿，没意思。

路遥说起这些，就有些激动，甚至豪情满怀。他说，我去一次陕北，就有不一样的感受;去一次陕北，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陕北确实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间艺术宝库。

在我小小的房子里，听路遥给我讲这些，一个人还在想，他对陕北民间文化艺术如此情有独钟，几乎是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那么，他所提出的那些发展理念以及弘扬传承陕北文化艺术的美好建议，能够落地生根吗？

是啊，他对陕北这块土地和人民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并竭尽全力地讴歌这块土地和人民，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这一点，毫无疑问。在我那个房间里，他不止一次地阐释过他对弘扬和传承陕北民间文化艺术的一些想法和看法，而且说起陕北的民间文化艺术，他就会情不自禁，有时会激动得泪流满面……这是因为他深沉地爱着这块土地和人民，所以就会不遗余力地为这块英雄的土地和人民尽情地歌唱。

夜已经很深了，而路遥仍然在我的房间里兴奋地说着陕北的那些事。我能看出来，他对陕北的那种爱，用三言两语是无法说得清楚的。

东拉西扯聊了好长时间，两个人除了抽烟，水也没喝一口，嗓子也快着火了。然而他不回去，我就得死心塌地一直这样陪着他。

事实上，我还很害怕他到我房间来，他一来就不知什么时候能走，我不仅什么事也干不成，而且第二天起来也会萎靡不振，怕人家误解一晚上干什么去了。

当然，他不管这些。

也许他在我的床上躺得实在累得不行了，便从床上下来，在房子里转悠了一会儿，突然问我，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

我说，什么也没有，你是不是饿了？

路遥说，饿倒不是饿，就是想吃了。

我说，想吃了还不是饿了，可我房子里确实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这样，我明天给咱买一箱方便面，你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煮着吃。

路遥说，我从不吃方便面，如果在这时候能喝上一碗陕北的豆钱钱饭，实在是太好了。

我说，小米我倒是有，就是没有黄豆钱钱。

有小米也可以，总比没有好。路遥说，这样，你给咱熬一锅小米稀饭，吃完好睡觉，不然晚上睡不着。

我说，实在熬不了，我这里没有碗筷，不知遠村在不在，他有这些，让我去找一下他，看怎样。

路遥说，哎呀，那今晚怕吃不成了，远村到外地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

唉。我说，真是命苦，想吃一碗小米稀饭还这么困难，如果在陕北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唉，狗日的，可怜人遇到一块了，小米饭也吃不上一口。路遥唉声叹气地坐在我床上。

我看见他失望地又躺在床上，觉得有些心酸，像路遥这样一个为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作家，居然生活得这么可怜，不要说吃什么好东西了，连想喝一碗小米稀饭这么简单的事也办不到。

此时，躺在我床上微微闭着眼睛的路遥，一只手里拿着他的眼镜，另一条胳膊搭在床沿上，看他这样，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

夜很深了，院子里相当安静，听不到一点声响，只有我房间里的灯仍然亮着。我不知路遥是瞌睡了，还是到了他的工作时间，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在工作，而别人工作的时候，他又在睡觉。就像他说的，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因此他又在我的床上默默躺了一会儿，才漫不经心地回家去了。

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了一天又一天，我已经好几天没看见路遥了，不知他去了什么地方。而跟我同病相怜的诗人远村，也去外地好些日子没回来，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难熬。

三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临时接受了一个任务，领导安排我去咸阳采访一家想出名的企业，单位再没有合适的人，就把任务临时交给我去完成。

当然，这家想出名的企业是主动找上门来的，跟领导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领导让我只管采访和写报告文学，其他事不要我管。

我愉快地接受了领导安排的任务。

就在我准备去的时候，领导特意告诉我，这家企业非常重视宣传，会专门派车到西安来接你，你去了要认真采访，一定拿出一篇高质量的报告文学。

我点头答应，但心里却在想，什么是高质量的报告文学？凡是近几年在报纸杂志上刊登的那些所谓写企业的报告文学，有多少是叫得响的报告文学作品？而事实上，由于受金钱的诱惑，那些是不是作家的作家，就这样把作家两个字糟蹋得体无完肤了，哪还有一点文学艺术的价值和味道？

这应该是那个年代文学艺术的悲哀。

事实上，我也并不是文学队伍中的另类，也不可能在文学圈子里装模作样地装正经。因那时的大环境就是这样，谁也逃脱不了，都在钻头觅缝搞这样的有偿服务，我也不例外。

任务来得有些突然，所以在我走之前，没来得及告诉路遥一声，就坐着那家企业的车走了。

往返十几天时间，我完成了使命回到西安。

两天时间没看到路遥，我也没看到远村，不知他们忙什么。现在，距离过年没多少时间，我在想早点回家过年的事，因为我从老家走时，父母明确告诉我，过年必须回去。我答应了父母，就不能失言，想着赶紧把手头的事处理完，就回陕北老家过年。

到了下午，我正准备到西安城墙根的夜市吃晚饭的时候，路遥突然推门进来了。我问他，你最近去哪里了？我好几天没见你的面。

路遥说，我一直在西安，可你去哪里了？神出鬼没的，突然就人影子也不见了，走时也不说一声。

我说，不好意思，突然接到一个任务，就走了。

哎呀，这两天把我忙日塌了。路遥说着，习惯性地又躺在我的床上，仍然连鞋也没有脱，也不管床上干净不干净，显得十分随便自然。

我也不能说什么，自己的床，路遥不嫌弃，我也没关系，你想怎么躺就怎么躺，反正我的床单早已经脏得不像样子了。

躺在床上的路遥，仍然习惯性地抽着烟，而且眯缝着眼睛，一副劳累的神态。因此我就问他，看你现在的状态，没回陕北时那么精神，是不是不舒服？

路遥长长哀叹了一声说，唉，老毛病，就是感觉到特别累，没一点精神，不知怎么了。

我说，那你去医院看一看，好好检查一下看是什么问题？不要藏下什么病就麻烦了。

路遥怅然若失地说，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从写《平凡的世界》，我的身体就一满不行了，感觉到五脏六腑都出了问题，所有的内脏都不在状态中，身体一下就垮了。因此我一直在想办法调理。这次到榆林，本来想找老中医张鹏举再给我看一看，可是到了榆林就身不由己了，朋友们都知道我到了榆林，一个接着一个地来看我，忙得我什么也没顾上。

我说，你怎把自己的身体不当一回事，就是再忙，病一定要看的，那是你革命的本钱。

路遥说，我已经想好了，争取这段时间把手头那些事忙完，约上几个好朋友再去一次陕北。我这次去了以后，什么事也不干，就在陕北尽情地游山玩水。

我说，就怕你到时候又有变化。

不会的。路遥说，明年的时间，我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你放心，你最好在陕北找几个能唱陕北民歌的人，不管男的女的，老的还是小的，要能唱那种非常地道的信天游。你不知道，我在陕北一看见有那么一两个农民，站在山坡上，一边在山上吆着牛耕地，一边自由自在地唱陕北民歌，就觉得那画面很震撼，甚至激动得我腿也迈不开一步。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毫不客气地说，陕北这块土地虽然贫瘠，但它是一块非常丰厚的精神富矿，陕北民歌里的歌词实在太优美了，非常形象逼真，比如那首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走西口》的歌词，写得多么形象、优美、意境是多么的深远：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三盏盏的那个灯……

赶牲灵的那个人儿哟过呀来了，

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那个手，

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路……

路遥说，你看是多么好的语言，现在那些作家能写出来这样的东西吗？我是没有这本事，只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有真实的生活体验，才能写出这么精彩的句子。我一听到这样扎心窝的民歌，就很容易激发我的创作灵感，把所有的烦恼忘得一干二净。

我说，榆林民间艺术团有个唱民歌的高手，就是王向荣，我不知你认识不认识，他唱的陕北民歌非常有味道，聲音与众不同，独具特色，用他的腔调把陕北民歌唱出来，能听得让人心肝肝动弹。

路遥说，你听过王向荣唱的陕北民歌？

我说，当然听过，我原来是文化系统的一个干部。如果你去了榆林，想听地地道道的陕北民歌，就去找地区文化局的领导，让王向荣跟你玩上几天，想让他唱什么他就唱什么，没一点问题。

路遥说，要不这样，到时候我让尚爱仁跟我一块儿去陕北，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榆林地区文化局当过几年局长，他是搞陕北文化的一把刷子。

我说，只要老尚出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说到这里，路遥又一次问我，那你过年回去，什么时候来西安？

我说，我想在三月份，来早了也没什么事。

你还是早一点来。路遥说，你如果不尽快离开你的老家，家里又给你介绍一群女娃娃，你看麻烦不麻烦，我就不信你会找一个农村媳妇，再别日闪人家了，我还不知道你，就像陕北人说的：蚂蚁扛把切面刀，这山看见那山高。

我笑着说，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可是，你也要理解我，我也是没办法，不然家里老人说我不听话，往死里气他们哩。唉，我能说什么，父母不理解也不了解我，只有你对我还了解一些，不像我家里人，好像我不在农村找一个，就要打一辈子的光棍。因此，过年这一段，我是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也没我忙乱。我也不怕你笑话，在我们附近那些村子里比较像样的女娃娃，我差不多都看过，而这些女娃娃看上我唯一的就是我是吃公家饭的人，还在大城市，感觉到找了我这样的人脸上有那么一点光彩，至于以后能不能生活在一块，她们考虑的就不是那么多了。

路遥笑着说，你看我说对了没？你在我跟前还装模作样不承认，要不然你为什么跑到西安？事情不是明摆着。其实，我还真羡慕你有这样丰富的生活经历。

我说，你还羡慕我呢？我有什么可羡慕的，你不知道那段时间快把我给折腾死了，折腾得我想哭也哭不出来一声，一满就没法活了。

路遥说，那你今年别回去，就在西安过年。

我说，这怎能行，回还得老老实实回，不回去问题就大了，我已经给父母说过回家过年，如果我突然不回去，他们还以为我出什么事了，说不定就会跑到西安来找我。

路遥说，是这样那你回去，早点来。

是啊，陕北有我牵挂的父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是生我养我的一块土地，虽然我从这块土地上离开了，但是我的心，永远在陕北。

四

路遥再一次投入他庄严的劳动，竭尽全力地创作着散文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在快完成这个随笔的时候，他又要筹划出版自己的一套文集。

“人生的路，深一脚，浅一脚，悲伤在路上，希望也在路上;疲惫在路上，欢喜也在路上。没有谁的一生，欢声笑语永相伴，总有一些困难，需要去经受，去承担，从中寻找快乐，感受幸福！”

那是1992年3月。

虽然已经是春天了，陕北大地仍没有解冻，只有河湾里的柳树，经过几个月的冬眠以后，慢慢吐出一点毛茸茸的嫩芽;而黄土高原上的山桃树，几乎在一夜间，便盛开出一树的白色或粉红色的鲜艳花朵。

我在陕北老家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就急匆匆回到西安，一心一意整理那些报告文学，然后让路遥尽快写一个序。

现在，我想尽快联系一家出版社，争取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报告文学集印出来，如果拖的时间太长，就不好给人家交代了，甚至会让人家以为我说话不算数。

然而，我无意间听到一个消息，说路遥这些日子忙得焦头烂额，甚至再一次把自己“软禁”起来，正全身心投入搞一件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不就是写他的《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这件事他告诉过我，最近他要拒绝一切应酬，专心致志写他的创作随笔。

路遥说他开始创作的这个随笔，是融入了他一生的情感，甚至动用了他的全部精力，一丝不苟，认真细致，尽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精益求精。

坦率地讲，读者朋友看到路遥散文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绝对是他人生最后时刻迸发出的一束生命强光，也是他生命的最后绝唱。

事实上，我知道他创作这个散文随笔，已经有些时间了，觉得他差不多也该完成了。然而，我在作协突然听到有人说，路遥不仅创作他的散文随笔，而且在紧锣密鼓地编辑整理他的文集。

那时，我就不断听到有人议论，议论的焦点是：他年纪轻轻的，刚四十来岁，又是西北地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第一人，收获了那么多鲜花和掌声，完全可以趁这个大好时光，再创作一两部长篇小说，绝对是名利双收，可他非要在这时候出自己的文集？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还听到一些说法，路遥是不是江郎才尽了？或者说《平凡的世界》是他文学创作道路上一个再也无法逾越的高度，不可能创作出比《平凡的世界》更有影响力的优秀文学作品。

当然，路遥也十分清楚，在陕西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位作家像他这样，四十来岁就出版自己文集的先例，难道他要为自己画一个句号吗？

我不明白路遙的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虽然我听到这样的议论，但是还不敢把这些告诉他，我觉得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

那么，路遥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对于一些同志和朋友的疑问，路遥或多或少听到一些，他采取了一种不解释、不回答、不反驳的“三不”政策。甚至对朋友的一些好言相劝，全当清风过耳，仍然按照自己的设想，废寝忘食地整理自己的作品。

应该说，“不做解释，是智者的选择。山不解释高度，一样耸立云端;海不解释深度，一样容纳百川;地不解释厚度，谁也取代不了她承载万物的地位……”

就这样，路遥初步确定自己文集的基本框架，一共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相对来说，这个整理起来比较容易，不需要花多大功夫。关键是第四、五两卷，工作量非常大，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他的一些重要书信、作品序言、评论文章、创作访谈和发表过的中、短篇小说，以及一些人物特写等，搜集、整理这些东西相对麻烦一些，有的已经找不上了，还要跑到别的地方去查找。其中有的作品还需要补充、修改和进一步完善。这样，他一天要工作好几个小时，常常累得东倒西歪。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劳动，路遥的这些工作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了。

路遥把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文学作品，大致搜集到一块，然后进行归类排序。事实上，他现在实在有些精疲力竭，而这些工作只能依靠自己去完成，别的人一点忙也帮不上。

这是1992年6月3日的夜里。

路遥突然气喘吁吁地走进我房间，他一边抽烟，一边有些埋怨地对我说，你去陕北回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我笑着说，不好意思，去陕北关键是还有两家企业也想搞宣传，我想把他们的报告文学也加到这个书里，再把去年在陕北搞的那些报告文学重新整理一下，然后再去找你，好让你赶紧写一个序。

路遥问我，那你现在整理得怎样？

我说，已经差不多了。

路遥说，那把整理好的报告文学让我拿回去，先让我看一看，我好给写序，咱说话要算数，不能白拿人家的钱，那样就真成骗子了。

我说，那太好了，我还害怕你没时间，顾不上写这个序，只要你把序写好，其他事就都好办。

路遥说，本来我实在忙得顾不上，可是钱那东西太折磨人了，一个人只要把钱和情交织在一起，基本上神仙也没办法了。因此写企业报告文学集的序，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写，再说那是家乡的事情，不能敷衍了事，不然会影响咱声誉，甚至会挨骂。

我说，你说得非常正确，把这个序一写，基本成功了一半，我心里也踏实了。要知道，榆林有些人一直怀疑这件事，认为是我打着你的幌子在赚钱，你参与的可信度非常小，跟你的身份背道而驰。因此你只要把序写了，报告文学集一出，质疑的声音也就随风而去了。

路遥认真地说，别挣不到几个钱，挨一顿骂就划不来了。说话间，他突然跟我开玩笑说，其实这一切我倒无所谓，在榆林绝对没人敢这样质疑我的长长短短，知道我是什么人，榆林人心知肚明，而我的名气比你大。关键是你，把自己的名声在榆林地区搞坏了，不仅你再不敢回榆林，恐怕媳妇也找不下。

我说，你愿意看我沦落到这样的下场吗？

路遥嘿嘿地笑了一阵，仍然开玩笑地说，其实我觉得也不会，你在榆林也有些名气，谁不知道清涧有路遥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个航宇，而航宇那名字比路遥的名字还厉害，确实跟我有些不一样，我是在路上默默一步一步地走，可你要在浩瀚的宇宙里自由自在航行，简直是不可一世，多么有气势。可我不知道你是怎想起给自己搞了这么一个足劲的笔名？不能说不好，就是觉得你有点傲。不过，笑话归笑话，说正经的，家乡的事，还是要想办法给弄好。

就这样，我把取名《塞上雄风》的报告文学集的稿子，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放在门跟前的桌子上，等路遥回家时，让他拿回去。

出乎意料的是，仅仅隔了两天的6月6日中午，路遥提着我给他的塑料袋走进我房子，把塑料袋往办公桌上一放说，序已经给你写好了，你看怎样？

我打开塑料袋，把路遥给《塞上雄风》的报告文学集写的序言拿出来，一共是三页，一笔一画，非常工整，看得出他是花了不少精力。

太好了。我说，你写的这个序言是歌颂陕北的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我想办法让《榆林日报》给发一下。

路遥说，先不要在《榆林日报》上发，等报告文学集出版了，想哪里发就在哪里发。

我说，在《榆林日报》上发这个序言有意义，让榆林人看见是你写的序，起码说明我不是哄人。

路遥说，你是怕榆林的朋友说你是骗子？

我说，当然，我要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办的是实在事，绝对不是打着你的幌子。

路遥说，你别怕，我可以给你作证。

我说，问题是榆林能见到你的人没几个，他们以为我就是打着你的旗号在搞这些事。

路遥说，嘴巴长在别人头上，你能挡住？

我说，我是挡不住别人的嘴巴，但我听到一些人对我产生的怀疑，不相信你会搞这样的事。

路遥说，没事，有我哩。唉，我觉得一个人还是普普通通的好，再别想出什么名，出了名简直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干了。

我说，你如果不是考虑自己的名声，亲自去陕北搞这样的报告文学，那绝对是另一种情形，恐怕你说多少钱人家就给多少，不会有人跟你讨价还价。

路遥说，这个我相信。不过，我拿钱也要拿得心安理得。因此对于这个报告文学集的序言，我还是花了一些工夫，不然就有些说不过去。

我说，序言确实写得深刻，非常到位，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你对陕北的深厚感情。

路遥说，笑话，自己家乡还能没感情？你不知道，这个序我写了好几遍，昨晚才写好，然后又改了一遍。哎呀，这钱不好挣，以后再不干这样的事了。

我说，你确实是一位非常认真的作家，我以为你随便应付一下，没想到会这么认真。

路遥说，别给我戴高帽子，你想不到的事多着哩。

我说，我說的是事实。

路遥说，序言给你写了，不知你最近忙不忙，如果不忙的话，麻烦你帮我一个忙，去张学良公馆门口的打印部，帮我复印一些东西，费用你不要管，记在作协账上，我已经跟办公室说好了。

没问题。我问路遥，你要复印的东西在哪里？

路遥说，在我的书房里，我都整理好了。

我在想，路遥让我帮他复印的一定是文集的一部分，尽管他没有直截了当告诉我，我想应该是这样。

时间就这样在说笑中过去了。

第二天中午，我去了路遥家，看见他住的房间里到处堆放的是稿子，密密麻麻，乱七八糟，连他的单人床上也堆放了好多，基本快没睡人的地方了。

此时，路遥正站在他书房里，见我从门里进来，便仔细交代需要复印的东西。哪些先复印，复印多少，复印回来放在什么地方，交代得非常仔细。

我按路遥的吩咐，开始给他复印稿子了。

早上，我把他那些稿子交给张学良公馆门口的复印部，让复印部郭建华去复印，下午我再取回来送到路遥家里，前前后后，复印来复印去，仅这一项工作，我差不多用了半个月时间。

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路遥要把这些东西从头到尾再梳理编排一遍，然后交给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陈泽顺。

应该说，搞这样的事情，需要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而路遥没有这样的条件，想安静也安静不了。

谁都知道，路遥已经是闻名全国的著名作家，经常会有文学爱好者慕名而来，也不看他有没有时间，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不择手段地找到他，要他给写序，或者要他给一些报纸杂志写推荐信，发表作品，如达不到目的，就不会从他家离开。

面对这些无奈的事情，常常搞得他哭笑不得，而他对这些人又一点脾气也没有。

事实上，不仅是那些文学青年纠缠不休，还有一些出版社、杂志社或报社记者也赶来凑热闹，接二连三地向他约稿、做访谈，有的拿着红艳艳的请柬，恭恭敬敬放在他面前，邀请他参加会议或研讨会，看他怎么办。

路遥有些招架不住了，可他还必须面带微笑，耐心解释，稍有不慎，就会引来各种非议。说他成了名人而耍大牌，甚至在他背后骂他的也大有人在。

真是好话不出门，坏话传千里。

这些风言风语很快传到路遥耳朵里，他真是有苦难言。因此他特别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躲几天，一心一意地把他那些事有个了结。

然而，什么地方能够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想干的那些事情呢？路遥开始有些着急，这么大一个西安，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何容易。

一天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过去了，路遥基本上什么事也干不成，一个人漫不经心地在作协院子里散步，一边低头抽烟，一边心里想着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把他折磨得苦不堪言。

那时，我并不知道他在院子里，从门里出去倒水的时候，看见他一个人低着头，静静地在院子里心不在焉地散步。我便问他，路遥老师，你吃饭了吗？

路遥抬起头，看见我在院子里问他，便走到我跟前说，已经吃过了。

我说，你现在没什么事了？

路遥说，没什么事。这样说着，他跟我一起走进我的房间问我，你在西安有没有熟人？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地方？我想住十来天，把我的文集编好。

我说，我在西安没熟人。

路遥愁眉苦脸地说，在家里什么事也弄不成，一会儿来一个人，不是这事就是那事，把人烦得快疯了。

我说，那怎办？要不去招待所登记一个房间，一方面可以整理文集，一方面还能休息，你看多好。

路遥问我，你在省委招待所有熟人？

我说，没熟人。

路遥问我，人家不要钱，让你白住？

我笑了笑说，怎可能，当然要钱了。

路遥说，那你给我出的什么主意，我还不知道住在招待所舒服，关键是人家要钱，怕少一分也不行，我哪有钱住招待所搞这些事。

我说，如果是这样，那我实在没办法。

路遥说话间躺在我床上，一边抽烟一边说，哎呀，狗日的钱这东西，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是万万不能的。都以为我不知有多少钱，其实我不是在你跟前哭穷，就茅盾文学奖那点奖金，我在北京请几个朋友吃饭，一顿饭就吃得没几个了。而你不知道，我的稿费也没挣到多少，前前后后折腾了六年时间的《平凡的世界》，稿费也就三万来块，这些都能算出来。当然，我也不是一分钱也没有，仅有的一点钱，还要装修房子，现在一分也不敢乱花。

我说，你如果没钱，就不要装修房子，我觉得你的房子不装修也挺好。

路遥说，这个我已经计划好了，别的可以不干，房子一定得装修。

就这样，路遥在我的房子里谈论了一阵，也没谈论出个所以然。停了一会儿，他突然从床上下来说，你刚才的建议一下把我提醒了，在招待所住几天我看还是可以考虑。

我惊奇地问，你怎么突然有钱了？

路遥说，我想到一个人，而这个人说不定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我看见他不愿意在我跟前说这人是谁，也就不能再问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秘密，他也一样，所以我在他跟前就不能多嘴多舌。因此我顺口说，那你明天就找这人，如果他愿意帮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路遥说，我不能直接找，你去找好一些。万一我说出来，人家不愿意又不好当着我的面说，就不好了。

我说，如果是你朋友，我觉得没什么不好，行了就行不行拉倒。

路遥说，还是你去比较好，给我留有余地，实在不行，我自己掏钱也没关系。

我说，不行在陕北找一个朋友帮忙，陕北人都比较厚道，我觉得陕北那些朋友对你都比较忠诚。

路遥说，现在不管那些，你明天就去招待所给我登记一个房间，账先挂在你名下，咱又跑不了，必要的时候你去找一下省委办公厅的人，你不是在省委办公厅有一个朋友，让他给招待所领导打声招呼，最后给结账。但有一点你把握好，登记房间时不要留我名字，以你的名字登记，这样就不会有干扰。

我说，你让我登记房间没问题，关键你那朋友可靠不可靠，到时人家不帮忙怎办？

路遥说，你怕什么，天塌下来我顶着。

我笑了笑给路遥说，不是我害怕，你说你的朋友一定会帮你忙，我觉得现在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你时是朋友，花言巧语，就想让你给他办事;而当你需要他时，怕连人影子也见不到了。

路遥看了看我，有些不高兴地说，我觉得高玉涛不是这样的人，到时你拿上发票找他，就说是我的事，我估计他不会有问题，说不定还给你两箱酸溜溜的饮料。

我一听他提的高玉涛，就什么都明白了。

高玉涛是靖边人，陕北老乡，我跟他并不熟悉，只在作协见过面，不知是干什么的，因此没给我留下太多印象。记得有回，他从作协大门进来，没给看门老解打招呼，被老解毫不客气地挡住了。

老解问他，你找谁？

高玉涛说，找路遥老师。

那时，我正坐在门房椅子上看报，听见那个人说话的口音，知道是老乡，我就从门房走出来，看是不是我认识的人。但我出去一看，并不认识，可感情上有些亲近。因此我笑着问他，是陕北老乡？

高玉涛给我点着头，一脸的微笑。

老解看见我给高玉涛打招呼，找的又是路遥，也不再说什么了。就这样我和高玉涛算认识了，也知道他在西安办了一个厂子，规模不小，他让我有时间跟路遥一块到厂里去。我给他点着头，心想，是不是让路遥给他说一声，让我给写一篇报告文学，把他的钱赚上一些。

在这以后，路遥也在我跟前提到这个人，说陕北人都是一群灰汉，什么事也能干出来，高玉涛就是典型的一个，他放下团县委书记不当，带着一帮子年轻人，一会儿跑到北京，一会儿又跑到西安，这里办一个厂，那里开一家公司，他佩服陕北人敢冒风险。

路遥在我面前说了一阵陕北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突然停下来，猛吸了两口烟，然后说，陕北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什么也不怕，敢把自己的饭碗丢掉，一般人没这样的勇气和胆量。

其實，路遥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他在招待所那些费用找谁报销。可他不管我心里想什么，给我交代了这些事，就扬长而去了。

路遥一走，我有些难受，觉得他不理解人，让我办这么复杂的事。不办嘛，他给我交代了，办嘛，确实有些为难。关键是他不愿意给高玉涛说怎么办？而我跟他又不熟悉，凭什么让人家报销。

哎呀，我怎就这么苦的命呢。

那晚上，因为路遥给我交代的这个事，搞得我一夜难眠，想了很多自己不该想的问题。

第二天起来，我没有急着去洗脸，先数了数自己有多少钱，知道走到这一步，基本没什么退路了。

看来问题不是很严重，手头还有几千块钱。

这下，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赶紧到院子里的水管上把脸一洗，就去作协旁边的省委招待所，按他昨天晚上的吩咐，在总台办了入住手续，是九楼临街的一个单人房间，价格不是很贵，一天几十块钱，一般人都可以承受。

手续一办完，我回到作协，一看时间还早，不到上午9点，估计路遥还没起床，他一般起床在11点以后，也就是中午了。他这种生活方式，作协人都知道，早晨从中午开始。然而我刚回到房间，他抽着烟从门里进来了。

我惊奇地问路遥，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路遥说，看你给我把房子登记好了没有？

我说，你交代的事，我不敢打半点折扣，已经把房子登记好了。

路遥说，这样想麻烦我的那些人，都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不然一天价把我快烦死了。

我说，人就是这样，有时爱热闹，有时爱清静。

路遥说，那也要看什么时候。

我说，你现在就需要有一个清静的环境。

路遥说，这个你说对了，有些人不看别人忙不忙，还要为他干这干那，一点眼色也没有。唉，现在就是这个社会，不给别人留一点自由的空间。

我问路遥，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招待所？

路遥说，一会儿就去，别人问你我去了哪里，你一概说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那你的东西收拾好了？

路遥说，昨晚上就收拾好了，在我房间的桌子跟前放着，你一会儿上去把我的东西拿上，从作协后门里出去，走金家巷过来，这样就不会碰到熟人，我在招待所的大厅里等你。

我给路遥说，你别在招待所大厅等我，直接去我登记好的房间。说着，我把登记好的房间钥匙掏出来递给他。可他不知为什么没拿钥匙，让我拿着。

我说，你不是怕碰见熟人，万一真的在招待所大厅碰见了，人家问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怎回答？

路遥说，我不知道房间在什么位置，去了老半天找不上，在楼道里窜来窜去，人家以为我是小偷，保安跑上来问我老半天，你看多难堪。

我说，那你先过去，我马上去拿你东西。

路遥把他家的钥匙给了我，就从门里出去，到省委招待所去了。我赶紧去了他家，在房子里拿上他收拾好的东西，沿着金家巷来到省委招待所。

一走进省委招待所大厅，就看见他站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低着头抽烟。我急忙走到他跟前说，你的东西我拿来了，咱赶紧上楼。

路遥跟着我从招待所大楼的电梯里进去，他站在电梯里问我，你碰上作协的人没有？

我说，一个人也没碰见，上班的都上班了，上学的上学去了，那些爱睡懒觉的还在睡觉，作协的院子里这时候哪有人。

路遥说，哎呀，我在门口碰见老解，这个死老汉的话怎就那么多，不知要给我说什么，把我挡在门口没完没了。他不知道我哪有闲工夫跟他闲聊，时间对我来说太宝贵了。

我说，其实老解是个好老汉，非常热情。

路遥说，谁不知道他是作协的“基辛格”，还是一个合格的“外交部长”，只要看见我从大门里往出走或者从大门里进来，不管我忙不忙，有没有事，他穷追不舍地问我去哪里？干什么去？问得非常详细，好像我就是恐怖分子，他老汉以为自己是公安人员。他接着说，老解是好人，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实，就是有一点烦。尽管这样，可我对老汉一点脾气也没有。说话间，我和他就到了招待所九楼，走进登记好的房间，他看了看说，哎呀不错，挺美的，你晚上过来洗澡。

我说，先不说洗澡，我把一些事给你交代一下。

路遥问我，还有什么事？

我说，你吃饭的问题，我已经跟前台沟通好了，就在招待所用餐，费用记在房间，我最后一块儿结算。

此时的路遥，突然变得像个孩子，在席梦思床上坐上去，摇晃了几下，笑着说，你办这些事办得相当有水平，想得也非常仔细，完全可以给省上领导当秘书，你有这方面的特长，领导绝对喜欢。

我笑着说，你的意思我给你当秘书不行？

路遥说，我还没这个资格。

我说，建议你想办法给自己配一个秘书，不仅可以给你跑前跑后，还可以料理你的日常生活。

然而，我随便的一句话，没想到他会跟我开一个关于秘书的玩笑。他说，你的意思是让我找一个相好？你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听别人在背后议论我什么了？

我说，你问的这些都没有。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截至目前，还没听到一个人说你在男女方面的长长短短，只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再说，我说给你配一个秘书，为工作方便，现在的领导不是都配秘书吗，男领导配男秘书，女领导配的女秘书，很正常。

路遥说，我觉得你的话另有所指，是不是你看见经常有一个女大学生来找我，就觉得有什么问题了？作家这些人，想象力比较丰富，我听到别人在我后边的一些议论，但我实话告诉你，那是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大学生让我给找工作，我根本不想管这事，实在没办法了就给霍绍亮写了一封信，让她去帮忙。事情就是这样，这有问题吗？

嘿嘿。我说，我没那样想，你把话题扯远了。我的意思是你看省政协或省人大那些领导，都配有秘书，你是著名作家，还获得茅盾文学奖，该有这样的待遇。像陕西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叶锦玉，他当年不就是韩起祥的秘书。

呵呵，韩起祥名气那么大，我怎能跟他比。路遥笑着说，唉，不说那些事情，不管怎樣，我又可以在这里享几天福了。

我看见路遥有些得意，便说，那你一个人在这里好好享受，我就不打扰你了。

天已经黑了，一天过得很快。

那时，我怕别人知道路遥住在招待所，便一个人悄悄去了他房间，看他还需要我干什么。然而我从他住的房子里进去一看，我的神呀，哪像是房子，好像刚让土匪打劫过一样，整个房间乱七八糟，床上地板上，到处是他的稿子，几乎连脚踩的地方都没有。

当然，我之所以去他住的房间，并不是去洗澡，而是看他吃饭了没有，因他的生活一直没有规律，如果他到现在还没吃饭，我得给他想办法。

看得出，他已经完全进入工作状态，见我从他住的房门进来，便坐在沙发上，微笑着说，这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真安静。我中午和晚上都在饭堂里吃的饭，没一个人认出我，一桌坐十来个人，一个个像饿狼一般。

我笑着说，这些人跟你这么大一位作家坐在一块儿吃饭，居然没人认出你，看来一满没文化。

路遥说，没认出来好，如果让他们认出我是路遥，我就不好意思跟他们坐在一块儿吃饭了。不过，我住在这里少了在家里的那些烦恼和干扰，工作效率非常高，照这样下去，有十来天时间就可以把这些事搞完。如果我住在家里，基本什么事也搞不成，一拨人走了又一拨，把你整得能哭下。特别是老解，他像是我的仇人，有时认真起来，认真得让人哭笑不得，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住在哪里，哪怕来一个要饭的找我，他都可以把人家领到我的门上，唉，简直没办法。

我开玩笑说，老解是咱一个好情报员。

路遥说，何止是情报员。

在房子里跟路遥说了一会儿无关紧要的话，我看见他那么高兴，便给他说，现在有件事想征求你的意见。

路遥问，什么事？

我说，米脂县文化局的毕华勇来西安了，刚在省文化厅开完一个会，下午我在院子里碰见他，他问你去了哪里，想见你一面。

路遥问，你没问他找我有什么事？

我说，我没问，估计没什么事，就是来西安开会。

路遥说，华勇小伙儿不错，你晚上带他来。但你告诉他，不要给别人说我住在省委招待所。

我說，这点你放心，华勇不会告诉。

路遥说，那晚上我等你俩。

我离开省委招待所，走到毕华勇住的作协招待所房间里，把路遥的意见告诉他。他给我说，其实，我就是什么事也没有，到西安不看一下朋友不够意思，我不知老兄住招待所干什么？

我说，他干的都是大事，在招待所整理稿子，准备出自己的文集。再就是修改他的《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

哎呀，老兄现在出什么文集，年轻轻的，给人感觉像以后不搞这事了，给自己做总结。华勇有些不理解。

我说，他有他的想法，你在他跟前不要说，作协有些人知道他要出文集，跟你的看法一样，可他听到以后非常反感。

毕华勇说，我知道，在他跟前什么也不说，就去看一看他。你说去时给他带点什么东西？

我看着毕华勇说，你去看他还带礼物？

毕华勇说，我总不能两手空空，这样不礼貌。

我说，那你想带什么自己定。

毕华勇说，老兄抽烟厉害，我给他买两条烟，不知行不行？我不抽烟，不知买什么烟好。

我说，你给他买烟就不要买太好的了，买两条“红山茶”或“红梅”，他有时候没烟抽，在大门外的小卖部就买这种牌子的烟。

毕华勇说，一条“红山茶”多少钱？

我说，不贵，三四十块的样子。

毕华勇笑着说，我这怕拿不出手，两条烟还不到一百块钱，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说，无所谓，礼轻人意重，红塔山烟太贵，一条就一百块，基本是咱半月的工资，咱不打肿脸充胖子，实际一点。

毕华勇笑了笑，觉得作家可怜得不成样子了，而有些作家还自不量力，牛哄哄的，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其实口袋里根本掏不出几个钱。你别看作协门口那些开饭馆的，人家辛苦是辛苦，一个月也有好几千的收入，生活得非常滋润。然而有些作家就是这样，与时俱进不了，贫穷成那个怂样子，还日能的耍清高。

事实上，毕华勇到作协不只看路遥，作协好多人他都认识，因他也是作家，虽然不是大名鼎鼎，但在榆林地区小有名气。关键他为人厚道，待人热情，跟作协不少人都建立起深厚感情。所以他到西安，自然就会到作协来，把这里当自己家一样，就想跟作家协会的这些作家坐一坐，毕竟是同行当的人，又不在一个城市，见一面不容易。当然，路遥是不能不见，俩人都是陕北人，有共同语言，是路遥比较喜欢的类型，因此他听我说路遥答应见他，便高兴得心花怒放。

其实，路遥在整理他文集时，对自己约法三章，专心致志搞自己的事，一般不见人，华勇是一个例外。

见面说好在晚上，华勇在西安又没别的事，不能一直待在招待所。因此他上午去了雍村干休所，看望了老作家李若冰和贺抒玉。下午，我和毕华勇还有另两位米脂文学青年，一块在建国路吃了饭，顺便买了两条“红山茶”，就跟我一块去了省委招待所。

我俩从省委招待所大楼上去，在路遥住的房间门上敲了敲，路遥很快拉开门，我看见他一头乱发，面容憔悴，而房子里烟雾缭绕。

哎呀，看你把烟抽成什么了？我和毕华勇从烟雾缭绕的房子里走进去。

路遥握着华勇手，热情地让他坐在单人沙发上，微笑着问他，什么时候来的西安？

毕华勇说，有几天了，在文化厅开了一个会，顺便来看老兄又干什么大事。

路遥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把自己那些东西归纳在一起，也是我四十岁的一个总结。

毕华勇笑着说，你搞这些事情，还不如回陕北，住在米脂杨家沟，毛主席都在那里住过，要山有山要水有水，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你去那里搞这些不需要花一分钱，由我负责，再给你找一个米脂姑娘端茶倒水。

路遥说，杨家沟当然好，不然毛主席怎会在那里住那么长时间。可我现在不行，关键有些远不方便，而我手头还有好多事要处理，以后有时间再去。

毕华勇说，你夏天来米脂最好，非常凉爽，到时候跟航宇一块儿来，由我安排，米脂好多地方你没去过。

路遥说，到夏天再看，现在不行。

在路遥住的房子里，我和华勇坐了有半个小时，时间也不短了，我害怕影响他工作，一个劲催华勇走，不要耽误他时间。

路遥说，没关系，见华勇一回不容易。

就在我和毕华勇要走的时候，路遥突然说，我正好有件事想让你帮忙。

毕华勇问，你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全力以赴，如果我办不了，还可以找领导帮忙。

领导就不要麻烦了。路遥说，也不是什么急事，就是你回米脂给我留心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保姆，最好会做饭，而且一定要干净。

你要找保姆？毕华勇有些不解地问路遥。

路遥说，不是我要，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让我给他在陕北找一个保姆。

其实，路遥在我和华勇面前说的不是实话，他给朋友找保姆，怎可能呢？他根本不会给别人操这份心，这一点我清楚。我觉得他不想让华勇知道那么详细，因此就没有对他说实情。

此时，我看见华勇在路遥房里还没有走的意思，那我就不能让他再待下去了，让路遥尽快把他的事搞完，迟一天就是一天的费用，我要算这笔账，招待所那些费用能少就少。因此我对华勇说，路遥老师忙得厉害，手头还有一大堆事，就不打扰他了。

毕华勇很会察言观色，知道是让他走，因此他就从沙发边站起，给路遥打了招呼，然后跟我一块儿离开了省委招待所。

在电梯里，华勇急不可待地问我，路遥给谁找保姆？

我说，可能是他朋友，人家都知道他是陕北人，而米脂又是出美女的地方，所以就想让他给找一个。

毕华勇逗我说，那我也给你在杨家沟找一个？

我说，你不怕我把人家饿死？

毕华勇说，现在保姆不好找，一般不愿出去，觉得当保姆没发展前途，黄河浪让我给他找一个，到现在都没给找到。

我说，咱那地方的人还比较传统，誰说当保姆没发展，如果给路遥当保姆，可以发展她当作家。

毕华勇朝我笑了笑说，呵呵，路遥老师给我布置的这个任务不好完成。

我说，完成完不成那是你的事。

那时，我还在想，路遥为什么要让毕华勇给他找一个保姆，他以前从没说过，应该说他家里不需要，就远远一个人，还有林达照顾，他找保姆干什么？

一晃几天过去了，路遥在省委招待所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效率也出奇的高，该归类的归了类，有一部分稿子让我在打印部给他复印好。特别是他刚完成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我按照他的吩咐，复印好六份，一份让我通过邮局，尽快寄给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李金玉。

李金玉是一位非常负责的编辑。

路遥多次在我跟前提到，金玉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恩人，给了他很大帮助，特别是出版《平凡的世界》，在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的前提下，她冒着很大风险，才使《平凡的世界》顺利跟读者见了面。就是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也是她争取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一个单行本，在她的争取下，出版社同意提前给他支付一部分稿费。

路遥有些动情地说，金玉知道我现在急需要钱，所以竭尽全力地想办法帮我，我非常感激。

就这样，路遥让我把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创作随笔复印稿，除了寄给李金玉，再给《女友》杂志社送一份。《女友》杂志主编王维军是陕北老乡，也是他最大的支持者，答应在《女友》杂志连载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而且给他最高的稿费。

还有一份复印稿，他准备编在文集里。

我跟路遥开玩笑说，你的创作随笔一稿多投，违反出版规定，小心人家告你违法乱纪。

路遥笑着说，我顾不得那些，抓紧时间挣钱，我现在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

我说，那你复印的稿子还有三份，怎么处理？是不是寄给汉中文联王蓬一份，他一个同学好像在广西的一个出版社当社长，不是已经向你约过稿吗？

路遥说，这个不符合人家要求。

我说，你的这个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从中可以看出你是怎样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竭尽全力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而且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复印你稿子的郭建华，她一边给你复印稿子，一边站在那里哭，还说作家写一本书受了那么多的罪，就是死也不要当作家，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实在不划算。

我的随笔把她感动了？路遥惊讶地问我。

我说，确实把她给感动日塌了。我去复印部取你那些复印稿时，看见她哭得稀里哗啦，我不知道她怎了，是不是谁把她欺负了。后来才知道，不是谁欺负她，而是她复印你《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时候，自己偷偷把你的创作随笔看了。因此我就跟她开玩笑说，你这么一位漂亮的年轻媳妇，不敢在这里乱哭，一哭就不漂亮了。而且我还说她，真没一点出息，一个创作随笔就把你看得激动成这样。

她擦了一把眼泪说，我就是没出息，你看人家路遥写得多感人。

哎哟，我的上帝！路遥听了我说的这些，心里非常高兴，只要能感动复印稿子的人，说明这个东西有可读性，觉得自己的工夫没白费，所以抽完一支烟，他一下躺在席梦思床上，感到一种意想不到的舒服和惬意。

路遥已经在招待所住了十多天。

这天下午，我正要去大差市邮局给路遥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复印稿，突然在作协院子里碰见西安电视台的美女主持兼制片毛安秦。她看见我从院子里往出走，焦急地把我挡住，急切地问我，路遥去哪里了？

我说，路遥去哪里我怎知道，我又不是他领导，他去哪里也不给我请假。

哎，我不跟你开玩笑，真的有急事找他。毛安秦说，我以为他去了铜川，可到铜川问王天乐，他也不知道他哥去了哪里，让我回来问你，他说你知道。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当然，我这样跟毛安秦说，只是跟她开玩笑，她现在这么着急找路遥，一定有什么要紧事。因此玩笑归玩笑，我还必须告诉她，因为她和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在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第一时间拍摄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专题片《路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在拍摄短片过程中，毛安秦虽是一位女同志，可她能吃苦，工作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因此在毛安秦和何志铭的共同努力下，这个专题片拍得非常成功，不仅路遥非常满意，作家陈忠实看了也是赞不绝口，称赞这个片子是大手笔，拍摄出有血有肉的路遥。那么毛安秦急着找路遥，而我不告诉她，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所以我告诉了路遥在省委招待所住的房间，让她直接去找，我要到大差市帮路遥寄稿子。而我一再叮咛，见了路遥不要给他说是我告诉你的，也不能告诉其他人。然而毛安秦有些威胁我说，你如果不想让我告诉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老老实实带我去见路遥。

我看着毛安秦说，你怎是这样的人，转身就把我出卖了，知道你这样，我绝对不会告诉你路遥在哪里。

毛安秦笑着说，那你陪我见他一下，我又不是老虎。

我说，女人就是老虎。

毛安秦说，带我去见他一下，也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不就是寄一个稿子。

我求饶似的说，你就别让我去了，这样他不知道是我告诉你的，再说你不怕给路遥说的事让我知道？

毛安秦说，你哄人不会哄，我一去，路遥肯定知道是你告诉的，不然我怎能知道。再说我说的事也不害怕你知道，我就是想告诉他，拍他的专题片获奖了，社会反响非常好。

是啊，在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第一时间拍摄的电视专题片《路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获奖了，作为一个专题片制片人，她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荣誉，也是付出劳动的最好回报，她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路遥，让他一同分享……

十几天就这样过去了，路遥在省委招待所完成了他文集的全部编辑和整理工作，就要离开了。他现在也不怕别人怎么打扰他，他有时间应付这一切。可他在招待所的费用，非常现实地摆在我面前，算下来差不多有两千多块钱。虽然看起来两千多块算不了什么，可在那时也不是小数字，差不多是我几个月的工资。

很快收拾好了他的东西，我和路遥一块儿从招待所楼里下来，走到招待所大厅，让他先回去，我去结算。

路遥站在大厅问我，你有那么多的钱？

我说，差不多，你就不要管这些了。

路遥便从招待所的大厅里出去，一个人漫不经心地回家去了。我在服务台结清了他的费用，拿着开好的发票走到他家给他说，招待所的账已经结完了，你不是想让你朋友给报销吗？那你给我写一个条子，我拿上你条子去找他，不然人家不相信。

路遥坐在房子的床上，一个劲地抽烟，也不回答我行不行，好像在深思熟虑地考虑这个问题。

我感觉到他有些为难，那我也就不勉强了，谁知他心里有什么想法。可我还是不死心，不管怎样我想还是去找一回这个人，看他能不能把路遥的费用报销了，即使报销不了也没关系，我可以承担。然而我又一想，万一报销了呢？我还没见这个人，怎知道报销不了。我还是决定找一回他的朋友，看情况到底是什么样。

事实上，我不在他面前再提那些费用的事，觉得也没那个必要，现在有两条路摆在我面前，一条是自己掏腰包，谁都不用找，也不需要看别人眉高眼低;可那时毕竟穷，两千块钱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确实有些捉襟见肘;再一条就是直接去找他的朋友，没必要所有的事向他汇报得那么清楚。

就这样，我去找了他的朋友高玉涛。

去找高玉涛那天是上午9点，天气不是很好，灰蒙蒙一片。我从建国路出发，在大差市坐公交车到钟楼，再从钟楼换乘公交车，摇摇晃晃到了未央区，在未央区下了车，看见街道两边“酸溜溜、甜滋滋”的广告铺天盖地一般，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是啊，看见这些广告，我就会想到从陕北跑到这个城市的这一群灰汉，不知把事情干得怎样，却故意制造这样一种声势。事实上，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些，是路遥那些费用能不能顺利报销，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因此我从西安汉城饮料厂大门里进去，在办公楼一楼打问到高玉涛的办公室，敲门往里一走，看见几个人围在一起，不知干什么。

高玉涛并没有看门里进来的人是谁，把我就这样冷淡在一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高玉涛忙完他的事，突然抬起头看见了我，一下从办公桌跟前站起来，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哎呀，是你来了，实在不好意思，快请坐。

我开玩笑说，你以为我是你的工人。

高玉涛微笑着说，不是，你是贵客。说着，他让公司人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沙发跟前，他坐在旁边的沙发上问我，这么老远来，你一定有什么事？

我说，事情有一点，但我向你声明，不是我的事。

高玉涛微笑着说，你的也没关系，什么事？

我说，路遥在省委招待所整理文集，然后把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又改了一遍，产生了一些费用。你知道作家都是穷光蛋，路遥也没钱，而他又很爱面子，不好意思向你开口，不知你能不能给他处理。我看着高玉涛，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发票，颤抖着手递给他，感觉到就像做贼。

高玉涛把发票拿到手里说，路遥老师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不存在问题。实事求是地说，高玉涛是一个痛快人，他看也没看发票，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把字一签，让我等他一会，就拿着发票从门里出去了。

不一会儿，他从办公室门口进来，把报销的钱给我，然后问路遥老师在忙什么？你给他捎个话，看他不忙的时候，欢迎他来公司指导工作。

我说，我一定把你的意思转告给他。

事情已经办完，就在我要告辞时，他急忙从沙发边站起来，让我稍等一下，他吩咐办公室工作人员，把公司饮料给我提来两箱，明确交代，一箱给我，另一箱交给路遥。

离开有些荒凉的北郊，我虽然提着两箱沉甸甸的酸溜溜饮料，还要倒几次公交车，但我像打了胜仗的战士一样，心里还是挺激动。因此我从巷子里往出一走，也不害怕别人笑话我是不是突然疯了，身不由己地放开声唱了几声陕北信天游：

这么长的辫子哟探呀探不上天，

这么好的妹子哟见呀见不上面。

这么大的锅来哟下不了两颗米，

这么旺的那个火来哟烧不热你。

五

路遥刚把手头的工作忙完，再一次找到我，他对我说，我要装修自己的房子，而且要我和远村帮忙，他有些力不从心了……

“这世间没有不平的事，只有不平的心，宽以待人，严于律己，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这话是有一定哲理的。

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已经到了七月。

西安热得火烧火燎，简直是喘口气都能冒烟的光景。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我以为路遥把文集编好，就会找一个凉快的地方，舒舒服服地过一个夏天。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不顾自己患病的身体，却在这个时候忙得焦头烂额。

也許，这一切都与他后来查出肝病晚期有关。

其实，也不是他心甘情愿地要这样忙碌，在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最后时刻，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不愿像导师柳青那样，留下一生的遗憾。因此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进行一场非常残忍的生死搏斗。

正如他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写的那样，我“写字的手痉挛得就像鸡爪子一样，伸也伸不展，只好用毛巾在开水里烫上一会儿，裹在自己的手上，才慢慢恢复了知觉”。他就是这样，竭尽全力地完成了他生命绝唱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那么，路遥完成了如此浩大的一项伟大工程，体力严重透支，应该好好调理一下，他仍然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然而，现实根本不允许他这样。他比谁都清楚，爱人林达和心爱的女儿路远已经去北京有一段时间了，过不久就要回来，他要赶在爱人和女儿回来之前，把自己那个已经不像样的家，收拾得像模像样。

路遥之所以这样，并不是自己要贪图享受，而是为了他心爱的女儿路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林达。

林达是北京知青，跟她一样在陕北插队的知青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回到北京，对于她来说，能够回到北京工作，那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因此她利用暑假，带着女儿路远去了北京看望她的父母。据可靠消息，她已经在北京联系好了工作单位，用不了多长时间，她就要跟西安说再见了。

对于路遥来说，这是比较残酷的一个现实。

按理说，作为北京知青的林达回京，路遥是可以随她一块儿去的，类似这样的例子不少，也符合国家的政策要求。但路遥根本没有这样的考虑和打算，他的态度非常明确，林达想回北京那是她的自由选择，他不支持不反对也不过多干涉。而事实上，路遥说是这样说，心里并不是很乐意，甚至有些生气，因此他毫不客气地向林达提出一个比较苛刻的条件：你回北京那是你的权利，但不能把女儿带走，他要把女儿留在自己身边。

林达同意了路遥提出的这个条件。

那时，在陕西作协还没一个人知道路遥和林达的婚姻已经亮起“红灯”，也没人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平时，也没人看出俩人有什么问题，夫妻间不冷不热不吵不闹，显得风平浪静，怎么突然就过不到一块？甚至走到离婚这一步。

当然，我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在路遥身上发生。

这天晚上，路遥不知不觉来到我房间。我看见他的情绪非常低落，像有什么心事，根本不像他在省委招待所整理稿子时那么开心，一副愁眉苦脸。看到他这样，我想问又不敢问，也不敢跟他开玩笑，甚至话也不敢在他跟前说了。

路遥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突然像想起什么事地对我说，你和远村最近别到哪里去了，给我帮忙一段。

我问，你有什么事吗？

路遥说，我就不隐瞒你了，家里出了点问题，我和林达过不下去了，她从北京回来就跟我离婚，远远跟我在一起。

这是路遥心里珍藏的一个秘密，他突然把这个秘密告诉我，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怎会是这样？这段时间，他把自己的文集刚整理得差不多，又开始忙着装修房子，在别人看来，他这样折腾，简直是胡闹。那么他现在所干的这一切，是不是跟他说的那个事有关。

其实，我对他装修房子也不理解，觉得他这是怎么了，这么热的天干什么不好，非要装房子，你不嫌热，我还热得受不了，本打算回陕北凉快一段，分明已经去不成了。

现在，我终于理解了他的用心良苦。一个家庭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要“土崩瓦解”了，那么唯一能支撑他愉快生活的恐怕只有他的宝贝女儿，因此他就要不惜一切，给女儿创造一个温馨而幸福的生活环境。

路遥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女儿，不愿让女儿受到一点儿委屈，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家庭给女儿带来的伤害。

其实在那时候，他已经病得不轻了，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别的人热得汗流浃背，而他却时不时冷得浑身打战，甚至出现发高烧的症状。而更重要的是，他吃饭是一个很大问题，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忙的时候一顿饭也吃不上，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在单位门口的街上随便凑合吃一点。可不知什么原因，他吃一点东西，就会觉得腹胀难忍，甚至腹泻不止……

看上去这是一个不要命的病，却实在把他折腾得要死要活，叫苦连天。这位被著名编剧张子良称为“陕北硬汉”的作家，实在有些撑架不住了。然而，撑住撑不住，他都得这样硬撑着。

路遥心里明白，在这时候绝对不能倒下，时间对他来说太关键了，他要干的事还很多，倒下怎么办？因此一些朋友看见他抱病仍然那么拼命，都劝他不敢把自己不当一回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朋友们的善意提醒，路遥全当秋风过耳，他简直就是一个拼命三郎。

就在他着手装修房子的时候，身体频频出现了问题，整天有气无力，两眼发黑，稍微一动弹，就气喘吁吁，可他仍然没把自己当一回事。

此时，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晚睡晚起的毛病，突然变得像正常人一样，带着给他装修房子的工人，急急忙忙到建材市场看装修房子需要的那些材料。而他刚从建材市场回来，还顾不得休息，又跑到百货商店，精心选购家里需要的盆盆碗碗。

路遥说过，干什么就要像干什么的样子，绝不能马马虎虎。装修房子也要这样，不装修就不装修，要装修就要装得漂漂亮亮，把家里旧的东西全部换成新的，过去的东西一件都不要，到时把他淘汰下来的那些东西让他弟弟拉回清涧老家结婚用。因此，这些天他为装修房子，常常累得满头大汗，走路也有些东倒西歪了。

夜很深了，我心不在焉地躺在床上翻一本书，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我不知道谁还不睡觉来骚扰我，敲门的人没一点礼貌，根本不是用手敲，而是用脚在门上狠狠地踢。

我听到这样的敲门声，火冒三丈，便亮开嗓门质问，是谁？

瞬间，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也没人回答我。稍微安静了一会，敲门人不仅没有离开，还生气地在我门上狠狠踢了几下。

哎呀，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對，说不定踢门的人是路遥。这样一想，吓得我站也不敢慢慢往起站，万一真的是他怎么办？我再不敢怠慢，急忙到门跟前拉开门一看，啊，我的天老子呀，敲门的果然是他。

此时的路遥恼汹汹地站在门跟前，也不看我，一个劲抽烟。显然，他气得脸也变颜色了。

我不知道该给他说什么，但我不能什么也不说，尽量给他献上一副笑脸，不停给他解释，对不起，确实不知道是你，如果我知道是你敲门，就给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不开门。

路遥仍然不说话也不看我，手里捏着一支烟，慢腾腾从房门走进来，大口大口地吸着，我感觉到他生气得想打我一顿。

此时此刻，我心里非常紧张。

路遥走进房子，稍微平静了一些，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明明看见你在房子里，就是不给我开门，我不知你是什么意思？

我忙解释说，绝对是误会，真的不知道是你。

路遥也知道不是我故意不给他开门，也没有不让他进我房子的意思，关键是我不敢。因此他稍微停了一会儿才露出一点微笑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把谁家漂亮女娃娃藏在房子里了，才不敢给我开门。

我笑着给他说，我哪会有这样的好事。

那不一定。路遥坐在我房子的椅子上这样说着，刚才的不愉快很快烟消云散了。他把手里的烟捏灭，扔在脚底下，看着我说，有一个事想跟你商量，你这几天没什么事，就不要出去了。

你有什么事吗？我问。

路遥说，我把装修房子的材料看得差不多了，这几天就开始装修，想让你给我帮忙。

我说，我已经答应你了，没一点问题。

路遥又说，这事就依靠给你和远村，我的身体一满不行，这几天跑得快没命了，根本顾不了装修。

我说，你放心，装修的事就交给我和远村，绝对给你搞得漂漂亮亮。

路遥满意地点了点头，便从裤子口袋掏出一盒“红塔山”烟，递给我一支，他把一支叼在嘴里，不知为什么没点，而是把他的手伸出来，仔细地看着。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看他的手，觉得有些奇怪，自己的手需要这么看吗？而就在这时，我无意间看见他的手掌红红的一片，跟别人的手有些不一样。因此我问他，你的手掌為什么那么红？

路遥看了看我，没有马上回答，仍然把他的目光停在他的手上，翻过来翻过去地看着，看了一会儿，他才淡淡地对我说，不为什么。

我说，不为什么怎么你的手掌红？

路遥漫不经心地说，我的手就是这样，恐怕你不明白，我的手是朱砂掌。

当然，对于他说的朱砂掌，我确实搞不明白，也没听人说过。因此我有些好奇地问说，你讲一下什么是朱砂掌？

路遥说，朱砂掌就是特别有福气的人，一般人不可能是朱砂掌，像延安地委书记白××，他的手跟我的一模一样，也是朱砂掌。

噢，按他的解释就是有福气的人才是朱砂掌，那么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当之无愧是朱砂掌了。那么有关朱砂掌的话题，就这样在说笑中轻描淡写过去了。尽管他把话题转移到了别的话题上，可他仍然在看他那血红的手掌。

又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把目光从手掌上移开，看了我一眼说，你把你的手伸开，让我看一看。

我给路遥伸开了手，他看了一下，然后笑着说，你的手不好，不是朱砂掌。

我笑了笑说，我的手怎能跟你的比，你是全国著名作家，我是干什么的，当然不抵你的，这个自己清楚。

路遥笑了笑，笑得很勉强。

这时，路遥感觉到在椅子上坐的时间长了，便走到床跟前，毫不客气地躺在铺盖上，仍然不停地抽烟。

可以这样说，路遥实在不是一个讲究人，也不看我把房子打扫得这么干净，可他把他抽了的烟把子扔得我房子里到处都是。这是他非常不好的一种生活习惯，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也不注意这些生活细节。就这样在我床上躺了一会儿，突然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我的桌子前，坐在破藤椅上，让我给他拿一支笔，他要算一下装修房子需要花多少钱。

我给他拿去纸和笔，他便一笔一笔地算开了。

房子里得买一个转角沙发，估计得一千四;还需要买一个录像机，远远爱看录像，这个不能少，我已经看了一下，好一点的需要三千八百多块钱;而且我还要在远远房子里给她做一个低柜，我问了一下，差不多得一千二百块;再给远远房子里做一个大衣柜，女娃娃衣服比较多，小了不行，我看最少也得一千大几;同时得把饭桌换一换，现在那饭桌基本烂得不能用了，买一个新的，要买一个像样的，也得六百多块。我考虑了，已经花了这么多钱，总他娘不顶事，把大钱都花了，花了我再去赚。因此我计划在卫生间安一个电淋浴器，买一个质量最好的，不能有问题，也得一千多块。还有那些煤气灶、脸盆、抽油烟机……这些零碎东西也不少，光买这些东西，就要花我一万多块钱……路遥一边算，一边这样给我说。

这一算，一下就把他给算得喜笑颜开了。他憨厚地张开嘴巴，笑吟吟地说，哎呀，我他妈的，装修一个房子，狗日的得花这么多的钱？

嘿嘿。我站在他跟前笑着说，这点钱对你来说简直是牛身上拔了一根毛，根本算不了什么。

唉，你也这么不了解我。路遥说，其实没一个人能了解我，都以为我早是万元户了，或者我钱多得没地方放。呵呵，我也不怕你笑话，不仅别人以为我是一个有钱人，我妈也认为我钱多得花不了。你不知道，我听老家来人告诉我，说我妈经常在村里给人家夸我，说我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吃饭用的是银碗，桌子也是银的，红格艳艳的红地毯从楼上直铺到楼下，你们想见我家路遥一面，可难哩，楼下有两个站岗的，都拿着红得耀眼的红缨枪…… 呵呵。路遥笑着说，你看我妈一满老憨了，夸人都不会夸，不看现在是什么社会，哪里还有红缨枪，怎给人家说这样的话，一满不怕人家笑话。

其实，也不能怪老人家说的符合不符合事实，她老人家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仍然停留在过去那个年代，以为现在的社会仍然是过去那样，或者她在电影里看到这样的情景，就以为路遥还是那个年代的人。因此老人家就在别人面前如此炫耀。

事实上，那是老人家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豪感。

我不知道他给我说他母亲的这些事，是不是别人告诉他的真实情况，或者说别人告诉他时，有没有加工和演绎的成分？但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无比的幸福感。是啊，母亲如此炫耀儿子，不就是觉得儿子有出息嘛，不然还能有什么呢？尽管老人家说的有些滑稽甚至幼稚，也不符合事实，可她对儿子一往情深是真的。如果他是农民，或者在农村连媳妇也娶不到，母亲还能在别人面前这样炫耀吗？

那时，我听路遥当传奇笑话一样讲他母亲的事，确实能让人笑得人仰马翻，而我却一点想笑的意思也没有，不像他那样，一边说一边笑得直揩眼泪，而他揩着眼泪还说，你看我妈，哪有这样夸儿子的。

我说，我能理解。为什么说呢，是因我有你同样的感受，只要儿子取得一点成绩了，作为母亲的心情就大不一样，甚至想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她儿子多么有出息。比如我母亲，她一字不识，也弄不明白书是什么玩意，更不知道什么是作家，当我把出版的两本书拿回去，老人家当宝贝一样，用一块红布紧紧包着，不允许任何人随便乱翻，只要家里来了人，她就会拿出来让人看，但绝不让别人轻易拿走，关键是她害怕别人把书给弄脏。我觉得，这是母亲在表达着对你的爱。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没有一个人像母亲对你这般真诚了。

此时路遥又递给我一支烟，继续说，其实好多人都不了解我，也對我不理解，我怎可能有那么多钱？我来钱的地方都能一笔一笔算出来。

我说，没钱你就别装房子了。

路遥不加任何思索地说，绝对不行，你可能还不知道，林达已经在北京联系好了工作单位，她这次从北京回来就要和我办离婚手续，到时候孩子连娘也没有了，而我又是一个不会管家的人，所以我得给孩子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起码让她心里平衡一些。

我惊讶地说，怎会是这样，你们难道就不能不走这一步路吗？此时此刻，我听他给我说的这些，感到非常震惊。因此，我哀叹了一声说，唉，你们也是，也没见你们吵也没有看见闹，怎么就过不到一块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唉，没办法。路遥说，也给你说不清能不能过到过不到一块儿的问题，十几年也不就是这么过来的，虽然过得不是很快乐，但也不是一满就过不下去，关键是林达早就有想回北京的想法，而且现在也有这样的政策，她看见跟她一起插队的知青，一个个回了北京，她就一满心神不安了。如果我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西安，相隔万水千山，一直分居在两地，也不是一个办法。而事实上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家早就名存实亡了，这样苟延残喘地维持着，还有什么意义。你可能不清楚，一开始，我也给林达说过这个问题，咱都四十来岁了，一辈子很快就会过去，关键还有孩子，我害怕她受到伤害。可人家林达不这样想，非要回北京。

如果是这样，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世上离婚的人一层，又不是你一个人，说不定你离了婚还能找一个更漂亮的姑娘。我之所以在他跟前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在他跟前煽风点火，是怕他思想有负担，因此也就什么也没有考虑，就这样不负责任地说出去了。

可是，路遥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你说的是屁话，我老婆也没了还给我说这些？你以为再去找一个就那么容易，人家能跟我和孩子生活在一块，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人家对孩子不好怎么办？我再去离婚？

我没想到我随便的一句话，会让他这么生气，看来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在家庭问题上，很难说得清谁对谁错，恐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也许人们拜读了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从中可以看出他是怎样一个追求事业的人，只要满腔热情地投入文学创作，他基本不是一个正常人了，甚至过着一种非正常人的生活，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就这样在我房子里待了好几个小时，仍然不回去，一会儿躺在我的铺盖上，一会儿又下到地上，十分忧郁地在房子里走来走去。

他一边走一边问我，现在几点了？

我看了一下表对他说，快十二点了。

哎呀，把他妈的，一天过得这么快。路遥紧紧地皱了几皱眉头。

我看了看路遥问他，你是不是又饿了？

路遥笑了笑说，饿了也没什么好吃的。

我说，如果你饿了我可以做小米稀饭。

真的，那实在是太好了。路遥笑着说，你不知道，我的胃从小给惯下了一些毛病，对那些山珍海味有些排斥，一吃进去就不舒服，感觉到相当难受，只有陕北的小米稀饭，非常适合我的胃口，多时不吃还有些想。

确实是这样，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从小养成的，这一点我跟他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城市里几乎经常吃的大米饭，不是说我不能吃，或者吃进去有什么反应，这些都没有。总而言之一句话，自己对大米饭有些排斥，不怎么喜欢，只要是饭桌上有了面食，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我的这种生活习惯在城市里工作了几十年，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改变。因此，在这样的夜里，能吃一碗小米稀饭，对他来说就是美味佳肴。

当然，别的事我不敢在他跟前胡说八道，可做小米稀饭简直就是手到擒来。因此我给路遥说，你稍微等一会儿，用不了半小时，我就让你吃上热气腾腾的小米饭。

路遥说，那你在房子里给咱熬小米稀饭，我到院子里转一会儿，稀饭熬好你叫我。

我说，你去吧，饭好了我叫你。

路遥从门里出去，我便在房子里翻搅开了小米、钱钱、豆子之类的东西。但是光有这些原料绝对不行，还必须有锅、碗、勺、筷子这些必备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我没有，我得去找远村，他有这些。

可以说，我俩是绝配。

我急忙到旁边远村的房子里，正好他在看诗歌稿子没有睡，我对他说，路遥可能一天没吃饭了，现在他想吃陕北的小米稀饭，而我没有锅、勺、碗、筷子，你有没有这些东西？

远村笑着说，我有，想吃这些还不容易。

就这样，我和远村手忙脚乱地在夜深人静的十二点左右，在我房子的水泥地板上，用一个电炉子开始做小米稀饭了。

此时，院子里很静，再没有别人走动的声响。

是啊，在这时候，只有路遥一个人孤零零地在东方破落的庭院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着。我不知他是逍遥地在院子里散步，还是想着什么？谁也不知道。

人们都知道，路遥是一位很少敞开心怀叙述他内心一切的表情冷峻、言语极少的著名作家，他的欢乐和悲伤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人知道，在别人看来，他仿佛就是一个谜。

当我和远村费尽巴力把小米稀饭熬好，急忙推门走出去，却不知路遥在什么地方，只有在月光下的院子里有两个长长的黑色影子。

此时，我很难分清那是树还是人。当我走近仔细一看，看见院子里的蜡梅树下，路遥呆呆地站着，只有手中的烟头，闪着忽明忽暗的一星半点火光。

路遥老师，小米稀饭已经熬好了。我对着黑色的影子，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路遥好像没听见一样，或许他正在那里不知思考着什么问题，我这样喊他，他没有一点反应。

路遥老师，小米稀饭已经熬好了。我又重复了刚才那一句话。

路遥仿佛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一样，答应了一声，一把丢掉他手中拿着的那支即将熄灭的烟头，同我一齐走进我的房子。

桌子上已经放着远村舀在碗里的小米稀饭，热气直冒。路遥看见桌上的小米稀饭，高兴地说，你俩这么快就把稀饭熬好了。

远村笑着说，做这些比较容易。

而事实上，做这样一顿小米稀饭，前前后后我们已经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而路遥却感觉到时间是那么的短暂。

路遥趴在我的办公桌上，开始吃小米稀饭了，他吃饭的姿势和其他的人没什么两样，唯有不同的是，吃饭的速度非常惊人，我和远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回事，他就把一碗小米稀饭吃完了。

看样子，他像是几天没吃饭的一个饿汉，我站在他跟前又给他盛了一碗，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碗，大口大口地吃着，眨眼的工夫，又一碗小米稀饭吃光了。

路遥吃得非常舒服也非常开心。

我看着路遥狼吞虎咽的样子，想笑却又不敢笑。

路遥将碗底下最后一颗米粒塞进嘴巴里，这才慢慢抬起头，伸展了一下他疲惫的身子，笑着说，哎呀，狗日的吃美了，这一天他妈的又算过去了。说着，他顺势又抽出一支烟，点着抽了起来。

我和远村站在他旁边，相视而笑。

当然，我俩笑的并不是路遥吃饭那种狼吞虎咽的样子，而是我俩忙忙碌碌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现在小铝锅里已剩不到半勺稀饭了……

六

路遥把爱和希望，全部倾注在房子的装修上，因此他不顾一切地亲自上阵，亲自指挥，像完成一项神圣使命一样，要做到尽善尽美……

“人生的路上，要学会善待他人，也要学会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可以让人生走得更远;善待自己，可以让生命活得滋润。无论是善待谁，其实都是温暖在流转，都是博爱之心在延宕，最终施及别人，惠泽自身。”

这些日子，西安城里热得人像狗一样。

就在这样一个无比炎热的天气里，人们想方设法地找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避暑去了，而唯有作家路遥，却要在这个时候装修自己的房子。

路遥住的家属楼，距离张学良公馆非常近，几乎是一前一后，是老式结构那种，坐南向北，简易却南北通透，在一单元三楼的东边，房子一共是四间，却没有客厅，其中有三间房子是他妻子和女儿的，剩下一间大的带有一个阳台，是他的书房兼卧室。

应该说，他在西安有这么大一套房子，是相当不错的待遇，尽管房子结构有些不合理，但這样的大房子也是单位对他的照顾，就是隔壁作协党组书记李若冰的房子也没有他的那么宽敞。

人们都知道作协是一个穷单位，他想要再分一套比较理想的房子，绝对是不太可能，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因此他就得想办法把自己现有这套房子装修得像样一点。

这天夜里，路遥再次来到我的房子，他进门就对我说，我已经给远村交代过了，你俩明天叫上一些人，把我房子里的那些东西，全部搬到隔壁对门李若冰家的房子里，我已经跟他说好了，然后把我的房子全部腾空，这样装修起来就方便一些。

我问路遥，那你住哪里？

路遥说，就住老李家的房子里，你随便给我支一个床，能睡下我一个人就行了。

那也只能这样。我说。我知道再没有地方可住。

其实，路遥让我找人搬他房子里的东西，我是没一点办法，关键是在西安认识的人不多，而远村就跟我不一样了，他在陕西教育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认识的人当然要多一些，所以这件事就依靠他了。

第二天一早，远村就出去了，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他的几位同学，我们几个人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路遥房子里的一半东西，基本上搬到李若冰的房子里了。

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路遥房子里的东西实在太多，仅仅搬了一半，就把他借李若冰家的那套房间塞得满满的，再要往里放东西，恐怕就有些困难了。

我赶紧找路遥，对他说，哎呀，实在是不行，你房子里的东西那么多，老李家的房子里根本放不下。

路遥说，你再想一下办法，放下放不下都得放，不放怎么装修，你遇到问题就要想怎么去解决。

我说，那你的床也没地方放了！

路遥说，那是你的事，这样的事就不要问我了，你总不能让我睡在作协的院子里，我不信一个床能占多大地方，只要我能睡觉就行了。

唉，我还再能说什么呢？就这样，我们几个年轻小伙子，把路遥房间里的那些东西全部搬出去，乱七八糟地堆放在老李家房子里，还没有正式开始装修房子，路遥就病了，我看见他病得不轻，整天躺在堆满东西的房子里的那一张狭窄的床上，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推迟装修房子。

这天，我半天没看见路遥，就往他现在住的那个房子里走进去，看见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那个闷热的小床上，我问他，你是不是很难受，如果还能够爬起来，你挣扎着到楼下的院子里转一转，老一个人躺在床上，怕好人也会躺下毛病。

唉，一满不行了。路遥唉声叹气地说，我浑身一点劲也没有。

我说，不行就去医院看一下。

唉，你说看又能顶什么用。路遥说，也许过两天就会好一些。

我说，这么热的天，你闷在这个房子里，空气也不好，不如到院子里的树底下凉快一会儿。

唉，你不知道，我一点也不感觉到热，已经好几个夏天都是这样，我身上一点火气也没有了。路遥无限悲伤地说。

我听路遥这么一说，觉得有些奇怪，这几天凡是我见到的人没一个不感到闷热得难受，而唯有他感受不到天气的闷热。

那几天，可能是因为天气热的缘故，或者是他的生活不规律，在外边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直在拉肚子，而且拉得非常厉害。那时单位没食堂，吃饭的问题全靠自己去解决，所以不仅路遥，就是单位其他人的生活也没一点规律。

晚上，我在建国门城墙底下的自由市场吃了一碗面回来，到路遥住的房间里去看他，他依然一个人躺在塞满东西的房间里，灯也不开，房子里黑乎乎的。

他看见我从门外进来，扭头对我说，你快给我想一下办法，厕所里一滴水也没有，快把人整死的了。

我问他，你是不是把厕所里的水关死了？

路遥说，我不知道，可能是什么地方关死了。

于是，我赶紧走进厕所，把所有管道上的机关拧了一遍，仍然没有水，看来我是没办法。因此我走出厕所，对他说，厕所没水我也没办法，让我叫一下单位干活的民工，看他们有什么办法没有。

你去叫一下海龙，他有办法。路遥说。

我赶紧从楼里下去，找到了单位干活的海龙，我对他说，路遥房子的厕所里不知哪个开关给关死了，一滴水也没有，他基本上不能去上厕所。

海龙什么话也没说，拿着扳手来到路遥住的那个房间，在厕所里看了一下，然后他走到厨房，拧了厨房里的一个阀门，厕所里的水就哗啦啦流起来了。

哎呀，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和路遥谁也没办法，单位干活的海龙解决了，真是隔行如隔山呀，我怎知道在厨房里还有一个管厕所里水的开关，因此他在厨房里这么一鼓捣，厕所里的水就流出来了。

此时，路遥听见厕所里哗哗的流水声，觉得这一下把他的大问题给解决了，因此他仍然躺在床上问我，是不是厕所里有水了？

我说，就是。我怎么也找不上开关，人家海龙一下就找上了，他在这方面，本事就是比我大。

路遥说，这下好了，不然厕所里一滴水也没有，可把我给整日塌了。你不知道，我晚上着急的要上一回厕所，本来就忙得不行，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拿着钥匙，从这个房子里跑过去，急急忙忙把我那个房间的门打开，赶紧跑进了厕所，而这一系列动作，我不能有一点疏忽，稍微慢上一点，就会闹出哭笑不得的笑话。

我说，慢一点是不是就拉到裤子里了？

路遥说，不是没有这个可能。现在厕所有了水，我就不应遭这个罪了。

天说黑就黑了，外面没有风，很热。西安这座城市仍然像蒸笼一般，几乎闷热得没一个凉爽的地方，人们只能汗流浃背地忍受着。

那几天，我和远村就像从非洲跑到这个城市的两个难民一样，有住的地方却没地方吃饭，关键是天气那么热，房子里不仅没有空调，连一个风扇也没有，你就是什么也不干，也会热得汗水直流。

其实，远村的办公室里稍微要比我的好一点，有一个破旧的电风扇，可这个电风扇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声音就像拖拉机开过去一样，轰隆隆直响。时间不长，吹出来的就不是涼风了，那风全是热的。所以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我和远村忙着招呼装修工人，根本顾不上去照顾路遥。

那一段时间，路遥和我俩都像是逃难的 “难民”，好长时间没有正儿八经吃饭了，甚至在那些小吃摊上也没正儿八经吃过一顿。

此时，不知是路遥饿了，还是他一天躺在床上累得不行，在天黑的时候，他拖着一副病沓沓的身子，疲惫不堪地从门外走进来。

我正准备问他去哪里，他却拿着钥匙对我说，我去政协马治权家喝一碗稀饭，你看装修工人干完活，就把门锁上，我回来找你。

我接住他递给我的钥匙说，那你去，出去活动一下对你身体也有好处。

路遥慢腾腾地扶着楼梯的木栏杆下了三楼，一个人朝作协大门外走去。

晚上10点多，装修房子的工人一个个都走了，可他还没回来，我在房子里等了他一阵没等上，就跑到城墙根的夜市上吃饭去了。然而，当我在城墙根吃完饭，漫不经心地回到作协的院子，无所事事地在院子里溜达的时候，作协办公室的人看见了我，急切对我说，你跑哪里去了，路遥在院子里到处找你。

哎呀，麻烦了，路遥房子的钥匙还在我这里，那么他回来就进不了门，而我没想到他去政协会回来得这么早。因此我赶快跑到作协后院去找他，我看见他坐在靠墙根的一把破旧藤椅上，睡得正甜正香。

我走到他跟前，轻轻地喊了声：路遥老师。

路遥慢慢抬起头，看见是我，便问，工人走了？

我说，走了。实在对不起，我在你房子里等了你一阵没等上，就到城墙根下的夜市上吃饭去了，可我没想到你回来得这么早。看着坐在藤椅上低头瞌睡的路遥，我继续给他说，那你赶快上房子里去，不敢在这里睡，你怎就在这儿就睡着了。

其实，路遥并没有睡着，只是感到自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因此他从藤椅边艰难地站起来，漫不经心地同我一起上了三楼，开了他房子的门走进去，把他正装修的房子左右审视了一番，然后高兴地说，房子装得确实不错，而且速度也不慢，就不知我定的那些家具什么时候能做好，明天我再问一下。

他这样说着，便仰躺在一个沙发上，又是一阵唉声叹气，哎呀，我实在是不行了，为喝他娘的一碗小米稀饭，险些把人给累死，光去政协的路上，我就歇了三歇。

这么近的路你要歇三歇？我惊讶地看着路遥。

是的，这绝对不是我在这里大惊小怪，也没这个必要，要知道省政协到省作协的距离不过几百米，而他还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在路上歇上三歇，可想而知他的精神状态到了怎样一种程度？此时此刻，我仿佛感觉到了我面前的这个人，并不是在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著名作家，而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

唉，我算是彻底完了。路遥无限伤感地这样哀叹着说，他娘的，我实在不行了。

我就想，看上去身体如此壮实的路遥，怎么一下子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因此我从沙发边站起来，看着他说，你光为吃一碗小米稀饭，就再别跑那些路了，我把煤气灶搬在阳台上，这样既可以烧水，还可以做饭。

哎呀，你说的这是一个好办法。路遥说，如果是这样，你和我还有远村，都不需要跑到外边吃饭了，外边多不卫生，把人都吃成病人了，你要是把煤气灶搬在阳台，那就解决了大问题。

我说，那咱就这样办，这是小事。

路遥赞成把他家里那个旧煤气灶搬到阳台上，我就把远村也叫到他家里，两个人开始动手拆煤气灶了，然后在他家的阳台上安装好，作为他装修房子时的一个临时厨房。

那时候，看上去还结结实实的路遥，实际的身体非常虚弱了，走路无精打采，而且他的脸上也没有一点光泽，精神状况显然不如以前。

应该说，一位刚刚四十来岁的人，又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正该春风得意，没想到变成现在这样。

七

路遥刚开始装修自己的房子，就病得不行了，发高烧达到39度，可他仍然不愿到医院住院治疗，一直就这样硬撑着。

“生活，就是一种体谅，一种理解。而且能够懂得体谅，懂得理解，懂得宽容，日子就会非常温馨，人生也会非常安宁。那么，生活的好多烦恼，就是源于不能体谅，过分在意自己的主张，互不理解，互不相让，伤了彼此之间的心灵。生活的苦与乐总在不断更迭，没有谁的命运是完美的，应该说残缺才是一种大美。”

人的一生，本来就是这样扑朔迷离，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同时又都是不公平的。然而，对于作家路遥来说，事业上的成功对他非常公平，而生活中的不幸，对他是不公平的。

应该说，一个人在他四十多年的人生路上，能够取得中国最高文学奖这样的成就，那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事情。所以，你绝对不会相信，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现在居然会没有饭吃，没有钱花。

但事实就是这样，路遥虽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但他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因为获奖得到多么大的改变，他仍然像过去一样，有时甚至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即便他能够吃到，也纯粹是一种凑合。

这里，我把这样一个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也许你就会了解到，著名作家路遥过着怎样一种生活。

这天早上，天一直阴沉沉的，不一会儿便下起了毛毛细雨。在这个院子里的那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作家还有诗人，从来就不在乎天气是否好坏，他们有比一般人更加优越的工作条件，时间一直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时，在作协上班的人，都不需要在单位吃饭，而事实上单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没有吃饭的食堂了，那么到了吃饭的时间，一个个都回家去了，只有那些家不在西安的或者那些单身职工，纷纷跑到大门外的小饭馆里解决问题。

中午，我在大门外的小饭馆吃了一碗扯面，便漫不经心地走到作协传达室看报纸，顺便跟看大门的老解胡说八道地开几句玩笑。

这样无聊地在传达室停了一会儿，我心不在焉地走出传达室，突然看见路遥旁若无人地站在传达室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他的一只手里拿着一张废旧的报纸，报纸里裹着一个烧饼，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绿皮黄瓜还有一根剥了皮的葱，正站在那棵树下吃得津津有味。

当然，他此时吃得比较专注，因此没有看见我在单位传达室的门口静静地这样看他。

是的，我是第一次看见他这样吃饭，他的头一直低着，好像还在思考什么问题，也不看有没有人在一旁看他一口干饼、一口黄瓜，再吃一口葱的样子，也不管从他身边走过的人是不是跟他打了招呼，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些事情。

那时候，作协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不仅是本单位的人，还有租赁创作之家房子办公的一些公司的人也不少。而且单位领导觉得作家们生活得比较清贫，便想办法解决作家们的生活问题，因此就在创作之家搞了一个对外营业的招待所，一方面，解决作家们老婆孩子的就业问题，再一个就是还能增加职工的一些收入。所以，这个院子里常常会有出出进进的人不断从他的身边走过。当然，有的人认识他，看见他站在树下这样吃东西，也没人觉得奇怪，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不认识他的人看见他这样，就很难理解了，觉得在这个院子里的人，不是著名作家就是著名诗人，那么现在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吃相，就不能把他称为作家和诗人了。

也许，看上去他就是这里的一个民工。

路遥不管人们是不是对他有这样的看法，头顶着蒙蒙细雨，静静地站在树下，一如既往地吃着他的干饼，别人怎么看怎么想，那是别人的事情。

那时，我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自己一定是看错了人，路遥怎么可能站在树下吃干饼呢？那个人怎么可能是路遥。绝对不会。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站在树下吃干饼的路遥，别人在我面前这样说，我一万个不会相信，觉得是开玩笑。

然而，你总不能不承认亲眼所见的那个事实。

此时此刻，我不敢走到他跟前，一直在传达室的门口默默地注视着这位赫赫有名，甚至是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当代著名作家。

我对他如此的生活深感悲哀。

蒙蒙细雨仍然在不停地下着，细细的雨丝渐渐淋湿了他的头发，他的头上也渐渐有了一些水珠，不缓不慢地一滴一滴地往下滴。可他全然不顾，仍然置身在他丰盛宴席的迷宫里，吃得如痴如醉。

當路遥把一个烧饼和一根黄瓜吃完、用废报纸揩他嘴巴的时候，他忽然看见站在传达室门口的我，便有几分不好意思地朝我笑了笑，然后问我，你吃了吗？

我说，吃了。回答他话的时候，我分明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发颤，不争气差点流出了眼泪。那时我一个人还在想，路遥是一位全国非常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他的《人生》给他带来巨大的声誉，那么凭他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他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一定比一般人会更高一筹。可他为什么还要过着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呢？难道他仅仅是一位可以吃一个烧饼或者是一根黄瓜的著名作家吗？

我在想，现在的路遥也不是过去那个贫穷的路遥，也不是到了连吃饭的钱也掏不出来的地步，更不是他对钱怜惜到如此一种程度。那么，他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去吃一顿他喜欢的饭菜呢？

对于一个在文学艺术事业上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作家，他这样的生活给人们留下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让人回想起来，感到无限的悲痛……

时间不会因何事而停止脚步，人也不会因为喜怒哀乐而回到过去。这些日子，路遥没有因为装修自己的房子，病就能好转，反而渐渐严重起来。

他整天躺在床上，蜷缩成一团，病魔时时刻刻在威胁着他的生命，他深深感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

这天中午，远村因有其他事离开了作协，那么帮路遥装房子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承担。看上去装修房子是工人的事，可琐碎事相当多，一会儿缺一些东西了，工人就来找我，问我这事怎办。我得赶紧跑出去，把需要的东西买回来。一会儿工人没喝的水了，我得赶紧在阳台上把水给烧好。这些事虽不是什么技术活，但也得有人去干，搞得人常常是忙忙碌碌。

整整一个上午，我没看见路遥从他住的房子出来，总以为他出去办事去了。然而当我开了房门，要在房子里取东西时，突然看见他躺在床上，不断地呻吟。

我不知他怎么了，急忙走到他跟前问，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路遥慢慢从床上转过身，有气无力地说，有一点，但不是很严重，你别担心我，赶紧让工人们装房子，一满没时间了。

我说，房子装修得不慢，这个你就不要再操心，我觉得你病得不轻，要不去医院看一下，千万不敢耽误。

路遥愁眉苦脸地说，唉，医院也没什么好办法，我躺一会儿就好了，自己的病自己清楚。

我说，你这样躺在床上也不是办法，还不如到院子里走一走，整天躺在床上，把好人也躺病了。

路遥说，那我去院子里坐一会。说着，他从床上坐起来，穿上凉鞋，慢悠悠地从门里出去，到楼下的院子里散步去了。

看着路遥从楼里下去，我走到他装修的房子里，要求那些工人们尽量装修得快一点，时间越长，事情就越麻烦，不仅路遥受不了，我和远村也耗不起。

然而，也许装修工人嫌我唠叨，不想让我在房子里待了，让我出去给买两盒烟。那么，我就是干这些营生的人，他们要我去买烟，我就不能不去。

我从楼里下去，忽然看见路遥孤零零躺在靠墙的那把破藤椅上，我感觉到他没有精力在院子里散步。

晚上八点，装修房子的工人走了。

此时，我还没有吃饭，就把他的房门一锁，到建国门城墙根底下的夜市上吃饭去了。往常，远村在单位的时候，我俩结伴而去，觉得这里的夜市是我俩最理想的一个吃饭的地方，卖什么的都有，手擀面、猫耳朵、砂锅……应有尽有，价格也不是很贵，关键一点是非常适合我俩的口味。可今晚远村不在，只能我一个人去了。

我就这样漫不经心地到了建国门口的夜市，要了一碗烩“猫耳朵”，一吃完饭就回到作协我的房子，刚准备在床上躺一会儿，突然想到患病的路遥，不知他吃饭了没有？在我吃饭走的时候，看见他房子里灯不亮，心想可能他也吃饭去了。那么我还不能这样四平八稳地休息，得给他烧几壶开水。这样想着，我就走到他家的楼下，抬头看他的房子，仍没看见灯光。

我从楼里上去，开门拉亮了他房间的灯，突然看见路遥仍然在床上躺着，心想他是不是病得不行？我急忙走到他跟前问，你晚上吃饭了没？

还没有。路遥有气无力地说。

我说，那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去买。

什么也不想吃。路遥说，你摸一下我的头，看我的头烧得是不是很厉害？

我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哎呀，这是咋回事？你的头烧得特别厉害！

路遥长叹了一声说，唉，我不光发烧，就是头也疼得非常厉害，一满不行了，感觉到特别难受。

那怎办呀？我有些焦急地问。

你去叫一下徐志昕。路遥说，说不定他有办法。

我转身跑上五楼，敲开徐志昕的门，对他说，徐老师，路遥头疼得非常厉害，他让你去给他看一下，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徐志昕说，你不要着急，我去给他看一看是什么问题。徐志昕说着，就跟我一块从楼里下去，走进路遥的房子。

路遥看起来有些痛苦不堪，脸色也很难看。

徐志昕站在他的床头跟前，开始给他头上按摩。他一边按摩，一边对我说，老兄确实烧得厉害，我手上感觉到像着火了一样，滚烫滚烫的。

我说，有什么办法能尽快让他退烧。

徐志昕说，急不得，让我给他按摩一会儿看怎样。

此时，我觉得徐志昕就像一位医生，按摩得非常专业，经他这一按摩，路遥说他头疼得再不像刚才那么厉害，就是发烧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徐志昕说，老兄不能着急，什么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就好得那么利索，那我不就是神医了。他这样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说着，让我去卫生间拿一块洗脸的毛巾，在水管上淋湿，然后把毛巾放在路遥额头上，用这种传统的降温方式给他退烧。

我在农村听过一些大人给发烧的小孩子用这样的土办法降温的事情，曾经出过事。因此我一看徐志昕用这种方法给他降温，便说，这样怕不行，会不会有事？

路遥说，不要紧，这样我感到舒服一些。

我说，你如果感觉到不是很难受，那让徐老师回去，他停在房子里也没意义。再说，发烧又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好，等也不是办法。

路遥也对徐志昕说，那你先回去，需要的時候我让航宇叫你，你晚上又不到哪里去。

徐志昕在房子里站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过了好一阵，路遥的体温还是降不下来，甚至比刚才烧得更厉害。我有些着急，又没什么好办法，想了一阵，觉得是不是给他买一个西瓜，看他口干舌燥，吃了西瓜说不定能好一些。因此我对他说，你别关房子里的灯，我去买个西瓜，看吃了西瓜能不能把体温降下来。

路遥勉强笑了笑说，那好，我正口渴得厉害。

我说，那我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我用最快的速度跑到建国路和大差市之间的一个拐巷口，把卖西瓜的叫起来，买了一个西瓜回到路遥的房子，把西瓜切成两半，拿起半个放到他床跟前，让他拿着勺子挖着吃，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的病情。然而，他侧转身子看着我说，你把切开的另一半西瓜也拿过来，咱俩一人一半。

我说，你不要管我，快吃了西瓜看能不能缓解一点。

你不吃那一半，我也不吃。路遥这样说着，赌气地又躺在了床上。

你看他这个人，现在成了这样，还在我跟前耍小孩子脾气。当然，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觉得我忙前忙后帮他装房子，可他不争气地又病成这样，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就想让我也吃半个西瓜。我看到他这样，觉得不吃那一半西瓜他是不会吃另一半的，于是我把一半西瓜放在他面前，自己拿起了另一半西瓜。

路遥看了看我，这才转过身，吃了那一半西瓜。

已经是夜里12点了，他感到难受得不是很厉害，就让我回去休息，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顺便又摸了一下他的头，感觉到他的头烧得比刚才还厉害，就像着了火一样，甚至感觉到有些烫手。哎呀，这恐怕不行。我对他说，你自己摸一下你的头，看烧成什么了？

路遥伸手摸了一下，也感觉烧得厉害，因此他着急地对我说，你赶紧去李国平家里要一点退烧药。

你吃退烧药能顶事吗？我问路遥。

路遥说，应该没问题，麻烦你去要一点。

当然，这时候让我敲国平家的门，实在有些为难。可我不去也不行，不去又没办法解决他发烧的问题。于是我急忙从楼里下去，准备到国平家要药时，看见李国平和徐志昕都还在院子里，好像正说他发烧的事。因此我对他俩说，路遥还是烧得厉害，他让我向国平要点退烧的药。

李国平说，我家里没大人吃的退烧药。

我焦急地说，哎呀，他烧成这样，那怎办？当然李国平说没退烧药，我也没办法，就这样没精打采地上楼走进他住的房间。

这时，李国平和徐志昕也不放心地从房子里进来。看见躺在床上疲惫不堪的路遥，李国平说，你要的退烧药不能吃，那是给小孩用的，你吃了没一点作用。

我说，不知有没有开门的药店？

李国平说，什么时候了，哪有开门的药店。

没就算了。路遥说，你们快去睡觉，我不要紧，说不定睡一觉就好了。

李国平走到路遥跟前，摸了下他的头，哎呀，他头烧得很厉害，这样烧下去，恐怕要出大问题。

我听了李国平的话，有些紧张。因此我用征求意见的口气问路遥，是不是赶紧去医院？路遥也被李国平的话说害怕了，一下从床上坐起来，看着房子里的人，却拿不定主意去医院还是不去。

我说，再不敢耽误了，赶紧去医院，现在还有李国平和徐志昕，如果他俩一走，我一个人也没办法把你送到医院。

那就去医院看一下？路遥说着，很快穿好衣服，显然他没有一点力气，走路也有些困难。徐志昕看见他走路东倒西歪的样子，便让李国平下楼去推自行车，我俩扶着路遥从楼里往下走，刚走到楼梯口，李国平就把自行车推到楼洞口，把路遥扶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李国平推着自行车，我和徐志昕一边一个扶着路遥，穿过建国路，去了西安商业职工医院。

好在西安商业职工医院距作协很近。

我们急急忙忙赶到西安商业职工医院时，医院早已黑灯瞎火，门诊也早关了门，只好把他扶进急诊室。急诊室的值班医生知道这么晚来的病人，哪一个都很严重。因此值班医生简单问了一些情况，就给他量体温。刚刚过了几分钟，医生一看体温，天呀，他的体温都到了39.7度，几乎是一个正常人的极限。

值班医生感到问题严重，如果再不把这个人的体温降下来，恐怕他就要昏迷了。因此他首先给路遥注射了一支柴胡的退烧针，等他的体温降下来，再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对症下药。

在急诊室里，值班医生建议路遥先住院，然后做进一步检查。可路遥坚决不同意，说自己只是感冒了，其他没什么大问题，甚至强词夺理地认为医生是胡说，就知道让病人住院，再没有其他治疗的办法，住院和家里有什么区别，不就是打针吃药，他把药拿回去就行了。

看到路遥这么执着，值班医生无可奈何，便警告他说，那出了问题自己负责。

路遥生气地说，我的问题你承担得了吗？

医生对这样的病人也没一点办法，人家不住院，那是人家的自由，反正医生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了。可是路遥也不管医生说什么，他有他的想法。就这样，在西安商业职工医院买了一些感冒药，便回去了。

一直折腾到凌晨三点，路遥的烧才慢慢降下来。

对于路遥在西安出现的这个情况，我后来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把这个事告诉了他的主治大夫马安柱，他给我推断，那时路遙就已经是肝硬化腹水了。

八

路遥对我说，天乐到安康开会去了，你想办法给他打一个电话，就说我病得非常严重，看他能不能尽快从安康回来……

“做人，什么都可以舍弃，但绝对不可以舍弃内心的真诚;做人，什么都可以输掉，但绝对不可以输掉自己的良心。人生有尺，做人有度，掌控不了命运，却能掌控自己;不求生命辉煌，但求无悔人生。”

事实上，路遥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身体就出现了严重问题。然而，他一直隐瞒着自己的真实病情，就是他的亲人他也没有告诉，也不在任何人面前讲自己有病，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总是把肝区疼痛说成是胃痛。其实，他对自己的病情的严重程度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觉得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索性不去医院治疗，甚至悲观地预感到他的生命没有多长时间，因此他就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竭尽全力地给女儿创造一个优雅而幸福的环境，唯有女儿生活的幸福，才是他最大的安慰。

是的，路遥爱他女儿，胜过爱世上的一切。

亲爱的读者，也许你已经无数次拜读过他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在这篇创作随笔中，他对女儿有这样一段真实的告白，我把它原原本本摘录下来，也许你对他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是的，孩子，我深深地爱你，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你。我要让你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我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即使我在家里，也很少有机会和你交谈或做游戏。你醒着的时候，我睡着了。不过，你也许并不知道，在深夜里，我会久久立在你的床前，借窗外的月光，看你的小脸，并无数次轻轻地吻过你的脚丫子。现在（指1988年元旦），对你来说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我却远离你，感到非常伤心。不过，你长大了或许会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办法，爸爸不得不担起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更深沉的爱……

路遥为了文学的崇高事业，何止牺牲了1988年元旦？在他人生的历程中，牺牲得太多了。牺牲了健康，牺牲了爱情，牺牲了不该牺牲的一切。

夜里，他忍着肝区剧烈疼痛和失眠的双重折磨，在临时借用作协党组书记李若冰的房子里，一个人独自跟疾病进行着一次又一次顽强的搏斗。

在如此难熬的夜里，他孤独地躺在床上，想了许许多多他应该或不应该想的事情。他想到自己那支离破碎的家庭，想到自己可爱的孩子，想到自己能不能痊愈的病情，甚至他想到自己一旦有一天不在这个人世了，那么他的孩子怎么办？而孩子那时候又能去依靠谁呢？

对于孩子，恐怕是他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情。因此他越这样想，越感觉不是滋味，越想越让他难以入眠，甚至不由得流下痛苦的眼泪。

是啊，他想的这些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复杂了，一般人无法替他分担。而且这样的问题，也只能由他一个人去面对，由他一个人去承担，由他一个人去解决，别人实在无能为力。

好几个夜晚，他就是这样，心明如镜一般。而他夜夜的失眠折磨，使他显得疲惫不堪，脸色无比难看，感觉到自己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小老头。

天慢慢开始亮了，窗外有鸟儿不停地欢唱。

我在这时候就不能再睡觉了，不知道路遥是什么情况，脸也没顾上洗一下，赶紧去了他的房间。

然而，当我推开他的房门，看见他仍然像昨晚上一样，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床上，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此时，也许是我的开门声惊动了他，他忙扭过头，看见是我从门外进来了，强挤出一点微笑说，你这么早就起来了，装修工人还没有来，要不你再睡一会儿。

我说，有些担心你的病，你是不是感觉好一些了？

路遥说，比昨晚稍微好一些，可是还不行，关键身上没一点力气，浑身软绵绵的。

那怎办？我说，要不你还是住几天院，把身体彻底检查一下，不然自己也受罪。

你不要操心我，我的病我知道，也不是什么要命的病。路遥说，你把煤气灶打开，做一锅小米稀饭，不然装修工人来了又没有时间了。

我按照他的吩咐，很快做了一锅小米稀饭，给他端了一碗，放在他跟前，他趴在床上吃着稀饭还说，我全凭这小米稀饭，不然早就没命了。

现在，路遥对装修房子的那股热情，没有一开始时那种激情了，甚至干脆把装修的事完全交给我，我确实有些受宠若惊。因为我明白，路遥把他的爱和希望全倾注在房子的装修上，他对装修房子看得非常重要，也投入了他很大的精力。那么现在突然要把这么一项重要事情委托给我，我实在有些承担不起。说实在的，我有些左右为难，觉得给他跑一跑腿，甚至做一些重体力活，一点关系也没有，可让我负责他房子的装修，恐怕就不是一般问题了。然而我推托不了，他认为我还是比较值得信任的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我俩一个县，他的老乡观念比较重。就这样，他赤手空拳地同疾病进行着顽强搏斗，我指挥着装修工人紧锣密鼓地装修房子。

有天晚上，他突然给我交代说，天乐到安康开会去了，你给他打一个电话，问会议什么时候结束，就说我病得非常严重，看他能不能早一点回来。

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就是路遥这样的著名作家，家里也没装一部电话。在陕西作协，可以打长途电话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作协办公室，再就是《延河》编辑部。而那时电话管理得非常严格，不允许个人用单位电话打长途。当然，路遥可以破例。

现在这么晚，去哪里打长途电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找许汝珍，他是《延河》编辑部办公室的人，有办公室门上的钥匙。然而我去找许汝珍，恐怕有些不合适，因为我不是他单位领导，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人，人家凭什么让我打这个长途电话。

路遥是聪明人，他看出我有些为难，也知道我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因此他就给我说，你去找小许，给他说是我让你打的电话。

当然，有他这句话，或者说有他这张招牌，我就什么也不怕了。于是我从楼里下去，走到许汝珍门前，敲门进去对他说，小许，路遥说天乐在安康开会，他让我给他弟打一个长途电话。

小许一听路遥让我给天乐打电话，什么话也没说就从门里出来，很快给我开了编辑部办公室的门，至于我给谁打电话，他就不管了。

我走进《延河》编辑部办公室，急忙给安康打了这个长途电话。可是那時长途电话实在不好打，电话通过邮局转来转去，也不知转到什么地方，只能听到一阵又一阵的忙音。好不容易邮局给我接通了安康，我突然觉得还没搞清天乐在哪家宾馆开会。

我想，安康地委宣传部应该知道，只好把电话打到安康地委宣传部值班室，问到开会的宾馆和房间号，结果我把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不是王天乐，而是跟他在一个记者站的记者高敬毅。

高敬毅是路遥的朋友，我比较熟悉。他对我打的这个电话比较好奇，问我怎知道他和天乐住的房间，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乐在不在，路遥让我给他打电话。

高敬毅说，天乐跟别人上街去了。

我说，他回来你告诉他一声，让他哪里也别去，我一会儿再给他打电话。

高敬毅说，没问题，他回来我告诉。

就这样，我挂了长途电话，漫不经心地从作协家属楼里上去，走到路遥的房间，还没等我给他汇报打电话的情况，他就问我，你给天乐把电话打了？

我说，打了，天乐不在，我让高敬毅转告他。

路遥沉思了一会说，你一会儿再给天乐打电话时告诉他，如果报社组织去三峡，让他不要急着回来，去一次三峡不容易，这是机会。

我说，那我就没必要再打电话了，他也不知道你让他回来，我没告诉高敬毅。

路遥看了看我说，电话还要打，你明确告诉他，我病得很严重。

我听了路遥这些话，一下把我给搞糊涂了，我不知他是想让天乐回来还是不想让他回来？一会儿让天乐去三峡，一会又说自己病得很严重，我究竟告诉天乐哪一个情况呢？

路遥才不管我糊涂不糊涂，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就得服从。而事实上，我确实不想再去找小许，害怕一次又一次找他，让人家觉得我讨厌。然而，路遥很快看出我的想法，也不再说什么，让我跟他一块下楼。

到了作协的院子里，路遥让我去叫小许，他站在一边抽烟。小许听见我在他家门口又一次叫他，很快从门里出来，看见路遥也在院子里，赶紧开了办公室的门，让他去打长途电话。那时，我以为他下了楼，要亲自给天乐打个电话，可小许把门开了，他却没打电话的一点意思，站在院子里跟小许聊天。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走到他跟前說，你给天乐打电话还是我打？

路遥说，你去打，看他是什么意思。

我再次走进《延河》编辑部，给安康地区挂了长途电话。此时王天乐就在房子里，我把路遥的意思在电话里如实告诉了他。他一听，非常着急地说，告诉我哥，他病得那么严重，我马上回来，哪里也不去。

我说，你能回来就好了，你哥病得实在不轻。

通话很快结束了，我急急忙忙走出《延河》编辑部办公室，看见路遥和小许仍然在院子里聊天，我走到他跟前，把刚才跟天乐通话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路遥只说了一句，他回来就好，就怕他不回来。

我听得一头雾水，不知是怎回事。而事实上，我也是多此一举，天乐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他听得一清二楚，因为他就站在不远处，而我的声音又大，根本没必要给他重复。可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亲自给天乐打这个电话，而非要我去给打，兄弟俩到底怎么了？

是啊，路遥一直认为天乐是他强大的精神支柱，几乎离开他，他什么事情也不会干了。无论是他创作较早的小说《人生》，还是百万字小说《平凡的世界》，天乐所付出的劳动，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

看过路遥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读者一定不会忘记，他这篇创作随笔的标题下，有一个副标题：

“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

当然，还没一个人知道，路遥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如此开诚布公地向人们展现他和他弟弟的这种关系，兄弟之间难道非要采取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吗？那么他到底有什么用意？恐怕永远无人能够知道了。

在《早晨从中午开始》创作随笔中，他第一次毫无保留地把他弟弟推向公众的视野，也是第一次全面而详细地记录了他创作《平凡的世界》的种种心态以及他对人生的感悟，这里有这样一段回味无穷的文字，详细介绍了他和他弟弟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的精神疲惫不堪，以致达到失常的程度，智力似乎像几岁的孩子，连过马路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怎样过。全凭天乐帮助我度过了这些严重阶段。的确，书写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离开他几乎不能独立生活， 经常像个白痴或没经世面的小孩一样紧紧跟在他后面。我看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比我聪明。我常常暗自噙着泪水，一再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和王天乐虽然是兄弟关系，而更多的是朋友。兄弟之间这种难舍难分的真实情感，在他创作随笔里叙说得淋漓尽致。然而，就在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的时候，一种始料不及的失望毫不客气地向他奔涌而来。瞬间，那种多年建立起来的情感堤坝，突然间“土崩瓦解”了。

那几天，他天天盼着他弟从安康回来。然而，天公不作美，安康出现罕见的极端天气，几天几夜的暴雨，致使山体滑坡，部分道路中断，从安康开往西安的火车停运。那么天乐还能像电话里说的那样，尽快回到西安和他哥哥团聚吗？可是，路遥是一位非常固执的人，他不考虑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对答应他的事绝对说一不二，更不能用其他理由来搪塞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他两天时间没见天乐回来，便有些不高兴地问我，你不是给我说天乐马上就回来吗？

我说，是这样给你说过，可你看这几天安康是什么天气，我在电视上看到安康暴雨成灾，基本从秦岭山上翻不过来，连火车也不通了，他就是有再大的本事恐怕也回不到西安。再说，你不是让我告诉他，如果报社组织去三峡，你让他一块儿去，恐怕以后就看不到现在这样的三峡了，怎么你现在突然又让他回来？

路遥说，他不是说马上回来，三峡他就不去了，难道这不是他说的？我就要看他对我是不是忠诚。

我笑了笑，不知怎么回答他。

我觉得路遥越来越有些敏感，甚至还胡搅蛮缠，他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天乐对你忠诚不忠诚，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从安康回不来就对你不忠诚了，而你更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考验你弟弟，这样考验自己的弟弟有意义吗？因此我耐心给他解释，你要理解天乐，他回不来是有原因的，一是确实道路不通。二是报社组织记者去三峡，这是集体活动，我听说三峡大坝修起来，很多景点就淹没了，而你又没特别要紧的事，跑腿的事有我和远村，他回不回来也没关系。可路遥不这样认为，也不听我解释，在我跟前大发雷霆了一阵。他说，我就知道他不会回来，他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我现在把该给他办的事都办了，再没什么用了，如果不是我，恐怕他还是一个揽工汉，当什么记者？你不要在我跟前为他辩护。

我当然再不能说什么话了，觉得有些冤枉，怎么我在他跟前为天乐辩护？我只是分析了一下原因，难道他有这个必要吗？不管怎样，你们是亲兄弟，为这一点小事闹不愉快，对俩人都没好处。然而，我知道路遥的脾气，再不能在他跟前多嘴多舌，否则他要跟我翻脸。

已经有半个月时间，我再没看见天乐出现在陕西作协的路遥家里，不知是他开会没回来，还是去了铜川，而路遥也不再提天乐的长长短短。

我以为他把他弟弟没从安康回来看他的事忘了，可是他不仅没有忘，而且记得非常清楚，甚至知道陕西日报在安康的会议什么时候结束，记者们在什么时候回到西安，他对这一切了如指掌。

其实，也不是路遥专门要打探这些事，因为《陕西日报》就在省作协不远的建国门外，不论是那些文字记者还是摄影记者，经常会到省作协来，这里有许多全国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时不时就会搞出一两部惊天动地的文学作品。因此那些记者经常来这里搜集新闻素材，见到报社的人也多，他了解报社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这天下午，《陕西日报》摄影记者胡武功，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长枪短炮地来到作协院子里，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消息，著名作家陈忠实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据说这部小说反响很大，有可能在全国获奖。出于记者的敏感，胡武功要抢先一步，给陈忠实拍几张照片想在报纸上刊发。可是，他刚走进院子，还没把破自行车停稳，在院子里便碰见了路遥。胡武功跟路遥也是熟人了，见面得客客气气地打声招呼。他看见路遥后，急忙摆开架势，非要给他拍几张照片不可。

路遥有些不愿意，没有这方面的情绪。因此他再三给胡武功解释，你就不要给我拍照了，过几天我给你打电话，你再给我照几张，今天就算了。

胡武功说，那我跟你说好，到时让航宇通知我。

路遥说，没问题，到时我直接去找你。

可能是胡武功约好了陈忠实，只要路遥不愿意让他照相，他也不勉强，害怕陈忠实等得心急，刚准备离开时，路遥突然问胡武功，你没去安康开会？

胡武功说，去了，会早就结束了。然而胡武功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下让路遥的情绪跌入低谷，他现在什么都明白，天乐从安康回到西安也没来看他，所以他再没跟胡武功说什么，便低着头匆匆回家去了。

我看见路遥这样，也不敢在他跟前说什么，跟着他刚走到他家的楼下，就听见身后有人喊他。我俩同时扭过头，看见是自称艺术摄影第一人的陕北老乡惠怀杰。事实上，他的摄影水平确实非同一般，曾经给中央领导拍摄过不少照片。而对于惠怀杰这个人，我那时并不是很熟悉，交往也不是很多，但我早有耳闻，都说他神通广大，是陕西的一个人物，也是难得的怪才。尽管他不是职业摄影家，可他拍摄的摄影作品绝无仅有，堪称一流。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版里那个标志性的照片就出自他手。而最关键的是，你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能量，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百姓，交往的朋友非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还有一个很大优点，待人热情，办事利索，好多人心甘情愿为他“出力流汗”。

不客气地说，他的拿手本事就是摄影。

当然，惠怀杰绝不允许我把他的摄影艺术说成是照相，我说他照相的技术好，他就觉得跟说他没一点文化一样，他就会很不高兴调侃我，你小子还算什么作家，我那是摄影艺术，照相和摄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说他照相照得好，就显得低俗了一些。

是啊，摄影这门手艺，确实给惠怀杰带来前所未有的声誉，也给他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路遥听见惠怀杰在身后喊他，微笑着站在院子里等他走到跟前，还没问有什么事，惠怀杰就亮开嗓门说，你看我给你拿什么好吃的东西来了？

我给路遥说，惠怀杰这个家伙，说不定一不留神就会给你搞一个惊喜。

路遥说，陕北这地方出英雄，也出土匪。

我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觉得好奇，也不明白惠怀杰究竟属于他说的哪一类，而他也不管我俩说什么，举着手里的东西，跑一样走到路遥跟前。

我看着惠怀杰手里的东西，笑着说，让我看一下？

惠懷杰头一扭，调侃地对我说，你小子快滚到一边去，我又不是给你小子拿的。

我笑着说，是不是给我拿的，这个我心里明白，可我看一下也不能看？

当然不能。惠怀杰仍然跟我开玩笑说，我这是刚从酒店里给路遥拿的好吃的东西，怕生下来也没见过，你小子绝对吃不成。

惠怀杰就是这么具体的一个人，从来没大没小，见面就要跟人开一阵玩笑，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一时半会儿分不清他的话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不管是真是假，他对路遥绝对真诚。

就这样有正经没正经地说笑着从作协家属楼里上去，走进房子。我实在有些急不可待，想看惠怀杰到底给路遥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

对于路遥来说，惠怀杰是一个聪明人，常常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不仅送来物质享受，而且在这样无所顾忌的调侃中，会让他十分开心。

我当然是惠怀杰调侃的主要对象。

而事实上，不仅仅是我，惠怀杰对其他人也是这样一种处事风格。你别看他对路遥毕恭毕敬，有时候也会开他几句玩笑，甚至他在路遥跟前直言不讳地要在歌舞团给他找一个漂亮的女娃娃。路遥只是呵呵地笑，根本挡不住惠怀杰那张嘴。然而，此时我看着惠怀杰手里提的东西，确实有些嘴馋，可他就是不让我动，让我去阳台熬小米稀饭，并且说这种营生最适合我这种人干。

其实，惠怀杰是刀子嘴豆腐心，他说的和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不熟悉他的人，可能会觉得他这个人怎是这样，而对他熟悉了，就会觉得他是一位可以设身处地为你奉献的人。

惠怀杰走进路遥的书房，对我说，你像死人一样站下做什么哩，一满没一点眼色，还不赶紧拿碗筷，用手抓的吃呀，你狗日的又不是原始人。

我赶紧到阳台上拿来碗筷，把惠怀杰给路遥拿的那些好吃的东西放在书房的茶几上，然后我把它倒在两个碗里，一人一碗。

惠怀杰搞的这些玩意，确实是一些好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什么菜，就是挺好吃的。而他坐在床上，笑着看我俩吃得狼吞虎咽的样子，还不失时机调侃我两句。

看你小子，不能吃慢一点，又没人跟你小子抢。你看你小子这些日子把路遥照顾成什么了，再让你小子照顾几天，怕就没路遥了，到时候恐怕要追究你小子的刑事责任。

我抬起头，看了惠怀杰一眼说，有这么严重？

惠怀杰说，你小子以为？路遥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伟大作家，中国能有几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他现在比熊猫还珍贵。

这些我知道。我笑着对惠怀杰说，你能不能一天给路遥送一次这样好吃的东西，他现在正装修房子，也没一个吃饭的地方，这个困难就落实给你，你看怎样？

惠怀杰说，把你小子美的，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不够朋友，只顾自己，不考虑别人，打着路遥的幌子让我送好吃的，那些好吃的东西都让你一个人吃了，把路遥饿得路也走不动了。

我笑着说，不是我美的，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路遥是你最好的朋友，那你总不能给他送一次就不送了，你这不是吊人的胃口，朋友怎能是这样。

惠怀杰说，这事跟你小子没关系，我再给路遥送好吃的时，绝对不能让你小子看见。

路遥看我跟惠怀杰磨牙斗嘴，站在一旁光是笑。

那几天，惠怀杰绝对够朋友，说一不二，不管是迟是早，我总能看见他提着一个塑料袋，匆匆地来到路遥家里，给他带着稀奇的好吃的，从根本上解决了他装房子时的吃饭问题。

然而，我明显感觉到，路遥已经不怎么爱吃酒店里的这些东西，他说这些东西太油腻，吃了有些不舒服，因此就吃很少一点。可是，惠怀杰不管你吃多吃少，那是他的一份情意，因此过一两天，他就要给路遥送一些吃的东西过来，这样的事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

路遥看见惠怀杰为他吃饭的事情，大热天的跑了一次又一次，很有些过意不去，他非常感慨地说，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江湖义气，我比较喜欢这种心直口快的人，有什么说什么，自己喜欢就喜欢，从不装腔作势。可现在有好多人都在装，本来你对这个人不喜欢，还要做出喜欢的样子，把人难受死了。可怀杰不是这样，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真诚，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我非常感激。

是啊，路遥在无限风光的时候，惠怀杰视路遥是他的好朋友。在路遥去世三周年时，作为朋友的惠怀杰仍然重情重义，自己拿出几万块钱，聘请陕西美术学院著名的雕像家，在上海专门制作了一尊路遥铜像，捐献给延安大学路遥纪念馆。作为一位朋友，他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我们理所当然为他点赞。然而，无比遗憾的是，惠怀杰捐献给延安路遥纪念馆的那尊铜像，没多长时间，却不翼而飞了。到底是小偷给偷走了，还是什么人故意搞了破坏？说法很多。尽管公安人员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也在延安进行了拉网式的搜查，可案件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一点线索，似乎成了一个悬案……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

王天乐和高敬毅匆匆忙忙地从作协大门走进来，他們来看望路遥，一同来的还有高敬毅的爱人。

那时候，路遥一直盼着他的弟弟来西安，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那么着急，仅仅因为这一段病情有些严重，或者还有什么重要事，我不得而知。也不知道路遥给他弟说没说他病得非常严重，而从某些迹象上看，他并没给他弟弟说，要不然他弟弟也不会这么匆忙就离开。

然而……一切就这样擦肩而过了。

路遥虽然经历着病痛的折磨，但疾病并没有把他打倒在地，他的病情渐渐好起来了。然而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病情的好转，纯属是一种假象。

这些日子，人们经常看到他蹒跚走动的身影，谁都不敢想象，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位年仅42岁的著名作家，居然变得如此苍老，仿佛像六七十岁的老人。

是啊，路遥确实有些苍老，面部暗淡无光，行动也有些迟缓，显得疲惫不堪，两只眼睛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灰暗而干涩。对于他的这些变化，作协大部分人都看出来了，只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当然，他并不是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苍老，就连他亲爱的女儿也感到她爸爸一下苍老了许多。

路远不知在电视上还是报纸上，看到一则黄瓜营养洗面奶的广告有减缓人体苍老、美容抗皱的功效，非要她爸爸试一试。女儿的话在他跟前还是有一定权威。他非常乐意接受了女儿的建议，买了一瓶黄瓜洗面奶，果然效果不错，面部渐渐有了光泽。

不错，确实不错。路遥高兴地对他女儿说，洗面奶有一股黄瓜的清香。

就是从这天开始，路遥一直使用这种黄瓜洗面奶洗脸，那是他亲爱的女儿推荐给他的产品，他不能辜负了女儿对他的关爱，直至他离别人世那一天，在他的病房里，仍然放着一瓶还没用完的黄瓜洗面奶。

路遥不想让自己过快地苍老，为了自己也为他心爱的女儿，他仍在竭尽全力地努力着，梦想有一天，他又像一个年轻小伙子一样，投入到他庄严的劳动中。

九

路遥说，林达和远远马上就从北京回来，装修房子的进度一定要快，而且把家里的那些旧东西全部换成新的，让她俩回来就认不得这个家了。

“宇宙间最灿烂的是太阳，

人世间最灿烂的是微笑。”

一晃一个月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过去了。

此时的路遥虽然身患疾病，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病当一回事，反而更加忙碌。因为他女儿路远和爱人林达过几天就要从北京回来，他要在爱人和女儿回来之前，把房子装修得焕然一新。用他的话说，等他女儿和爱人回到家，在家里基本什么东西也找不上，也认不出这就是她们的那个家。

早上八点一过，路遥就来到我房间说，房子装修得差不多了，你跟我到竹芭市去买家具。

我说，没问题，随时听你召唤。

此时此刻，西安仍然处在高温之中。然而真是应了那一句“人逢喜事精神爽”，在如此闷热的天气里，人们都热得受不了，只有他感觉不到热，精神状态显得格外愉悦。是啊，他觉得这一段工夫没有白费，辛苦一点非常值得，已经看到满意的结果了。因此他不顾自己有病的身体，亲自上街购买所需的物品。

我和路遥从大差市乘公交车到钟楼，然后步行到竹芭市街上。刚从竹芭市巷口走进去，路遥就在一个杂货铺花了不到五块钱，买了一根擀面杖拄在手里，活脱脱就像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了。看到他这样，我真有些想笑，这哪像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看他现在的样子，跟著名作家的身份一点也不相称。因此我对他说，你把擀面杖给我，让熟人看见会笑话你。

有什么好笑话的。路遥笑着说，我拄上擀面杖等于多了一条腿，脚底下走路稳当多了。也许，此时他的身体确实有些问题，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要在别人的椅子上坐一会。当我俩走到一家卖花格铁椅子跟前，他突然停住，坐在椅子上，同售货的姑娘讨价还价起来。

我知道，他并不是真心实意要买这样的花格椅子，在他的设想中， 他的那些家具都要换成中高档的，这些东西并不在他考虑范围。

其实，他不就是想坐人家的椅子歇一歇吗？

也许，那位售货姑娘意识到我俩并不买她的椅子，说什么也不让路遥在椅子上坐。

路遥才不管这些，他根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然而卖椅子的姑娘也不是省油的灯，她看见路遥仍然坐着不走，生气地拿起一把扫帚，故意在路遥旁边不停地扫地，顿时街道上尘土飞扬。无奈，路遥只好拄着那根擀面杖站起来，有些不高兴地对那姑娘说，你这样的态度，怎能卖了你的那些椅子，对待顾客要热情有礼貌，否则生意怎能做下去。

看你也不是买东西的人。那姑娘也非等闲之辈，她看见路遥这样批评她，也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毫不客气地这样说。

你怎知道我不买？路遥生气地说，我开了一家歌舞厅，准备买一百把这样的椅子，把你个小姑娘，嘴巴还这么厉害，你是不想跟我做这买卖。说着，他转身就朝前边的街道上走了。

看见路遥离开了卖椅子的地方，我对那姑娘说，坐一下你的椅子都不让坐，你好好看一下那人是谁？

我管他是谁？不买我的椅子还想坐，都像他这样那我的生意做不做了？那位姑娘愤愤不平地说。

哎呀，看把你日能的，我实话告诉你，你连那个人都不认识，还卖什么椅子？我告诉你，他是著名作家路遥，你知道不？

再别哄人了，说的就像真的一样，他怎么可能是路遥，你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好歹也是读过几年书的人。那位姑娘得意地说。

我说，如果你觉得他不是路遥，那我为什么不给你说他是贾平凹，或者是陈忠实呢？

啊，那你说他真的是路遥吗？是不是写《人生》电影的那个作家？那姑娘睁大了眼睛看着我。

我说，你再睁大眼睛看一看，看他到底是不是。

你别哄我了，我看他不像。那位姑娘仍然不相信地对我说，他怎可能是路遥，你这样哄我有什么意思，路遥能像他这样？尽管我没见过路遥，可我想能写出《人生》这样电影的人，长得一定高大英俊，你看他像一个老头儿。

我一看那姑娘这样胡言乱语，害怕让路遥听见不高兴，吓得我赶紧对她说，你快不敢再胡说八道了，他就是《人生》电影的作家路遥。

他真的是路遥？那位姑娘十分好奇地问。

我说，我哄你我就是地上爬的。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为什么不早说，如果知道他是路遥，别说他坐一下椅子了，就是拿一个也行。

现在后悔了？恐怕迟了。我说着，看见路遥一个人拄着那根擀面杖已经走远了，急忙朝他追去。然而，当我再回头看那姑娘时，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并不时地朝我们去的方向张望。我感觉她确实有些后悔了，一定不知道坐她椅子的人是作家路遥，如果她知道，别说是不让他在椅子上坐了，恐怕要缠着给她签名呢。然而，人往往就是这样，不管是谁，当你错过一个机会再要等到这个机会降临到你头上时，就不知是什么时候了，甚至一辈子也等不到。

那时候，我不知道路遥为什么要这样，应该说这不是他的风格，也许是他感到这些日子太压抑了，才跟那姑娘开了这样一个玩笑。此时，他在竹芭市那条南北向的小巷里，十分认真地一家挨一家往过看，看得相当仔细，但没有一家的东西他能看得上。

我跟在他身后，看他漫不经心的样子，便问他，你刚才跟人家姑娘拌嘴图了什么？

故意逗得让她不高兴，想看这娃娃到底能不能沉住气。路遥笑着给我说。

我说，我告诉了她，你是写《人生》的作家。

路遥说，这些娃娃光知道卖椅子，不知道路遥是干什么的，一看就是没文化。

我说，你说的不对，人家娃娃知道你，她说她看过《人生》电影，可是确实不相信你是路遥。而我给她说了以后，她还埋怨我不早告诉她，要不然她可能还给你送一把椅子。

路遥站在竹芭市街道上笑着说，你是不是看上人家姑娘了，说不定她很有钱，如果你真的看上了，我给你们当媒人。

我说，你看你说到哪里了。

路遥说，我看见你对卖椅子的姑娘有意思，她那样对待我，连椅子也不让我坐一下，你一句话也不说，光站在一边笑。

我笑着说，你在那里故意逗人家姑娘，我总不能再去跟人家姑娘吵架。

就這样，我和路遥一边在竹芭市的小巷里走，一边胡说八道。眼看时间不早了，差不多到了中午，可他还没买到一样东西，也没有回去的意思，而我实在累得快走不动了。可他的兴致很高，累也觉得是快乐的，就这样又在竹芭市的那些店铺看了一会儿，我俩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突然问我，你饿了没？

我说，到吃饭时候了，怎能不饿。

路遥说，我也饿了，昨天忙得一整天没吃饭。

那你想吃什么？我问他，咱俩先把饭一吃，这样就有精力给你看家具了。

路遥笑着说，咱到狗娃子饭馆吃一顿。

哎呀，我看算了，到人家饭馆吃饭多不好意思，还是别去了，就在街上随便吃一点，去了还给人家添麻烦。我这样给他说。

没事。路遥说，去了狗娃子一定欢迎。

我说，那你一个人去，我在街上买着吃。

你为什么不去？路遥有些不高兴地看着问我，你又不是不认识狗娃子，他绝对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人，吃他一顿饭也无所谓。如果我没有说错，你不想去，是不是你俩有什么矛盾？

我说，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能有什么矛盾？关键是我觉得这样平白无故去人家饭馆里吃饭算怎回事？当然，你去不一样，人家狗娃子绝对会热情接待你，不说你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起码你是作协的副主席，怎么说你也是他的领导，你去吃一顿也没什么，而我就有些厚颜无耻，因此我实在不想去。

你跟着我走就行了，想那么多干什么。路遥不高兴地说，简单的一点事，一下就说得那么复杂，他跟我是朋友，我就不能吃他一顿饭了？他就是这么一个直性子人，说生气就生气了。对这样的事，我早习以为常了。因此他甩给我这一句，也不管我愿不愿意，他一个劲地往前走了。当然，我说是这样说，还不能不去，不去了会让他产生看法，所以我跟着他在竹芭市拐了一个弯，老远就看见曾在作协开车的余国柱，昂首挺胸地站在一个装潢新颖的饭馆门前。

我一看余国柱的派头，就像一个大领导的架势。

狗娃子。路遥看见余国柱，老远就喊了他一声。

哎呀，是路遥老师。余国柱一听有人喊他，转身看见是路遥，满面笑容地迎上来，握着他的手说，什么风把你给刮到我这儿来了。

路遥一边走一边对余国柱说，今天是不请自来，想在你这里吃顿饭，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