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文

摘要：在全民健身背景下，我国马拉松运动近年来蓬勃发展。本文從社会学角度出发，通过文献资料法，探讨我国境内马拉松运动的时空发展特点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我国马拉松运动的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背景下的萌芽期（1981-1997），政府主导下的转型期（1998-2014），资本深度参与的快速发展期（2015-2016）以及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热潮期”（2017至今）。以增加身体资本、逃避现代性、强化群体身份认同为动机的参赛者在这些过程中作为核心因素，嵌入了社会发展之中。此研究丰富了我国马拉松研究的内容和理论，并对我国马拉松运动的开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拉松运动;社会学;政府;资本;参赛者

从1981年北京举办我国第一个城市马拉松比赛以来的30多年间，马拉松在我国迎来了繁荣的发展，近年来更是掀起了一股马拉松热潮——各大、中、小城市积极举办马拉松赛，参赛者在各个城市热情地奔跑，并且由此滋生出一系列相关产业，这些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对马拉松研究热点进行分析发现：国外学者对马拉松的研究形成了以生理学、运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运动休闲与体育旅游学等多学科、领域相互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群;研究热点围绕耐力锻炼、 竞赛表现、心血管伤病、脱水及其防治等展开 ，如马拉松运动中的营养研究 、心血管风险 、马拉松运动表现的年龄、性别、国籍等差异 等。我国学者的研究大多关注马拉松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马拉松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发展策略以及训练理论等，近两年出现较多对马拉松运动发展背后社会文化的思考 ，学者们认为马拉松已超越运动本身，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国外学者对马拉松的研究开展则逐步迈向学科交叉、体系化和微观化，不再局限从宏观社会影响层面对马拉松进行探讨，尝试从多个微观个体层面进行思考，马拉松对微观个体的影响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空间塑造机制。例如，William Bridel和Geneviève Rail借鉴霸权主义理论，将运动身体和Michel Foucault关于力量和自我的技术置于研究调查的中心，探索12名加拿大男同性恋马拉松运动员在马拉松内外讨论构建自己身体的方式，揭示了自我控制的身体实践、身体改造、马拉松式的身体对同性恋文化中男性身体的主流表现形式的抵抗以及变革的潜力四个主题，为长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增加了新的见解 ;Debbie Lisle批判性地考察了撒哈拉沙漠一年一度的超级马拉松赛“萨布尔斯马拉松（Marathon des Sables）”中全球旅游和健身的交叉点，展示了健康和健身的全球化如何与熟悉的西方异域文化产品产生共鸣，以达到旅游消费的目的;Sarah Nettleton和Michael Hardey关注跑马拉松和慈善机构构建之间的关系，认为跑马拉松的跑者的身体一方面获得了个人身体上“健康”的满足，另一方面也获得了可以帮助他人的精神满足;Maylon  Hanold 运用福柯的框架，探讨了如何通过规范的跑步身体，理想的女性身体和疼痛的话语来创造和理解高性能的女性超跑身体，研究表明超跑是一种运动空间，这种话语通过欲望模式和“毋庸置疑”的社会规范产生有纪律的身体，与极限运动的建构和中产阶级的产生并行。过往研究对政府、资本及参与者间的相互关系及内在机理探究有所缺乏，因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网络资料的分析，从“政府-资本-参赛者”的社会学视角分析我国马拉松运动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机理。研究丰富了我国马拉松研究的内容和理论，并对我国马拉松运动的开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政府-资本-参赛者”的社会学视角

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它旨在用社会学的观点、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解释体育这一日益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我国马拉松比赛作为一个体育事件，从1981年至今的三十多年间迅速发展，超越体育本身成为了一种独特且盛行的城市社会文化现象，其发展主要受到特定社会及文化下政府、资本和参赛者三方力量的影响。因此，本文从“政府-资本-参赛者”的社会学视角出发，并援引身体社会学理论，分析我国马拉松运动的时空发展及其机理。

二、我国马拉松运动的时空发展及其机理

（一）马拉松运动的文化起源

公元前490年，波斯帝国入侵希腊，双方在希腊的马拉松平原展开了一场关键性的战役，最后希腊军队击败了四倍于己的强敌。为了把胜利的喜讯尽快传给40余公里外的雅典城同胞，士兵菲力比斯（Phidippides）跑回雅典城报告完胜利的消息后便倒地长眠不醒。1896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主希腊在当年菲力比斯跑过的路线上设置了“马拉松赛跑”，以纪念这位英雄。

马拉松文化根植于西方文明，它的出现与超越极限、永不言弃的美好品质以及国家意识紧密联系。关于跑步运动对人的影响，早在2500年前的希腊埃拉多斯山崖上就有这样的格言：“如果你想健壮，跑步吧！如果你想健美，跑步吧！如果你想聪明，跑步吧！”古希腊人认为跑步运动与人的生理状态、心智发展和审美趣味都有密切的关系。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的萌芽期：1981-1997

改革开放加快了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也促进了国内外的体育文化交流。阿伦·古特曼这样描述欧洲现代体育在全世界的传播事实：“一个国家接受和引进现代体育的能力本身就是该国家工业发展的一个指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于1981年首次举办了国际全程马拉松赛，这是经国家体育总局和北京市政府批准，由中国田径协会主办的中国首个城市马拉松赛。参加这次比赛的只有86名运动员，并且没有女子项目。1981年到1997年的十几年间，一些城市也开始零星地举办马拉松赛，包括1987年的大连国际马拉松、杭州国际马拉松，1993年的西安城墙国际马拉松友谊赛以及1996年上海国际马拉松赛。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我国城市发展迅速，东部沿海城市尤为突出，这也为城市举办马拉松提供了经济文化等基础，而西安借助古都文化优势，也在时间上走在了我国马拉松运动的前端。然而，这期间的比赛都是以竞技性为主，参赛人员主要是国内外专业的马拉松运动员。

（三）政府主导下的转型期：1998-2014

1995年6月，國务院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998年，北京马拉松赛首次开放大众选手报名，增设了半程马拉松、10公里跑和迷你马拉松项目，形成了万人参与的新局面。这是对“全民健身”的回应，促进了我国马拉松由面向专业运动员到大众选手的转型，使马拉松比赛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进入21世纪后，厦门国际马拉松、郑开国际马拉松、黄河口（东营）国际马拉松、太原国际马拉松也相继开始举办。同时，为迎合大众需求，半程马拉松比赛也开始在国内兴起，例如贵州镇宁黄果树国际半程马拉松、扬州鉴真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南宁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中国田径协会根据全民健身计划（2011年—2015年）确立了以马拉松项目为龙头，将马拉松赛事打造成全民健身、共同参与的体育赛事平台的战略目标。从2011到2018年我国举办的马拉松比赛场数、举办城市数量以及参赛人次如下（表一）：

这一阶段，我国马拉松运动主要由政府主导。新兴赛事因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对较小，赞助远无法满足赛事的正常运营，因此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来保证赛事的成功运行，政府负责经费来源、对外联络以及筹备等工作。马拉松赛事规模的不断扩大，也需要依托于政府的支持。各城市看到了马拉松比赛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马拉松赛事有助于建设健康城市，活跃城市旅游，提升城市文化，有效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马拉松赛由于其独特的文化特点（集中展示性、广泛参与性、同场竞技性、高度整合性、开放合作性和社会文化融合性）成为城市首选赛事并迅速发展，使得举办城市能够吸引投资商和赞助商注人大批资金，同时也能带动城市旅游、餐饮服务、交通运输等其他行业的消费，也能促进城市环保节能的建设;马拉松运动在与城市的结合中焕发生机，对城市软实力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城市品牌的建立、城市文化的完善、 城市大众健身方式的转变以及城市综合系统的改善等诸多方面，而这些体现城市软实力的要素是城市发展和竞争中的重要力量。原始仪式经过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的洗礼，神秘性逐渐褪去，演变成了以欢乐的庆祝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各种节日，而体育运动是真正具有较大的群体向心力的代公共活动，它作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内容，身心合一，体现着对社会谐和的追求，马拉松比赛作为城市狂欢的节日，成为各城市促进其发展的选择。

（四）资本深度参与的快速发展期：2015-2016

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将全民健身确定为国家战略并提出到2025年中国体育产业达到5万亿的目标，我国马拉松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14年12月30日，国家体育总局下发了《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国田径协会因此取消了对马拉松赛事的审批，这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社会力量办赛的积极性。2015年我国举办的马拉松赛事为134场，涵盖了全国4个直辖市和23个省、自治区的79个城市，较2014年增加了34个城市。此外，2015年中国马拉松还呈现出赛事类型多样化、区域分布更广泛的特点：出现了山地马拉松、沙滩马拉松、森林马拉松和超级马拉松等创新形式。2016年，在中国田协注册的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达到了328场，这些赛事覆盖了除西藏之外的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33个城市，而这些数字还只是在中国田径协会有案可查的，不包括非官方赛事。

2015年是国家现代化转型和社会治理模式改革的一年，马拉松的发展是国家“简政放权”和“招商引资”的结果，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方式多样化、运作方式市场化成为我国马拉松比赛发展的新机制。前海知行资本总裁孙祺扬在《新时代的体育产业资本机会》演讲中提到资本方作为最具有市场机会敏锐度的行业板块，值得投资的体育内容应该具备4个特质：观赏性、忠诚度、文化属性、群众基础，而马拉松比赛恰好符合了这几点。

（五）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热潮期”：2017年至今

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些文件规划和阐释了体育运动在全民健身、全民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助推了2017年的马拉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2017年全国举办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赛事1102场，覆盖了含西藏在内的全国31个省、区、市的234个城市（图1），较上年增加了101个城市，全年马拉松及相关运动直接从业人口数72万，间接从业人口数200万，年度产业总规模达700亿元。2017年在中国田径协会备案的马拉松赛事运营公司191家，共有800多家企业赞助马拉松赛事。如今，马拉松展现出更多超越体育赛事本身的功能：如2016年扬州马拉松“初心闪跑”参赛者通过比赛号召人们关爱听障儿童，2018年北京马拉松参赛者可以通过捐出自己的里程为贫困乡村的孩子换来体检机会等。马拉松在公益、扶贫以及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的作用带来了更多个人和社会组织的参与。目前，我国马拉松比赛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良性发展模式。2017年7月10日，多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印发《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马拉松、自行车等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行动方案（2017年）》的通知，同年12月15日，体育总局等部门联合制定了《马拉松运动产业发展规划》，将马拉松运动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马拉松的社会功能将得到更大的开发，社会也将更大程度地参与其中。

（六）参赛者：身体社会学角度

从2011年到2018年，参与我国马拉松比赛的人次由41万增加到了583万，人们为何如此热衷于参与马拉松赛？本文将从身体社会的理论角度进行分析。

西方的文化源头里存在着一种贬低“肉体”的观点，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笛卡尔则将身心二元论和身心的对立则发挥到了极致，认为人的精神是实在，而身体是虚无的，直到尼采喊出了“上帝之死”，身体才开始被重视。尼采倡导感性和情欲，就是倡导对身体的解放，满足身体本源的需求。自此，西方学界对身体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丰富，尤以福柯和布迪厄的影响较大。福柯倡导自身的“生存美学”，认为人是被规范出来的。福柯提出了自我技术的概念，认为“自我技术并非是环境的产物，学会自我技术之后，主体就能凭借一己之力或靠别人帮助，来改变自己的身体与心理，让自己快乐、有智慧、完美或永生”。布迪厄在《区隔》一书中提到了区分的观点，他揭示出各种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其实是各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域，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而这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与差异。体育运动作为一个能够集中展示身体的领域，连接了人类历史的过去与现在，人的生物性与自然性。在健康主义、消费文化等的影响下，身体资本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入，身体资本包括功能（健康）和形式（外表），马拉松运动一方面能改善参与者的心肺功能等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也能抵抗肥胖等“丑陋”体型。另外，现代性带给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巨大生活压力，他们的身体似乎是属于工作的和上司的，这迫使他们寻求短暂逃离的方式，而马拉松运动中他们得到了掌控自己身体的机会，并在马拉松比赛这一盛大节日里进行狂欢。马拉松参赛者多为中产阶级和青年群体，他们通过马拉松来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我国学者对此颇有研究：卢天凤、王玥认为马拉松已然成为城市中产阶层展示自己社会地位、身份和品位的一种符号，马拉松爱好者群体通过对自我意识和所处阶层意识的强化以及这种阶层文化消费水平的保持实现了其文化身份的认同;易剑东、任慧涛则认为马拉松识现代社会群体哲学的一种映现;曾远力、闫红红认为青年热衷于参加马拉松运动的原因主要有达到对自我身体的重新掌控 、达到对本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区分以及形成的青年亚文化有助于维持和拓展参与马拉松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