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驴

《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为他所处的时代所还的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就是他为了“还债”所作的努力，也是“俄国突然为人类饱受的一切苦难燃起了赎罪的蜡烛”最真诚和良心的见证。美国著名评论家艾德蒙·威尔逊评价这部巨著时说道，“它是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相辉映的诗化小说。开启俄国文化宝库和知识分子心扉的专门钥匙。”威尔逊强调了《日瓦戈医生》在文学意义上的价值，还将道德与文学并列，这是罕见的。在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日渐式微的今天，像《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趋势紧密相连的作品显得更加珍贵。这不仅是一部还债之书，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内心最为真实的呼唤。

《日瓦戈医生》于一九四六年开始动笔，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完稿，写作跨度十年之久。此时，斯大林已经去世，前苏联已经进入了赫鲁晓夫时代。毫无疑问，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秉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人性和是非感最勇敢的一次表达。小说开始于一九○二年，结局于一九二九年，尾声则延续到了二战的卫国战争;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混战，新经济政策，卫国战争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刻画了大小六十多个人物，表现了他们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复杂情绪和对时代进行的反思。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这个星球始终弥漫着血腥和残忍的气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功，科技水平的提升，人类开始进入了历史的快车道，展开疯狂的追逐，竞争，战争，杀戮，知识分子的身前已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弃笔从戎的事迹屡见不鲜，海明威、卡帕、巴别尔、索尔仁尼琴、威廉·戈尔丁、塞林格、约瑟夫·海勒、小津安二郎、冯内古特等等都有参战的经历。战争带来的创伤和感受，给作家们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和写作资源。经历了国内一系列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帕斯捷尔纳克，虽然只截取了一九○五年到新经济政策这段时期作为叙述的核心，小说却具有超越特定历史期限的普世性，是关于“近四十五年间”俄罗斯最出色的历史映像。正如意大利《现代》杂志所言，“继《战争与和平》以来，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概括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小说成功塑造了尤拉、拉拉、帕沙、冬妮娅、加利乌林、杜多罗夫、戈尔东等诸多形象鲜活、印象深刻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日瓦戈医生》可视为帕斯捷尔纳克对俄国二十世纪前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深情回顾和沉思。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俄国历史的见证者和守夜人，调度了他一生的全部经验和叙述才情，表达了对艺术、对革命、对生活、对爱情、对裹挟于时代潮流中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和普通民众在暗流涌动的变迁中的复杂感受。这不仅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诗，也是对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一次集中反思。心中一直背负着时代巨债的帕斯捷尔纳克，在这部小说中释放出全部才情，他深感时间不饶人，过去那些美好而敏感的东西正在逐渐消失，如果不及时予以记录，最终将化为时间的硝烟，成为永恒的遗憾。正是本着这种使命感和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作家在鸡蛋和石头二者之间，自觉地站在了黑暗的对立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发出质问：“如果连我们这样的人都无法看清楚国内那些被视为光明和真理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假和错误的，那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跟人民的隔膜更深，而且代代相传，彼此的鸿沟会越来越深，他们会怎样呢？”就此而言，帕斯捷尔纳克秉承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作家的一贯传统。历史的长河浩浩荡荡，手握权杖的胜利者随意篡改着历史的真相，唯有良知的文字忠实记录着这一切，成为我们回望过去最为珍稀的声音。

作为一个以抒情诗成名的诗人，意识到生活的沉重和复杂后，他敏锐地察觉到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这个时代的驳杂，宽广和繁芜，于是他便由抒情转为了叙事。小说作为包容性更强的文体，显然更适合讲述和还原历史，这部负载着帕斯捷尔纳克对于重新认清过去的野心之作，最终捕捉到了远逝的余波。

嬗变的美学观

革命前后的巨大反差，让帕斯捷尔纳克从对革命的崇拜中清醒过来，开始了美学意义上的自省和对俄罗斯命运的思考。

其中对“革命”的反思，是最为核心的一环。革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实践课，“社会主义”无疑是最为醒目的组成部分。革命的洪流逼近，溅湿每个人的裤脚，没有谁能全身而退。无疑，这股洪流从一开始，就充斥着血腥味儿，意味着暴力，流血，牺牲……对腐朽社会的厌恶，对黑暗的憎恨，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是每个富有正义感的人所渴望的。何况俄罗斯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批判精神，最初都对革命报以很大的希望。十月革命后，兴奋的日瓦戈医生忍不住和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说道，“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娴熟地割掉多年发臭的溃疡。当即对百年来人们顶礼膜拜的非正义进行判决”。称赞其是“天才的手笔”。日瓦戈医生的称赞在当时并无道理，站在当时的时代来看待十月革命，尤其是对比腐朽黑暗的沙皇时代，没有比革命更彻底的“外科手术”了，这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不亚于一场精神的洗礼。一切改头换面。新的纲领，新的组织，新的意识形态。腐朽的权贵资本主义退场，取而代之的是风气一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日瓦戈医生最初是热情拥抱革命的，他赞同将家里多余的房间分给穷人，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革命。然而很快发现旧的生活和新的体制之间的不合拍，革命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和严重的经济困难，使之前欢呼雀跃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了迷茫。新政权的法令也让他们无所适从，格格不入，不禁发出“现政权同我们是对立的”感悟。在诡谲的政治面前，知识分子过于天真和理想化。革命的列车已经失控。之前的日常生活，社会秩序和无数个普通家庭，随着社会的变革，统统化为了灰烬，只剩最后的怀念。帕斯捷尔纳克不禁借日瓦戈医生之口诅咒起革命者，“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怕，并非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他们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

内战爆发后，形势骤变，俄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在这场残酷的人性试验场里，帕斯捷尔纳克反思的已经不仅仅止于革命本身。在这场席卷整个俄国的洪流中，他跳出了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界限，而是站在更高的人道主义立场来重新审视革命，审视革命的合法性。从最初的向往，赞扬，拥护，到怀疑，批判，最后成为清醒的观察者，反对者。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革命是对现实的拯救，但是美学却是拯救之拯救，如果你在美学的立场上质疑这场拯救现实的革命，事实上也就在精神上拯救了这场拯救现实的革命”。当红军游击队和白军在西伯利亚森林中反复厮杀时，当精神崩溃的游击队员帕雷赫用斧头砍死妻子和三个孩子时，当加利乌林投降敌对势力，与同一个院子长大的朋友打得不可开交时，帕斯捷尔纳克意识到，人性的缺失使俄羅斯正面临精神的大面积失血。“在这股洪流中，我们仿佛置身于战争中，生命已经停止，个人的一切也已完结，世界上不会发生任何事，只有杀戮和死亡”。罗马公民的美德已经消失殆尽，不寒而栗的现实让他不得不从抒情转为叙事，透过革命缤纷错乱的图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日瓦戈医生》中，帕斯捷尔纳克确立了“艺术永远是为美服务的”至高标准。经历了诸多磨难的作家，大胆将人性，信仰，精神，爱，死亡奉为文学永恒的主题。显然帕斯捷尔纳克意识到，唯有建立在美的基础上，文学才具备审美意义。一次次战争，思想改造，让个体在时代面前显得极其脆弱，单薄，牺牲看上去如此神圣，被视作理所当然。作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肩负起为弱者呼喊的责任，在小说中，他让日瓦戈医生向拉拉发出了世纪之问：“既然你们如此相爱，是什么破坏了你们的家庭和睦呢？”是狂暴的战争，还是失控的人性？以至于曾经那些高尚的、优雅的、理想的东西都变得粗鄙不堪，成为了整顿和专政的对象。“于是谎言降临到了俄国大地上，这是主要的災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信赖个人见解的原因。人们感到，听从道德启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应当随声附和，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这是拉拉的回答。此时阴云笼罩一切，审美彻底被扭曲了，个体的声音越来越稀缺，四处随声附和，盛行讲空话，大话，风气恶劣，反对强权，意味践踏真理，意味着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毁灭。没人再敢出声。日瓦戈医生所能做的，就是无为和沉默。沉默意味着消极，却也是最有效的抵抗方式。日瓦戈所感受的时代窒息，帕斯捷尔纳克早就感受了，而医生死后，帕斯捷尔纳克却仍将在这种窒息的时代中苟延残喘，所以《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是帕斯捷尔纳克建立在对美的渴求、对爱的呼唤、对人性的沉思、对精神信仰的救赎的基础上所作的最大努力。他为小说正名，使美学和人道主义在文字中重新复活。

革命者与癫狂时代

卢梭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曾说，“我不愿意居住在一个新建立的共和国里，无论她有多么好的法律，我也不愿意，因为我担心不按当时的需要而成立的政府不适合新的公民，或者说公民还不适合新的政府。”帕斯捷尔纳克印证了卢梭的担忧。新的政令层出不穷，在诡谲的政治氛围中，朝令夕改，第二天就有可能被翻转，让人无所适从。尤其内战爆发后，秩序更为失控，“混乱和变动成了革命家们唯一向往的自发势力”。在逃亡瓦雷金诺漫长的旅途中，医生沿途的所见所闻，触目惊心，对内战造成涂炭生灵的残酷性有了更为直观和清醒的认识，其中与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相遇和对话，是《日瓦戈医生》最为精巧的布局和安排。

安季波夫，出身苦寒，从小在“脏脏，拥挤，贫困”的环境中长大，沙皇时代对底层人民的欺压，对女人的凌辱，在他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一战爆发，已经身为中学教师的安季波夫，按照法律可以免服兵役，却自愿上了战场，直到兵败被俘。得知二月革命的消息，他逃回国内，拿起枪，继续战斗，幻想将来某天能改头换面，充当新生活的仲裁者，一刷之前的屈辱。他仲裁的对象自然是以科马罗夫斯基为首的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们。科马罗夫斯基带给拉拉的伤害，是安季波夫投身革命的最初动力。经过几年战火淬炼，医生再次见到的安季波夫，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化名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了让人闻之色变的“枪决专家”。他疯狂，勇敢，偏执，自私，冷漠，甚至丧失了基本的同情心。围攻尤里亚金时，明知妻儿依然身陷围城，为了不泄露秘密，一次也没联系过，下令疯狂开炮轰城。拉拉不能理解丈夫的决定，“人就在身边，竟然能抵挡得住见我们的诱惑！这我怎么也想不通，超出我的理解力……”倒是丈夫的死敌加利乌林，给予了她入微体贴的照顾。战争使安季波夫丧失了理性，他太想满载荣誉，得胜归来，把战争的桂冠戴在妻子头上，却没有想到和妻子反而越行越远，越来越陌生。是什么改变了安季波夫？使他在革命的道路上渐渐偏离了轨道，从一名授业解惑的知识分子变为了战争狂魔？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留给我们的思考。

某种意义上，安季波夫差点成功了，他推倒了腐朽的旧政权，打败了加利乌林，赶走了科马罗夫斯基。然而他没料到自己会成为日瓦戈医生嘴里的“恶棍”，更没想到不久的将来，革命倒戈，自己转眼就成了被革命的对象。最后形只影单，既保护不了妻儿，也保护不了自己，只能绝望自杀;在瓦雷金诺的雪夜，两人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更是让人唏嘘感叹。安季波夫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临死前还保留着将来环境改变后洗脱罪名的幻想。在自杀的前夕，这位坚定的革命战士总结革命时发出令人心碎的疑惑：“社会主义思想诞生，爆发了一次次革命，……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治疗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一世纪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纸醉金迷和工人棚户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哀莫大于心死。这是革命者的自省，或者是对革命的幻灭。这些在革命爆发后爬上街垒，拿起枪支的热血青年，以为能将那些特权阶层、花花公子、社会的寄生虫和其他残渣余孽虫一同清除干净。然而，度过六年难以想象的煎熬，并没有赢得想要的自由，所有梦想都落空了。与其说他是死于暴露后的恐惧，不如说是死于对现实的绝望。

安季波夫的悲剧具有普遍性意义，倒在雪地上的那一声枪声，给我们留下了悠长而悲怆的回响，至今震撼着人的心灵。他告别了革命，告别了残酷的战争，告别了心爱的女人，亲手解脱了命运强加于头上的桎梏。

《日瓦戈医生》中，像安季波夫这样难忘的形象还有很多。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将人物脸谱化，所有的人物都裹挟于命运的涡旋中，在现实中相互交织。他认识到，“只有在蹩脚的书里人才截然分为两个阵营，互不往来”。小说多次使用互文手法，让人物命运彼此交织，相互印证，使人物形象显得丰富，立体，鲜活和复杂。被安季波夫视为仇敌的加利乌林，在拉拉眼中却是无可厚非的骑士;鲁莽杀死政委金茨的游击队员帕雷赫，在妻儿眼里却是一位细心体贴的男人;令人厌憎的反革命者科马罗夫斯基，逃亡远东共和国时不忘带上拉拉，从而间接地解救了拉拉。林中战斗中，牺牲的电话员脖子上挂的护身香囊里装着《赞美诗》的摘录，另一方，昏死过去的白军小战士谢廖沙·兰采维奇身上同样带着相同的《赞美诗》摘录。帕斯捷尔纳克用这个细节暗示，同为俄罗斯的子民，上帝的孩子，本该和睦相处，一起接受上帝的荫庇，内战却毁了这一切，让相互熟悉的人站在不同的阵营里残酷虐杀，相互比赛残忍，今天你报复我，明天我报复你，血流成河，让天堂沦为了地狱，俄罗斯陷入了悲惨的泥沼。

和安季波夫一样，加利乌林也都出身底层，渴望通过革命来改变命运。两人是从小一个院子长大的朋友，受到哥萨克红军团哗变的牵连，加利乌林为了保命，转身投向了反革命阵营。因为指挥出色，战功卓越，他最后成了捷克军团总督，和少时好友红军将领“斯特列利尼科夫”在丛林展开了疯狂的厮杀。对于这位被命运捉弄的人，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予以道德上的谴责，反而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被围困的尤里亚金，明知拉拉是对手的妻子，当她为邻居向他求助时，加利乌林依旧给予她们无私的帮助，尽可能地满足要求，掩护和挽救过很多人。加利乌林的善良，仁慈，同情心，和那些凶残的哥萨克骑兵、粗鲁的警察们、下令放火烧光村庄的斯特列利尼科夫相比，更能得到尤里亚金市民们的拥护和尊敬。

显然，帕斯捷尔纳克对加利乌林是同情的，甚至是袒护的，他特意没有给其安排结局，这不失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战局溃败之后，加利乌林已经身不由己，但命运容不得他回头，他只能继续背叛革命，背叛所属的阶级，他的归属只有亡命天涯或死于革命洪流。这才是真正的悲剧，一个好人，却只能做一个违心的坏人，在非黑即白的时代里，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也不存在世外桃源。

同样不能左右自身命运的，还有游击队员帕雷赫。帕雷赫出身普通，是名农民，女人管家，他下地干活，生活稳定，战争破坏了这家人平凡幸福的生活。帕雷赫被征兵，送上前线，打德国人，革命后，又调过枪口，开始内战。他目睹了战场上太多残虐的场面，导致他性情大变，成为了一名嗜血的战士。他强壮，一头蓬乱的黑发，大胡子，额头上长满了疙瘩，长相凶狠，和《水浒》中的黑旋风李逵一样，没文化，缺乏思想，行事鲁莽，蔑视生命。正因为他一时发昏，开枪杀死了政委金茨，导致士兵哗变，改变了加利乌林的命运走向。像帕雷赫这样的人是最容易被人利用和煽动的，狂热的左派视其为无价之宝，称赞“他们的凶残被视为阶级意识的奇迹，他们的野蛮行为被视为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本能的典范”。在帕雷赫眼里，被他杀死的政委金茨只是个“毛孩子”，他笑着朝他开了枪，简直视生命为草芥。他骨子里仇恨知识分子、老爷和军官，“我干掉过你们很多人，我手上沾满了老爷、军官，还有不知道什么人的血”，可谓杀人如麻，欠下了许多的血债，也正因为如此，他害怕战争失败后白军报复，不能眼看亲人落入恶棍的魔爪。这个强壮的孤僻的大力士，最后精神失常，极端的恐惧下他选择了极端的保护手段：用利斧砍死妻子和三个孩子。

帕雷赫是被革命和战争中折磨得发了疯的牺牲品。他既是残暴的战争机器，也是无辜的受害者。最后他从军营消失，去向不明，“躲避自己就像躲避得了狂犬病的狗一样”，帕雷赫的悲剧让人心碎，战争毁了他，毁了美好的一家，让他彻底发疯。

时代的精神天花板

内战结束以后，日瓦戈医生重新返回了莫斯科。此时的莫斯科早已不是诗人熟悉的莫斯科。那正值假象丛生混乱不堪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是前苏联最复杂和难以捉摸的阶段，医生目睹了太多残酷的惨状，经历了太多的创伤，蓬头垢面，满脸胡须，像精神失常的流浪汉，自感人心不古，时代病了。此时的日瓦戈医生，再一次充当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使者，记下了一幕幕令人恐怖的景象：猖獗的疾病，荒芜萧条的村庄，让人绝望的饥饿;田野里肆虐的老鼠，它们在人面前窜动，尖叫;昔日温顺的家狗也变成了狰狞的野狗，对人虎视眈眈。诗人无比热爱的大自然，此时成了 “患了重病”“田野上掠过恶魔的狞笑声” “一片无声呼救的田野”。与残酷的战争时期，诗人眼中的“花楸树”还充满着盎然的诗意，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病态的现状摧毁了一切，除了丑陋无情的现实，诗意早已荡然无存。

一切都变了。变得让医生感到违心和陌生。连好友杜多罗夫、戈尔东等富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思想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习惯了昨天美好、今天美好、明天更加美好的虚伪吹捧，失去了独立思考和抵抗意志，或者说，他们早已屈服，从没想过要去触碰那块笼罩头上的时代的天花板。尤其是杜多罗夫，这位被褫夺教职刚结束流放归来的知识分子，谈起狱中接受侦查员的思想教育时感激不尽，称赞“恍然大悟，政治上受到再教育，擦亮眼睛，作为一个人成熟了”。在戈尔东、杜多罗夫他们看来，思想落伍的不是他们，恰好是日瓦戈医生。他们经受改造过的思想显然符合时代的精神，千篇一律的教条主义恰好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特征。这些虚伪的教条主义，让日瓦戈医生深感迷惑，思想上无法接受。作为一个渴望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没有比失去思想更难以接受的事实。更为难受的是，杜多罗夫、戈尔丁他们从内心接受了这套思想规则，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日瓦戈医生无法容忍的、恰好是他们试图美化的奴役生活。在日瓦戈医生看来，时代已经病了，出现了“心脏细微溢血现象”，究其原因，是道德秩序发生了错乱，大肆颂扬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将自己的良心纳入了官方提倡的体系中去，就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一样”。日瓦戈医生拒绝成为一匹被驯化的马，帕斯捷尔纳克也拒绝自己沦为“国家梦”的讲解员。他的前车之鉴，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布莱希特、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等，他们曾经都企图触碰天花板，最后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合唱团中的一员。

相比战争的残酷，让人窒息的新經济政策，让日瓦戈医生更感失落。他秉着艺术的良知，勇敢地在札记中反省：“在这种环境中，田园的淳朴焉能存在。它的虚假的淳朴是文学的赝品，不自然的装腔作势……”诗人拒绝了加入合唱团的邀请。日瓦戈医生死于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八月末早上从加泽特内街站开往尼基塔街的电车上。这是他重返莫斯科后第一天上班，也是生命中最后一次。这辆有毛病的电车象征着当时的苏联，到处都是故障，事故。电车闷热，窗户都被钉死，载着医生缓缓地踏上天国的路途。他从后门挤出，被人踢踹，狂怒，咒骂，最后一头栽倒在地，电车没轧到他。属于医生的时代结束了，那个与电车并行的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再次超越了电车，超越了日瓦戈医生，将继续朝前走去，并比日瓦戈医生活得长。医生之死，表面看上去，和电车没有任何关系，和前苏联也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与日瓦戈互为镜像关系的帕斯捷尔纳克，依旧坐在这辆窒息闷热的“电车”上。他也比“日瓦戈医生”活得更长，在日瓦戈医生去世的一九二九年，他还将经历令人谈之色变的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作家陷入全民批判狂潮的赫鲁晓夫时代……直到一九五八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帕斯捷尔纳克终于跳下了这辆窒息的电车，追随自己的影子——日瓦戈医生而去。虽然他性情温和，没有以暴制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沙皇时代一样，在他面前的是一堵墙，他没有力量撞开这堵墙，但也绝没屈服，而是坚信“艺术永远为美服务的”，无论如何占有，破坏，篡改，“谁也创造不了历史”。他与时代的“同在”和不合时宜的沉默，书写，正是坚定人性始终存在着美、光明、自然、爱的力量，它们一定能突破“时代的精神天花板”，焕发永恒的生命。

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说道，“这世界不是一个简单的古拉格，而是一个四周墙上涂满了诗篇，人们在它面前载歌载舞的古拉格。”通过写作，他避免自己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颗没有丝毫情感的螺丝钉。作为一个抒情诗人，他没有参与这种“抒情”的合唱，没有成为“诗人与刽子手共同统治”的工具。

他意识到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被掩盖了的真相和被时代忽略的美好品质，还试图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和失败的根源上寻求答案。作为作家，他拥有敏锐的嗅觉，独立的思考能力，对自由的追求，对庸俗的蔑视，对专制和审查的抵触，在《日瓦戈医生》中得以充分的展现。

无疑，从人性和美学的角度上，帕斯捷尔纳克作出了最为有力的反抗。在这点上，他无愧于自身所处的时代，无损他作为抒情诗人的品质，也还清了肩负于身的这笔“时代的巨债”。

《日瓦戈医生》的遭遇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同在”

帕斯捷尔纳克因为一部小说，成为了冷战最著名的牺牲品，这恐怕是作家始料未及的。即使在斯大林恐怖的大肃反时期，身边很多作家，诗人，学者，教授遭到迫害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帕斯捷尔纳克也安然无恙地度过这次危机。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帕斯捷尔纳克反而遭遇了不公平的迫害。

一九五六年在苏共二十大结束的前夕，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正式揭开了批判斯大林专制问题的序幕，很多人“清醒”过来，加入了批判的队伍。而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斯大林的专制是专制，赫鲁晓夫的自由却并非自由”。或者可以这样认为，与极权恐惧统治下的死亡威胁相比，他对平庸肤浅的“解冻文学”更加难以忍受。当大家争先恐后参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发时，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加入他们的队伍，而是冷眼旁观。这种遗世独立的行为自然会惹来众怒，增加孤立和批评的风险。也许帕斯捷尔纳克自认为没有资格加入声讨的队伍，因为他并没严格意义的挨过处分，他和斯大林神秘的几次交往，给他披上了政治的“金钟罩、铁布衫”，即使在最为风声鹤唳的大清洗运动时期，他也没有受过多少冲击。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相比他身边的同行，他已经足够幸运。在他看来，解冻不过是一种形式主义，一种自由的假象，尤其是新出现的“进步的”告密者，胆小鬼和诽谤者，让帕斯捷尔纳克感到无法忍受，他耻以为伍。“这种态度与其说取决于事件的矢量，不如说取决于原则的纯正”，这次诗人试图用纯正性来抗衡时代的复杂性。瓦季姆·巴耶夫斯基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中曾一语中的，“杀害帕斯捷尔纳克的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解冻”，可谓意味深长。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这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作为小说家给《日瓦戈医生》的定稿之日。这位以抒情见长的诗人，在这年终于完成了第一部也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给朋友的塔比泽的书信中，帕斯捷尔纳克高兴地写道，“您无法想象此中的收获！数十年间的折磨人。引发困惑和争议、导致昏聩和不幸的那个谜团，终于被发现并赋予名称。”可想而知诗人此时的喜悦心情，终于还清了这笔时代的巨债，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前途一片光明，根本没想到这部小说将会给他带来致命的灾难。

小说最先被《新世界》杂志退稿，后来又转至《文学莫斯科》丛刊，结局都是一样的，《新世界》杂志的退稿信将其视为“个人主义倾向”而大加批判。此时帕斯捷尔纳克意识到，书稿在他有生之年，已经不大可能在俄罗斯出版了。于是他将书稿秘密授权给意大利一位叫费尔特利涅里的出版商（这位思想激进的出版商后来试图将梯恩炸药安置在高压电线塔上时不慎身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份，出版商顶着压力和风险，使得《日瓦戈医生》率先在意大利面世。随后法语版紧跟其次。小说出乎意料，很快成了畅销书，各种译本相继出版，半年内就有二十三种语言版本，连偏远的克什米尔地区人口稀少的乌里族也有了译本。小说名声大振，一时洛阳纸贵。帕斯捷尔纳克用他生动委婉的音调和诗人独有的炽热情感，赢得了国外读者的喜爱。在美国，《日瓦戈医生》甚至压倒了同胞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以至招来这位卓越文体家的嫉妒和讽刺，将《日瓦戈医生》比喻成“马粪纸托盘上静静的顿河”。

在国内情况却截然相反，小说给帕斯捷尔纳克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那个在三十年代端坐作协圆柱大厅的“国民诗人”，此时的待遇大相径庭，墙倒众人推，要求将他开除作协乃至驱逐出境的声音不绝于耳。三十年代他们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热情有多高，五十年代对他的厌憎就有多深。厌憎的理由荒唐而可笑，因为帕斯捷尔纳克捅破了那层窗纸，重新挽回了那段逝去的记忆，这让习惯了“柏拉图洞穴”的同行们惶恐不安，担心解冻时期刚获得的一點可怜的自由又将被收回。而一九五八年，随着帕斯捷尔纳克“因为在现代抒情诗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俄国古典散文传统的发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继作家普宁之后，第二位荣获此殊荣的俄国作家），针对他的迫害也到达了顶峰。在前苏联作协理事会上，除了《新世界》一些编委会成员，很多人甚至都没有看过《日瓦戈医生》就开始了针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抨击。帕斯捷尔纳克向同行写了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事到如今，面对此起彼伏的喧嚣和文章，我仍然认为，做一个苏联人并书写《日瓦戈医生》之类的作品是可能的……我不认为自己是文学里的寄生虫。……形势有可能迫使你们在对我的处理方面走得很远，等你们迫于同样形势的压力，再来为我平反，那就为时已晚。”作家的声音此时格外冷清，单薄，很快湮灭于失态的批评浪潮中。当获悉有可能会被要求驱逐出境，帕斯捷尔纳克坚持表达了要求留在祖国的愿望，甚至不惜放弃诺贝尔文学奖：“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命运与它分割开来。我生在俄罗斯，我的生活和工作与它休戚相关。……到祖国之外的地方去，对于我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取这一极端措施。”毫无疑问，帕斯捷尔纳克要向世人证明，除了出走和流放，还可以留下来。在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史上，还没出现过“第三条路”。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那是布罗茨基他们所走的流亡之路，而另外一条，则是从莫斯科、彼得堡通往西伯利亚的流放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沙拉莫夫、曼德尔施塔姆等人都在这条道路上留下过足迹。

与日瓦戈医生互为镜像的帕斯捷尔纳克，心中自然明白，世上根本就没有乌托邦，也绝对不存在什么世外桃源。他在写作《日瓦戈医生》时，就探讨了这个话题。为了逃避纷飞的战火，医生一家从莫斯科逃往荒僻的瓦雷金诺，此时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好不容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拔出来的俄国，又陷入了难解难分的国内混战当中。对于普通的日瓦戈医生一家人来说，逃离硝烟弥散的莫斯科，前往远离血腥杀戮、世隔绝般的瓦雷金诺，是唯一的逃生之路。医生在瓦雷金诺度过了一生中最为惬意的一段时光。尽管短暂，但诗意盎然，对于远离战火侵扰的日瓦戈医生来说，无异于世外桃源。医生放下了手术刀，拿起笔，变成了诗人，他隐居于此，在那段甜美的幽居岁月里，医生潜心阅读，谈论诗歌，艺术，思考，写下大量信札、日记和诗句，他借普希金的诗句“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砂锅汤”来表达远离战争和杀戮的喜悦。这份看似平凡朴实的要求，却也只能存在于诗人的理想世界中。遍地狼烟，“平静”一词何等珍贵，没有多久，从尤里亚金返家的路上，医生被游击队强征入伍，等待他的又是充满硝烟的战火。诗人的世外桃源之梦，很快破灭了。他不得不又一次拿起手術刀，沾上革命的鲜血。再次回到瓦雷金诺，和拉拉喜极相逢，似乎甜蜜的生活又向他们招手，正如帕斯捷尔纳克在诗中写，“拥抱永无休止，一日长如百年”，然而幸福何其短暂，命运的不可逆性打破了他们的世外桃源美梦，医生和拉拉爱情的乌托邦在窗外的“狼嚎”和“暴风雪”中随之破灭。

让帕斯捷尔纳克理想破灭的同样是窗外的“狼嚎”和“暴风雪”。然而他做出的选择，让试图强加给他要求的人都失望了——他选择了一条和扎米亚京、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都不一样的道路，那就是与时代、与祖国、与人民同在。死也要死在故土，要死在熟悉的土地上。他对情人伊文斯卡娅表示，即使他们允许带家属出国，他也不会同意。“要有故土的平凡日子、故土的白桦树、故土的不愉快，甚至——习以为常的迫害。还有希望。”

相比流亡和流放，选择第三条道路更需非凡的勇气和决心。回到一九五八年当时的情形，谁也无法判断帕斯捷尔纳克的选择是在拯救还是毁灭他。毕竟来自国外同行的声音显得亲切悦耳，海明威发誓要满足帕斯捷尔纳克的任何需求，斯坦贝克、格雷厄姆·格林、纪德等作家纷纷表达了关切，欧文·斯通甚至谴责赫鲁晓夫这些行为和纳粹希特勒如同一辙。印度领导人尼赫鲁亲自给赫鲁晓夫打电话为帕斯捷尔纳克求情，请求不要对作家进行进一步的迫害。种种迹象表明，只要出去，他的生活将豁然开朗。但诗人没有改变初衷，作为俄罗斯历史的承担者、见证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表示：“如果生命延续，我将用它来反抗庸俗。”

在一九六○年五月三十日深夜，帕斯捷尔纳克与世长辞。诗人至死也没离开过祖国，在俄罗斯这块苦难重重的土地上，他真正意义上做到了与俄罗斯命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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