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文

一

新年的爆竹声声里，挂着喜色去外婆家拜年，是一桩让童年的我和小弟们心里痒痒不止的美事。

外婆家在五十里外的杨家滩，父亲早年在那里的斗笠山煤矿工作时认识了母亲，互相对上了眼，于是简简单单谈婚论嫁。我的外婆家便与村里多半小孩的不同，因为远而有了神秘感。一年通常仅走一次，得上金竹山车站坐当时很稀罕的火车去，那种每个四等小站都要停老半天的绿皮慢车，一天仅有一趟，过时不候，“咣当咣当”喘气两个钟头的车程，因而要住上好几晚。他们的母亲多是附近村里三姑六婆牵线嫁来的，一个上午能到外婆家打两个来回，甚或去后山砍捆柴也能遇见地里忙活的舅舅，“频来亲也疏”，早没了新鲜感。

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这话老得像外公那颗脱落的褐色门牙，却一点也不假。杨家滩民国时属湘乡，后来划归涟源，一口地道的湘乡话与我们原属宝庆（今邵阳）的新化腔完全是两个语系，初次见面的两地人，似乎都视对方在哇啦哇啦说“日语”，热切期盼有人慨然而出充当“翻译官”。相较而言，曾长久处于“化外之地”的新化话更土，而湘乡话要雅致得多，许多词汇近于官话。杨家滩人称鸡蛋就是普通话里的“鸡蛋”，仅是声调上有些变化，带着浓厚的地域乡音，我们则莫名其妙叫“guo”，字典翻烂也没有的字眼，等同于“国”字的发音而已。

外婆家的饮食习俗也与我们颇有些不同。有三样过年时的家常特产味道可口，甘美异常，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不啻是上等佳肴，王母娘娘大会诸神宴席上的珍馐佳肴似乎也没有这般受待见。我们村从未有谁家做过，嫁到村里多年的母亲不知道是否会做，但没见弄过一回，似乎和她平日已说纯熟的新化话，回娘家时湘乡话常常卡壳一样，早已忘掉了。这些特产，我们拜年后常要带些回家，邻家小伙伴们都伸长比狗还灵的鼻子循着独特的香味围拢来，口水又挂得瀑布一般老长，我又能像浏阳鞭炮一般跟老与我作对的邻家玩伴“坛子”炫耀好些天。

甘美居首的是炸豆腐。年关逼近时，选一个晴和日子，用自家房前屋后种的黄豆磨制好雪白如银的豆腐，切成或正方或长方形的薄薄片状，放入柴火上舔着火苗滚得正欢的油锅，焦黄松软时捞出来，拿筛子盛着备用。这时早已芳香四溢，一村老老少少都吸著鼻子，揣测哪家的炸豆腐大功告成了。

杨家滩的乡间，家家种有黄豆，年里也便家家有了多少不一的炸豆腐。自家做饭或来了客人，半碗肥瘦搭配的猪肉里放上半碗炸豆腐，锅里翻炒一阵，油盐和红椒粉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佐料，满满一碗盛在桌上，便成了一桌人最抢手的菜品。肉不再单一的肥腻，杂着些许豆腐的淡淡清香;炸豆腐也泛着油光，咬一口，油水涌出来，比肉的味道更美。那时多半人家日子清寒，一年难见几颗肉星，年里却也能饱餐几顿大鱼大肉。骤然猛补，肥腻不堪，几天下来常年贫瘠的胃也受不住了，像地头撒多了农家肥或尿素的一根苦瓜藤，蔫不拉几的。炸豆腐却不温不火，兼有荤素之长，老少咸宜，因而最受青睐。

新化一带的习俗是过世了老人才特意磨制豆腐，“吃豆腐”不是时下流行的占女性便宜，而是办丧事的讳称。乡邻田间地头相遇，问一声“今天去吃豆腐吗”，对方便知道是某个老人不幸升天，得去挂礼祭奠了。于是，喜气的大年里便很忌讳吃豆腐，更不能上桌祭祖。母亲出嫁后制作炸豆腐手艺的荒废，大概情非得已，是这一习俗使然了。

我对年里的炸豆腐毫无忌讳。到外婆家，满桌的菜肴基本不动筷，单拣或藏或显的炸豆腐下手，小山丘一般堆满饭碗，一口能咬下半块，油汁喷涌而出，不一会便沾了一脸，吃得酣畅淋漓，汗出如注。两个小弟也不斯文，或者说不把自己当外人。外婆家里的表弟妹们多，清汤寡水一年，嘴里早淡出个鸟来，也盼着年里能吃点炸豆腐。见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舅舅们早先作古正经的叮嘱里不得不让着，常常忍着动筷的冲动，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大快朵颐。

“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不只空手，还要兜着走。回家前，舅母们忙着收拾打发的礼物，寻常百姓家没有高大上一类，有的是更稀罕的特产，首先便将大包的炸豆腐塞进我们带来的旅行袋里。旅行袋鼓鼓涨涨不够装时，还要找来纤维袋，乡里常见装尿素的那种，乡里人多不讲究，洗净后能囫囵吞下许多出门远行的东西。

带回家的炸豆腐，母亲偶尔也送些邻家尝尝。年已过完，忌讳松懈，邻家吃了咂巴嘴唇赞不绝口，却终究得来不多，仅止于品，他们家的小孩们便只能到苦楝树下的晒谷坪里，围着我和弟妹们的饭碗猛吞口水了。

炸豆腐之下是霉豆腐。杨家滩人年前制作炸豆腐时，一些新鲜豆腐慷慨赴义，登上另一个“屠宰场”，被寒光闪闪的菜刀切成小坨的正方或长方体状，放入陶瓷土钵里封存，任其发霉。一个星期左右后，豆腐上生出厚厚一层绒毛状的浅绿色霉，像当下时尚小青年染就的怪异头发，将其与盐、辣椒粉混合，过自家酿制的白酒放入瓦坛再度密封，坛沿小槽时常添换新鲜的水。一坛可解肥腻的霉豆腐便出炉了。年里来了客，用饭碗盛上小半碗，辣椒鲜红耀眼，置于鱼肉满桌的边角，却是常获称道的一道极品菜。这时，主人便笑意上涌，面露得色，开始登上乡间讲坛，抿一口水酒，滔滔不绝开讲霉豆腐的制作心得。

是豆腐，还沾了一个“霉”字，不止我们一村闻所未闻，没有谁家做过，从外婆家带回时，杨家滩待了多年的父亲也皱着眉头不让上桌。我们兄弟则百无禁忌，一坨咸咸辣辣的霉豆腐便能就好几大碗米饭，小伙伴馋得用肥厚滴油的鸡腿央求也不换。父亲是过来人，知道霉豆腐的味道不错，到底禁不住诱惑，几顿肥腻难耐后先是浅浅一尝，后来索性放开政策，正式允许上桌，客人到时还当作一道珍贵的口味菜隆重推介。

炸豆腐和霉豆腐都只能饭桌上品味，闲暇时的零嘴或者待客点心，便要靠炸红薯片了，外婆家的又一特产悄然登场。

杨家滩人将乡里寻常可见的红薯切成片状，和豆腐一样投入像怒吼黄河水一般翻滚的油锅，柴火在锅底跳跃助兴，焦黄脆嫩时一一捞上来。拈一小块放入口中，甘脆爽口，余香不绝。那时乡间余钱不多，供销社买的待客之物一般似乎仅限于些许瓜子，炸红薯片便成了家家必备的土点心，也是我们兄弟拜年时的至爱。

刚进外婆家的门，舅母便微笑著泡一杯热茶，柜子里翻一阵，又捧出一大盘炸红薯片来。我在路上已用想象饱餐了好几回炸红薯片，刚进村口，闻到这里火塘里特有的熟悉烟煤味道，路边一个小孩又拿着炸红薯片惬意地往嘴里送，我早已喉咙里伸出手来了。

我们村也种有红薯，是旱地的主要作物。炎炎夏日，暑气蒸腾如火，天空里一丝云也没有，似乎都藏进某个“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的山谷舒舒服服躲荫去了。母亲却说时令不等人，逼着我们出门，到地里翻红薯藤，大概是要促其生长。屋后山坡上高高低低横着好几块地，须躬身驼背汗水淋漓三五天。我至今还觉着除了水田里的双抢，旱地翻红薯藤是最累的农活，不是母亲的威逼利诱打死也不愿干。

“汗滴禾下土”这般辛苦，收获时的红薯，村里人却多半用来喂猪，让八戒的子孙们个个吃得涎水直淌膘肥体壮，只偶尔做点红薯片或粉丝。红薯片却不油炸，仅仅阳光下曝晒几天，既硬又韧，咬起来颇为费劲，没一口好牙轻易不可试;味道也一般，吃多了还涨肚打屁。一次上《鸡毛信》一课，老师讲得津津有味唾沫四溅时，同学二毛放了一个长长的响屁，像夏日骤雨前的阵雷隆隆滚过天际，令人疑心地面砸出了几个深洞，平静如门前池水的教室里瞬间哄然大笑，沸腾开来。下课时，二毛在同学不肯依饶的取笑声里，赌气将书包里的红薯片一股脑丢在了门外的水沟里。村里小学没有围墙，四通八达，一条精瘦的野狗很快探着鼻子寻过来，黑污泥水中一拱一拱将红薯片全扫进了肚里。似乎兔死狐悲，我从此也成了惊弓之鸟，轻易不敢带红薯片去上学。

炸红薯片吃了不放屁，也丝毫没有年里的禁忌，母亲却也入乡随俗不做。舅母们知道我们兄弟好这一口，又在返程时慷慨塞了满满几大包，成为我们新年里不时解馋和向伙伴们显摆的资本。

三十余年后，炸豆腐、霉豆腐和炸红薯片城里乡下已不分年节随处可见，禁忌全无，不再稀奇。年迈的母亲也重新收拾年轻时的手艺，开始一一动手自己做，一筐筐或一坛坛珍藏着等我带上儿子回老家吃;超市里还用各种精美包装点缀得琳琅满目。而我总觉得没有半点当年的味道，懒怠去碰，最多偶尔尝一小口。外婆家的炸豆腐与霉豆腐、炸红薯片一道，像搭上了一趟开往太空的单程飞船，又像逝去的外公、大舅舅一样，再也不能重现人间，成为生命旅程里沉淀的温馨而永恒记忆。

二

外婆家单凭这些稀罕的馋人之物，去拜年也成了我们兄弟年里最大的兴奋点之一。我们先是随父母前往，年岁稍长，到十一二岁可以独立出门，家中又有四个亲的六个堂的姑妈年里带着一群表兄妹不间断登门时，父母便让我们兄弟仨自己上外婆家。

与表兄妹玩也是一桩美事，孩童的游戏可以尽情玩个遍，但终究不如去外婆家的诱惑。大年初三或初四，父亲沾点唾液翻翻农家历选定一个，我们和小妹一样换上了新衣，整装待发。新衣是母亲用精打细算积蓄一年的布票从供销社扯来，又请村里土裁缝月芝师傅缝制的。照例是上身深色蓝纱卡，上下四个内置的兜，后来才知是仿中山装的干部服，下身是浅蓝劳动布裤。兄弟三个一模一样，只有尺寸大小的区别，像印钞机冷然吐出来的三张钞票，且年年如此，从无例外。稍稍懂事时，我对好容易盼来的新衣颜色和式样有过不满和抗争，母亲沉下脸数落，说有新衣就不错了，挑三拣四的，别人还没有呢。我知道也是实情，邻家的“坛子”便三年没穿过，都是捡的他做木匠的父亲和哥哥的破旧衣裳，肥肥大大，腰里还系根稻草绳。这也是村里小伙伴包括我有些瞧不上他的原因之一。我只得垂头丧气作罢，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无果而终。

坐火车是到外婆家兴奋高潮前的一次预热。村里人多圈在田间地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机会也无余钱外出，平日坐趟班车上二十里外的市里还要掂量犹豫半天。迫不得已要去办事，多半选择走路，省下两毛五分车费做别的事。大人如此，小孩则更没机缘了。我们兄弟仨沾了外婆家远的光，嘴上没毛一年能坐上一回火车，是村里老老少少极羡慕的体面事。

到外婆家所在的杨家滩火车票六毛，一米四以下小孩半票。三毛也是一笔不小而难得的巨款，能买好些爆竹。我那时还想不到逃票的事，规规矩矩从车站售票窗口买了三张。过了一年再去时，窗里穿齐整蓝色制服，长着一对好看酒窝的女售票员往窗外瞧了瞧我们三个，放过两个小弟，说我要买全票。我大吃一惊，她的美貌也瞬间打了折扣，父亲给路费时是按半票算的，手中没有多出一分。我忙缩了缩脖子，说自己不高。她盯住我看了好一阵，让我靠窗边站好。墙上有几排红油漆划着的杠杠，我刚一靠过去，便发现很不妙，一米四的红杠似乎在自己眼皮底下，心下发慌。也是急中生智，忙将膝盖弯曲顶在墙上，头皮缩在了杠杠下，又扭过头朝窗里说，没超过。窗口极小，女售票员自然无法探出头来，见我说的认真，啪啪几下盖了章，终于甩出三张剪成斜斜状的半票。身后还有两三个买票的大人，我听见了他们的笑声，也不敢回头，赶紧拉上弟弟们走了。

那时车上人不多，空空荡荡，座位有的是。售货的小推车能来回自如行走，像漫步于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十一二年后，车上摩肩接踵尽是外出的男男女女，不光洗漱间、厕所挨挤不开，甚或行李架上也爬满了一脸疲惫的人。小推车在满头汗水的售货员近乎哀求的“让一让”声里艰难前进，所到之处一阵骚动，抱怨声声。不像是运送旅客，倒像胡乱见缝插针，运往深圳罗浮口岸的一车肥猪。

上得车来，我们随意选靠窗的座位坐好，像个悠闲雅致的小绅士，开始观赏窗外风景。“哐当哐当”极有韵律的节拍里，近处的房舍树木飞一般朝车后涌去，似乎急不可待地赶往某个热闹所在;远处的田野、山脉和河流温文尔雅安步当车，缓缓向后移动;天边的云朵则脉脉含情，一路相随，令我莫名想起刚背过的李白“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的句子，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少了些寥廓无边的旷古忧伤。田野里早已收割，稻茬还清冷地抖在寒风里，田埂上间或有一两个耐不住清闲的老汉在忙活。远处的村庄偶尔有噼里啪啦的爆竹声，瓦楞上急促升腾起一股青烟，像孙悟空金箍棒下变幻的白骨精，又迅疾随风消散，大概是新姑爷前来拜年了。

小弟们终究小两三岁，沒我这般雅兴，都在数要经过多少座铁桥。铁桥像倒卧的粗笨脚手架横跨在大小河流上，火车踏上时有着更急迫的“哐当”轰响，跑得异常难受似的，令人的心一阵阵抽紧。他俩的结论是六座。坐车的次数一多，我也数了一回，果然不差。

三

火车头又“咣咣”两声吐出几口粗气，降下了比老爷车高不了多少的车速，路边行道树像电影慢镜头一般缓缓后移，终于依偎在窗口不动，空气里漂浮些许烟煤味道，我知道杨家滩到了。我家所在的新化也遍地是煤，红红火火上规模的国营煤矿便有好几家，却不产烟煤。我年幼所及有限的阅历里，仅知外婆村里家家火塘才烧这种味道特别的煤块，附近山沟便有煤窑，黑压压的烟煤堆满了山前一地，像墨黑的染料严严实实涂抹了一座山丘。成年后，得知无烟煤的燃点优于烟煤，我却依然无端以为有着淡淡刺鼻味道的烟煤更好。

大年里，天气或晴或阴，云儿或高或低，风里裹挟着些寒意，一座古镇不管不顾，静静地卧在车站一两里路外的地方，像一个门前安详闲坐旁若无人的老人。这就是杨家滩人嘴里时常挂着的“街上”，俗称“杨市”。不只外婆家的表兄妹们常哼着“花花闹闹南岳山，把把戏戏杨家滩”的歌谣，有事没事喜欢前往，五十里外我们村的三五个花甲老人也听说过，聊起来脸上满是歆慕的神情，像年轻人神往生产“永久”牌单车的上海。

古镇的格调是古朴的青灰色，纵横交错几条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流淌着古韵，踩上去踏实舒坦，似乎顿生一股凉意，奇怪的是冬天里并不让人觉着寒冷。街道两边多是青瓦青砖墙的房舍，也有写满沧桑的深褐色木板墙，贴有鲜红对联的门脸一律敞开着，陈列着那个年代目不暇接的商品。浅浅的孙水河将古镇划为两半，几乎挨着河岸排列的房屋，屁股都隔着澄碧的清水相对。一座桥面溜光发亮的青石拱桥默然而横，又将古镇亲密地拉在了一起。

石拱桥大号杨滩桥，长有苔藓，吊满木莲，比古镇里任何一个老人都老。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三拱四墩，桥面有青石浮雕金乌龟一个。桥墩数百年来砥柱中流，从无圮水之患。老辈人绘声绘色地说，当年修桥工匠号称百人，实际端碗用餐却仅有九十九人，还有一个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说的是杨滩桥有神仙保佑，能“千年古迹万年牢”。

外婆家不在古镇上，还有几里远的路程。但这里是我常来闲逛的宝地，也是到外婆家拜年怦然心动的缘故之一，或表姐表弟引路，或自己一个人独行，多半是买一两小盒爆竹。穿行于街头巷尾，有年里的闹热，也有乡野般的宁静。我常常惊异于一些兀然矗立的房舍与众不同，一座年代久远的宅院便印象极深，至今不忘。这里青砖花瓦，三面灰白的卷角墙垛，门前悬有硕大的“大夫第”门匾，红底金边，尽管蒙上了些许灰尘，却仍能看出装潢华丽，煞是气派。大门悄然洞开，能见着里面几进幽深的天井，颇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韵味。我有些好奇，但恰逢新年，守着父母不能随便进人家门的教训，终未能进去一探究竟。

多年后，我才知道素朴如乡下老人的杨家滩不凡的过往，像一个潦倒窘迫的汉子从发黄的家谱册页里突然发现了祖上的荣光，一时为自己有半个杨家滩血统激动得一塌糊涂。

杨家滩有文字记载和文物可考的历史便达到了两千多年，非新化“化外之地”，盛产“蛮子”可比。唐高祖武德年间正式建镇，距今也有一千多年，当时便商贾云集，往来熙熙。从南朝到民国都隶属湘乡，明清时期更是兴盛一时。近代史上，“湘运之兴，从湘军起”，与曾国藩一样隶属于湘乡的杨家滩便与“湘军”结下不解之缘，最早的一支湘军便诞生在杨家滩这片广袤国土上不起眼的弹丸之地。

落魄秀才洪秀全的太平军鞭指湖南时，寒儒罗泽南刚好在杨家滩设帐授徒，奉朝廷倡办团练的号令，带着一群徒子徒孙们大干起来。他的老乡曾国藩这时还在几十公里外的老家荷叶塘为母亲守丧，为天下事忧心似焚，计无所出，第二年才匆匆赶赴长沙就任团练大臣，将罗泽南所部一千零八十名湘勇调往“束伍练技”，组成左、中、右三营。“这是湘勇第一次从戎，也是湘军第一支部队”。罗泽南从此和曾国藩一样甩掉了白面书生帽子，带着这支杨家滩的子弟兵转战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历经“大小二百余战，克城二十”。他血染的顶戴花翎也一再更新，官至加按察使衔的道员，几年后不慎战死在规复武昌的战役中。罗泽南沙场马革裹尸，功名中道而斩，却有一顶“湘军之母”的永恒桂冠，湘军统帅曾国藩便说：“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

杨家滩人弃农弃商就武，跟随罗泽南应运而出，敢为天下先，一时猛将如云，像多年后的湖北红安县或者平江县。《清史稿》收录的便有刘腾鸿、刘腾鹤、刘岳昭、刘岳昀、刘岳睃、刘连捷、刘镇楚、周宽世、彭基品、彭基秀、谢振定、李续宾、李续宜、李光久、李宏以等人，官衔分别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州等，都是跺跺脚地动山摇的显赫官帽。老湘乡县修志，也毕恭毕敬为杨家滩籍的五十八名湘军将领作传。杨家滩从一个隐没于乡间鲜为人知的商业古镇，一跃而成为名震天下的“湘军名将故里”。我孩童时代所见的“大夫第”，大概是刘连捷、刘腾鸿等一班刘氏将领的家。倒退百余年，我不谙世事的门前窥伺，或许便犯下了大不敬的砍头之罪。

不仅如此，战乱未平时，杨家滩还以其富庶，成为湘军的后勤基地，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粮草从镇上孙水河的青石码头上船，走涟水，过湘江，下洞庭，入长江，浩浩荡荡运往前方，一时百舸争流，气势如虹。

曾国藩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性质的军纪要求，拟就了《爱民歌》，“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却到底执行不彻底。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的话令他的麾下们坦然丢下了禁忌，土生土长于有“小南京”之称的杨家滩的猛将们，打下真正的南京——太平天国的天京后，跟着曾国荃等人一道“大索三日”或“大索十日”，一船一船沉甸甸的金银与当初兵员粮草的运输方向相反而行，又从滔滔长江逆流而上，九曲八环拐入孙水河，在杨家滩原本就十分繁忙的青石码头卸下。杨家滩随即像锅里的滚水沸腾开来，人流如织，大兴土木，深邃的侯门府第镇里镇外遍地开花。

外公姓周。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和做过湖南提督的杨家滩籍湘军将领周世宽是否有血缘关系，因为我想了解时，他沉睡于一个无名的小山包已二十余年。但我确乎知道他和他从未成过家的长兄——我的大外公一道被新政权划为了地主，幸而未有“恶霸”二字的前缀，母亲和舅舅们从小便饱受批斗和白眼。饶是如此，大外公临终前竟又抖抖擞擞，从一处墙缝里悄悄摸出包亮得逼眼的光洋，每个侄子们发了二十块。而外公一族人所居的团山大屋，也曾是我拜年时的乐园。

四

团山大屋在古镇五六里外的乡间，隐伏于逶迤龙山余脉的山谷里，像躬耕南亩，不求闻达的寒儒卧龙先生，却仿佛“山中宰相”一般有掩不住的名头。前去探访迷路时，田埂里小径边拉上或老或小随便一问，犹如“牧童遥指杏花村”，答案很快便有了。我与两个小弟第一次独立前去拜年，年纪小，又隔了一年才来，出了古镇便迷迷糊糊弄不清方向了，一个菜地里扶锄的中年汉子一听团山大屋，热情得像亲外甥上门，用湘乡话指示了老半天。

團山大屋和古镇一样很老，留着历史的沧桑印痕，却像落魄的王孙一样依旧器宇不凡，是我在别处不曾见过的罕有建筑群。拜年一步步靠近时，从古镇方向的山坡往下眺望，青瓦鳞次栉比，许多面灰白色的古色古香卷角墙垛默然矗立，无声诉说或兴荣或衰辱的往事，常常令我无端遥想从未经历过的明清时代，像梦境里事实上从未去过的时空。

大屋其实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院，方圆似乎占有好几里地，外公一家与周姓上下老少数百族人居住于此。而我家所在的村里多是分开而建的独户住宅，挨挤在一处有一定的隔断距离，屋舍寒碜简陋，即便破旧也没有丁点厚重沧桑之感。大屋四周没有高墙相围，却也不能随便进出，一律朝内的屋舍紧密相连，构成了一道严实的围墙，仅有四五扇不同方向的槽门供出入。槽门也古雅，木门青砖，盖着青瓦，门前是脚步磨光的青石板台阶，令人莫名想起《水浒》里鲁智深醉后打过的山门。进入后，里面别有一番天地。靠着槽门是一块不宽的卵石坪，前后左右住房毗邻相通，连成一体。顺着每扇槽门方向都有三至四进，中间隔以青石砌成的天井，能采光、通气、排水。天井大小不一，印象中约有三五平方米，被雨水刷得光滑如磨刀石，壁上生有些许绿色苔藓。天井阶基是通道走廊，上有屋檐相盖，能晴不怕晒，雨不湿鞋，又可保持冬暖夏凉。大屋里面有好几处厅堂，正中为主堂，其余为分堂，供祭祀用。厅堂上正方神龛陈置列祖列宗神主牌，或正中贴有红纸红绸书写的“天地国亲师位”六字。“国”字最早的位置应该是“君”，大概随大清乳臭未干的宣统皇帝逊位而与时俱进换掉了。

我常是疑惑这里为何叫大屋而不叫大院。多年后才从厚重的历史资料里找到了答案，这种大屋还不只团山一家。从乾隆至同治年间，特别是湘军崛起时，杨家滩诸多达官显宦与富商巨贾纷纷返乡兴建大型家族堂屋，囊中有钱，建造规模便相当宏大。一般用青砖青瓦、泥木石块做原料，结构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古式居庐;二类是统式大堂，即有四方高墙围成一统，一扇槽门总管出进;三类是连式大屋。团山大屋属于最后一类。这种堂屋由同姓家族在各自聚居之地域所建，遍及杨家滩全境。

我将外婆家视为拜年时的乐园，便是团山大屋里的四通八达和闹热异常。外婆家只占大屋里靠槽门的一个角落，不过几间窄小的屋子，对我来说，却拥有了整个大屋。一到外婆家，吃过炸红薯片，我和小弟便与表弟在大屋里疯玩起来。这边槽门进去那边出来，又拐进相邻的另一扇。天晴下雨都不耽搁我们的追赶、嬉闹，或与邻家孩童扯皮，甚或将点燃的爆竹塞入有过口角的孩童家窗子，又一溜烟地穿过许多天井躲起来。大屋里住房多，天井多，门槛多，拐弯多，一般外人“进门容易出门难”，进来后往往分不清南北东西，我们兄弟则能熟门熟路，像熟悉自己身上每一粒纽扣或者每一颗黑痣。

大屋里的住户多，挨得紧，大人小孩有事没事都喜欢串门。外婆家常常刚摆上饭，窗外远远的便有大大咧咧的招呼声，门里随即踅进一个邻居寒暄起来，舅舅舅妈忙起身添碗劝酒。邻居也不客套，一屁股坐在火塘边，捧着酒杯家长里短聊上老半天。我发现他们多半仅止于喝酒，那种自酿的廉价水酒，炭火上陶瓷酒壶加至温热，很少伸出筷子夹菜，更鲜有伸向待客的荤菜之举，最多夹点桌边的霉豆腐，还咂着嘴唇不忘称道一番。有时他们过来不是为着顺路或者聊家常，而是告状，因我与他们的孩子打架扯破了人家的衣裳，或者用爆竹惊吓了他们的鸡鸭。他们脸上并无讨要说法的愠色，照旧笑呵呵，叮嘱我下次别干了，临走又一再叫舅舅们不要为难我。

我受到的额外待遇自然不止这一桩。大屋里一家的客人似乎属于公有，我们兄弟家家都可自由出入，收获一箩筐像山野清风一般素朴的笑容与问候，包括对未曾前来拜年的母亲的关切;家家的摆设与外公家一样了然于胸，出门时口袋里炸红薯片塞得满满的。这种礼遇后来常常令我想起当年故宫里下野的宣统小皇帝，一样的幽深大院，一样的百般受宠。不同的是，我收获更多的是淳朴与真诚，他则是相反，嫔妃和太监丛里多的是口蜜腹剑的觊觎和尔虞我诈。

五

听母亲说，过年时大屋里人家是一起过的。年三十晚上，灯火如昼，人声鼎沸，家家端出好几样拿手好菜，不外乎一年苦巴巴省出来的鸡鸭鱼肉，老少咸集于几进几出的厅堂。那位我见过的慈眉善目白胡须老人，也就是德高望重的族老主持祭祀祖宗和神灵仪式，然后人人分坐于早已摆设妥当的一溜八仙桌边，一同觥筹交错，除旧迎新。香烛爆竹的氤氲里，春的气息漂浮在大屋内外，又冲荡屋顶静默的青瓦，满屋笑语，一派祥和。

这种热闹我惜乎不曾见过，未能躬逢其盛，仅觉得大屋年里最热闹的莫过于耍狮子。晚饭尚未完，天色渐渐暗淡，一阵铿锵作响的锣鼓声从屋外由远至近传过来，宁静的乡间格外清晰，像心里有千万个虫儿一般挠得我们兄弟痒痒的。三两口扒完饭，也不管炸豆腐如何诱人了，匆匆放下碗筷跑到槽门口一看，沉沉暗夜下，田垄里弯弯曲曲走过来一队人马，前头擎着一长溜大红灯笼，中间是抖动的狮头和敲锣打鼓的人流，后面簇拥着一群看热闹的大人小孩。

大屋里的人家也早已轰动，三三两两出来了。灯笼靠近槽门，一串爆竹炸响，迎候狮子入门。我们兄弟蹦蹦跳跳跟着穿过卵石坪，进入第一进大厅，噼噼啪啪又是爆竹响起，星星点点的火花跳跃在天井里或者青石板走廊上。狮子在大厅里停下，一前一后的两个人钻在狮被里舞动起来。两个带着花猴脸的小孩一左一右在狮子身边做出各种逗引的动作，手里似乎举着一个绣球一类的东西，灵巧自如，伶俐可爱。狮子百般追逐，总是落空，大厅里满是笑声。

一通锣鼓响毕，狮子停止舞动，绕过天井，继续往里前行。第二进大厅又照例舞弄一番，到最里间供着祖先牌位的主堂时，高潮才算来到。狮子不仅舞得更欢，还跳上一张八仙桌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像草原上一只真的猛兽遁入了这里。我惊讶狮被里的两人配合得如此合拍，舞、跳、立、爬、扑，动作纯熟，精妙绝伦。躬身于后的人很少直腰，一直保持着狮子屁股的棱角分明，又得配合狮头做出相应的舞动。四周男女老少目不转睛地盯着，生怕漏掉一个细微的动作。木讷寡言，很少出门的大舅母也抱着牙牙学语的小表妹挤在人群里伸长了脖子。

锣鼓声又蓦地戛然而止，狮子也终于歇息下来，钻出两个满头大汗的壮实小伙子，露出一口白牙憨厚地笑着。原来他们都是小舅的朋友，到外婆家大碗喝过酒。其中一个还跟着七八个村里人到我家捡过苔藓，小舅带队，住了好些天，母亲负责做饭，似乎是为生产队覆盖秧苗用的。年前，生产队还派小舅专程送了几条有我身高的大草鱼到我家，说是感谢母亲提供方便和照顾。这些大屋前几口池塘喂养的鱼，我家除了用来过年祭祀，后来还被母亲挂在梁上风干，呈干硬的黑褐色，清香绕梁许久，吃了大半年。直到约二十年后，我才在城里腥臭刺鼻的菜市场看到一样肥大的草鱼，而这些鱼非乡间池塘放养，似乎是洞庭那边千里迢迢运过来的湖鱼，味道差了一大截。

狮子停止舞动，节目尚未结束，武术表演接着开始。拳脚、棍棒、刀枪一一轮流上场，刀光剑影中气韵流动，呼呼作响，一屋都是喝彩声。我满是羡慕、惊叹，大开眼界。约摸两三年后，我才从电影《少林寺》里看到类似的场景。新化有习武传统，多年后还获得了武术之乡的雅称。父亲也请师傅教过我们兄弟拳脚功夫与防身的板凳功，但光枯燥疲累的站桩便令我三天新鲜后望而生畏，从此不再尝试。不想大屋里武术表演行将结束时，主事的人听说我们兄弟是新化来的外甥，一脸笑容请我们前去表演一个，满屋的人向我这个老大看过来。我慌得连连摇头，后来索性挤出了人群他们才作罢。书到用时方恨少，武术也一样，多年后依然手无缚鸡之力的我不后悔学武不成，却颇有些遗憾未能在大屋里表演一场。

年里不只在大屋耍狮子，还一一前往村里其他独门独户拜年，甚或耍到了好几里外的隔壁村和杨家滩镇里。我又兴致盎然随年岁相仿的表弟跟着前往。原来每到一家，除了鞭炮迎接外，还打发有红包和各种糕点，一种似乎是压缩饼干的糕点又紧又脆，香味独特，我最为喜欢。狮子队伍结束当晚的行程，偃旗息鼓往回走，到大屋附近一条小溪边的石板桥上时，继续跟着的人都能分到糕点，算是一种辛勤捧场的犒劳。我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往往比表弟与其他孩童分得多，可以美美吃上好几天，引得大屋里的孩童们将我愈加众星拱月般另眼相待。多少年过去，余味似乎依然还萦绕在喉咙间，胜过了超市陈列的任何一样包装虚华的美食。

六

三十年后，我又站在了团山大屋前。准确地说，是一片废墟前。

三十年间，我这外甥狗果然吃了就走，上學、谋生、娶妻、生子，茫然飘荡于一座座陌生而冷漠的城市，像被村前狂风裹挟的一片苦楝树叶，离老家与外婆家都越来越远。老家一年多半回去一趟，匆匆住上两三晚又为稻粱谋踏上归程，外婆家则再也不曾去过。过年时“反认他乡是故乡”，呆的最多的是辽远衡山脚下的岳母家，一个与我毫无血缘不曾刻有丁点记忆的乡村，儿子的外婆家。

岁月如刀，渐渐削掉了生命中那些血浓于水的亲人。外婆被削砍最早，我甚至从未见过她。母亲尚未出阁，外婆便已离世，母亲六姊妹只有三个成年成家，母亲和小舅、小姨跟着外公艰难地长大。我与小弟还不曾学会独立前往拜年时，矮小精瘦、时常独坐在屋角，将长长铜烟杆伸进火塘的外公又早早离去。那天，母亲正顶着下午的日头在地里劳作，到我家捡过苔藓的一位大屋表舅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母亲丧魂失魄流泪而归，又一个人悲悲戚戚跟着去了火车站。又过了些年，母亲姊妹接连病逝了三个。炸豆腐、霉豆腐、炸红薯片和耍狮子的美好只是大屋生活的一瞬，像雾花水月一般眨眼即逝。更多的尘世重负与艰辛压垮了他们，跟着外公外婆去了另一个世界寻找未可知的幸福。花甲之年的大舅便倒在挑水的井边，其时成年的表弟在广东一个不知名的角落打工，邻家发现抬回家时已不能说话。我接到父亲遥远的电话时，手中正忙着一份关乎薪水涨落的事，只能翘首遥望西边天上那朵渐行渐远终至消隐的阴云，托父亲带去些微薄礼祭奠聊表哀思。他们不长的一生如蒿如草，静静地长出，默然点缀乡间地头田垄的小径，没有光环，绝少喧哗;不到一个春秋，又寂寞地萎顿在匆匆往来的脚下，灭迹于去留无痕的风里。

令我讶异生悲凄然长叹的还有眼前的大屋。从杨家滩古镇出来，一两栋变异的楼宇让我遗失了去大屋的小路，只得可笑地回到儿时重新求助于路人，好容易立在他们所指的大屋前，我犹自擦拭眼睛不敢与记忆里的那片乐园对号。

庞大的青瓦屋群没了，耸然的卷角墙垛没了，古朴的槽门也没了。有的是断壁残垣和昔日的厅堂或卧室长出的半人高青草，像安史之乱兵匪过后的长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我蓦然有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凄婉感慨。偌大屋场的残壁间有两栋红砖瓦房，削平原来的厅堂另起炉灶新盖的，像皮肤溃烂后生出的疮疤一样怪异地树在那里。大屋对面是一条通往杨家滩街上的乡间马路，两边挨挨挤挤排列着一长串依样画葫芦的红砖瓦房，像一个冰冷的金属模子倒出来的器皿，大概是大屋废弃后搬出来的人家了，却又鲜见人影。

两个舅舅家各有一个表弟，是老周家的根。大舅故去之前之后，大表弟一家长年漂泊在异乡，似乎并没有攒下多少，逢年过节都不曾现身团山，有无颜见东父老之意。仅有背驼得像一张满开弓的大舅母，在一处破败的大屋老厅堂里独自过活。她走路时，沟壑纵横的脸似乎就要贴着污泥浊水的地面，令我步步惊心，鼻子里灌入了陈年老醋一般酸涩难堪，一股热辣的水流从疼痛的眼眶涌出，瞬间打湿了衣襟。小舅在大屋原址的边缘竖起了一栋像模像样的楼房，飘零远方的小表弟偶尔寄回些许钱款，他一人细细碎碎忙了一年才终于竣工。缓缓消散的夕阳余晖里，小舅须发如雪，头已半秃，满脸倦容，一身黑瘦，像油锅里过头的炸豆腐，焦干枯败。小表弟夫妻留下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女，陪着他与一样垂垂老矣的小舅母守着空空如也的新房子。

小舅家上饭时，才发现烧的是铁炉藕煤，地上没了熟悉的火塘，烟煤的味道也消失了。我来的时候不是年里，桌上也陈列了满满一桌，还多出一盘许多年前未曾见过的牛肉。我却索然寡味，犹犹豫豫难以下筷。小舅母似乎懂了，笑着起身，到里间掏摸一阵，端出一小碗霉豆腐。三十年不见，韵味依然，像他乡遇故人，我亲切地扒拉完了碗中的饭粒。席间，小舅酒兴未减，佐以乡间琐事的谈资，一脸满足与幸福。说到大屋和耍狮子，他脸色陡然黯淡下去，像骤然倾覆盆水浇灭的生动火焰，沉默良久，才嗫嚅着说，大屋空了，年轻人平时很少回来，好不容易等到过年，后生们又围着牌桌子，没有谁再耍狮子了。我将满杯苦涩的水酒一饮而尽，也久久沉默着。

夜晚宿于楼上，暮色如铅，沉沉压在窗前，四周阒寂如史前的旷野。辗转于床，一滴清泪倏然溢出眼眶，我知道，那些遥远的年里记忆与逝去的童年一样，永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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