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兆山

宋代人文鼎盛，“到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1]8文人称号多为“居士”“道人”“先生”等雅称①，正是这一思潮的体现。

称号代表着文人的品性、理想和情趣，不可不慎。是故古人虽好酒，称号却极少带有“酒”和“醉”字。以李白为例，斗酒诗百篇的诗仙称号是“青莲居士”，与“酒”根本不沾边。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5年)，因“盗甥”案贬知滁州的欧阳修作《醉翁亭记》。在文中，欧阳修自号“醉翁”。直白地说，“醉翁”就是一个醉醺醺的糟老头。欧阳修重视“立德”，这一称号，是欧阳修的自嘲，也是他对艰难人生的超越，更代表着欧阳修新的人生境界。

一、“立德”是儒家的基本人生追求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2]106在孔子看来，鬼神之说难以确信，有无来世也无法确知。所以，儒家历来执着于现实人生，希望在短暂的人生中做出一番事业。

“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三不朽”说对中国人的影响深远，能够在“立德”“立功”“立言”等目标上有所作为，以求名垂青史，是儒家文化背景下士大夫阶层的不懈追求。而这三个目标上，“立德”无疑是人们的首选。

欧阳修自幼好学，少负盛名，年仅二十三岁即高中进士。景祐三年(1036年)，意气风发的欧阳修上书为范仲淹辩护，被贬夷陵县令。此次贬谪，反令欧阳修名声更著。被召回京城后，仍然坚持“论事切直”，宋仁宗颇为赞赏：“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宋史·欧阳修传》)，颇有钦立欧阳修为道德楷模的意味。

由此可见，在莫须有的“盗甥”案之前，欧阳修极为重视“立德”，也着实有着很好的名声。

二、“醉翁”称号是欧阳修人生困境中的自嘲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2]196官场上对付政敌最恶毒的方法就是利用谣言，将对方污名化并进行道德审判。因“锐意言事”而“大忤权贵”的欧阳修，得罪了很多人。他们处心积虑地炮制出“盗甥”案，逼令欧阳修的外甥女诬告欧阳修与她有染并侵占了她娘家的财产，用最卑劣的污名，毁灭了宋仁宗钦立的道德典范。众口汹汹之下，欧阳修百口莫辩，有心护佑他的宋仁宗也只能另寻了个理由将欧阳修贬知滁州。

贬官，本是官场沉浮的常事。但这次贬知滁州，却非同寻常。

欧阳修此前被贬夷陵时，十分注重个人形象：“故师鲁相别，自言益慎职，无饮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语。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饮酒，到县后勤官，以惩洛中时懒慢矣。”(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而在滁州期间，欧阳修却写了很多满是酒意的诗文②。在《醉翁亭记》中，欧阳修更自号“醉翁”。

忠君爱国、直于言事却屡忤权贵，好意抚养孤女却被泼污水。欧阳修带着满身伤痕来到滁州，想到洁身自好的自己如今的遭遇以及一直以来对“立德”的人生追求，于酒酣耳热之际不禁自嘲，索性以“醉翁”自称。

三、“醉翁”称号是欧阳修对艰难人生的超越

写作《醉翁亭记》时，欧阳修无疑是处在人生的最低谷。

欧阳修自幼体弱多病，三十岁时即自称“病翁”③；自二十七岁至三十九岁，十二年间五位家人相继离世，更令其感慨生命无常④；本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以“盗甥”的污名贬知滁州。子曰“四十而不惑”，站在四十岁的端口，欧阳修却困惑了。

没有人知道，此时的欧阳修是否想过死。但欧阳修不敢一死了之，也不甘就此了却残生。

明朝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对于生死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论述。

昔有友问予曰:“朝闻夕死,何以为可乎?”答曰:“我有四字,人忽以为常,不必说。”其友极叩之,予曰:“当死便死。”彼亦不悟。(《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

欧阳修此时虽生无可恋，却绝非“当死”之时。此时若死，则坐实了“盗甥”的污名，所以欧阳修不敢；此时若死，则枉费了出众的才情，所以欧阳修不甘；此时若死，则辜负了宋仁宗的恩遇，所以欧阳修不忍。

因此，欧阳修活得很痛苦。那些满是酒意的滁州诗文，背后的酸楚谁人得知。

有困则有思，《醉翁亭记》便是欧阳修对生命的感悟和对艰难人生的超越。

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无疑是充满欢乐的。“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3]60

虽然欧阳修极力渲染快乐的气氛，但他内心的苦痛还是忍不住流露了一丝：“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3]60太守之“颓然”，仅仅是因为酒醉吗？前文说的很清楚：“醉翁之意不在酒。”[3]60是太守酒量欠佳吗？从欧阳修的一贯好酒，应该也不会“饮少辄醉”。

很明显，太守的醉，不因酒量，而在心态。在众人的欢愉中，“颓然”于座的太守，是那么的格格不入。“颓然”二字，着实令人感觉满篇之乐，难掩一悲。

但，欧阳修此行并不是为悲伤而来。准确地说，不敢死、不甘死、不忍死的他是为疗治心灵的伤痛而来。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2]57青山绿水，历来是仁人志士感遇抒怀、疗治伤痛的最佳去处。命运多舛却不甘背负污名了此残生的欧阳修，把目光投向了“望之蔚然而深秀”的琅琊。

在欧阳修的眼里，琅琊山充满了生机。“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3]60是草木旺盛的生命；“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3]60是禽鸟自在的生命；“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3]60是百姓快乐的生命。这些勃发的生机，感染了生无可恋的欧阳修，让他苍凉的内心生出了一丝暖意。在醉酒带来的朦胧状态中，这一丝暖意袭满了欧阳修的全身。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3]60可见，太守之醉，不仅为酒。但酒是一个媒介，让太守在山水面前敞开心灵，于半醉半醒之间，这颗受伤的心灵在充满生机的山水之间得到了安放。在这一瞬间，欧阳修完成了对艰难人生的超越。

四、“醉翁”称号代表着欧阳修新的人生境界

宋仁宗庆历六年，是中国文学史上很幸运的一年。这一年秋天，贬谪中的范仲淹挥笔写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而欧阳修则写出了《醉翁亭记》。

但欧阳修无法像范仲淹那样抒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感慨，更没有资格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这样正气凛然的句子。忧国忧民，是需要看作者当时名望的。声名狼藉，难以自辩的欧阳修，实在担不起这样的文章。所以，欧阳修只能以醉眼观世界。在《醉翁亭记》中，欧阳修极力写“乐”，却绝口不提一个“忧”字。不仅没有忧国忧民的表述，连个人的忧伤都藏进了“醉”里。

欧阳修外在的名声被污损了，但他对百姓的仁爱之心却一直没有改变。终其一生，欧阳修始终没有放弃“立德”这一人生根本。

到任滁州不久，欧阳修便利用冬闲发动民工修筑城墙。第二年，又在丰乐亭旁“时集州兵弓手，阅其习射，以警饥年之盗。间亦与郡官宴集于其中。”(欧阳修《与韩忠献王》)在政务处理上，欧阳修施行“宽简”之政，“宽者，不为苛急；简者，不为繁碎”(《宋史·欧阳修传》)，使滁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正如后世程颐所言：“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程颐《代吕晦叔应诏书》)

后来，欧阳修又在颍州等地任职，始终贯彻“宽简”之政：“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宋史·欧阳修传》)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2]152

在孔子看来，“安百姓”才是君子“修己”的最终目的。莫须有的“盗甥”案虽然令欧阳修失去了外在的光环，甚至困扰了他的一生，⑤但也使欧阳修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境界。欧阳修长期使用“醉翁”的称号，⑥为政也“不求声誉”，是欧阳修对个人荣辱得失的超越；“所至民便之”，更是欧阳修以民为本的君子风范。

《醉翁亭记》见证了欧阳修罹患人生重重坎坷后的心路历程，也让琅琊山、醉翁亭成为滁州最醒目的名片。时至今日，以“亭城”自称的滁州仍享受着欧阳修留给滁州的遗泽。

[注 释]

① 例如：苏东坡号“东坡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姜夔号“白石道人”；周敦颐号“濂溪先生”，朱熹号“紫阳先生”。

② 欧阳修在滁期间的诗词，许多篇章谈及饮酒至醉。如《题滁州醉翁亭》《丰乐亭小饮》 《怀嵩楼晚饮示徐无党无逸》《琅琊山六题·石屏路》《幽谷晚饮》《丰乐亭游春其一》《啼鸟》等等。

③ 欧阳修《题荐严院》：“那堪多难百忧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眼，断肠来此哭东风。”

④ 大中祥符三年，欧阳修四岁，父亲去世；明道二年，欧阳修二十七岁，妻子胥氏卒；景祐二年，欧阳修二十九岁，(续弦)夫人杨氏卒；同年稍早时，妹夫张龟正亡；宝元元年，欧阳修三十二岁，长子夭亡，年仅五岁；庆历五年，欧阳修三十九岁，长女夭亡，年方八岁。

⑤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监察御史蒋之奇弹劾年已花甲的欧阳修与儿媳妇吴春燕“乱伦”。到了现代，仍有一些人拿欧阳修《望江南·江南柳》一词说事，认为欧阳修对外甥女就算无苟且之实，也有觊觎之心。

⑥ 熙宁三年(1070年)，欧阳修方才改号“六一居士”。此时，欧阳修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距其离世(1072年)仅有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