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桂

一八六○年至一八六五年内战之后，美国从一个田园风味的农村农场国家开始转化为一个工业化国家(齐夫，1988：Ⅲ)。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的快速发展为人们迎来了以消费与享乐为导向的消费时代，美国深受多重文化的影响——感伤主义与浪漫主义运动交互掺杂、审美艺术运动方兴未艾、女性争取投票权与教育权如日中天、禁酒运动盛况空前等。正是在这种急剧变化的时代风浪下，《一段好时光》中自恋的纳西莎展开其消费之旅。通过塑造这一丰满人物形象，弗里曼揭下维多利亚时代文雅的温情面纱，在探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英格兰乡村风貌的同时，追述女性的经济境遇与情感体验，传达女性个体的失落焦灼与政治诉求。

一、消费文化的兴起

二十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其经济居世界首位，同时也成为全球科技中心。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促使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主导性地位(荆兴梅，2016)。大型娱乐城康尼岛、一八九三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以及市区夜总会的搭建流行都表明消费文化的崛起。受到消费文化的同质性影响，阶级区隔也模糊化。哈罗德·珀金针对消费需求急剧膨胀的诱因，指出社会效仿是消费需求高涨的关键(坎贝尔，1987：19)。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在其著述《有闲阶级论》中也言明阶层之间存在次递效仿，通常见于品味、时尚等炫耀性消费，且“对时尚的追求绝不仅限于富人阶层，整个社会都表现出对时尚的极大热情，佣人、工人甚至农场的农民对时尚皆有喜好，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要跟得上时尚与潮流”(坎贝尔，1987：22)。科林·坎贝尔则归纳效仿与时尚两种诱因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消费狂热有更深刻的文化诱因，人们对消费有明显的态度转变与情感依托，这与清教虔诚的宗教信仰、感伤主义的风行以及浪漫主义运动有紧密关联。

对情感、感觉、愉悦的追求，可以追溯至禁欲严苛的清教主义。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教众尤为关注成为上帝选民的迹象，发展了丰富的想象力与象征主义，想象上帝在自然中的具象，频繁的自我审视转化为情感体验的沉迷，感伤主义的盛行使人们从情感漩涡中体验到愉悦感(坎贝尔，1987：134)。纵观加尔文主义到清教文化的衍变，重心由来世救赎移至现世人的道德意识，慈善、同情、共鸣成为道德标准，感性被打上“道德”的标签，愉悦亦与美德形影不离。夏夫兹博里伯爵认为，所有的道德必须以感情为中介，不以感情为中介的就是不道德的。美、真、善是绝对统一的：美的就是和谐的，和谐的就是美的，既真且美的就是善(伊格尔顿，2013：22)。人们通过炫耀对美的理解与鉴赏力来彰显自己的道德优势，因此品味(taste)被奉为圭臬，鉴于其个体性和主观性很难形成统一的标准与范式来甄别品位高低，富有更新性、流动性与循环性的时尚(Fashion)成为稳妥的解决方案(坎贝尔，1987: 158)。对情感的高度关照由早期的感伤主义衍变为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浪漫主义运动。

浪漫主义着重于感觉、心理状态、情感与想象力，更倾向于新颖的事物，掺杂个人主义、反叛、逃离、忧郁与幻想等诸多情绪(戈德弗鲁瓦，1966: 138)。浪漫主义运动对独特的个人经验、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肯定和迷恋、自身感觉的强调无意识地滑向自我主义，渐而转向自恋，因为浪漫主义者将自己视为中心。受浪漫主义影响，人们更加注重主观感受，倾向于自我表达与反思，富于幻想专注自我情感体验，因而这种基于享乐主义、自恋主义、专注时尚并具有幻想色彩的消费文化在经济科技与浪漫主义运动的联合催化下渐渐成形。

物性与审美泛化的日益普及揭示消费文化的蔚然成风，弗里曼在作品中流露出对装饰、器具、衣饰材质、家具、古玩等的关注。浪漫主义运动影响下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与幻想力呈现在以图像为主的视觉文化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报刊行业日趋完善，其中广告产业的极尽利用尤为醒目，它以图像方式向人们宣传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象征价值、审美价值。“一八五○年至一八八○年间，插图技巧的多样化、愈加广阔的中产消费市场、新闻出版业的崛起、广告税的取消以及广告业的技术创新与专业化均迎来了广告热潮”(勒布，1994: 5)，发饰、医药、缝纫机、常见工具、香料、保健品、家居装备等为家庭主妇提供了广泛的选择视野。十九世纪末力士香皂(Lux soap)与二十世纪初天鹅牌香皂(Swan soap)广告中的插图均包含美丽私密的女性躯体与微妙诱人的广告语，而广告中的女性图像——纯洁、美丽、温顺——滋养了女性的效仿心理，这些广告噱头与技巧对美国的广告业具有一定的启示。乡村追随时尚的脚步虽滞后于大都市，然而小镇自有其广告媒介：一为时尚杂志，二为百姓漫谈。《一段好时光》中内森夫人找汉娜时一进店就看到桌子角落堆放的时尚杂志，纳西莎初到纽约就有人向她们推销酒店，购物、去剧院均有人引领，这些人正是消费社会的推销员与广告商，显然美国已进入广告时代。

“在乡村地区蓬勃发展的产业恰恰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制造业，例如玩具、纽扣、针、蕾丝”(勒布，1994: 25)，如《新英格兰修女》中路易莎对蕾丝与瓷器的偏好；《一把紫水晶梳子》中两位女主人公对衣饰与发饰的热爱；《知更鸟与榔头》中女儿对陪嫁礼服两件丝绸裙子的向往等。《一段好时光》中丝绸(silk)与蕾丝(lace)在文中分别出现了十二次与四次。小镇上流言蜚语、八卦嚼舌极为常见，村民们普遍好奇一贯勤俭节约的纳西莎母女在理查德·斯通葬礼的着装，理查德·斯通的三表妹内森·惠特夫人特地走了半英里的水路到汉娜·图尔宾的裁缝店，仅为打听纳西莎母女是否专门订制丧服，这表明即使乡村小镇也渐具穿衣礼节。女裁缝汉娜作为镇里的时尚先锋，穿着考究，在理查德的葬礼上她“从头到脚穿了一身黑，衣服材质并非全是丧服，然而颜色相宜，她身着黑色丝质礼裙，披着黑披风，黑色丝绒礼帽上镶着黑色小花，面纱也是黑色蕾丝”(弗里曼，2000：66)，就连惠特夫人都说“汉娜穿得好似她自己在服丧”(弗里曼，2000：66)。

纳西莎购买了钻戒与皮毛，带母亲去有独立包厢的剧院听歌剧音乐会，这些休闲娱乐揭示了时下兴起的“闲暇革命”，赛马、看歌剧、赏乐、舞会、参观艺术展览以及阅读等消遣活动是中上层社会彰显其社会地位与财富的炫耀性消费，对时尚的追求与社会效仿意识在资产阶级与广告商们的双重操纵下愈演愈烈，促进消费文化的勃兴。纳西莎成为被消费文化牵着鼻子走的“单向度的人”，但其渐渐沦落至商品的渊薮中失去理性与其自恋心理也有关联。

二、纳西莎的自恋症

奥维德在其名著《变形记》中再现了厄科(Echo)与那耳咯索斯(Narcissus)的神话悲剧，文中提到那耳咯索斯无情拒绝厄科的示爱后，忧伤的厄科香消玉殒：她的身体逐渐干枯，只剩下自己的声音，因为她的骨头都变成了石头。《一段好时光》实为对此神话的戏仿。纳西莎·斯通(Narcissa Stone)这一名字回应了那耳咯索斯(Narcissus)，姓氏斯通一方面昭示纳西莎与其父亲的冷漠本性，另一方面契合厄科身体的结局——变为石头。讽刺的是，弗里曼将自恋主体改为女性，男主人公威廉·克兰反而像极厄科，亦步亦趋地跟随在纳西莎身后，被动而顺从，没有内心真正的声音，仅仅是纳西莎主张的回声罢了。文本中威廉与纳西莎的每句对话末尾都会重复一句“纳西莎”，这体现出威廉与厄科的遥相呼应，亦显露弗里曼的匠心之笔。

一八九九年保罗·纳克(Paul Nacke)于临床医学术语中使用自恋一词，表明人将自己的身体视为性欲对象，在凝视、爱抚自己的身体时体会到性愉悦并获得满足，由此可见自恋是扭曲的(弗洛伊德，2008: 41)。弗洛伊德对自恋进行详实的阐释，认为自恋将力比多投注对象转向自我，自我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相比更具优势，个体对外界事物的投注力必然会薄弱得多。男人是典型的对象爱，他们将最初对自己的力比多爱欲投注到爱慕对象上，正如男主人公威廉对纳西莎毫无保留的包容与爱。而女性的恋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其自我力比多爱欲得到某种程度的加强，尤其当女性在发育中愈加成熟与美丽，她们的自我力比多性欲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社会给予她们对象爱的有限性。也就是说，这些美丽的女人对自己力比多的爱欲强度丝毫不亚于男人对其力比多性欲的投注，她们的需求仅仅在于被爱而非爱人。有趣的是，自恋的女人反而更能吸引那些放弃自我力比多性欲的男人，他们心甘情愿将自我力比多投注到女人身上。文中的纳西莎自恃美貌，将力比多爱欲投注到自身而非其恋爱对象威廉身上，而威廉则将对自我的力比多爱欲倾尽投注于纳西莎身上，呼应了弗洛伊德提出的自体性欲与对象爱两种类型。

早年纳西莎生活在父权秩序的狭窄轨道里，日复一日地劳作，没有机会将力比多投注于自我，被迫放弃对自我的爱恋。父亲的逝世——大写菲勒斯的缺席不在场——方使纳西莎喘口气，认真关注自我。“弗洛伊德认为在成人那里早期的自大和早期自恋消失了，但他们没有全部变成对象爱，其保留在体内的部分被转变为理想自我”(王志强，2015)。纳西莎幼年的自恋倾向转化为对“理想自我”的追求，“理想自我”成为自我爱恋的目标。“而理想自我的完美形象通过隐形的声音传递给自我，因而自我总能感知自己在被观察、被注视”(埃德蒙逊，1988)。显然纳西莎时刻感到村民打量的目光，故事伊始就对纳西莎外貌进行细致勾勒：

“纳西莎曾经很美丽，倘若不是脸上的皱纹她会一直很美丽，这些皱纹宣告着不满或者担心的情绪，正如同任何一位神经质、皮肤娇嫩的女性所传达的情绪一般。这些皱纹聚集在纳西莎蓝眼睛的周围，她嘴唇紧闭，鼻子小巧，额头紧蹙似乎是在重复往日的焦虑与犹疑”。(弗里曼，2000：66)

这既是纳西莎沉溺于镜中自恋式的自我审度，又为村民集体意识对纳西莎的检视。父权制文化中，大多数女性的意识当中存在着一个全景化的男性权威：她们永远站在男性权威的凝视和判断之下，被一个匿名的父权制下的他者观看(麦克拉肯，2007: 300)。以威廉为代表的男性视觉潜移默化渗透至纳西莎的女性意识，迫使其对男性审美内化吸收。邻居们窃窃私语：

纳西莎·斯通如果有一条得体的裙子和帽子会相当漂亮，纳西莎和母亲没有一件能穿出去的像样的衣服，即使是山村里穿着寒碜的女人们都觉得纳西莎母女俩的衣服上不了台面。(弗里曼，2000: 66)

村民漫谈构建了权力密布的空间范畴，小镇上的流言蜚语形成紧实的权力织网，操纵驯化个体生命走向，村民赞许而遗憾的目光犹如镜像，纳西莎对镜中目光的凝视以及他者对其镜像的滞留注视均极大满足纳西莎的自恋心理，同时她意识到自身的缺憾，渴望消费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自我。

弗洛伊德指出,婴儿认为其与母体之间并无界限，其对自我力比多的投注也相当于对母体(实质上客体)力比多的投注，而婴儿最初自恋似的欢愉源于与母体的和谐交融。文中的纳西莎从未与母亲分离暗示了自恋的纳西莎从母体得到力量，与其完美统一，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她变得像父亲一样专制强势，坚持追寻她的理想自我，在消费文化的鼓撺下开启自己的购物狂欢。

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广告无形中渗透着商业自恋，这些广告商们迎合了个人的愉悦感，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个体身上(勒布，1994: 130)。针对女性消费群体的商品数不胜数，点缀提升她们的自我形象，满足其自恋式的幻想。纳西莎对华美衣物、时尚与美的渴求昭示着她对自己身体病态的痴迷，她自恋般欣赏自己的美，压抑多年的性欲、物欲转化为对外在衣物的疯狂追求。正如莫妮卡·艾尔伯特(2002)所言：“消费欲望以及幻想带来的刺激与性欲有一定的关联，这些女性神经质般的恋物是为了从某种程度上弥补阻滞的创造力或者性欲，如《新英格兰修女》中的路易莎、《一段好时光》中自恋的纳西莎等等”，消费文化产生享乐主义，培养自恋心理的温床。纳西莎开启了一段“好时光”的追逐，所谓的“好时光”指其在繁华大都市纽约的消费之旅，以及从消费中得到的感官欢愉与心理满足。

三、消费视域下“理想自我”的追逐之旅

纳西莎的购物之行始于赫然林立的百货商店，起初商店铺子是上流社会小姐太太们的娱乐场所，是欲望、身份、自我价值以及无限可能性的发挥之地(考特肯，1992: 116)，它利用女性的自恋心理推销商品并成功吸引下层阶级的女性，打破阶级壁垒，只要顾客有足够的金钱甚至贷款均能实现理想自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消费主义成为身份的代言，个人价值彰显于消费而非劳动创造。

纳西莎从纽约带来的战利品：丝质裙子、胸针和钻戒、金手表、丝缎裙子、帽子、蚕丝被、花瓶、袜子、鞋子以及羊毛披肩中有一件裙子专用于喝茶场合，即茶会礼裙(tea gown)，它兴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宽松礼裙(wrapper)里最为相称的裙子，通常在下午穿戴，款式精致，没有紧身胸衣，曾刊登在时尚杂志专栏，但仅限于室内的客厅中穿戴(布兰查德，1995)，这比村里富有声望的麦克塞姆律师家女访客的服饰更为精致高雅。除却有形商品的消费，纳西莎纽约之行的宝贵之处在于富足的感官体验，“奢侈品有两层含义，其一为奢华物品，远超于生活必需品的内涵，其二则是愉悦的体验”(坎贝尔，1987: 59)，后者着重感官享受。与其说纳西莎迷恋时尚与华美服饰，毋宁说纳西莎追求的是奢华物品带来的感官享受，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心理的愉悦以弥补多年的缺憾。去纽约看到这么多新奇罕见的物品契合她心目中的理想自我：漂亮衣饰使其仪容高贵优美，赢得万人瞩目；剧场等高档场所让其体验上流社会的生活；歌剧院、艺术博物馆象征市民的文明、责任感与自豪(考特肯，1992: 106)；与贵族绅士交谈增长其见识。这也是当代消费文化与传统消费生活的不同之处，即对体验的消费、愉悦与幻想的满足、新奇事物所带来的心理与感官刺激。

纳西莎消费的还有对浪漫的展望与幻想。维多利亚时代普适的价值观是勤奋、节制和节约，她虽勇于摒弃清教陈规，仍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文化肌体下的历史个体，传统文化对于新英格兰就如同波士顿对棕色面包那样无比熟悉、亲切(帕灵顿，2002: 810)。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女性尤其是下层阶级的女性鲜少体会过小说中的罗曼蒂克，村里的年轻姑娘们腼腆羞怯，纳西莎“有新英格兰乡村姑娘特有的矜持，不擅长表达感情，她从未和恋人说过这方面的话”(弗里曼，2000：68)；小伙儿则木讷沉默，威廉寡言憨厚，仰慕纳西莎多年，“他无助地皱着眉头，一点都不明白他的爱人在说什么，现在的她对他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弗里曼，2000: 68)。纳西莎选择威廉也仅仅是因为“这位可怜的乡下人最终凭借多年耐心的等待获得他爱慕人的信任”(弗里曼，2000: 68)。纳西莎虽年逾四十，对浪漫仍抱有一定幻想，威廉并非其理想伴侣，在纽约长见识后她对威廉承认：

坐在我们桌上有个穿得很好看的绅士，他与我们聊天气，说话很得体，我有时候会想到他，当然我肯定更喜欢你，威廉，毕竟最先认识的人才能陪伴我们到最后，然而他是我在纽约度过的美好时光的一部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们也就聊过两次，谈到天气不错，其中有一次天很冷，我依旧说天气不错。(弗里曼，2000：70)

纳西莎零乱的表达与坦诚的话语揭示她对浪漫的渴求，这位绅士成了她美好时光与回忆的一部分。纳西莎私密的情感体验、其幻想的罗曼蒂克均基于对内心的关注，这种对美、时尚、浪漫的追求与期待以及随之产生的消费狂热源自浪漫主义运动对内心情感与美的号召。

一八九○年美国文化转型崭露头角，原先的绅士文化渐渐让位于当代消费主义的享乐型文化，维多利亚时代素来严谨的公共道德观念日渐式微，似是响应大众对享乐主义的号召(考特肯，1992；123)。纳西莎的购物城市是纽约——全美地缘经济中心，也是最为奢华时尚的大都市，她带母亲到纽约之后只做了一件事：六天花光一千五百多美金,其炫耀性消费指向当时的享乐主义纵欲式消费。然而纳西莎在纽约繁华街市商店的视觉、听觉、触觉盛宴实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精明广告商的隐形操控，利用浪漫主义美感营造的意象、艺术与文学隐喻、感官冲击、丰富的想象与幻想力使盲目的消费者臣服于商品的美象之下，对时尚的膜拜短暂满足了纳西莎对理想自我的幻想，也填补其精神的空洞与茫然。然而衣物与饰品带来的新奇体验与感官快乐最终消失殆尽，她不得不回归空寂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她自私无情，正如其名字所暗示：自恋并似石头般冷漠。她无视威廉对其满腔炽诚与爱恋，任性地带母亲到纽约消费，盘缠花光之后又理直气壮归乡。弗洛伊德针对力比多概念做了形象的理喻，指出定额力比多的投注犹如资本家的风险投资，而初期力比多从自我向外物的转移则是自我为求保险，寻求一个相对安稳可靠的投资机会以保存自己其余量的力比多。因此，追求并实现自己的理想自我后纳西莎回到威廉身边，他是最好的投资机会与最可靠的婚恋对象。盛装归来的纳西莎像打了胜仗一般自恋而骄傲，就连在农村战战兢兢生活了一辈子的母亲也隐约升起一种自豪感，奢侈的消费确能表征人的社会地位与阶层，然而纳西莎能否心满意足回归婚姻体制与居家传统仍有待商榷。

四、持家性的解构抑或女性的深度物化？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消费视域下美学运动的兴起，令一些时尚杂志开始利用服装革命展开对持家性的质诘，原先私人化的服饰开始被女性穿于公众场合，女性借由服饰从室内走向公众，这些美学运动的参与者将传统的审美客体——自我——转化为审美主体，她们制造衣裙为服饰挑选颜色、材质、细节、线脚时，灵魂也蕴含其中(布兰查德，1995)，文中富有革命色彩的裁缝汉娜就是典型范例。衣饰被提升至美学境界，生产者与穿戴者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这极大地提升女性的主体意识与独立意志，也打破持家性这一文化内核(布兰查德，1995)。美学意义的服饰革命不仅发生在大城市的中上层阶级女性，乡镇的下层阶级女性同样受到影响并身体力行，开始展露对美与服饰的文化关怀，体现个人的艺术诉求，服装将天然的、充满肉欲气息的躯体改造成为一个五彩斑斓的文化产品(汪民安，2003: 152)，服装成为新的公共表演，中下层阶级女性开始有了娱乐与休闲的公共文化领域，旅馆、商店、游乐园都成为女性的个人表演场所。通过公共生活体验，她们获得自信，发展技能并赢得经济独立，持家性崇拜与真正的女性崇拜(the cult of domesticity and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遭到挑战。消费属域截然对立于生产属域，在消费的实践体验与情感体验中，商品这一静止、无生命而批量生产的死物被赋予活力与内涵，自发向消费主体灌注审美色彩的情感意识。纳西莎留恋驻足不同的衣裙、饰品与茶具时，每次与这些迥异商品的目光触碰皆带来含义多样的幻想与体验，极大地满足其自恋般的多重展望，而审美判断表面上是对世界的描述，实际上是情感的隐秘的表达方式(伊格尔顿，2013：79)。纳西莎对商品进行美学甄别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诉求，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其主体性与自由意识。

然而消费使其进一步物化的影响根深蒂固。纳西莎的纽约之旅戛然而止，若没有经济约束她是否会放任自己陷入消费的狂欢，这赋予读者丰富的想象留白。物的充盈、光鲜华丽带来的视觉刺激、精致齐全的服务极大地满足了其自恋心理。失去了时间感的现代人，在周围不断运作并引诱着他们的物体符号的刺激下，其精神状态已经进入了鲍得里亚所说的“晕头转向”(vertigo)的地步(高宣扬 2016：454)。纳西莎与母亲带了一千五百美元打算在纽约呆一年，正享受消费带来的巨大心理满足时，柜台的欠费通知惊醒了纳西莎，时间的混乱、行程的仓促、计划的突变指向其纽约之行的“晕头转向”本质。整日被“服饰、饰品、剧院、酒店”包围的纳西莎对时间的迷失、忘却，暴露出消费社会带给个人的眩晕感与主体性的丧失。克里斯蒂娃认为，消费社会下的商品景观匿藏权力、摧毁意义，造成心理空间的坍塌、社会与历史关系的断裂、主体性的跌落，主体沦为同质化的机器，残缺的主体不能表征也不会质疑(凯尔特钠，2011: 85)。纳西莎的主体性无论是在清教机制与父权掌控下，还是消费文化的虚假解放气息下，都是薄弱甚至缺失的。

视觉审美涵括审美主体与视觉客体，观者的优越性和被观者的被动与沉默、顺从、迎合，这种长期的单向度的审美关系，使得女性心理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异化了，被殖民化了(马藜，2009: 116)。男人借助眼睛(观看)对女性身体的塑造，完成了一个内在的驯化过程，这也是人们把身体投入消费的过程，其结果就是使身体在感性快乐之中深刻地被权力所控制，被资本所渗透，被物所异化(马藜， 2009：127)。维多利亚时代商业化气息浓厚的理想型女性形象遵循一定的范式，“精心打理的头发式样、怡人的香味、苍白的肤色”(勒布， 1994：28)，故狡猾的广告商们逐个宣传推销染发剂、香油、香膏、润肤液、梳子、别针等五花八门的女性产品，纳西莎的纽约之行俨然是去实现这一理想的女性形象。占主导地位的阳具经济中，女性气质可悲地沦为视觉经济下的色情化景观，纳西莎默从并认同男权视域下的审美机制，不自觉地按其标准打造装饰自己，进一步迎合助长了两性二元对立机制。

余凝冰(2016)在其论文《欢乐之家》的婚恋伦理叙事中谈及女子服饰对于女子择偶的重大意义：“服装是背景，是框架，单靠它虽不能使一个女人成功，但它是成功的一个因素”。纳西莎对服饰的迷恋更多是出于对男性凝视的享受。韩启群(2015)在其论文《威廉·福克纳笔下尤拉·瓦纳物化女性身份解析物的规训》中表示服饰令性别身份物化，女性被物化的同时也能施魅。纳西莎穿着如此繁多精美服饰并不利于自主意识的觉醒，相反这些漂亮精致的服饰增添了其女性特质，也加剧了其欲望客体的物化过程，服装修饰的美貌虽能施魅——威廉看到盛装的纳西莎时目瞪口呆，不能言语，老车夫俨然认不出她——但是纳西莎利用衣裙满足自恋与虚荣心时也将自己囚禁在男性主体视域，她仍是男性的审美客体、欲望对象，其虚幻的满足感与自由意识最终在物质现实的逼近下堙没，单向度的统摄与控制仍旧是纳西莎生存景观的真实写照，她不过是社会权力规训的产物罢了。文末纳西莎温柔的笑容揭示其本质——家中的天使。

《一段好时光》中乡村小镇作为群体居住、私语密布的有限空间，窃窃私语形成权力的集中分配，对纳西莎的暗中指指点点实为隐蔽规训。作为被凝视的欲望客体、欲望符号的载体，纳西莎利用消费社会的购物狂欢对身体的花式装扮似乎打破清教规制的窠臼与压抑，但其从属地位并未有实质改变，她的装扮风格——柔美、时尚、苍白、虚弱——仍符合传统男性的审美取向，其女性意识仍处于被殖民、被奴役、被物化的状态，纳西莎无法摆脱历史语境下多重权利机制的交互倾轧与架构。弗里曼将笔触伸至社会经济大环境，为我们揭露了美国迎来消费时代的诸多问题，尤其是下层女性所面临的诱惑与昏聩，她对时代本质敏感的捕捉反映其敏锐的眼光与高远的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