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丽

一、引言

作为“战后英国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批评家”(Eagleton，1984:108)，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包括《文化与社会》(CultureandSociety,1958)、《漫长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1961)、《乡村与城市》(TheCountryandtheCity,1973)、《关键词》(Keywords,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andLiterature,1977)等一系列理论著作。它们不但勾勒出威廉斯思想从早期左派利维斯主义阶段，走向文化唯物主义阶段的演进轨迹，而且表明了威廉斯挣脱出精英文化研究的藩篱，开辟大众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为当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相较于其他理论著作而言，《乡村与城市》在威廉斯思想体系中占据独一无二的位置，被认为是“威廉斯正在不断重建与马克思主义的友好关系”的里程碑式作品(Eagleton，2006:41)，“堪称威廉斯从文化主义者转变为文化唯物主义者期间的力作”(徐德林，2016)。威廉斯在书中回溯英国文学表征的城乡意象能指链，重现了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揭示出操纵城乡二元对立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意识形态，被称为他“最伟大的书”(Eagleton，2006:41)。本文从视觉文化研究维度出发，聚焦《乡村与城市》中作为意识形态的城乡风景，认为威廉斯梳理英国文学脉络中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重要历史线索，即乡村叙事定势化生成，到全球化语境下的“乡村”与“城市”的疏离，其目的在于颠覆“如画风景”的田园书写和城市“进步”话语叙事，揭示出风景在社会秩序演进中的建构作用。不仅如此，他对全球化时代的城乡关系注入更加深刻的寓意——“城市化”帝国风景与“乡村”殖民地的关系，将风景话语暗含的现代性隐忧推进至全球范围。英国文学中对城乡风景的凝视，表征了观看主体特定观看方式下的自我投射，展示出不同历史语境特有的意识形态的交锋。

二、乡村自然景观：社会转型与阶级身份的隐性书写

风景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存在，具有物质性、直观性和形象性。在语言符号系统的再现过程中，风景既是叙述主体选择性描述、凝视的再现过程，也是观看主体在特定观看方式下的自我投射。也就是说，风景的再现涉及谁来看和怎么看两方面因素。实际上，威廉斯在论述英国文学中的乡村风景时，就已经关注了风景左右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真正关系：观看者和看到之物的真实存在融入一片风景之中，然后又作为一个问题返回来：有关身份、感觉和自然本身”(威廉斯，2013:176)。观看主体对风景的视觉感知，蕴含着视觉选择和图像再认知的过程，“风景不是观看的对象，而是植根于意识形态的一种观看方式”(Cosgrove，1998:35)。视角的选择与观看主体的认知图式、身份阶层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影响到观看主体与自然、世界的视觉感知过程。正如当代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72:8)在《观看之道》(WaysofSeeing)中所言，“我们观看的方式受已有知识和信念的影响”。因此，寓于乡村与城市中的风景，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不再是文学作品中的背景或相框，而是浸润着观看主体意识形态的视觉表达。乡村文学作为英国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被不同社会阶级所征用，用以想象、重塑自身的情感价值，表达对社会经验的思想认知。在乡村文学的描述中，风景尽管伪装成中立的、物质性的视觉感知，却往往隐匿其中的权力运作网络。流动的乡村风景承载着乡村意象在英国文学史中的兴起与衰微，成为社会转型时期农业经济秩序从分裂走向解体的视觉媒介。

在英国文学传统中，乡村意象被描述成画卷般的图景，绵亘于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乡村观念常被理想化，赋以“如画风景”的美誉，“旧英格兰”“快乐英格兰”“黄金时代”等怀旧形象沉淀在英国文化记忆中。在威廉斯看来，英国文学传统中定势化的田园书写，犹如一条能指链，贯穿其中的是观看主体对待风景的态度变化。这一变化隐匿着风景观察方式的不同选择，传达着英国社会转型时期各阶层对意识形态合法化的欲望。各阶层都将自己的审美意识、价值取向和政治意图投射于这一滑动的能指链中，赋予其中符合自身利益的象征符号。在英国文学中，风景诗歌的取景和语言选择，无不透露出真实与虚构掩映下乡村生活的道德标准、等级秩序的发展衍化，以及向农业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背后的经济利益驱动。威廉斯(2013:71)认为，“风景”概念从十七世纪荷兰风景画派流入英国后，适应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为英国社会改良者所用，自然风景被“有意识地呈现出来”。威廉斯(2013:71)引用查尔斯·科顿(Charles Cotton)描写查兹沃斯花园景色的诗句——“所有这一切的点睛之笔……只是为了这样的命运才被设计出来”，指出诗行映射了新兴资产阶级利用资本和科学技术，并根据自己的视角对自然秩序进行重构，这已经代表了一股重塑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新兴力量的集结。

此外，在十八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文学中，一直以来被视为“如画风景”的“旧英格兰”，对景色的选择、凝视与再现，表现了视觉感知的差异性，打上了不同阶层审美意识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多重视角的研究使沉默的风景意象发出声音，使隐藏在关于风景及风景意象的知识和体验之后的社会性基础显现出来——这种社会性基础就是历史上各种排斥与包容的观点”(达比，2011:9)。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威廉斯通过对十九世纪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劳工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笔下不同的田园风景的考察，对蕴含于乡村风景的美好、慰藉、质朴与沉静等品质进行深入剖析，指出这种怀旧式的惯例书写掩映着骚乱、孤独与离乡的痛苦。威廉斯(2013:186)列举了华兹华斯在《丁登寺杂咏》(LinesWrittenaFewMilesaboveTinternAbbey)中的景色描写，“是我们从绿色的大地看到的所有东西的爱好者；是眼睛和耳朵的强大世界的爱好者，包括它们所创造和感知的东西”，展现出对独具英国特色的绿色田园的追求与喜爱，不仅表达出诗人诉求社会改良的阶级意识，而且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把风景看成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米切尔，2014:1)，风景意象成为形塑民族身份和强化民族情感的重要视觉媒介。但与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田园书写不同，劳工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在写《海尔波斯通》(Helpstone)时，古老的农业景色成为旧英格兰的挽歌与回忆，“你那已经不见了的草场，早已消失了的景象”(威廉斯，2013:195)。实际上，风景意象既是对社会情感结构变迁的回应，也映射出风景存在的物质秩序的变化，即土地的所有权和财富分配的社会变迁。不同阶层在文学书写中，立足不同观看方式，赋予景色的文化意义，实际上表征了新兴资产阶级与劳工阶层不同的政治诉求。换言之，风景具有意识形态建构的功能，它的视觉传达表现出“具有一定阶级属性的人，如何通过想象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显现自我及其世界的关系，凭借这种方式观看自然世界，再现自己与他人的社会地位”(Cosgrove，1998:15)。威廉斯通过揭示隐藏在风景意象背后的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指出了自然秩序日渐消失的根源所在。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下，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必然成为相对于自然景观的另一道风景。

三、黑暗与进步：城市风景与现代性隐忧的召唤

无论是将乡村风景视为具有审美情趣的田园记忆，还是旧英格兰挽歌的回声，英国文学中的乡村从来都不是绝对真实的记录，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投射出英国民族的集体记忆。城市风景的文学表征也不例外。伴随着农业经济秩序走向瓦解，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渐趋形成。在英国走向城市化进程的社会变迁中，不同阶层意识形态争取合法化的交锋投射在文学文本中，威廉斯也将目光转向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风景。为说明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沉淀，在《乡村与城市》中，威廉斯(2013:1)指出英国文学对城乡意象的表征呈现出一种定势，“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强烈的负面联想也产生了：说起城市，则认为那是吵闹、俗气而充满野心家的地方；说起乡村，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换言之，在象征启蒙理性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常被喻指为远离资产阶级体制的“如画风景”的世外桃源，而城市则隐喻为充满资本征服的“黑暗之城”，暗指现代性带来的“道德视野的褪色”和“自由的丧失”(泰勒，2001:12)。那么，城市风景是以什么样的视角在英国文学中得以观看？威廉斯是如何考察城市风景表征的现代性危机？实际上，在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对立的意象隐喻了乡村人口密集向城市流动带来的人的异化。这种异化现象自然逃不过文学大家的细致观察，他们通过自己独创的文学叙事表征出来。

面对乡村“有机共同体”一去不复返，美好乡村风景沉淀为英国民族传承的怀旧记忆。而这种记忆的背后是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城市风景的憎恶，以及对现代性危机的隐忧。正如威廉斯(2013:196)所言，“一种观看方式同一个逝去的生活阶段联系在一起”。在《乡村与城市》中，威廉斯通过考察文学图景中城乡关系的想象性书写，深度剖析小说中的 “黑暗”城市以及人与物关系的演绎，指出隐匿于其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资产阶级“进步”话语如何施展操纵力量，召唤出工业化进程大幕拉开后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带来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社会流动性带来的异化危机，威廉斯以文学的方式，提供了观察“黑暗”城市更加具象化的视角。

在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小说中，伦敦景观成为小说家笔下竞相征用的对象，社会流动性带来的阶层结构变化问题在狄更斯、吉辛的小说中得以细致观察，伦敦的城市风景则成为他们笔下用以细察人物生活状况变迁的象征性幻象。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流动性改变了城市规划的景观，小说表征出的城市风景也影响到了对社会流动性问题的勘察，改变了人和物之间关系。恰如威廉斯(2013:231)认识到的，“城市就是这种变化的最明显的社会和视觉体现”。在《乡村与城市》中，威廉斯借用狄更斯工业小说中的伦敦人文景观，指出在“进步”话语力量推动下，伦敦象征着工业秩序的中心，成为作家们不断探索城市秩序与阶层流动之间关系的切入点，但在狄更斯独特的观看视角下，“他(狄更斯)所关心的总是如何在这些史无前例的变化中，在已面目全非的风景之中，保持人类的认识和人类的良善”(威廉斯，2013:231)。

与这一创作初衷相呼应，狄更斯创造出新型小说，伦敦景观以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出看不见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运作。《董贝父子》(DombeyandSon)中通过描写城市上空笼罩的浓厚黑云的意象，城市成为一种“异化的和冷漠的体制”(威廉斯，2013:231)。在“进步”号角推进下，工具理性衍生的异己力量被表征出来。反复出现在伦敦上空的浓雾意象，传达出乡村人口涌向城市后拥挤不堪，病态膨胀后的反自然风景。城市浓雾带来的社会矛盾与秩序混乱背后暗含着人与人的疏离：在浓雾带来的黑暗中，我们彼此无法看清对方的面容和行为。不仅如此，威廉斯指出，对城市景观的这一审美认知同时也指向了人与物关系的层面。《小杜丽》(LittleDorrit)中城市建筑物隐喻化为城市中最醒目的居民，建筑物被赋予人的形象，“哈莱大街上隔街相望的两排房屋，与无可挑剔的上流社会一样，都板着脸儿，怒目瞠视。在这一点上，大致身居宅内的人也真那么相像”(威廉斯，2013:223)。在文学创作中，这一隐喻化叙事透露出将生活方式固化，赋予其物质外形的戏剧化方式，映射出共同情感结构掩映下的个体化异化现实。这也正是威廉斯(2013:223)所指出的对城市风景“其中被戏剧化展示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结构”。文学创作中，隐喻化的城市景观可以被视为一种点化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视觉传达方式，也是将城市风景置换为表征现代性危机，发掘民族共同情感结构的视觉感知方式，“城市被同时展示为一种社会现实和一种人文景观”(威廉斯，2013:223)。

四、帝国时代的“乡村”与“城市”：民族主义与帝国扩张的文化寓言

无论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乡村自然风景的怀旧，还是对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城市人文风景的黑暗再现，风景都不再是观看主体看到的物质世界，而是对物质存在的一种建构。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英帝国的扩张成为满足国内原材料需求、拓宽商品销售范围和获取势力范围的主要手段。在威廉斯看来，与以往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不同，后帝国时代的“城市”与“乡村”对应着帝国与殖民地、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风景不是自然存在，而是在各种复杂变量制约下的一种社会建构，这些变量包括种族、阶级和性别”(Whyte，2004:17-18)。以往的乡村风景转嫁于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帝国则成为“进步”和“文明”的大都市。威廉斯观察到，向殖民地移民以解决城市贫穷和拥挤问题，这一历史事实也成为英国文学想象的重要风景。

在这一历史语境中，观看主体的殖民者身份赋予其特定的视觉认知和权力话语，隐而不宣地折射出自我与他者对立背后的剥削体系。将殖民地视为富有的田园风景的避世之地，看似随意的“乡村”描述实则渗透着观看主体——白人殖民者的集体无意识，暗示出视觉体验带来的自由想象。殖民地的辽阔风景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实则为帝国向海外扩张的合法化张目。在毛姆(WilliamS.Maugham)笔下的异域文化书写中，殖民者视野下南太平洋岛国的旖旎风景，是对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现代性危机下城市拥挤不堪的疏解。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指出，在帝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中，英格兰被赋予了“家”的意象，投射出民族记忆与殖民管辖之间矛盾的思想意识。实际上，这一意象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乡村英格兰的绿色风景与殖民地的炎热和贫瘠形成对比，成为这些帝国管理者心中不断回望的“乡愁”，加深了他们对乡村的渴望与美化。另一方面，乡村的归属意识、社群意识与殖民地的压迫和剥削形成对照，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危机和道德滑坡，使得英国民族意识的凝聚力唯有在乡村中才能体现，帝国广袤的海外领地提供了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可能。

威廉斯认为，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资本流动跨越城乡边界和国家边界。在此背景下，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世界范围内铺展开来，成为财富分配不均的根源，进一步拉开了帝国与殖民地的贫富差距。不发达地区处于国际体系内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条中的末端，成为帝国“大都市”输送养料的“乡村”，殖民地的民族农业被迫改造为服务于帝国的单一经济作物种植模式，为大都市的需要生产特定的产品。从“乡村”地区流入帝国的财富又进一步加强了剥削关系。威廉斯以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缅甸岁月》(BurmeseDays)为例，小说中的乡村宅邸景观，以及乡村宅邸式的生活方式，表征出帝国在殖民地的财富攫取，而财富在英格兰转化成为乡村田园雅致生活图景。然而，在帝国疆界之外，殖民地作家笔下的乡村风景则充斥着创伤、恐怖、流散的记忆。威廉斯列举出韩素音(Elisabeth Comber)《餐风沐雨》(AndTheRainMyDrink)当中的马来西亚、齐努阿·阿切比(Chinua Achebe)《崩溃》(ThingsFallApart)当中的尼日利亚，指出资本流动对殖民地原有生活方式的冲击，并通过现实主义的描述方式瓦解了帝国凝视下的“乡村”景观。风景的地域性特征，与特定时期的权力话语紧密相连。在一定意义上，风景被视为承载民族生活方式和建构文化认同的载体。“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或性格与其栖居地区的本质或性格之间，具有一种恒久的联系”(Olwig，1993:310)。在威廉斯看来，英国文学中乡村田园的怀旧记忆虽然成为一种叙事惯例，但在历史裂隙中仍存在质疑之声。由此看出，城乡风景是“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中被创造被毁灭。因此，恢复与特定地方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理解风景的基础”(达比，2011:08)。帝国时代书写“乡村”与“城市”的风景，实则映射出不同力量交织裹挟中民族意识的凝聚，体现了剥削与反剥削的意识形态的交锋。

五、结语

从文学批评史上看，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立足于英国文学作品文本分析，摒弃了从作家生平和成长环境等角度研究文学的方式，坚持历史主义批评方法，聚焦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固化与缓解在文本世界的表征，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的典型范式。在城乡意象二元对立的表象下，通过对乡村与城市中的风景解读，可以看出威廉斯的城乡观念的建构轨迹，一方面受到英国传统经验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不同时期情感结构的影响。威廉斯通过剖析不同时期的英国文学作品，揭示出田园式风景传达的寓意。在社会结构向自由资本主义体制转型阶段，乡村风景指涉了不同阶层身份认同的隐形书写。通过对城市人文景观的凝视，威廉斯指出了工业化进程中隐含的现代性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观看主体的异化现象。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乡村与城市的矛盾对立呈现出新的书写特征。在种族历史充满对抗的情况下，帝国殖民者在“乡村”殖民地攫取的财富，由此转换来的英格兰田园风景实则是殖民者谋求海外扩张合法化的手段。城市的黑暗堕落与现代性危机背后潜伏的是资本流动带来的财富不平等。然而，正是对城乡对立的寓意认识，启发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史现象，为我们在新时期重新审视城市化进程与美好乡村建设找到合理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