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明

一、引言

后世学人对英国复辟时期作家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1640—1689)的评价，往往以引用弗吉尼亚·伍尔夫此言为始：“所有女性都应在长眠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阿芙拉·贝恩墓前献花……因为是她为女性赢得了说出女性所想的权利”(Woolf，1929：69)。此番推崇之言有两个关键词，即“女性所想”和“权利”。在伍尔夫看来，“女性所想”虽然客观存在，但一度是被边缘化的女性个体所为，并没有在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与认可，正是在贝恩借助文学创作努力推动下，“女性所想”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后世女性与生俱来的“权利”。伍尔夫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哈贝马斯(1999：34-35)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文学公共领域相似，都提及个人书写与社会共识之间的关系。与当时众多作家一样，贝恩用作品参与建构文学公共领域，其代表作《奥鲁诺克》(Oroonoko)可被视为贝恩本人将具有个人主体性特点的“女性所想”提升为具备社会公共性特点的政治“权利”之过程的文本载体。

二、假“杂糅”之形的女性意识

在小说中，贝恩是以叙述者的身份“我”“见证”了奥鲁诺克的一生，并一再声称自己只是位忠实的记录者，所述之事完全客观属实。但事实上，有学者认为贝恩将个人经历及个人主观所想写入小说之中，《奥鲁诺克》具备自传性质，这也意味着“贝恩对叙述者立场的兴趣转为对自己身为女性及作者之角色的审读”，因而这部小说“标志着女性寻求文学权威之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Spencer，1997：214)。不仅如此，越深入解读《奥鲁诺克》，就越有必要去“探求贝恩在权力结构及话语之中作为演员及故事讲述者的介入状况”(Lipking，2004：167)。如同时期其他作者一样，贝恩在小说文本中，分别以真实事件客观叙述者与个人所想主观阐述者两个身份自由切换，影响读者，随后将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有机融合，使自己的个性化观点被读者接受，随着受众面的扩大，进而影响社会发展进程。也就是说，在小说文本中，贝恩逐步让女性所想与社会既有的认可标准等同，随后，异于现有社会认知的女性所想归化融合，最终女性所想发展成引领社会共识的新权利。等同、融合、引领，这一过程贯穿被后人视为参与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诸多文本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我”，还是主人公奥鲁诺克都是“在老故事框架中出现的新时代的新人物”，两者(乃至贝恩本人)是脱离了原有社会背景和社会位置的“被挪移”(displaced)了的人，因而文中少不了“一系列的身份混淆和矛盾百出的态度”(黄梅，2003：23)。在小说中，主人公奥鲁诺克原为黑人国家科拉曼丁王储，其言行举止、思想意识如欧洲贵族，但不幸落难位于南美洲的苏里南为奴。“我”则是欧洲名门之后，因缘际会来到苏里南，与奥鲁诺克为友，同情他的不幸遭遇。可以说，小说中存在三种异质文化，即欧洲文化、南美洲苏里南文化以及非洲科拉曼丁文化。这三种文化的杂糅必然影响文中人物的自我认知与定位，同样也影响读者的理解与认同，因此在这部不同认知理念与故事情节并重的小说中，叙述者的文中评价成为文本解读的关键所在(Spencer，1997：215)。

欧洲、非洲、南美洲三种不同文化的并存，在文本中借助真实与虚构、开化与蒙昧、王权与自主、自由与奴役、荣誉与欺骗等等事实对立层面来体现。奥鲁诺克身份先为王储，后为奴隶，贝恩以“王奴”这个矛盾修辞法昭示了既有的对立张力。

小说开篇声言，“我”是整个事件的目击证人，部分相关信息源自主人公奥鲁诺克本人自述。在雷纳德·戴维斯看来，十八世纪小说就是将读者悬于信与不信刀口之间的话语形式，而《奥鲁诺克》的情节取决于真相与欺骗：“对本作品而言，虚构与欺骗是核心所在。虚构层层累积，构成框架，随后又折回到自身，直至每一折返都揭示了揉入虚构的事实，虚构折回到自身而成为事实”(Davis，1983：110)。现实对立的真实与虚构，如今揉在一起，难分彼此。这种杂糅并非孤例，既身为白人殖民者、又同情黑人遭遇的“我”，以及言行如欧洲贵族般高贵、却身为卑贱黑奴的奥鲁诺克，他们都如真实与虚构对立那样，是鲜明的矛盾统一体。但需要看到的是，贝恩笔下的这种杂糅统一，恰恰为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公共性之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罗伯特·奇布卡(Robert Chibka, 1997: 231)曾就小说开篇真实与虚构的杂糅解读出与特定文学活动有关的焦虑，一种随性而来的，事关文字、事件之创造、修饰、把控的焦虑：“叙述者用声言真实之语化解这种焦虑，但此举进而使真实、虚构以及贯穿其叙事的信任之基令人质疑”。贝恩在文本创作中力图将“文中的女性叙述者表现为一位权威，且客观、富有同情心之人，既有与男性作家相等的权威，又具备从自身女性立场中获得的洞见”(Spencer，1997：218)。贝恩借助叙述者所言以及故事人物的刻画，巧妙地集个人特点与社会共识为一体，在当时未被认可的女性所想与被男性主导的社会权利这两个对立面之间构建了一座连接之桥。在文本中，则是以集非洲黑人种族特性与欧洲白人思维为一体的奥鲁诺克为对应。

身为黑人的奥鲁诺克首先在形体上具有欧洲白人的特征，这是一种奇怪的糅合：“他的鼻尖上扬，是那种罗马人式，而不是黑人的那种扁平”(Behn，1997：13)。我们看到，贝恩对奥鲁诺克外形的欣赏不是因为他是黑人自己，而在于他具备白人他者的印记。本该使奥鲁诺克异于同种族黑人的特性，在贝恩看来则是使其脱俗于同类，成为与其自身卓越品性匹配的标识。

显然，贝恩并不满足于按欧洲白人标准将奥鲁诺克仅从形体上予以定位，她更触及其思想深处。一位身处非洲热带丛林深处的黑人王储“本性中丝毫没有野蛮之气，全然行事得体，好似他是在某个欧洲宫廷接受的教育”(Behn，1997：12)。贝恩笔下的奥鲁诺克符合欧洲的审美标准，且按宫廷优雅准则行事，普通黑人望尘莫及，如此一来，“这位本族‘他者’被归化为一位欧洲贵族”(Brown，1993：35)。这种情感认同的比喻让人不禁把奥鲁诺克视为“黑脸的欧洲思考者”(Craton，1974：252)。

珍妮特·托德(Janet Todd,1996:9)认为贝恩“与其说是一位有待摘除面具的女性，不如说是一位将无数面具叠加之人”。她的这番评论道出了贝恩所用叙事技巧。可以看出，贝恩并不是借笔下文字还原一个真实的黑人王储，而是假借奥鲁诺克之形、之想塑造自己的理想诉求，自己本真的面具、理想化的面具与故事主人公的面具层层摞起。在众多面具叠加的情况下，个人真实意图难以界定与察觉，我们只能从最上层面具的表象解读其明确指向及其内在逻辑关系。

非洲黑人奥鲁诺克身上具备的欧洲白人贵族(或思考者)的显著特性可以被解读成两种异质特性的等同并存。但需要看到的是，贝恩字里行间流露出从欧洲白人视角居高临下俯瞰非洲黑人之感始终存在：“因此他具备世上所有的神异，以及武士的勇猛，他身上与生俱来之美，如此超凡，脱尘于自己身处的无望种族所有其他人”(Behn，1997：12)。我们从这段话中能读出贝恩的矛盾之处，奥鲁诺克首先是因自己黑人王储的身份吸引“我”的注意，在进一步了解到这位黑人的言行举止有过人之处时，“我”另眼看待，将其遴选挑出，把这位黑人种族的杰出人物视为自己的知己与同路人，在不顾及其身份与肤色、大加赞赏的同时，却提醒读者注意奥鲁诺克所在族群是一个“无望种族”。肤色既是“我”明辨奥鲁诺克优秀的凭据，又是“我”界定文明与落后、希望与无望的标准。

不可否认，无论“我”如何高看奥鲁诺克，他自始至终是黑人。奥鲁诺克既承载希望，具备欧洲白人的特性，又身陷无望种族之中，这种矛盾性正是贝恩身为女性的真实写照。对她而言，被边缘化的女性正如文中的黑人，在整个群体遭受主流社会意识摒弃之时，其中的一位特殊个体符合主流社会意识的既有标准与界定。当我们意识到两种异质特性可以等同、并存于一个客体时，不禁会问，这在文本中是借助何种方式得以实现，并令读者信服？

三、借“荣誉”之道的女性所想

贝恩在解释奥鲁诺克何以具备欧洲贵族异质特性时，也暗示了奥鲁诺克本人内心对欧洲文明的认可，否则身为黑人王储的他养尊处优，本无学习异质文化的动力。让故事叙述者“我”及其他人惊异的是，这位黑人身上具备欧洲文明成就的卓越品质：“这不免让人惊叹想象，他从何处得以如此熟稔人性……他何以有那种真正伟大灵魂，那些关于真实荣誉的雅致理念，绝对的慷慨大度，以及能承载爱情、勇敢之最热烈激情的温柔”(Behn，1997：12)。奥鲁诺克在外形上的欧洲特性显而易见，在思想上的欧洲认同则是借助其对“荣誉”一词的推崇而为人所知。“荣誉”事实上构成贯穿小说的主线。劳拉·委瑞克(Laura Wyrick，1999：206)指出，虽然荣誉在小说中构成最明确的道德差异标记，但它是复杂的，且并不具备连贯性：“荣誉问题，即为人如何坦荡可敬，行事如何光明磊落是小说核心所在，在受该文本不同社会、文化脉络影响变化的同时，也阐明了这些变化”。需要看到的是，在当时的语境下，“荣誉等于某个‘美德’的内在要素。作为外在情境及内在本质统一体的荣誉理念是根据地位进行社会等级分层的最重要辩词……它所坚称的是，社会等级不是偶然及随意的，而是对应、表述了某种近似的内在道德秩序”(麦基恩，2015：211)。在这位王储身上，高贵地位与个人道德匹配，并以其个人对荣誉的推崇为表现。我们知道，奥鲁诺克身上具备的是与其本人同等级的欧洲贵族荣誉，可惜的是，正是欧洲贵族荣誉与非洲黑人身份之间爆发的戏剧冲突最终导致主人公的生命以悲剧结束。

奥鲁诺克及其随从亲信英国船长之言，在船队回程之际应邀上船饮酒欢聚，酩酊大醉之后，醒来发现自己转瞬之间被别有用心的英国人扣为奴隶。性情刚烈的奥鲁诺克决意带头绝食，船长不想白白丧失这批优质黑奴，便假说一时冲动，深感后悔，并许诺等船到岸时就释放他们。奥鲁诺克提出要对方取下屈辱的镣铐，并以自己的荣誉感为誓不反抗报复，英国船长满心疑虑。对此，珍妮特·托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贝恩是一位“假贵族”，即并非出身于上流社会，但“把上流的观点与意象内在化，且试图支持这些贵族的特权、虚妄，并沉醉于他们的文化，为其效命”(Todd,1996:224)。不难看出，奥鲁诺克成为托德得出此番评断的依据。奥鲁诺克身处的非洲大陆，并不存在萌发欧洲贵族荣誉的土壤，因为在欧洲思想体系中，贵族荣誉是与财产继承、阶层、智识、法律等等系列综合因素汇聚的结果，这是尚处莽荒状态的非洲大陆所不具备的。此处的奥鲁诺克只是看到荣誉的表现形式，而且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守信，并没有意识到他认同的欧洲贵族荣誉植根于财产所有权。当他被扣为奴隶、失去自己原有的财产时，还想用荣誉一词与已成为自己主人、且将自己视为其个人财产的英国船长谈判，不免令人莞尔。而这也应合了托德对贝恩的评价。

贝恩的矛盾所为并非孤例。当时欧洲大陆的哲学家蒙田、卢梭都曾借助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新世界想象，言此谈彼。新世界好似一面镜子，淳朴的原住民所作所为印照着开化的欧洲文明如何习惯于自身的腐化与欺骗(Lipking, 1997：75)。被标榜的文明表征——荣誉，反而是在脱离于萌育自身(却日渐腐朽)之土壤的他者——新世界原住民以及小说中的奥鲁诺克身上体现。我们难以解释，奥鲁诺克们为何如此真诚地接受他者文明，更难以理解，为何他们为之如此坚守。

与荣誉感跟随而来的是奥鲁诺克对自己当前身份的敏感，以及自知之明。买下奥鲁诺克的特雷夫里(Trefry)敬重奥鲁诺克，礼遇有加，这让后者感到：“既然自己成为了奴隶，至少在这方面足够幸运的是，只要自己始终屈身为奴，幸运的是有如此睿智品性的好主人”(Behn，1997：35)。随后奥鲁诺克不仅接受了为奴的事实，而且有意成为表率。当主人仍然让自己身着原来的华服时，奥鲁诺克“恳求特雷夫里给自己一身更符合当前奴隶身份的衣装”。在苏里南这个南美洲新世界里，奥鲁诺克还被主人赐名“凯撒”，成为统领当地众多黑奴的工头。而一直推崇欧洲文明的这位黑人也似乎愿意顶着这个罗马名字，成为束缚自身自由的奴隶制度的协助管理者。我们看到，奥鲁诺克一直在捍卫异质的欧洲文明荣誉体系，即便自己本人被其所骗，被其迫害，甚至是在自己有意起事获得自由之际，奥鲁诺克让前来安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我”宽心。奥鲁诺克终于不堪奴役，举事起义，总结自己屡次被骗的同时，得出这样的论断：“白人背信弃义，那个教他们欺诈行事的神也是如此”(Behn，1997：56)。可在痛定思痛后不久，他接受了劝降，“要求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即这份承诺以他们亲笔写下的文字为准，因为他看到白人之间签订合同是恪守信用的常规方式”(Behn，1997：56)。可惜的是，他再次被骗。

小说中的奥鲁诺克与其说是一位时运不济的悲剧王子，不如说是一位为坚守自己内心荣誉感的殉道者。在他与白人打交道的整个过程中，举凡重要时刻，他都自主或不自主地选择顺从自己内心选定的欧洲荣誉原则，总相信与个人身份不匹配的荣誉原则可以让事情按自己预期发展，虽屡次碰壁，但难改初心。我们在为小说中的奥鲁诺克命运感到痛惜之时，也许未曾注意如此事实，即“在整个十七世纪，‘荣誉’一词的主要语义是其本义，并从‘等级头衔’转为‘品性良善’”。(麦基恩，2015：247)。根据迈克尔·麦基恩的观点，十七世纪社会变革催生了进步意识，并引发了事关荣誉的重新评估。奥鲁诺克曾经坚信的、与贵族等级地位匹配的荣誉在现实中已被重新定义，是由个人品性来界定。贝恩笔下的这位黑人王奴也的确靠着自己曾为王室，领受荣誉观念，现为奴隶，寻找自我定位这一系列的戏剧冲突全面阐释了新的荣誉定义，此举并非小说中一众欧洲白人所为。

由此将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贝恩是否有意为之？威廉·斯本基曼(Willian Spengemann，1997：202)指出，贝恩借助具有古风的传奇行文，不是在一个新市场兜售一个旧产品，而是想证明，“历史正在她周边构建这样的场域，在传奇中具现的，正在消失的理想可以历经变革的侵蚀，甚至可以再次兴起统领人类社会”。贝恩敏锐地观察到，动荡的历史变革并不是消解现有人类社会理想与原则，让人迷失，反而激发人们的内心向善，以及随后的执意追求。这种变革为原本被边缘化的群体带来重新界定自我的机遇。奥鲁诺克用个人悲剧经历证实了遭受商业社会逐步侵蚀的理想范式、荣誉原则仍然留存于人间，并没有消亡，是他重新界定了荣誉原则。我们注意到，身为女性的“我”用文字讲述了这个故事，而十七世纪的女性“开始具化为作为美德之荣誉的场所及避难所”(麦基恩，2015：251)，这是否可以被视为女性所想正与社会政治权利融合，进而重新界定了相关定义？

四、政治权利的建构

如前所言，贝恩笔下的奥鲁诺克既身为黑人，又思考如白人；既有王室风范，又屈居为奴。在这种表面的矛盾统一背后，贝恩借助这位王奴对“荣誉”的践行，以及随之而来的遭遇揭示了新的道德力量，进而为随后的社会承认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贝恩借助叙述者的视角巧妙地将身为女性的“我”所思所想与奥鲁诺克融合，让这位旷世英雄既有令人感佩的王者气概，又具备女性特质的温柔。事实上，此时贝恩驾驭叙述者声音的能力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成为她本人为小说演变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O’Donnell，2004：7)。贝恩塑造的具有个人主体性的故事人物感动了读者，影响了社会认识，成就了具有社会公共性特点的新权利意识。

纵观奥鲁诺克富有传奇的一生，我们看到与践行荣誉并列的，是他对爱情的追求与护卫。荣誉、爱情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两条主线，而这两条主线发展的始发点皆为“我”——身为女性的叙述者——的视角与理解，是她界定了这位王奴的故事价值与意义。苏珊·斯塔福斯(Susan Staves，2004：9-10)曾有如是观点：“阿芙拉·贝恩的有生之年，关于女性本质，及女性在社会中之恰当定位的意识极为迥异，相应的主张彼此对立……贝恩对女性价值问题展开具有创造性的探索”。由此不难看出，贝恩的创造性探索不仅涉及历史变革中个人美德成为荣誉的依托这一新现象，而且也涉及具体的叙述形式，即让具有顶天立地男子汉气概的奥鲁诺克思想层面具备更多女性特质。

奥鲁诺克对伊默恩达一见倾心，随后不久再次拜访，向对方表达了倾慕之情。此处的奥鲁诺克并不是刚从战场凯旋的大英雄，而转身成为一位初涉情场的少年郎，但有阅历的读者不免觉得这更像一位怀春少女向自己心上人吐露心声。当伊默恩达接受了奥鲁诺克的爱情后：“他内心不知为恶，爱情之焰只为荣誉而起……他有正确的荣誉观念……他向她发誓，有生之年，她就是他唯一拥有的女人”(Behn，1997：15)。了解复辟时期男强女弱、尔虞我诈英国社会的人能一眼看出，贝恩是借小说中的奥鲁诺克抨击现实中事关女性的不道德行径。也正是有此目的，她笔下的这位黑人王奴成了为女性呼吁公平待遇的传声筒，这也让贝恩在人物塑造中更进一步强化了奥鲁诺克身上的女性特质。

亨特(Hunter，1990：353)指出，十七世纪的欧洲殖民者住在沿着海岸线、有高墙护卫的据点里，只是与前来此处的非洲土著人进行贸易，并没有机会深入非洲大陆。对贝恩而言，这是一个便利机会，她可以将自己事关荣誉、爱情的传奇故事投射在这片空白的区域，此举虽然“对人们如何所想、所行或所感没有任何明显效果”，但这无疑为贝恩随意塑造故事人物提供了可能。因此，在莽荒国度成长的非洲王储奥鲁诺克极为重情，让熟悉同时期各类缠绵悱恻的欧洲骑士文学的读者不免有时空交错之感。奥鲁诺克与已被自己祖父强娶的伊默恩达秘密幽会，不料被人告发，他本人无奈抛下心上人，逃回军营。尽管与敌人开战在即，沉溺于痛苦之中的这位统兵主帅已经忘记自己最重要的职责，甚至也忘了自己的安危。就在手下兵将在强敌面前如鸟兽散的危急时刻，他披挂上阵，视死如归，终于扭转时局，反败为胜。这颇具传奇特点的故事情节，一方面让读者感受到奥鲁诺克的用情至深，另一方面也让读者意识到，如此深情往往是传奇故事中的女性特质，在勇猛武将身上鲜见。

贝恩在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创新文学形式，即现实主义与传奇的结合，而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再加上贝恩借鉴的另一个文类，挽歌”(Rosenthal，2004：161)。贝恩深知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在让信守“荣誉”原则的奥鲁诺克四处碰壁的同时，也让这炽热的“爱情”最终烟消云散，悲剧收尾。在这部充满变化与近似矛盾的不稳定文本中，贝恩让笔下的奥鲁诺克既成为女性所想的代言人，又成为女性现实状态的亲历者，这位王奴的悲惨经历也是当时欧洲女性的一个缩影。奥鲁诺克在新世界重遇心上人伊默恩达，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注意到，历经各种磨难，终获幸福的奥鲁诺克，此时关注的不再是爱情，甜蜜的爱情生活顺理成章地一笔带过。他现在关注的是自己家人的地位问题，忧心的是即将出世的孩子终将成为奴隶，尽管他自己在同样为奴的黑人同胞中享有极高的地位。也是在多次恳求无果的情况下，他率众奋起反抗，最终接受劝降。倍受屈辱之后，他决意实施最后的报复。我们看到，此时奥鲁诺克求死的意愿大于求生，因此他才会狠心想夺去挚爱之人的生命；他对地位与权利的追求超越一切，因此他才不愿苟且，拼死一争。柔情与血腥之间的融合，正如之前奥鲁诺克身上欧洲贵族意识与非洲黑人身份融合一样第一眼看去不免令人感到突兀，细细分析则是入情入理。

纵观整个故事，贝恩笔下的奥鲁诺克有令人敬崇的一面，也有令人为其愚痴叹息的一面，更有令人对其不幸深感同情的一面。但由“我”——女性叙述者，以及贝恩本人所属的性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解读：“女性怜悯这一高尚动因，以及女性的恐惧”使这部小说“一方面是对同情、怜惜的热切、持续吁求，另一方面是对残忍与暴虐的深切及客观的抗诉”(Lipking，2004：172)。在这吁求与抗诉之中，贝恩将具有个人主体性特点的“女性所想”提升为具备社会公共性特点的政治“权利”。故事发生地点与欧洲相隔万里，空间距离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这也为贝恩借真实之名书写个人虚构想象创造了条件。具有欧洲人外形与思想特点的奥鲁诺克从王子沦为奴隶，身份的跌宕是贝恩等女性现实生活的写照。这位王奴对爱情的炽热、对荣誉的尊崇事实上是“女性所想”的缩影。小说中的戏剧冲突双方表面上是奥鲁诺克与背信弃义的欧洲殖民者，实质上是以王奴为化身的女性所想与男性社会权利。奥鲁诺克重情重义，是社会体系中的模范，本该成为社会中坚，但欧洲殖民者的男性权利摧毁了他对“荣誉”的最后信心，成为反叛者。当权者的德不配位，楷模的被迫反抗，凡此种种指向这一事实，即当权者颠覆了现有社会体系，是他们自己毁坏了本是社会与政治权利合法性表征的“荣誉”，这也为女性所想参与政治权利的重构提供了可能。贝恩将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虚构人物故事延展到事关政治权利的公共性思考。当读者同情奥鲁诺克的不幸遭遇时，他们也意识到变革的必要，一个新的权利体系应该重构社会秩序。

五、结语

贝恩的《奥鲁诺克》一六八八年成书后传颂一时，且在一六九五年被改编成同名剧作，上演后获得巨大成功，这让王奴悲剧故事更加深入人心。不仅如此，“贝恩写出了如此新颖，具有如此强大影响力的故事，以至于这在随后的故事、戏剧、诗歌、通俗新闻报道中造就了一系列类似奥鲁诺克的人物形象”(Lipking，2004：166)。这类虚构人物的不同经历使读者意识到个人与社会的互为建构关系。当个人的不幸可以追溯到因社会不公而起的不义时，读者出于同情心而阐述的个人观点可以汇聚成公众舆论，并在持续的论争中达成社会共识，进而推动社会变革。意识与认知的改变是现实变革的前提。为此，贝恩创作集诸多矛盾为一体的虚构人物，让他的悲剧故事推动读者的思想变革。

贝恩的这部作品“触及当时最迫切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事宜”(Rosenthal，2004：153),由此可见，贝恩并不是专注儿女私情，而是立足社会体系的建构。身为女性的贝恩，是将具有女性特性的所思所想有机融入男性悲剧人物奥鲁诺克中，借助他完成了对徒有“荣誉”地位但道德败坏之当权者的抗争。正是在这个抗争中，女性所想具备了合法性，成为可以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权利。同时，在十七世纪晚期的英国，一度关注救赎、历险、探索、征服的男性英雄史诗传统形式正在新文化变革中被重新定义。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再关注以往的英勇气概，转而关注对坚持、刚毅的颂扬，“这些构成坚忍英雄史诗的术语恰恰就是被用来构建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女性的那些词，即坚忍、温和、谦卑、纯洁、忠贞与顺从”(Rose，1997：256)。英雄史诗的变革说明，女性内在品质已逐步成为政治权利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建构了社会体系。表面上看，贝恩用作品讲述了一个虚构故事，间接地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变革；实质而言，她是用一个生动的故事启发读者，动员他们思考，进而凝练社会共识，使女性所想逐步成为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权利，最终实现社会层面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