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玥彤 赵蕾莲

一、引言

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 1819—1890)是十九世纪瑞士德语文学中最杰出的诗意现实主义作家之一，被誉为“中篇小说中的莎士比亚”(范大灿，等，2007：485)，其早期创作的诗歌体现凯勒强烈的政治热情和抱负。在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影响下，他确定了反映现实的文学创作风格。本雅明评价凯勒的幽默“不是表面的金色光彩”，而是伴随着苍白的伤感因素(Benjamin, 1977:287)。这种幽默是看破红尘却仍怀有希望的清醒式乐观，它常在作品主人公自我异化的最深处展现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人靠衣装》①(KleidermachenLeute)是凯勒中篇小说集《塞尔徳维拉的人们》(DieLeutevonSeldwyla)第二卷中最著名的一篇，被译为多种语言。凯勒将该小说由第二卷中原来的第三位移至第一位，使之成为开篇小说，足见其重要性。作家虚构的哥尔达赫发生的故事发人深省，给人启迪。

《人靠衣装》的主人公温策尔是塞尔徳维拉的裁缝，他因失去工作而开始漫游生涯。途中他误打误撞被一辆豪华马车的车夫带到邻近小城哥尔达赫。他衣着考究，举止文雅，因此被当地居民误认为是波兰伯爵，受到盛情款待。温策尔原本感到局促不安和愧疚难当，要逃离此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成为谎言的受益者。当爱情悄然来临时，他更沉醉于骗局而不能自拔，他似乎被动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哥尔达赫居民毫不怀疑他，但一切都逃不过他的情敌麦尔歇·伯尼的眼睛。当温策尔与该城行政长官的女儿涅特馨订婚时，伯尼策划了一场揭露游戏，他与温策尔家乡的人们共同上演了一出讽刺哑剧——《人做衣服，人靠衣装》(LeutemachenKleider,KleidermachenLeute)。面对被昭示的真相，涅特馨没有被现实击垮，她理智地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不顾亲人的反对和舆论的重压，依然决定和温策尔结婚。这对新人婚后凭借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幸福而富裕的生活。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更多关注凯勒的长篇小说《绿衣亨利》。谷裕(2005)从自传的精神化、诗意化及宗教化三方面解析《绿衣亨利》；黄河清(2014)从艺术家生存困境层面解读《绿衣亨利》。凯勒的小说《箴言诗》(dasSinngedicht)及《被滥用的情书》(diemiβbrauchtenLiebesbriefe)也在近些年受到关注(杨劲，2015、2013)。值得关注的是，克约培(Köppe,Tilman)和西蒙内(Simone Winko)在《新文学理论导论》(NeuereLiteraturtheorienEineEinführung. 2013：175)中提出，可结合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阐释《人靠衣装》。

颇为遗憾的是，国内尚无研究凯勒中篇小说《人靠衣装》的学术成果问世，这是本文选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希冀，通过此文为丰富国内的凯勒研究做出开拓性贡献。

二、“冒充体面者”题材

“冒充体面者”(Hochstapler)在《人靠衣装》中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在德语文学中，“冒充体面者”题材非常值得关注，主人公常无意间冒充体面人物，导致被动地陷入阴谋圈套，沦为原本无辜的犯罪者。凯勒曾担任苏黎世州检察官，在这期间发生了一起间谍案, 给予他灵感，启发他在文学上演绎“冒充体面者”这个题材。当时，苏黎世成立了“支持波兰人的临时委员会”，利叶斯施拉姆(Julius Schramm)和朱利安萨明斯基(Julian Saminski)这两名俄罗斯间谍潜入其中，后来身份暴露(Selbmann, 2007：46)。后者的姓氏显然与《人靠衣装》中的主人公斯特拉宾斯基(Strapinski)相似。凯勒在创作时也曾犹豫，考虑将主人公称作朱利安抑或温策尔，他最后选择了也许听起来更像斯拉夫人的名字，抑或因为他不愿泄露启发自己写作的真实人物(Selbmann, 2007：49)。另外，男主人公与萨明斯基都曾被当时的人们误认为是波兰人。

男主人公温策尔·斯特拉宾斯基因其老板破产而失去工作，开始漫游。在小说开篇，这位穷苦但衣着优雅的裁缝便搭上一辆华丽的空马车，来到哥尔达赫。当他在“天平”旅馆门前下车时，人们误认为他是一位贵族,从此，温策尔就开启了误打误撞、并非自己蓄意而为的“冒充体面者”生涯。他逐步被动地接近众人强加给他的伯爵形象，恋人涅特馨的出现才让他主动迈出最后的关键性一步，昭示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等级社会中，人出生在一个通常不会脱离的等级中，公共生活受到诸如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等法律的管辖，人们往往可以依据一个人的外表状态，特别从其衣着打扮判定其所属等级。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则倾向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对一个人的外表进行评判，而被评判者也常在这种外部评价中不自觉地改变自我，适应这种评价，甚至主动地对此推波助澜。在此过程中，人们往往容易迷失原本的自我，导致自我异化。直至十九世纪中叶，瑞士主要还是等级社会。虽然一七八九年“赫尔维齐共和国”(die Helvetische Republik)在宪法中取消了不同等级的范畴，瑞士人在法律上被宣称为平等公民。然而，复辟在某种程度上又使这一发展倒退。在迈向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哥尔达赫小城居民不断地回望过去的价值标准。人性在唯金钱论和等级观念之间经受考验，不论是男女主人公，还是小城民众，摇摆的个人矛盾心理极易使自身陷入时代更迭变幻的暗流之中，人们往往将思想的不稳定性与思潮的频繁变动归咎于时代的过渡和变迁。社会等级制度给哥尔达赫小城刻上深深的烙印，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曙光也早已照进民众的生活。一八四八年，“联邦宪法”第四条款保障所有瑞士人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并且在地点、出生地、家庭或个人的基础上明确取消特权(Loetz, 2012：2-3)，这意味着瑞士向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读者似乎可以从男主人公的个人形象和遭遇管中窥豹，窥探其背后隐藏的同时期无数瑞士民众的生活现状。

该小说的主人公游离于真实身份和贵族假象之间，他沦为并非主观蓄意谋求的“冒充体面者”。这个题材充满矛盾、误解和误认，融合了谎言和真实、假象与现实的元素，因而，这个题材很适合用来讽刺批评处于变革期的哥尔达赫社会的弊端，具体呈现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可能遭遇的处境和面临的问题，巧妙地展示个人在面对社会洪流时的随波逐流和无奈的挣扎。

三、多主题的核心：社会转型

在工业化浪潮下，一八五○年至一八七○的瑞士世界贸易增长了近三倍，投机生意充斥人们的生活，政治进步、经贸繁荣和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进行，在此期间，不同思想的交锋与矛盾不言而喻。《人靠衣装》就是在瑞士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凯勒的字里行间也反映了这种时代精神：“投机经济的泛滥使小城人失去了往日的活泼与欢乐，逐渐变为沉默的观察者或寻乐的单调者”(Keller, 1990：5)。读者可以从《塞尔徳维拉的人们》第二部分前言获悉，转型中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人靠衣装》的主题。凯勒写道，瑞士“真实的塞尔徳维拉”“经历了如此的变化，以至于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不变的性格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并且有可能完全转变为反面”(Keller, 1990：7)。凯勒虚构的瑞士小城塞尔德维拉居民热衷于投机倒把，缺乏责任感。他描写这种民风，旨在诙谐并严肃地讽刺从手工业时代向新时代投机观念过渡的瑞士市民阶层。

小城哥尔达赫作为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有厚重的历史痕迹。城里装饰石刻或绘画标志的房屋都有自己的名称，它们以某种方式记载各个世纪的习俗和道德风尚。例如，这里既有起源于中世纪好战的村长和童话时代的旧名称，也有表现启蒙时代和博爱主义时期的道德概念“和睦、城市”以及象征现代资本主义的“工场主、银行家、转运商的诗”(Keller, 1990:28)。曼弗雷徳·米施(Manfred Misch，1982：11)认为，这些房屋的名称暗示，哥尔达赫已成为历史的区域联合体，过往与现实在此相互交织渗透；这里的房屋名称也暗示社会史的断裂，历史与现实以此种方式交叠，然后又分道扬镳，这个时刻隐喻哥尔达赫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里夏尔茨(Richartz,1975:120)和绍尔特迈斯特(Sautermeister, 1976:178)都认为，凯勒通过哥尔达赫的民风讽刺性地影射了同时期瑞士的社会现实，这也意味着，凯勒试图描绘瑞士转型期的社会全景。

(一)黄金至上

男主人公走向富裕的小城哥尔达赫。有趣的是，这座小城的名字由“黄金”(Gold)和感叹词“啊”(Ach)组成(Goldach)。凯勒在此其实引用了歌德《浮士德》中格蕾辛的话，格蕾辛叹息到：“渴求黄金，一切依赖于黄金，啊，我们可怜人！”(Goethe, 2010:130)。凯勒在书信中也引用这段话，以表达他对遍布瑞士生活各个方面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怀疑态度。事实上，他认为瑞士的所有生活领域都充斥着商业算计。他一八五六年三月六日致信丽娜邓克尔(Lina Duncker)时说：“这是一个绝妙美好的国家，但是到处都一样，人们利欲熏心，对金钱的欲望极其狂热：一切都追逐并依赖黄金”(Böhler,1990：368)。同样，他一八五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致信卢迪米拉阿辛(Ludmilla Assing)时抱怨说：“瑞士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追求金钱和利润，跟别的地方一样” (Böhler, 1990：368-369)。

温策尔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瑞士告别了等级社会。在分层社会中，人们可以依据一个人的穿戴立即判断其所属阶层。但是，男主人公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等级社会的消逝：虽然他是一个可怜的裁缝，却穿着优雅。小说开头展示了主人公优雅的外衣与其较低的社会等级之间的矛盾关系。从外表看，主人公绝不会被认为是漫游的裁缝，因为他在其唯一的黑色星期日礼服上穿了一件有黑色天鹅绒装饰的宽大深灰色外套，这件外套给予其穿着者高贵浪漫的仪表：“此外，还有一个波兰毛皮帽……他也知道如何穿着得体，符合礼仪”(Keller,1990：10)。由于他既没有钱也没有食物，乞讨是他充饥的唯一方法，但他的仪表禁止自己这么做。

布迪厄(Bourdieu, 1974：40，98)认为，在涉及个人的社会评判时，仪表承担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调和功能。仪表是一种有机的精神气质系统和无意识的思维、感知和行动模式系统，它确定看法的产生及个人之间的自由和界限。如叙述者强调的那样，温策尔的衣服在他没有心怀不轨或欺骗时成为其必需品。读者通过男主人公与涅特馨的谈话才得知，一切与温策尔的教育背景有关：他母亲曾在一位女地主家里做过活，因此，她的举止气质比村里的其他妇女优雅大方，她总让儿子穿着得体而考究，超过了那里习俗的限度，这就解释了他变成“外衣的殉难者”的原因：他宁愿饿死，也不愿同外衣分开。这件优雅的外衣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逐步成为他的祸患。在哥尔达赫这座小城，一方面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因此，男主人公浪漫的、充满艺术气质的外形在此被错误地解读为一个富有的伯爵形象。温策尔的外衣是一种在“混乱的”哥尔达赫中没有被正确分类的信息，如前所述，他赋予主角“高贵而浪漫的外表”。 然而，“术语‘浪漫’与符合‘有趣’或‘无聊’的密码的这种艺术体系有内在联系”(Köppe、Winko，2013:182)。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哥尔达赫，艺术几乎不起作用，仅有一次表现在城市景观中：有人谈论“制造商，银行家和货运代理人的诗歌”(Keller，1990:29)。由于艺术符号与哥尔达赫居民期待的结构背道而驰，因此它被错误地解读了。

小城人误读了主人公外表承载的符号，这种误读推动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由于哥尔达赫人的世界观充斥着经济因素，所以，他们主观臆断可怜的小裁缝是一位贵族。当然，带领男主人公来到旅馆的华丽马车及车夫的恶作剧也在这场误会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车夫表态之前，人们便已主观地认定，男主人公是贵族，还根据其所谓“贵族身份”解读他当天的一切行为。本来他想尽快离开旅馆，就没有脱去外套，店主却误以为，他怕冷，应该让大厅变得暖和，即使后来这位所谓的贵族没有行李，店主也毫不怀疑其“贵族身份”。温策尔因担心饭菜太昂贵而无法支付，所以他表现出“羞怯与矜持”，这却被女厨解读为良好的举止和高贵的出身，其含蓄的谈话方式使很快聚集在饭桌周围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他是一个地道的容克贵族。除伯尼外，没有人注意到，他在玩纸牌游戏时“脸红”，羞愧地说自己没有钱和他们一起玩游戏。所有人都如此放松警惕，他们没想到，在场的人会没有钱，更何况温策尔还是一位伯爵呢！他与涅特馨相识时，女主人公更是将他的一切举止都解释为不平凡的高贵表现，甚至连他拙笨迟钝的地方她都看成值得注意的天真大方。但众所周知，她其实很反感社交上的失礼，常就此品头论足几个钟头。

男主人公曾被叙述者称为“穿着外衣的人”。实际上，外衣才决定了他的仪表和生活。外衣象征假象，而导致假象的正是社会中人们黄金至上的价值观。由外衣引发的错觉表明，虽然在历史记述中，十八世纪中叶已不再视服装为等级的重要标志，但在民众的意识中，这一转变还未彻底实现。凯勒着力讽刺这种社会的不和谐现象。外衣迷惑了哥尔达赫民众，这明显说明，这座小城的社会等级观念还根深蒂固。穿着优雅的裁缝在哥尔达赫遇到了一个正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他运气不佳。凯勒在《塞尔徳维拉的人们》第二部分前言中抨击瑞士到处都传播经济和投机理念这种现象。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凯勒通过描绘哥尔达赫社会，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人靠衣装》俨然一篇社会实验报告，向读者展示了，贫穷却穿着考究的裁缝温策尔在哥尔达赫这种社会中的遭遇。

(二)沟通优先

温策尔不是“心怀不轨或有欺诈想法的人”。然而，由于他身着考究的外套、他乘坐的华丽马车以及马车夫的话所传达的信息，店主和其他店员误将他们的神秘客人“理解”为一位伯爵。凯勒试图通过小说《人靠衣装》说明，社会实验秩序以旅馆这个沟通的运转中心为开端，这绝非巧合。因为，旅馆工作人员误认为男主人公是伯爵，这就是温策尔并非以其主观意志为主导的“冒充体面者事业”的开端。随着每位新客人的光临，误解的蝴蝶效应便不断扩大，人们以讹传讹，致使被传播的假象被继续扩散。有趣的是，男主人公的真实身份被揭发这种丑闻依然发生在旅馆。恰恰是沟通导致其贵族形象迅速崩塌，速度并不亚于当初他被误认为是伯爵的消息。可见，假象与真实之间相隔的仅仅是沟通那个瞬间。

我们可以根据店主的话体会到，哥尔达赫以这种沟通方式运转。当女厨师怀疑，他们要自己为男主人公享受的服务买单时，店主回答：“没关系，这是有关荣誉的事！这不会要我的命；为此，一个伟大的绅士可以说，当他来到我们的城市旅行时，找到了一顿像样的饭，即使他本来毫无期待，即使是在冬季”(Keller, 1990：13-14)。店主看重沟通的优先权，他使用口头相传的方式，却使用了“荣誉”这个词。这代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社会经过验证的、著名的相关系统(Aschmann, 2013:6)。这种沟通方式明显体现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潮交错现象。男主人公表面上的伯爵角色其实是社会产物，归根结底在于哥尔达赫人的传统等级期待和理想图像。小城的矛盾之处在于：早已接受早期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们一切唯经济是瞻，但其落后的社会等级观念却导致一场滑稽闹剧的上演。

男主人公很快意识并理解到，他只能作为一个伯爵住在这里，并且没有机会摆脱波兰伯爵的角色。对涅特馨的倾慕使他自我保留、告知和传播错误的信息。两人初识时，彼此的好感显而易见。在众多追逐者中，涅特馨唯独能将男主人公的表现视为“吸引人的”。他表面的“羞怯、自卑和恭敬”在她看来是“真实的、动人的、甚至是令人销魂的。” 她赋予他想象中的“骑士”角色，将源于中世纪宫廷故事的、对文化的愿望寄托在他这位陌生男人身上。比起诗意的灵魂，涅特馨的解读方式其实显示出她笃信等级社会的文化观念。即使男主人公在内心深处并不接受人们赋予他的身份，但是为了爱情，他开始慢慢接受别人期待他扮演的角色，于是他的行为举止都向“冒充体面者”靠拢。与女主人公相遇之前，温策尔从不积极参与讨论被告知的假象信息，他总是选择沉默，被迫挣扎于沉默带来的欺骗之网中。但此刻，他开始有冒充体面者身上的特点：内在的“裁缝的血性”真正开始躁动，他想给心仪的姑娘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他努力满足她对其伯爵角色的期待。此刻，男主人公似乎已被充满欺骗性的“神灵”(Keller, 1990：31)附体。在其捉摸不定的冒充体面者的本质中，主人公类似彩虹这种自然的光谱现象，这同波兰伯爵的角色一样令人神往：他日复一日的变化，恰似彩虹对着从云缝里显露的太阳，眼看着就越来越鲜艳夺目了。别人几年都学不会的巧艺,他几个钟头刹那间就学会了，因为他所学的东西本来就蕴藏在身上，宛如颜色蕴藏在雨点里一样(Keller, 1990：31)。温策尔的骗局并非出于欺诈意图，而是归咎于哥尔达赫被误导的沟通方式，即使他出于对涅特馨的爱而开始积极地甘当“冒充体面者”。甚至在他变为像彩虹般迷离的人物时，叙述者强调的并不是错误的信息，而是哥尔达赫人的“理解”。在此我们可以运用卢曼的社会学理论来解读。卢曼强调，社会系统并非由人组成，亦非行动，而是沟通，理解才是沟通的开始(Luhmann, 1986：269)。民众明显保留对假象的兴趣：他们自己勾勒了一幅关于温策尔的蓝图，即他“为了别人的愉快交谈”及“他人的钦佩”(Keller, 1990：31)继续存活；他努力倾听每种情况下发生的沟通，这些沟通展示了他与他们产生联系以及嬗变成其中一部分的方式。世人的愚蠢在他不经意抑或毫无防备时向他袭来，并使他最终蜕变成一个所谓的“骗子”。男主人公的沉默酿成的“骗局”最终在他与涅特馨毫无保留的对话中结束。经历了面对面的真诚沟通之后，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变得牢不可破。

男主人公的顶针与外衣一样，成为其不同形象的象征。他在“没有任何硬币的情况下，不断地在手指间转动顶针”，这也是其突出表现之一。外衣象征假象，顶针代表真实，后者指向男主人公的贫穷与无业，展示了主人公的真实状况。裁缝被刺伤的手指也与顶针在主题上保持一致，然而，天平旅馆的人们没有想到，这与裁缝工作有联系。只有“一个天生的怀疑者”(Keller, 1990:22)麦尔歇·伯尼仔细查看了温策尔的手指并且立即产生怀疑。但天生爱恶作剧的伯尼像马车夫一样，起初选择了沉默。他享受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因缺乏沟通导致的滑稽剧。伯尼不仅没有及时揭露真相，甚至还为维持相关沟通助威。当他发现那个可怜的裁缝无法为赌赛添押注时，他已经“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为他投过押注”(Keller, 1990:22)，最终发生了他期待已久的“乱局”。他寻来塞尔徳维拉的人们，蓄意“破坏”男女主人公的订婚。由他发起的“揭露游戏”摧毁了因人们缺乏沟通而被制造出来的波兰伯爵这个并不存在的虚假角色。伯尼以其“不可侵犯的声望”成为哥尔达赫最受尊敬的代表之一。行政长官视他为女儿未来丈夫的候选人，这不无道理。其会计师的职业实际上表明他代表了城市的资本主义秩序，与此同时，他作为最敏锐的观察者出现在叙事中。他在天平旅馆中“观察”奇怪的温策尔(Keller, 1990：22)，或者说，伯尼“一直密切地观察他”(Keller, 1990：23)。沉默的观察代替了真诚的沟通，这赤裸裸地展现了畸形社会形态下人性的缺失，个人的利益得失先于人文关怀。

在这部小说中，沟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的作用大于个人。温策尔并非出于主观意图导致一场骗局，这讽刺了哥尔达赫被误导的、与人们所处时代背景有关的沟通方式。

(三)丑闻呼唤改变

克约培和西蒙内(2013)认为，伯尼对于身边人物及事件的观察与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中的观察完全相符，这不无道理。但结合社会系统理论(Luhmann, 2002：99)，伯尼和文中的叙述者均应是一阶观察员(Ein Beobachter ersten Grades)，因为他们只在各自的系统内行动，无法感知其环境。而二阶观察者(Ein Beobachter zweiten Grades)对系统环境关系有所了解，因此可以帮助读者从更高层面看到一阶观察者所在的秩序层。传统上，科学角度的观察属于高级别，而《人靠衣装》就是在凯勒的“小研究”科学意图的基础上完成。笔者认为，凯勒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二阶观察员”。观察者便有职责揭发真相，促进社会功能的分化与进步。“天生的观察者”伯尼幸灾乐祸地揭发骗局，尤其当他看到男主人公与涅特馨在一起时，他感觉那原本属于他的位置被抢走。订婚之夜的丑闻最终将真相示人，一个可怜的裁缝凭借其华丽的外衣被认作是伯爵；那些本应该成为自由公民的人们却依然按照社会等级观念以人的外表评价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这具有警示作用。过去，一个人的衣着穿戴立即显示他所属的地位。显然，哥尔达赫人在男主人公到达小城时还心存此念。实际上，伯尼的“揭穿游戏”让民众意识到这种社会等级观念的回潮。在一八三○年的七月革命过程中，早期自由主义团体接受了十八世纪后期出现的理念，反对贵族与生俱来的等级特权。一八四七年，英格兰和法国支持的大多数州联合起来，反对保守派天主教徒这一“特别联合体”。自由党在抗衡这一“特别联合体”的战争中获胜，这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前的最后一次起义，凯勒积极参与其中(Freund, 2008：61)。这时，成为邦联国家的瑞士刚刚彻底告别等级制度。

卡尔·奥托·洪德里希(Karl Otto Hondrich)认为，丑闻在民主社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违背了社会的正常政治程序，揭示了政治、经济和私人生活之间的越界，使人们对违规行为感到愤慨，从而增强对准则的认可(Hondrich, 2002：17)。自由社会需要某种丑闻的冲击，因为，它们让自由社会有机会确保自身的运转能力。通过“揭露游戏”，伯尼向哥尔达赫人展示了由于他们自身传统的等级观念而导致谬误。虽然洪德里希主要指政治丑闻，但我们可以将他的观点与哥尔达赫联系起来。这个虚构城市的自由秩序与一八七○年左右的瑞士邦联政府一样年轻。洪德里希的论点反映在哥尔达赫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它是一个转型社会，因此需要高度的社会自我调整。

凯勒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文中的丑闻。叙述者与故事外在的遥远“距离”却拉近了读者和人物的内心距离。当读者还为温策尔的命运担忧时，凯勒已暖心地安排了圆满的故事结局：由本来可以预见的悲剧转为令人宽慰的和解，由浪漫的表象转向现实中的人性，寄希望于社会的自我超越。

四、结语

瑞士作家凯勒是德语文学中诗意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与英法现实主义作家彻底的社会批判精神和风格不同，德语文学的诗意现实主义作家重视为黑暗的现实披上美丽的面纱，这种一定程度的美化强调诗意的重要意义，捍卫诗艺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诚如魏育青(2008)精辟剖析的那样，德语文学中的诗意现实主义代表都旨在“表现和塑造‘诗意的’现实，关键不在于简单地再现和反映经验性的社会现实”，他们的创作营造了“一种提升了的镜像”。但他们也反对“全然遁入诗情画意的内心世界”。他们追求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平衡，试图寻找具体生活画面，使幻想与观察、谎言与真实、理念与经验、细小与宏大、假象与现实、内心世界与外在实践等等在其中结合起来。

在《人靠衣装》这篇小说中，凯勒抽丝剥茧般清晰地描绘哥尔达赫的民风，向世人呈现隐匿在社会表象背后、从等级秩序过渡到现代化的极复杂的社会转型状况。哥尔达赫民众的沟通方式在“黄金至上”的社会环境和内在标准中变得令人费解，转型期的不稳定也导致民众价值评判的多元与易变。间接猜测与沉默替代了直接沟通，因此，个人的真实声音极易被流言淹没。主人公沦为“冒充体面者”，这个丑闻触及社会现实和矛盾。凯勒意在以此唤醒民众意识，期盼民众从麻木中觉醒。

凯勒用幽默诙谐、充满人性温暖的语言表达自身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现实在诗艺中得到升华。小说的女主人公最终对抗社会转型时期只重视人的虚假外表、不懂人的真正的内在价值的社会习俗。她不重衣衫只重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是社会批评者。涅特馨代表凯勒人性光辉的理想：在爱情面前，一切面具都荡然无存，这无疑给予读者温暖与希望。一八四八年后，在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下，许多作家情绪低落，凯勒却宽容地面对现实，对社会和人性满怀信心，因此他堪称当时德语作家中走在时代前列者。

总之，凯勒的小说《人靠衣装》的深刻内涵今天仍不乏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注释：

①国内田徳望的译文集《凯勒中篇小说集》中将本篇小说译为《人恃衣裳马恃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