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帆

一、引言

魔鬼合约①母题最早可见于《圣经》中的故事，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的相关叙述对后世的民间文学和作家创作影响深远。中世纪及之前，魔鬼合约母题主要在民间文学中传播、发展，这个杜撰的故事甚至一度突破了神学和文学的领域，进入现实生活，造成了欧洲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女巫大屠杀。十六世纪产生的浮士德民间传说给魔鬼合约母题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它一方面使该母题在德语文学、世界文学上广为人知，另一方面使魔鬼的合约人浮士德逐渐演变成德意志的文化符号。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时代大量浮士德作品出现，魔鬼合约母题经历了繁荣时期。浪漫主义阶段，魔鬼合约母题在文学作品中被反复演绎，尤其在当时颇受欢迎的艺术童话中找到了合适的表现形式，该时期的魔鬼合约故事基本以神秘的、传说纷呈的中世纪为背景。十九世纪的魔鬼合约故事在结构上发生了显著改变，非真实的魔鬼合约与真实的人生故事结合起来，成就了一批虚实相间的传记作品。二十世纪的魔鬼合约则往往以隐喻的形式出现，使魔鬼与合约成为特定的象征符号，古老的合约故事以此来承载现代性的主题。

透过现象看本质，魔鬼合约母题涉及一个神学、人类学的问题，即人与恶的关系问题。魔鬼形象自十八世纪以来在神学领域日益边缘化，而魔鬼合约母题在文学创作上却经久不衰，原因就在于人的内心有一种与恶魔签约为伍的隐秘愿望。这种对恶的渴望古已有之，且不断推陈出新。在魔鬼合约文本中，创作者注重演绎母题本身的诱惑力、可塑性和功能性，而非就魔鬼的存在与否进行神学上的探讨；作家尝试通过文学叙事再现人与恶的关系，并借魔鬼合约故事提出陷于恶的人如何得救赎的问题。此外，魔鬼合约故事抛出了神学上处理得非常谨慎的话题：消极事物的积极意义。魔鬼所象征的消极、否定之力一旦与人为伴，会将人导向何方？人在这个过程中又会作何选择？歌德借魔鬼合约在《浮士德》(Faust)中提出的疑问至今仍然引人深思。

二、救赎作为十九世纪魔鬼合约故事的结局

魔鬼合约故事中有三个基本元素不可或缺：魔鬼、签约人与合约。那么究竟什么人会与魔鬼签约呢？《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的同盟者是欺骗上帝的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谢菲兰、不信仰上帝的人、异端邪说论者、异神崇拜者、巫师术士以及对基督教形成威胁的魔鬼之子犹太人(Kirche，2013:141-259)。概而言之都是不敬上帝之辈，具体包括罪人(Sünder)、误导人者(Irrlehrer)、不信神者(Ungläubige)和犹太人(Juden)。基于其错误的信仰或叛逆的行为，这类人与魔鬼有着天然的主仆或亲缘关系，因此颇受魔鬼青睐(Neumann,1997:50)。魔鬼引诱耶稣的元故事(Kirche,2013:5-6)呈现了魔鬼合约的基本架构：魔鬼可以帮人成就某些事情，作为代价，魔鬼要求人回报；魔鬼引诱人之时，要么身为上帝之仆得到上帝的准许或圣灵的支持，要么作为独立自主、不受上帝约束的上帝之敌。由于耶稣基督的坚定不移，魔鬼无法完成引诱耶稣背弃上帝的任务，故事以魔鬼的失败而告终。本文认为，魔鬼在这个元故事中的失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确定了魔鬼在对人类的诱惑史上以失败结局的基调。

十七世纪之前的魔鬼合约故事多为宗教宣传服务，遵循叛教必死的教条。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魔鬼合约人理应得到被罚入地狱的悲惨结局，故事作者以此告诫教徒坚守信仰、规劝异教徒皈依基督。启蒙运动时期，莱辛、歌德等人突破性地演绎浮士德题材，成功地为魔鬼合约母题写上了救赎的结局，魔鬼合约逐渐从严肃的宗教氛围中走出，开始承载与时代精神紧密相关的主题。随着该母题的进一步发展，合约故事变得多样化，具体元素日益丰富，其结局一度在签约人下地狱与被救赎之间摇摆不定。救赎主题伴随时代精神的改变越来越多地被采用，成为魔鬼合约故事的新传统。十八世纪下半叶始，魔鬼合约故事以救赎的结局为主旋律，更耐人寻味的是合约人因爱而得救赎。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上帝的博爱、俗世的爱情、亲情之爱、友情之爱以及大自然的抚慰之爱助力于人的自爱，共同成为救赎的力量。

三、《浮士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歌德《浮士德》的广泛传播使魔鬼合约成为世界文学的创作母题，魔鬼合约故事的辩证性也开始受到重视。和众天使一样，梅菲斯特是上帝的仆人，经上帝允许，他满怀信心地打算将浮士德引向堕落之路。浮士德虽已是中世纪的饱学之士，却不满足于做个卑微的人，他想通过魔鬼合约寻求突破，超越人类的局限，以获得包罗万象的、绝对的有关世界和自然的经验，此即浮士德的签约动机。浮士德为了追求自我实现的存在、追求一个至高的瞬间而委身于魔鬼，虽然他并不确定自己能否到达这样的瞬间，但重要的是这个目标驱使他保持追求、永不停歇。在歌德之前，浮士德题材鲜有救赎的结局，主要原因在于作为魔鬼合约人的浮士德不信上帝、不敬神明的行为作风与基督教倡导的道德标准背道而驰。歌德偏偏让他的浮士德因自强不息的精神而得救了，这个结局使歌德的戏剧与其他浮士德文本区别开来。

魔鬼作为上帝的仆人在《约伯记》中首次出现，他的职责是以诱惑的方式替上帝考验人类的信仰。但在《浮士德》的“天上序曲”中，上帝让梅菲斯特去诱惑浮士德，用意却已不再是单纯地检验其信仰，而是要激发以浮士德为代表的人类罪恶的阴暗面。歌德塑造的上帝不拘泥于绝对的信仰，而以造物主的博大胸襟对人类进行关怀：天主怕人类耽于享乐、不思进取，他期望魔鬼的搅扰可以对人类的活动起到一种相反相成的促进作用，使人类脱离惰性，永远不断地进行更高的事业，从而登堂入室，达到更高的境界。对于魔鬼的身份和从属问题，歌德的《浮士德》沿用《旧约》的传统，即魔鬼之恶是上帝神力的一部分，上帝既统治着善灵，也统治着恶灵，恶被纳入善(Sorvakko-Spratte, 2008:115)。钱春绮在翻译《浮士德》时写道，天主认为“人在奋斗时，难免迷误”，但也坚信“善人虽受模糊的冲动驱使，总会意识到正确的道路”(歌德，2007:4)。上帝与梅菲斯特打赌是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签约的前奏，它决定了魔鬼合约的结局必是救赎，因为歌德塑造的是全知全能的上帝，集善恶于一体，所以不管恶魔怎样诱惑，浮士德总会得到拯救，否则上帝便不是世间的主宰了。在故事的最后，已获救赎的格蕾辛替浮士德向圣母求情，象征着天主之爱的“永恒的女性”②圣母玛利亚③将浮士德的灵魂导入荣光之境，和格蕾辛一起升天。

若只有信仰的力量、上帝的爱才能拯救魔鬼合约的主人公，那魔鬼合约母题在现当代必定难逃叙事的单一乏味，终将面临无以为继的尴尬境地。而事实上，救赎力量的多样性在暗合文学从神学到人学的转折趋势的同时，丰富了魔鬼合约母题，赋予其继续发展的空间。浮士德的救赎正是在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虽不能与上帝的大爱同日而语，但格蕾辛纯真的爱情、大自然的抚慰之情同样积极地参与了浮士德的救赎。

初见格蕾辛，重返青春的浮士德蠢蠢欲动，一心想立即占有她。情色享乐是梅菲斯特按照魔鬼合约为浮士德安排的第一次诱惑，意在使浮士德感受热烈的青春冲动，沉迷美妙的恋爱活动。然而，出乎梅菲斯特的意料，在与浮士德相爱的过程中，格蕾辛用善良、纯洁、虔诚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浮士德。她本身“无罪可言”，还要“无缘无故”去忏悔，因为她的清白无辜，魔鬼甚至无法靠近她，更不能直接操控她。浮士德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中，产生了完全献身于格蕾辛的喜悦，经常说她“真是天使”，并亲切地称呼她为“我的小天使”。这不仅仅是恋人之间的呢喃，而是歌德有意将格蕾辛与魔鬼合约母题中救赎天使的形象联系起来。之后，当浮士德因格蕾辛的不幸而自责、悔恨时，梅菲斯特真正意识到了格蕾辛对浮士德的积极影响和拯救作用。格蕾辛死后，浮士德总是在关键的时刻仿佛看到她的身影，这使他能够在魔鬼的诱惑中保持暂时的清醒和理智。最终，浮士德与格蕾辛殊途同归：消亡了肉身、救赎了灵魂。浮士德的民间传说中本没有格蕾辛这个角色，歌德在自己的剧作里特意创作了有关格蕾辛的情节，使浮士德和格蕾辛的爱情故事成为第一部悲剧。格蕾辛既是魔鬼合约的牺牲品，也是浮士德的拯救者，她用真挚的尘世之爱助力浮士德的救赎。

格蕾辛的爱情对浮士德的思想和灵魂产生了净化作用，因此浮士德才会一度逃离她，去大自然的怀抱中反省、思考，寻求自然的抚慰。浮士德感谢崇高的地灵把壮丽的自然给他做王国，让他得见林中、空中、水中的生灵，领他进入安全的山洞，指点他进行内省，使他胸中秘藏的东西豁然开朗。在浮士德看来，连纯洁的月亮都是抚慰地升起，以缓和他的渴望。经历格蕾辛的悲剧使浮士德身心俱疲，他游魂般地四处飘荡，最终再次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栖息于阿尔卑斯山中幽雅的境地。在百花如锦的草地上，爱丽尔带领一群象征着大自然治疗力量的小精灵到来，它们深切同情浮士德，竭尽全力平复他心中的激烈斗争、安慰他受伤的心灵和受惊的魂魄。有了精灵们相助，经过养精蓄锐的酣睡，浮士德终于感到生命的脉搏清新活泼地跳动。大地用欢乐将浮士德包围，鼓励、唤起他坚强的决心，使身心复原的他去努力追求最高的存在，从小世界走向大世界。自然不仅治愈了浮士德的创伤，还带给他喜悦，使他越来越趋近于神道，这便是大自然对浮士德的爱之救赎。

假如浮士德没有自尊自爱，不管来自外界的是上帝的爱还是恋人的爱，必将无法唤起内省，当然也无法带来救赎。按照魔鬼合约，梅菲斯特要等浮士德尽情享受了人间快乐、自然死亡之时才能取走他的灵魂，不料浮士德主动给自己限定了末日：不必等到老死，满足之日即是末日。遇到浮士德这样的签约人，魔鬼要反过来劝他三思而行，但浮士德并不领情，因为他认为“一停滞，就变成奴隶”(歌德，2007:53)，正是为了鞭策自己不要停下进取的脚步，他才把命运交到魔鬼手中。显然，歌德打破了魔鬼合约母题史上合约人卖身为奴的旧模式，翻转了魔鬼和合约人的固有格局，将传统中处于上风的魔鬼和被动受制的合约人进行了对调，赋予浮士德以主动权。与浮士德题材保持一致，歌德的主人公不信上帝、不敬神明。在基督教的文化氛围中，对永生和来世都不感兴趣的浮士德似乎并不应该得到拯救。除了信仰的缺失，浮士德在做人方面同样有过失，格蕾辛、格蕾辛的哥哥和母亲、格蕾辛与浮士德的孩子、老夫妇、旅人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因他而死。罪人浮士德没有悔悟，且至死都未做过哪怕形式上的忏悔，更不用说虔诚皈依，因此按浮士德题材的传统，救赎本无法实施。歌德反其道而行之，让浮士德最终得救，因为“凡是不断努力的人，我们能将他搭救”(歌德，2007:468)。歌德认为浮士德永不停歇的追求行为是积极向上的，并借上帝之口称这类行动着的人(der tätige Mensch)是好人(der gute Mensch)。由此断定，浮士德的救赎是由内在的自强不息和外在的上帝之爱、爱情之爱及自然之爱合力作用的结果。

四、《彼得·施莱米尔卖影奇遇记》：自爱者，人爱之

人在奋斗时，难免迷误，那么迷误之后呢？是永远迷失还是悬崖勒马？在沙米索(Albert von Chamisso)的《彼得·施莱米尔卖影奇遇记》(PeterSchlemihlswundersameGeschichte, 1814)中，魔鬼“灰衣人”针对施莱米尔心中仍有理智残存的特殊情况，把魔鬼合约精心地设计为前后两步：影子合约和灵魂合约。作为诱饵的第一次交易，影子合约形式上并不正式，接下来的灵魂合约才是魔鬼的真正用意，它在形式上继承了魔鬼合约的传统：合约内容写在羊皮纸上，签约人须用鹅毛笔蘸自己的鲜血签署。在这个故事中，根据各个阶段的不同策略和目标，魔鬼频繁地改变自身的形象和角色，从谦卑有礼的绅士到趾高气扬的嘲笑者，从老奸巨猾的诱惑者到唯唯诺诺的仆人，从推心置腹的合作者到凶相毕露的恐吓者，不一而足，但目的只在于逼迫施莱米尔签署灵魂合约。与歌德的浮士德不同，沙米索的施莱米尔较早地下定决心要退出魔鬼合约，他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袋扔进悬崖，以上帝的名义要求魔鬼立刻消失、永不再现，以此与魔鬼彻底决裂。因为拥有源源不断的金钱之后，施莱米尔不仅没有获得真正的幸福，反而感到恐怖、绝望、被整个世界抛弃。远离魔鬼后，施莱米尔重新敬畏上帝，主动向基督教的先贤靠近，为自己创造了救赎的可能。在故事的末尾，施莱米尔希望读者能从他的故事中获取有益的教训，他还向沙米索报告了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表示会在去世之前把手稿交给柏林大学，造福社会和人类。沙米索在致希齐希的信中，把施莱米尔选中他来保存这个神奇的故事，看作是施莱米尔对他推心置腹的忏悔，而基督教文化和魔鬼合约的传统中，忏悔是救赎的开始。施莱米尔在给本德尔和米娜留下的字条里写道：“就是你们的朋友现在也比以前过得好，要是他在受罚，那是和解的处罚。”(沙米索，1998:215)在宗教学中，受罚、和解是和救赎紧密相连的概念，是救赎的重要步骤。而且，上帝没有放弃与魔鬼签约的施莱米尔，仍指引他、接纳他，使他得以通过对魔鬼毁灭性的反抗，找回对基督与上帝的信仰，进而投身自然科学研究，与自己的内心达成了和解，最终获得救赎。

身为无法免疫诱惑的普通人，施莱米尔多次在魔鬼的攻势之下举棋不定，几欲签约，最后获得幸福的他还有赖于米娜和本德尔的激励和帮助。他与米娜一见钟情，当时他觉得似乎有位天使从身边飘过，稍后面对跪在地上迎接自己的米娜，他感叹到：“而我没有影子，无法跨过这道鸿沟，无法在天使面前下跪”。(沙米索，1998:17)陷入爱河的施莱米尔沉醉在无法描述的快乐中，米娜可爱、善良、虔诚，她对他的爱情至深至纯、不顾一切、毫无保留。因为她，他为自己出卖影子而愧疚，爱情的力量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渴望。和《浮士德》中的格蕾辛一样，拯救者米娜同时也是魔鬼合约的牺牲品。米娜和她的父母先后发现了施莱米尔没有影子的可怕事实，由于父母的唯利是图，米娜被迫嫁给无赖拉斯卡。这残酷的一幕促使施莱米尔做出了绝不出卖灵魂的决定，从而断绝了与魔鬼的往来。这便是米娜对施莱米尔的拯救意义：她真诚的爱给施莱米尔带来了感情和心灵的净化，她谦恭、虔敬神明的特性也使施莱米尔得到了道德和宗教的净化，直至激起他自我救赎的力量。

在故事的开端，刚刚卖掉影子的施莱米尔住进高级饭店，店主向他推荐了忠厚、懂事的本德尔在身边听候使唤。施莱米尔逐渐无法承受失去影子的煎熬，他选择了本德尔做忠实的听众，向他吐露了内心深处的秘密。得知主人没有影子，本德尔不仅虔诚地表示同情，还对他不离不弃，坚决地在任何场合维护他。本德尔充当了保护神的角色，他同主人形影不离，懂得如何预防性地帮助主人遮掩缺陷，一旦出现意外的危险，他立刻用自己的影子挡住主人。当忠厚的本德尔看见魔鬼带着主人的影子耀武扬威时，便立刻对他开骂，命令这个家伙交出主人的影子，随后对魔鬼拳脚相加，无可奈何的魔鬼只好一声不吭地消失了。苦于对主人的窘境无计可施，本德尔便陪主人一起流泪，他用忠诚默默安慰着主人，伴他度过艰辛的日子，帮他承受不幸的命运。与本德尔相反，主人公的另一个仆人拉斯卡则成了金钱的俘虏、魔鬼的帮凶。本德尔给予施莱米尔的是理解之同情、是真诚的保护、是救赎的力量，为了不拖累他，施莱米尔决定离开他，一个人去漫游世界。后来，正如本德尔心之所盼，快乐的时刻眷顾了施莱米尔，幸福降临到他身上。

扔掉魔鬼的钱袋后，施莱米尔平静地入睡，梦中的米娜和本德尔头戴花环飞过，朝他微笑、向他问候，正如歌德的《浮士德》中撒着花飞来的天使，让人联想到拯救者天使的形象。施莱米尔考察自然时不幸生病，被送到一所医院救治，醒来后发现这里竟然是施莱米尔医院。原来，善良的本德尔用昔日的主人遗留下来的金钱捐助了这家医院，他亲自当院长来为不幸的人服务，并请病人们为医院的创始人、慈善家施莱米尔祝福、祈祷。已是寡妇的米娜在这所医院过着虔诚、敬神的生活，她照顾病人、行善积德，以此为施莱米尔祈福。朋友与爱人的信任、祝福不仅使施莱米尔深深感动，也使更加坚信自己的抉择——不与魔鬼为伍。

信仰的力量、米娜的爱情和本德尔的关爱弥足珍贵，但大自然的包容给予施莱米尔的救赎之力同样不容忽视。扔了钱袋，又花光身上仅有的钱，施莱米尔何以为生？借助神奇的七里靴，施莱米尔在地球各处往来自如，他用非洲象牙作为支付手段，为自己添置设备，开始私人学者的新生活。在科学考察的过程中，他以非洲鸵鸟或北方海鸟的蛋以及水果为食，从大自然中获得生存的力量。离群索居的施莱米尔虽衣食无忧，然而时常由于缺乏社会关怀而孤独寂寞，所幸他得到一只忠实的卷毛狗为伴。卷毛狗守护着他的家，等待着他的归来，让他倍感温暖和爱，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并非孑然一身。在大自然的接纳下，施莱米尔在研究动植物的工作中发挥自身的光和热，于回报社会的同时实现了自我救赎。

五、《黑蜘蛛》：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瑞士作家戈特赫尔夫(Jeremias Gotthelf)在中篇小说《黑蜘蛛》(DieschwarzeSpinne, 1842)中塑造的魔鬼合约故事有很多独到之处，其一在于魔鬼合约的反复性，它存在于叙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二在于魔鬼势力的多元化：乔装为“绿衣猎人”的魔鬼仅在签约前后出现几次，之外的时间他始终有得力的帮凶来推动合约的进展；其三在于签约者的特殊性：女性克里斯缇娜代表集体与魔鬼交易，有别于传统的男性个体签约人。从故事的表层结构来看，农民在封建领主的残酷压迫下走投无路，请“建筑魔鬼”(Bauteufel)帮助集体脱困。男人们懦弱无为，狂妄自大的异乡女人克里斯缇娜自作主张与魔鬼签下吻约，答应事成之后给魔鬼一个未受洗的新生儿。她意图先解燃眉之急，日后再糊弄魔鬼，不料却被魔鬼的恶势力反噬，化身成了为害乡里的大蜘蛛。《黑蜘蛛》的实际签约者是全体农民，因此，虽然签约代表不可逆转地变成了黑蜘蛛，但身为牧师的作家④仍为这个恐怖的故事写上了宗教意味浓厚的救赎结局：牧师、虔诚的母亲和她的后代克里斯滕前后因与黑蜘蛛搏斗而牺牲，他们的舍己为人、敬畏上帝使危难中的农民都重新获得了安宁的生活，封住黑蜘蛛的窗柱世世代代竖立着，提醒村民不要试探上帝和魔鬼。

黑蜘蛛克里斯缇娜充当魔鬼的爪牙，为帮助魔鬼抢夺未受洗的婴儿，屠戮无辜。当牧师将它打退、救下第一个孩子时，自以为是的人们狂欢庆祝，无视牧师的警告，不向上帝祈求宽恕。牧师独自祷告、斋戒，请求上帝赋予他战胜敌人、保护民众的力量。在第二次抢夺婴儿的战斗中，牧师镇定自若，始终相信天主的手在魔鬼之上，无辜的孩子必得救赎。为自保，农民合伙密谋要把第三个孩子献给魔鬼，因此在第三个产妇临盆之际刻意隐瞒了牧师，但出于使命感，牧师敏锐地发现了魔鬼的踪迹，并用圣物击退魔鬼和黑蜘蛛的进攻，救出新生的孩子。战斗结束后，风云撤退，天朗气清。牧师把孩子送还给母亲，昏死的母亲重新活过来。牧师即刻以三圣之名为孩子施洗，使其摆脱恶魔的纠缠。然而，在搏斗中被黑蜘蛛咬伤的牧师次日即不幸身亡，他的死警醒了盲目的民众，使其意识到上帝的威严和出卖灵魂的错误。第三个得救的孩子的母亲坚信上帝的力量，日夜虔诚祈祷。有一次，守护孩子的母亲极度困倦之下睡着了，梦里她看见死去的牧师冲她喊：“快醒醒，敌人来了！”(Gotthelf,2002:88)睁开眼，她果然看见黑蜘蛛欲往孩子的脸上爬。靠着信仰的坚定和母亲的无畏，她机智地将凶猛的黑蜘蛛封入家中提前准备好的洞中，但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黑蜘蛛第一次被封，农民们感受到上帝之爱，于是诅咒魔鬼，重新忠于上帝，就这样幸福、安宁地生活了好几代。这是首次救赎的结局，关键性的拯救者是牧师和虔诚的母亲。约二百年后，当地人又开始变得傲慢自大、目空一切，不再敬畏上帝。身为结束黑蜘蛛灾难的母亲的后人，克里斯滕虔敬温顺，但他的母亲和妻子却崇拜金钱、攀比成性、狂妄自负。她们憎恶困有黑蜘蛛的老房子，要另建奢华的屋舍。笃信上帝的克里斯滕竭力反对，他遵循祖先的教诲，不怕封在家里的黑蜘蛛。然而，女人们不听其劝，最终在一个不幸的平安夜里放出了黑蜘蛛。黑蜘蛛在整个地区展开了更猛烈、更残忍地屠杀，圣诞节的山谷哀号遍野、死伤无数。克里斯滕向上帝祷告，直到坚定了牺牲自我以结束灾难、拯救乡亲的决心。他重新为蜘蛛洞做好了塞子，并撒上圣水，然后付出生命将黑蜘蛛封入洞中。恐怖的往事也给这里的住户带来了庇护和幸福，多少代以来，他们都循规蹈矩，牢记警告，心中怀着对上帝的敬畏，“人们不是怕那只蜘蛛，而是怕上帝”(Gotthelf,2002:113)。

故事中，以施托芬为首的骑士集团暴虐无道，恣意妄为，给农民下达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他们逼上绝路，迫使他们与魔鬼为伍。面对魔鬼的报复带来的血腥屠杀，魔鬼合约和黑蜘蛛之祸的始作俑者施托芬集团害怕被牵累，于是立即与农民划清界限，致使全体农民沦为其暴政的替罪羊。在男性主导的农民集体中，大多数男人却自私自利，缺乏担当，以至于寻找替罪羊的故事反复上演。首个替罪羊克里斯缇娜与魔鬼交易虽有违信仰，但也拯救了集体于危难，且事后她和所有人一样不愿意把新生儿交给魔鬼。魔鬼留在她脸上的吻痕发作，疼痛和恐惧使克里斯缇娜无法自控。她到处求助，人们避之不及，甚至觉得她罪有应得。胆小怕事的男人们提出打死她，以为这样魔鬼便无可奈何，活着的人才能高枕无忧。集体的冷漠、绝情和魔鬼的诅咒使克里斯缇娜失去理智和人性，成了集签约人、替罪羊和牺牲品于一体的角色。第二次黑蜘蛛灾难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新的集体道德堕落、背离上帝，但人们不愿正视自身的过失，仍热衷于归咎他人。虔诚的信徒克里斯滕被指责对母亲、妻子和仆役管束不力，由此带来灾祸，他成了必须要为集体赎罪的替罪羊。最终，克里斯滕牺牲自己，再次封印了黑蜘蛛，是灾难的拯救者。

宗教色彩浓厚的结局也透露出人性的光辉。除了上帝的大爱，战胜黑蜘蛛的还有克里斯滕对村民以德报怨式的爱、母亲们对子女后代忘我无私的爱以及人的自爱，爱的力量为整个村庄带来救赎。两次黑蜘蛛灾难过后，人们敬神、内省、自尊自爱。黑蜘蛛的故事代代相传，直到倒叙小说的开始：当地的生活欣欣向荣、井然有序，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

六、结语

在近现代德语文学中，魔鬼合约的隐喻即与恶为伍，人类的诱惑者也可能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而是或具体或抽象的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魔鬼合约是一场善与恶的对决，是一次外在与自我的较量，是个人发展与道德意识的抗争。纵观十九世纪德语文学中的魔鬼合约母题作品，我们会发现，魔鬼合约的母题史归根到底是文学上的救赎史。救赎使歌德的《浮士德》跳出了浮士德题材原有的框架局限，为该题材的解读创造了新的可能。歌德让上帝直接参与到浮士德的救赎中来，但更加强调人的自爱自强之重要。相比之下，《彼得·施莱米尔卖影奇遇记》的救赎结局更注重真挚的感情对主人公的激励，爱情与友情使人洞见自身，施莱米尔因此自惭形秽，然后知耻而勇。《黑蜘蛛》的救赎无疑凸显了上帝的大爱，同时也歌颂了自我牺牲的小人物身上爱的光辉和人性的力量，而魔鬼的帮凶所犯下的罪行和作为灾难记忆的黑蜘蛛成为人们眼前的镜鉴，时刻提醒着吾日三省吾身。

注释：

①德国学者瑙曼基于对中世纪有关迫害女巫的文学文本研究认为，须区分魔鬼同盟和魔鬼合约两个概念：魔鬼同盟指的是人和魔鬼签署的书面协议，而魔鬼合约从形式上来说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甚至可以通过某个特定的象征性行为、动作来缔结，比如人在午夜时分连喊三声魔鬼的名字；魔鬼在人的脸上轻轻一吻；人和魔鬼击掌为誓等等。此外，魔鬼同盟以人和魔鬼达成一致意见为基础，而关于魔鬼合约，当基督徒背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开始与巫术有染或者犯下深重的罪孽时，那么这个人可能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已经与魔鬼签约了(Neumann, 1997: 11)。

②关于“永恒的女性”究竟何所指，潘子立在中译《浮士德》的注释中写道，自《浮士德》问世之后的第一个百年里，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永恒的女性”指的是爱，即基督教所宣扬的“博爱”精神(歌德，2013：582)。钱春绮在中译《浮士德》末句的注释中认为，努力而迷误的世人获得拯救而升天国，是由永恒的天主之爱造就的。以圣母玛利亚和脱离尘世而超升天国的格蕾辛为代表的、永恒的天主之爱，这是一种纯洁无私的爱，通过女性之爱对人类显示其最完美的形式(歌德，2007: 475)。

③此外，圣母玛利亚在魔鬼合约母题史上充当魔鬼合约人和上帝之间的调和人，帮助合约人取得上帝的谅解、救赎，这一点颇为常见。

④戈特赫尔夫出身牧师家庭，大学攻读神学，后成为牧师。他以瑞士教育家、作家裴斯泰洛奇为榜样，积极献身于农村的教育工作，坚持通过创作农民题材的乡村故事，宣传大众教育的理念，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