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一旦“扎堆”，往往容易“出彩”，也容易“嚼舌头”。万万没想到的是，齐齐哈尔文化流人“扎堆”之际，竟然“出彩”的这般耀眼。

康熙中叶，北部边疆局势逐渐稳定，清廷对人犯发配地区及结构产生了忧虑。康熙三十七年（1698）四月，康熙皇帝对内阁大学士们说道：“人命所关重大，朕数年以来将为盗者止诛首恶，为从者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朕曾问及将军萨布素，此等罪犯聚集或致生事。据奏，新满洲兵众多，将凶徒分给为奴，势孤力散，恶不能逞，由此观之，不但全活甚众，且新满洲资意良多矣。”萨布素的“奏对”拭去了康熙心头的阴霾，由此，清廷决定按照流放政策，除将部分罪犯流放到吉林将军辖区宁古塔、三姓、拉林、阿拉楚喀等地给披甲人为奴或到官庄种地之外，更多的文字狱案犯，违法皇室成员及官员则流放到黑龙江。康熙三十八年（1699），黑龙江将军移驻齐齐哈尔，开启了流人向齐齐哈尔发遣的新进程。

一般情况下，当差、安插、圈禁流人一般以3年为限，为奴的另当别论。流放到黑龙江的文化流人，往往因身份特殊或者文化水平较高而被安置在齐齐哈尔城。这种时间与空间的交汇，为文化流人的集结创造了可能。查考史志，在清代齐齐哈尔历史上，文化流人大规模的集结主要有3次。第一次集结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较早被流放到齐齐哈尔的文化流人是讷尔朴（号拙庵，满洲旗人）、图尔泰（号逸叟，满洲叶赫那拉氏）和李锟（号伊山，汉军）。尽管讷尔朴、图尔泰两人是朝廷大员，但流放的时间都很长。流人文化

因“南山集案”，康熙五十二年（1713），方登峄、方玄旅、方式济（方登峄之子）、方式槱（方玄旅之子）一千人等被“从宽”免死，并其妻子流放齐齐哈尔。陆续的，又有省亲前来探视的方式济之子方观永、方观承兄弟。方氏一族的到来，在齐齐哈尔城引发一定反响。雍正元年（1723） -月，古今图书集成总编纂陈梦雷（字则震，号省斋）因系胤祉之师涉嫌皇位争夺被流放齐齐哈尔，这是当时清朝最大的文豪。这样，在康雍两朝之交，齐齐哈尔城聚集了至少十几位文化流人。

图尔泰曾做过御史，因刚直不阿忤逆权臣才被流放。他能诗文、喜欢研究程朱理学，与陈梦雷、方式家族来往密切。方登峄在《逸叟以诗寄阿郎道羁困之状省斋和以慰之余亦武韵》中曾经这样咏叹：

东邻逸叟悲作歌，子昂慷慨歌重阙。

我与两君忧患交，三人头上都如雪……

且喜黄沙白苇中，幡然三老情相悦。

芒鞋竹杖往来频，一盂稗饭容饕餮。

这是陈梦雷、图尔泰、方登峄三老一次聚会的生动写照。

讷尔朴，世袭一等男，善诗文，精梵书，文武全才，著有《画沙集>，方登峄为之做序。其《席竟送客>诗前有序：过图逸叟蔬圃，观静涵、逸叟弈复共方问亭，阅案头说铃，日暮始归。一句“客伤旧事裁新句，我拟愁城筑酒乡”，足以表达流人之间同病相怜的情感。他还与流戍的李伊山有交往，在《李伊山以运饷蒙恩解戍赋送》一诗中有：“雪消辽海霁云开，杨柳春风拂面来”之句。

几位流人平时相互唱和，不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方氏家族的《述本堂诗集>、讷尔朴的《画沙集》，还成就了黑龙江最早的笔记史料方式济《龙沙纪略》，以及方观承《卜魁风土记》等，可谓成果丰硕。塞外苦寒，生活不易，流人之间生活方面也多有照应。方观承《入塞诗》显示，讷尔朴释归时，将居住的房屋赠给了方氏家族。

齐齐哈尔文化流人的第一次集结是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发生的，结局有一定的悲壮色彩：图尔泰流放多年，最后不知所踪;陈梦雷来到齐齐哈尔时，讷尔朴己然踏上赦归京师路程（康熙六十年），终未能相遇;陈梦雷70余岁流居卜奎，直至客死于此，竟无一字可寻;方家与李伊山之间不见赠答，均系遗憾。这样，以方式一族为纽带的齐齐哈尔文化流人第一次集结概于雍正六年（1728），即方登峄卒于戍所前告终，前后延续近20年。

第二次集结

嘉庆年间，经过乾隆时期对流人政策的多次调整，清廷向齐齐哈尔发遣人犯数量大减。发至齐齐哈尔者多为满族官员、皇室、太监以及文字狱案死刑减等人犯。这一时期，文化流人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社会活动活跃程度上，均把集结的氛围推向了高峰。主要人物有刘廷耀、保泰、龚光瓒、王霖、程煐、刘凤诰、章汝楠、宋树谷、汪皋鹤、史堂、黄道煚、邱庭漋、吕景儒、魏耘圃、戴裴谷、李慎吉，以及武将爱星阿、庆成、金湘等。此次流人集结过程中主要发生了4件大事。

第一件是汉官学的出现。在黑龙江将军永琨倡导下，齐齐哈尔成立汉官学（旧址在今黑龙江督军署），流人龚光瓒、王霖，以及流寓的黑龙江将军衙门银库任主事西清均担任过教师。

第二件是红豆山房的出现。红豆山房，本为庵房，原为流人保泰居所，赦归后赠予龚光瓒，龚光瓒赦归之际卖给官府，而官府又将其卖与西清。西清回京后，复被将军衙门买回作为主事流转房。红豆山房涉及很多流人、官吏，具备极强的故事特征。

第三件是海粟亭的建修。海粟亭是由乾隆四十八年（1783）前后流放齐齐哈尔的刘廷耀出资所建，有自书的“霞蔚云兴”匾额，但不曾命名。乾隆末年，因甘肃冒赈案被流放的知县黄道煚襄助书写“浮幻因缘”匾额。这里一度成为流人聚集的场所。嘉庆十三年（1808）春天，西清拿出一个季度的薪俸修缮该亭并命名“海粟亭”，而没有采用友人提出的“秋俸亭”。

第四件是大量文化成果的出现。如程煐的《龙沙剑传奇》，王霖的《万字文》（传未成），刘凤诰《杜工部诗话》、《五代史记补注》、《存悔斋文集》，魏耘圃的《龙江杂咏》五言五十二韵，戴裴谷的《炕五十韵》，以及在各个寺庙或其他建筑里的很多墨宝等，西清的《黑龙江外记》则成为所有流人生活状态的原始记录。

第二次流人集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集结经历的时间较长。如果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劉廷耀初建海粟亭算起，到嘉庆十五年（1810）西清《黑龙江外记》完成，前后历时20余年;二是有核心人物。此次流人集结起到核心串联作用的人物是流寓者西清。西清虽然不是因罪而被流放，但由于家道中落，千里边疆为吏，总是谪居的味道，与流人有同病相怜的情节，对流人充满了同情。正因如此，他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收集流人故事，用更多的笔墨，描绘出齐齐哈尔流人的辛酸血泪。在发生的四件流人集结事件中，西清均参与其中，或早或晚，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或做其中事，起到了承接、牵头、见证、记录等作用;三是有活动场所。前三件事都有文化流人参与或创造，并带动了更多的流人加入其中，海粟亭成为流人集结的标志性建筑;红豆山房成为流人唱和场所;汉官学成为流人瞩目的焦点。比第一次集结更具文化自觉性，也具有传承性。四是有官员的参与。从整体上看，以黑龙江将军永琨、傅玉、那启泰、观明、斌静为代表的官员对文化流人极为重视，既能发挥流人作用，或邀其出入幕府，或延请执教学馆，或与文化流人直接交流开展诗词唱和活动，这些行动对于文化流人集结客观上所起到推动作用。

第三次集结

清代中后期，清廷内忧外患。黑龙江将军辖区在帝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觊觎中大片沧丧。在关内流民的冲击下，柳条边失去作用，涌入东北的百姓极大地刺激了东北开发，清廷的流人政策存在的条件在逐渐失去，发往齐齐哈尔的流人多是军官或者太监等，文化流人越来越少。

光绪七年（1881），黑龙江将军文绪再次把齐齐哈尔汉官学提上日程。由水师营总管马海昌（满族）主办，在齐齐哈尔旧城西门倡建“经义书屋”（别名卜魁书院，光绪末年改为师范学堂）。有讲堂五间，学舍十余间。设文艺、经义等四科，聘请教师主将。首聘者是光绪五年（1879）二月被流放齐齐哈尔的王性存（字味余，署山西荣河县任知县）， 《龙城旧闻》这样说：从此“穷乡荒徼始有弦歌之声，大吏折节，名重一时”。

王性存的诗名在当时的齐齐哈尔首屈一指，“兴会落笔，飒飒如飞”。不仅自己吟咏，他还积极倡议在齐齐哈尔的文人集会，“以觞咏自娱颜”，一时间齐齐哈尔“文风”四起。王性存与先后流戍至此的中原人贵筑、廖景森，楚北人林煜南、孟振林，京都人延宪，安徽人孙家穆有交往，创立了“菊花词社”，“以道义相尚，并结祠社，暇日咏歌，称一时之盛”。 王性存又与齐齐哈尔的许多文化人王舒毓、苏荣轩、迎善卿、色字明、陈全斋、常兰亭、双三乐相唱和，结“梅花诗社”。其中，以王舒毓最为著名。据《黑龙江志稿》记载，王舒毓，字秀亭，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龙江人，隶水师营，为江省文学之士，著有《槐荫文草>若干卷，被老鼠咬蚀无存，仅遗“梅花诗”数十首。

齐齐哈尔第三次文化流人的集结属于真正意义的集结。既有集结目的，又有目标;既有明确的发起人，又有明确的社团名称;既有文化流人，又有本地的文人士子;既有个人的诗词文集，又有彼此的唱和作品;既有王性存个人书斋寒翠堂可以做交流场所，又有卜奎书院的更多承载，可以说这次集结尽管时间短暂，但成果丰硕，是齐齐哈尔历史上文化发展的一件大事。

总之，齐齐哈尔文化流人的集结在主观上尚不具备明显的社团性质，尤其是前面的两次。然而，其集结意义不容忽视。一是极大地激发了文化流人的創造力，集结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艺术作品。二是推动了齐齐哈尔文化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清代齐齐哈尔的文化成果大多产生在这三次集结期间。三是极大推动了土著居民的文化进步。这既表现在文化流人无论在汉官学的任教还是在私塾的教授，也表现在流人书写逐渐被当地一些有识之士所接受，并最终成为文化活动的参与者，梅花诗社可以说是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