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焯诗词学著述三考

2019-03-02张海涛

中国韵文学刊 2019年1期

张海涛

(天津中医药大学文化与健康传播学院，天津 301617)

陈廷焯(1853—1892)是晚清最重要的词学家之一。他早年选评《云韶集》(成书于1874年)，撰写《词坛丛话》(成书于1874年)，取法浙西词派。后期改弦更张，选评《词则》(成书于1890年)，撰写《白雨斋词话》(成书于1891年)，尊奉常州词派。除了上述词学著作外，陈氏传世著作还有诗选《骚坛精选录》(残本)和诗词集《白雨斋诗钞》《白雨斋词存》。随着这些著作影印或整理出版，学界对于陈廷焯的研究日益全面和深入。目前业已形成以词学思想研究为主体，诗学思想与诗词创作研究为两翼的研究格局。而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陈氏部分诗词学著述还存在一些文献方面的问题有待厘清。今不揣谫陋，略陈拙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骚坛精选录》的成书时间

《骚坛精选录》是陈廷焯选评的一部诗选，从未刊布流传，在陈氏其他著作中也没有相关记载。彭玉平先生最早披露了该书的信息，并予以整理出版，拉开了研究陈氏诗学的序幕。但关于这部诗选的成书时间，却悬而未决，有待商榷。

自晚近以来，陈廷焯以词学名家，其诗学著作未见流布。1989年，彭玉平先生在陈廷焯子媳张萃英女士处意外发现陈氏诗选《骚坛精选录》的残稿，并摘抄了其中部分批语。1994年，彭氏《陈廷焯前期词学思想论》(载《中国韵文学刊》1994年第2期)便已引及这些批语。2007年，彭氏发表《陈廷焯〈骚坛精选录〉(残本)初探——兼论其诗学与词学之关系》(载《文学评论丛刊》2007年第2期)，介绍了这部诗选的基本情况。2010年，彭先生在陈廷焯嫡孙陈昌处重睹此书，摄录了全部内容。2014年，彭先生纂成《白雨斋诗话》，交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全书前有《骚坛精选录》三张书影，正文上编为《骚坛精选录》批语专辑，下编为《云韶集》《词坛丛话》《词则》《白雨斋词话》中相关诗论的汇集，最后附录《白雨斋诗钞》。至此，残存的《骚坛精选录》才真正呈现于世人面前。关于该书的基本情况，在此迻录彭玉平先生的介绍：

《骚坛精选录》原选情况已难精确描述，我经眼的止有三册，无序跋，残损处颇多，合六朝与盛唐诗选和评论。书心写“陈廷焯一字亦峰丹徒耀先陈世焜评选”。第一册为南北朝诗选，自卷七至卷十一，卷七选宋、齐诗，宋末附歌谣；卷八选齐、梁诗，齐末附歌谣；卷九选梁诗，卷十选梁、陈、北魏、北齐诗，其中梁、北魏、北齐末附歌谣；卷十一选北周、隋诗，隋诗未完。第二册为盛唐诗选，自卷十七至卷二十一，卷十七选王维与孟浩然两家诗，卷十八选储光羲至李白诗，卷十九、二十专选李白诗，卷二十一选李白、杜甫诗。第三册亦为盛唐诗选，自卷二十二至二十七，为杜甫诗专辑，其中卷二十五首页缺，卷二十六末数页缺。以上三册，计存十六卷。

彭先生由此推论：“原选很可能是通代诗选，非止二十七卷，册数也当在五册以上。”而陈氏评李白《杨叛儿》：“艳而不妖，胜于《子夜歌》，余正集不录《子夜歌》者，此也。”则该书似乎还有正集、副集之分。由于现存残本没有序跋，故无法确知其编选年月。而学者推测的大致成书时间，又呈现出或前期或后期的不确定性。

笔者认为，《骚坛精选录》作于陈廷焯早年，原因如下：

(一)稿本类型

从稿本类型看，《词则》与《白雨斋词话》皆为陈廷焯行草手书，南京图书馆所藏《云韶集》则是誊清稿本，可见陈氏早年或有请人誊录之习惯和条件。而《骚坛精选录》恰是誊清稿本(见图一)，且与《云韶集》(见图二)字迹非常相似。

(二)署名方式

从署名方式看，《骚坛精选录》为“一字亦峰丹徒耀先陈世焜”，《云韶集》和《词坛丛话》均为“亦峰陈世焜”，《词则》和《白雨斋词话》均为“亦峰陈廷焯”。廷焯和亦峰是陈氏后期更定的名、号，早期名世焜，字(号)亦峰。而《骚坛精选录》署名世焜，字耀先，一字亦峰，显系陈氏早期，且很有可能比编选《云韶集》时更早。

(三)批语来源

从批语来源看，“《骚坛精选录》中的眉批和夹批虽多陈廷焯自撰，但也广泛征引诸家论语以为佐证，或直接以引代论。所引前人评语一般只著评者字号，鲜著书目，很多时候甚至直接抄录或檃栝前人评论，不作任何标识”。彭玉平先生对陈氏转引前人评语的书目来源作了详细的考察，至少有14种之多。而陈氏另外两种评点选集《云韶集》和《词则》所反映出的变化趋势，则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陈氏愈加自信，拾人牙慧者日少，自述己见者日多。今《骚坛精选录》批语中大量引录或檃栝前人文字，当是陈廷焯学诗初期所为。

(四)批语内容

从批语内容看，《骚坛精选录》中的许多思想观念与早期的《云韶集》《词坛丛话》同旨，而与后期的《词则》《白雨斋词话》异趣。

例如对歌谣的态度，《云韶集》最后一卷名曰“杂体”，选入不少民歌杂曲。对于这类作品，陈廷焯是比较欣赏的，他说：

自唐人以后，山歌樵唱、酒令道情、以及传奇、杂曲，言虽俚俗，而令读者善心感发，欲泣欲歌，哀者可以使乐，乐者可以使哀，灯前酒后，可以除烦恼，可以解睡魔。况夫古乐不作，独劳人思妇、怨女旷夫发为歌词，不求工而自合于古，何也？同一性情之真也。

陈氏认为，这类民间文学虽然不如正统诗文高雅，但却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故他不忍舍弃。而到后期，陈氏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词则》中不再有民歌小调的位置，《白雨斋词话》更是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对民歌谣谚的鄙弃：

山歌樵唱，里谚童谣，非无可采。但总不免俚俗二字，难登大雅之堂。好奇之士，每偏爱此种，以为转近于古，此亦魔道矣。《风》《骚》自有门户，任人取法不尽，何必转求于村夫牧竖中哉？

对于民歌谣谚，陈廷焯的态度有一个由褒到贬、由取到舍的变化过程。我们再看《骚坛精选录》，其每每于历代诗歌后附录民间歌谣，并直言歌谣之绝妙。如评《木兰诗》：“末四语以歌谣之笔结之，卓绝万古。”评歌谣《折杨柳歌辞三首》：“深语以浅出之，此歌谣之所以为天籁也。”评北齐《童谣》：“童谣每于无理中有至理，此是天籁，不可强为也。”对歌谣的笔法和内容都颇为倾心，乃至以天籁目之。可以说，与《云韶集》相比，《骚坛精选录》对民歌谣谚的称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如对杜诗的评价，陈廷焯在《云韶集》卷二十四曾援引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

潘彦辅所著《养一斋诗话》尽有可观，其总论千古诗家云：“两汉以后，必求诗圣，得四人焉。子建诗如文、武，文质适中；陶公诗如夷、惠，独开风教；太白诗如伊、吕，气举一世；子美诗如周、孔，统括千秋。”此论实获我心。

潘德舆从两汉以后的诗坛中披沙拣金，最终推举曹植、陶渊明、李白和杜甫作为四大诗圣，陈廷焯完全接受这种观点。而他在《骚坛精选录》中所标举的“骚坛大将”也是这四人：

骚坛大将，余独举四人：陈思、彭泽、太白、少陵。……至如少陵，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凡诸家之长，无不在其牢笼中，永为骚坛首座。……余所以独以四人为大将者，以四人之圣于诗也，而少陵尤为圣中之圣。

在这里，杜甫的地位又高于曹、陶、李三人，是“骚坛首座”“圣中之圣”，可谓陈廷焯心目中最完美的诗人。这份对于杜甫的独尊，在《骚坛精选录》的杜诗批语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评《兵车行》：“风号雨溢，海啸山崩，奴婢《风》《骚》，藐视汉、魏，开辟一十二万年，谁敢望其项背。”又如评《哀王孙》：“缠绵往复，温厚和平，岂止冠绝三唐，雄跨汉魏已哉！即求《风》《雅》《离骚》，亦无此种笔墨。开辟以来，当以此为第一篇。”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廷焯无比尊崇杜诗，甚至将其置诸《风》《骚》之上。故陈氏说：“他如《风》《骚》、十九首、陈思、彭泽、太白诸家，或以浑含胜，或以沉痛胜，或以古茂胜，或以冲澹胜，或以豪迈胜，自有老杜出，古今皆无颜色矣。”在《骚坛精选录》中，陈廷焯固然推崇《风》《骚》，但犹认为杜诗胜过包括《风》《骚》在内的一切作品，是诗歌史上的巅峰。而在《白雨斋词话》中，陈廷焯则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至杜陵，负其倚天拔地之才，更欲驾《风》《骚》而上之，则有所不能。”视《风》《骚》为永远无法超越的经典，否认杜诗高于《风》《骚》。王耕心《白雨斋词话叙》说：“吾友陈君亦峰，少为诗歌，一以少陵杜氏为宗，杜以外不屑道也。”从对杜诗的态度来看，《骚坛精选录》与后期的《白雨斋词话》明显有别，而符合陈廷焯早年对杜诗的痴迷与偏爱。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骚坛精选录》编于何年，但上述四个方面都将其创作时间指向与《云韶集》同时或更早。因此，《骚坛精选录》当是陈廷焯早期的作品。明乎此，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陈氏诗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与丰富内涵，进而深究陈氏前后两期诗学与词学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杜诗选》的成书时间

与《骚坛精选录》类似，《杜诗选》也是陈廷焯选评的一部诗选，且在陈氏其他著作中从未提及。其成书时间，同样存在问题。

文史学家周采泉先生最早提到这部书，他在《经眼的杜诗“善本”简介》中说：“我极想做番集评工作，所以历代搜访明、清以来几十家名家批本，略述如下：……十、清陈白雨(廷焯)批杜诗。陈廷焯，丹徒人，光绪举人，著有《白雨斋词话》等。”后来在其《杜集书录》内编卷七中详细地介绍了《杜诗选》的情况。该书凡六卷，稿本，陈廷焯撰。并节引了陈氏自序，摘录了部分批语。周先生说：“是选共选古今体诗六百六十三首。分体编次，有注有批，注中引仇、浦、杨各家，间亦有自注。考证明确，言简意赅，亦笺注之上乘，而批语尤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关于此书来历，周先生也有所交代：“编者当时向许效庳先生借观。”据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载：“许效庳(德高)，丙午年生。镇江世家子也。”又云：“至五七年秋，他以郁郁患喉癌逝世了。”许效庳即许德高，生于1906年，卒于1957年，为近代镇江著名文人。陈廷焯亦是镇江丹徒人，或因同乡的关系，陈氏《杜诗选》流入许氏手中，而周氏得以借观。目前，这部《杜诗选》稿本存佚未知，下落不明。幸得《杜集书录》节引摘录，我们方能了解该书之一斑。不过，周先生在保存珍贵材料的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一个疑点，那就是《杜诗选》的成书时间。

周先生所引《杜诗选》自序落款为“时光绪十九年丹徒陈廷焯”。我们知道，陈氏于光绪十八年(1892)辞世，这在《白雨斋词话》王耕心叙、包荣翰跋、许正诗跋中说得很清楚，毫无疑问。故所谓的“光绪十九年”显系周氏笔误。那么这部书究竟作于何时呢？我们可以将周氏引录的《杜诗选》自序及批语与陈氏前期的《骚坛精选录》、后期的《白雨斋词话》从内容上做一对比。

《杜集书录》摘录了《杜诗选》中《前出塞》《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自京赴奉先咏怀》《彭衙行》《八哀诗》《悲青坂》六首诗的批语。除《八哀诗》外，其他五首皆见录于现存《骚坛精选录》中，并有批语。比较这五首诗批语后发现，两书有明显差异。如《彭衙行》，《骚坛精选录》批云：

沈归愚曰：“通首皆追叙，故用‘忆昔’二字领起。”琐琐屑屑，语至情真，愈朴愈妙，作汉乐府读可也。孙宰必白水人。同家洼当是白水乡邨之名，即孙宰所居也。公因取白水之古名命题作歌以表其人，故曰《彭衙行》。非路出彭衙后再历一旬之泥涂，然后到同家洼遇孙宰也。

而《杜诗选》则批云：

宋郑庠《古音辨》，真、文、元、寒、删、先六韵皆协先音，此章六韵并用，乃依古韵，非用叶也。《石壕村》起句用元、真、寒三韵亦然。宋人读《三百篇》《楚辞》注多用叶，不知乃古人本音如此，并非叶也。《招魂》一篇本系屈原自作，后人误为宋玉。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是悲屈原之志，非悲宋玉之志也。蒋涑塍辨之详矣。《大招》一篇亦屈原作，后人误为景差。杜诗如“剪纸招我魂”“南方实有未招魂”“魂招不来归故乡”之类，皆招生时之魂。古人招魂之礼，原不专施于死者也。

对《彭衙行》，《骚坛精选录》的批语涉及篇章结构、艺术特色以及题目之义，《杜诗选》则主要探讨该诗用韵及“剪纸招我魂”一句的理解，两书的关注点判然有别。不仅批注角度有异，两书还在某些观点上截然不同。如《骚坛精选录》评《哀王孙》：“此篇为少陵集中第一杰作。……开辟以来，当以此为第一篇。”即以《哀王孙》为杜诗最佳乃至古今第一。而《杜诗选》则将“杜陵全集以此为第一，千古名作，亦以此为第一”的殊荣给了《自京赴奉先咏怀》一诗。由此可见，《杜诗选》与《骚坛精选录》并非同时期作品，即该书不是陈廷焯早年所作。

众所周知，陈廷焯在后期所撰的《白雨斋词话》中提出了著名的“沉郁说”。而《杜诗选》自序及批语，亦颇多以“沉郁”立论者。如自序云：“窃以为杜诗大过人处，全在沉郁。笔力透过一层谓之沉，语意藏过数层谓之郁。精微博大，根柢于沉；忠厚和平，本原于郁。明于沉郁之故，而杜之面目可见。而古今作诗之法，举不外此矣。”再如评《八哀诗》云：“读《八哀诗》须看其忽起忽落，千回百折处，惟杜诗能郁，提得起，咽得住，最是神境，不知者方以为颠倒重复也。”而《自京赴奉先咏怀》的批语与《白雨斋词话》中的某些字句尤为神似：

沉郁顿挫，至斯已极，杜陵全集以此为第一，千古名作，亦以此为第一。……百折千回，终无一语道破，沉之至，郁之至，和平忠厚，求之《三百篇》中亦不多得。

《白雨斋词话》论清真词说：“然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论稼轩《摸鱼儿》说：“起处‘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论“沉郁”云：“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论李璟《山花子》说：“沉之至，郁之至，凄然欲绝。”在遣词造句上，所引批语与这些词话显系同一声口。总之，《杜诗选》以“沉郁”为旨归，正与《白雨斋词话》的“沉郁说”相呼应，有些语句甚至有似曾相识之感。故《杜诗选》的创作时间当与《白雨斋词话》比较接近。另外，《杜诗选》自序中“聊以心得者示子侄辈，俾无入歧途而已”的长者口吻以及落款“陈廷焯”而非“陈世焜”的署名方式均带有一定的时间指向。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杜诗选》是陈廷焯后期的著作。

自《杜集书录》披露后，陈廷焯的《杜诗选》引起了杜诗学者的广泛关注。如曹光甫《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一把新钥匙——简评〈杜集书录〉》一文举出六种《杜集书录》著录的杜集珍本，其中就有陈氏的《杜诗选》。孙微《清代杜诗学文献考》将该书列入同治、光绪、宣统卷的见存书目。张忠纲等编著的《杜集叙录》亦置之于“清代编”中。蔡锦芳《杜诗学史与地域文化》则将陈廷焯的《杜诗选》作为镇江地区的杜诗学史之殿。然而，研究陈氏的学人却对此书罕有提及。据笔者所见，迄今尚无征引《杜诗选》以研究陈氏的论著。事实上，《杜集书录》摘录之《杜诗选》乃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作为陈廷焯后期诗学的直接材料，它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沉郁”理论的由诗入词，深入理解陈氏的诗词之辨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三《词则》的两种抄本

《词则》是陈廷焯后期的一部评点词选。全书八册，分为《大雅集》《放歌集》《闲情集》《别调集》四集，每集六卷，共二十四卷。书中保留了陈氏大量的批语，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其成书后未被刊行，珍藏在陈氏后人处，很少有人得见其庐山真面目。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词则》原稿才被学界发现。屈兴国先生《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在正文注语中引用了部分《词则》批语。1984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词则》稿本影印出版，这部珍贵的手稿方才公诸于世。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词则》真的一直静静躺在陈氏宅中而秘不示人吗？答案是否定的。经查考，笔者发现至少有两种《词则》的抄本流传。

(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是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线装一函八册，题名《丹徒陈亦峰选评词则》。该抄本版式、行款、卷册与稿本完全相同，俨然稿本之翻版。文字方面，则为行书抄写，间有讹、衍、倒、脱之误，不若原稿之精审。

(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

是本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一函七册，缺失第一册《大雅集》卷一至卷三。此本亦源出稿本，但已改变版式和行款。且正文、批语均以楷书抄写，清晰明确，一目了然。值得一提的是，此本抄者在抄写的同时，还进行了细致的校勘，以朱笔(《别调集》间用墨笔)注明于抄本之上。这些批注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校改文字。如《闲情集》卷四朱彝尊《金缕曲》(枕上闲商略)“绿叶青叶看总好”，抄者批云：“原抄‘清阴’，误作‘青叶’。”又如《别调集》卷二李清照《好事近》(风定落花深)眉批“《乐府雅调》作‘正是伤春时节’，‘是’字衍，当删”，抄者批云：“《乐府雅词》，原稿多误作‘雅调’。”其对原稿中词作和批语的文字讹误均做了辨正。

二是商榷词律。如《大雅集》卷四王沂孙《摸鱼子》(洗芳林夜来风雨)有“更为我且将春”之句，抄者批云：“‘更为我’句多一字，待检。”再如《大雅集》卷四朱淑真《蝶恋花》(楼外垂杨千万缕)有“莫也愁人意”之句，抄者批云：“‘意’字不叶，待检。”又如《放歌集》卷四陈维崧《水调歌头》(我住太湖口)，陈氏句读作“茅家兄弟，笑我前路足风湍”，抄者批云：“‘茅家兄弟笑我’六字断句为妙。”其对原词的字数、韵脚和断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三是抒发感慨。陈廷焯在《大雅集》卷六中选庄棫词30首，以《水龙吟》(小窗月影东风)为殿。抄者于此首眉批之上注云：“《蒿庵词》有甲乙两卷，补遗一卷，刻于光绪丙戌，附诗集后。惜亦峰先生未得见，而为之一一发其意蕴也。”显然，关于陈廷焯对庄棫词的评论内容和解说方式，抄者均表示赞许，且有意犹未尽之憾。

此本于各册末尾多以朱笔作记，如《放歌集》卷三末：“甲戌七月初三日灯下校毕。”又如《别调集》卷三末：“甲戌七月初五日晚访王雷夏归，重校《别调集》三卷。”甲戌为民国二十三年，故此本抄于1934年。而王雷夏即王宗炎，乃陈廷焯弟子，抄者或于彼处借得《词则》原稿。抄者姓名未详，从其所加批注可知，其亦浸淫词学有年，思想近于常州词派。

两种《词则》抄本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于《词则》版本流传的认识。中科院图书馆藏本对我们今天整理、利用《词则》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词则》稿本为陈廷焯行草手书(见图三)，许多文字不易辨认，颇易造成误读、误识。而中科院图书馆抄本为楷书抄写(见图四)，正可为我们进一步完善《词则》的辑评工作提供有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