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莲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诗词一直是构成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明才子佳人传奇中占有很大比例。而才子佳人小说又“完全可以称为才子佳人诗话”，也是因诗词在小说中占有一定比重。作为明末清初的著名小说家，天花藏主人以《玉娇梨》《平山冷燕》等才子佳人作品著称于世，又有《醉菩提》《梁武帝西来演义》等小说，目前学界多数学者认为他应为嘉兴秀水张匀。与同时期的小说作者比较，天花藏主人小说中诗词数量较大、质量较高，富有浓郁的抒情意味。清代学者何焯《与某人书》中云：“仆诗何足道，《梅花》诸咏，《平山冷燕》体，乃蒙称说，惶愧！”足见当时学者对《平山冷燕》的熟悉与赞赏。《玉娇梨》和《平山冷燕》之所以在当时较为流行，并被看成一种“体”，与其较高的诗歌水平有着重要关系。清代中期的才子佳人小说《驻春园·开宗明义》中写道：“历览诸种传奇，除《醒世》《觉世》，总不外才子佳人，独让《平山冷燕》《玉娇梨》出一头地。由其用笔不俗，尚见大雅典型。”由此可知，清中期以后的小说作者对天花藏主人小说仍非常推崇。

清初以后，很多才子佳人小说中诗词“长篇累牍”的现象已经发生了改变。以往学者对于才子佳人小说中诗词入话、点题、说理、心理活动、赠答、景物描摹、遇合等都有所论述，但就天花藏主人诗词的叙事策略而言，还没有具体而详尽的阐释。天花藏主人小说中的诗词在故事结构渗入与文本融合上，不仅彰显了诗词的叙事策略与诗化的小说色彩，也满足了读者对诗词欣赏的需要以及对具体景物、人物关系、地理空间的想象。恰当采用诗词建构故事，也正是天花藏主人区别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

一 诗词形成的“文体互渗”与戏谑意味

天花藏主人小说中的诗词，不仅包括才子佳人之间诗歌的传递，也包括很多日常的景物直接进入诗词创作的范畴。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读者可以由诗词领略人文地理环境，增添了阅读兴趣，也增添了小说自身的抒情意味。不仅如此，天花藏主人笔下的人物往往喜欢借助诗歌嘲谑他人，传递自身的立场和褒贬，这些小说人物对于谐谑意味的诗词能够信手拈来，也往往导致小说人物会因戏谑嘲笑他人而引发祸端。这种“因诗生祸”的叙事方法，形成了天花藏主人独特的叙事风格，也是作者最为擅用的叙事手法之一。古代小说中人物咏诗作赋受到时代、文体、语言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天花藏主人在这种限制之下，表现出了自身的语言习惯与穿插诗词的能力，促使小说文本更具有“诗话”的特色。

(1)诗词“意象”形成了“文体互渗”的“诗话”特色

天花藏主人的十几部小说中，很多诗词直接写景抒情，涉及到很多自然景物。例如梅花、牡丹、海棠、芦花、新柳、雪月、黄叶、嫩草、修竹，以及清泉、白石、暖日、香风、芳树、闲阶、鹦鹉等意象的使用，具体指向赏花、宴饮、游春、集会、结社、考诗等活动。因为作者以具体诗词来描绘景物，使人物具体的生活场景得以在读者视域中再现。尤其《平山冷燕》《赛红丝》《飞花咏》《玉支玑》直接以景物或物象命名的小说，表明了作者要吟咏的对象，也作为意象融入到诗词中。“意象的运用，是加强叙事作品的诗化程度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例如《平山冷燕》的命名，一般认为是模仿《金瓶梅》的命名方式，用小说中四个人物的名字各取一字连缀而成。而实际上，作者强调了“燕”的意象，《平山冷燕》开篇就写了才女山黛因写了一首《白燕诗》而闻名天下。后来燕白颔与平如衡因看到了抄袭的《白燕诗》开始寻找山黛，在路过扬州“平山堂”游览之时，忽见两个燕子，飞来飞去，若有所言，遂各写了一首《如梦令》，燕白颔写道：

闻说当年初建，诗酒风流堪羡。曾去几多时，惟剩晚山一片。谁见，谁见，试问平山冷燕。

平如衡写道：

芍药过春无艳，杨柳临秋非线。时事尽更移，惟有芳名不变。休怨，休怨，尚有平山冷燕。

这二首《如梦令》分别以“平山冷燕”收束，“燕”成了抒情的载体。《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四才子书藏本》中第十三回回评云：“燕、平二人平山堂作调，不过借游览点醒题面耳。”此时，燕、平二人所云的“平山冷燕”虽然是“平山堂”之“冷燕”，但却是直接点明了《平山冷燕》的寓意，即功名富贵无法长久，终究剩下“晚山一片”，惟有芳名留在天地之间，如永叔之文章世代相传。这里的“白燕”从“意象”发展为“喻象”，重叠的意象组合成小说叙事的链接点，于是“平山堂”成为了叙事的场景。再从叙事的时空来看，人物题诗“就场景的持续来说，叙述的时间流至少是被中止了：注意力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被固定在诸种联系的交互作用之中。”此时人物题诗正是如此，且小说结尾以四个人物的四首诗歌结束，再次向读者点明了《平山冷燕》。可见才佳人小说作者并非只是注重故事情节，同时凝结了作者对世态人生的看法、豁达的功名观念，构思也非常精巧。同样，《飞花咏》以“飞花”为意象，反反复复出现在行文中，这些抒情性“意象”，使天花藏主人的小说更具有“诗话”特色，而《玉支玑》中的“玉支玑”更突显为物象的叙事功能。由诗歌点醒题目，并借助自然景物寄寓作者自身的理想、人生观念以及生命形态，将“诗意化”的文本形式传达给读者，使小说具备了“文体互渗”的特点。

天花藏主人塑造了很多才女形象，尤其彰显了她们的诗作才能。如《玉娇梨》第一回，写才女白红玉代父作了一首菊花诗，其中写道：“处世静疏多古意，傍予竦冷似前身。莫言门闭官衙冷，香满床头十二辰。”诗歌意蕴与《红楼梦》中菊花诗会的诗歌水平很近似，作者在彰显她们才华的同时，也凸显了个人的思维模式与风雅趣味。天花藏主人笔下的才女之才似乎是在才子之上，山黛、冷绛雪、辛古钗、江蕊珠等才女的诗歌创作能力似乎与《红楼梦》中的女性类似，很多景物直接融入到她们笔下，使小说作品中的“佳人”形象的内涵得以拓展。虽然写景物的诗词进入了小说，有时打断叙事结构的演进。如《红楼梦》中的女性群体，以消遣、娱乐、抒情为目的结成“海棠诗社”，加紧了日常叙事的紧密节奏，也是构建小说细部所必须的，看起来似乎与重大事件无关，实际上诗词渗入文本后，能够在叙事中更细腻地表现人物的性格、才华与道德品质，从而达到了作者预期的效应，而并非琐碎、多余的叙述。

(2)诗词戏谑形成了“因诗生祸”的叙事矛盾

天花藏主人充分发挥了诗歌的戏谑嘲讽功能，如《玉娇梨》第十七回中写道：“一顶方巾透脑油，海青穿袖破肩头。面皮之上加圈点，颈项旁边带瘿瘤。”这类诗句属于作者信手拈来的游戏之笔。再如《麟儿报》中宁无知编了歌词：“孝感县，幸昭华，莫怨娘亲只怨爷。不思凤卜豪华子，只想丝牵豆腐家”，他以此嘲笑幸昭华，打算拆散其姻缘，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歌词儿、小调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很符合宁无知的身份。天花藏主人小说中的韵文多趋向于雅化，但并不乏幽默诙谐的色彩。《平山冷燕》文本中嘲谑人物的诗歌很普遍，主要人物经常以诗歌的形式嘲谑冒名的才子。才女山黛以诗歌、对联嘲笑晏文物，不料因一时玩笑引发了祸端。起因是江西故相之子晏文物闻说山黛的才名，以礼物来求诗，不料被老管家忘记，晏文物便来山府闹将起来，他跟着管家来到山黛的玉尺楼下，看见上供着“御书”才不敢做声了。山黛见他眇一目，跛一足，便作诗道：

三台高捧日孤明，五马何愁路不平。

莫诧黄堂新赐绶，西江东阁旧知名。

然后又行书道：“断鳌立极，造天地之平成；拨云见天，开古今之聋瞆。”晏文物刚开始非常欢喜，不久他被选为松江知府，在宴宾朋时，他拿出诗与联卖弄，被宋信点破机关后，才明白诗、联中讽刺了自己的缺陷。因怒气难消，晏文物找到当工科给事中的表亲窦国一替自己报仇，窦国一便上奏一本，诬陷山黛冒充才子，于是皇帝让朝臣们与宋信同去考量山黛的才能。山黛在与大臣们的考较中才压群英，由此引出了小说中第一个富有多重场景组合的叙事高潮“山黛才压群英”，而后因宋信登门谢罪，又为下文埋下伏笔。故事中的对联、诗歌讽刺性较强，让读者觉得滑稽可笑，又成为叙事矛盾的枢纽，推动了故事继续向前发展。

这种讽刺性诗歌在《平山冷燕》中随处可见，第六回宋信为山黛寻找记室后，遇到才女冷绛雪，冷绛雪为嘲笑宋信，作了一首《风筝咏》，诗云：

巧将禽鸟作容仪，哄骗愚人与小儿。

篾片作胎轻且薄，游花涂面假为奇。

风吹天上空摇摆，线缚人间没转移。

莫笑脚跟无实际，眼前落得燥虚脾。

本来是宋信想为难冷绛雪，才让其题咏风筝，不料冷绛雪“以物喻人”，题诗类似于《红楼梦》中薛宝钗的《螃蟹咏》，很具讽刺性。而冷绛雪反观宋信作诗，结果宋信只写了一联“结伴寻春到草堂，主人爱客具壶觞”，再也无法写出。冷绛雪便替宋信续上：“……诗翁如此称风雅，车载还须动斗量。”冷绛雪的诗句娴熟、老辣，嘲笑了宋信的无能、无才，令其顿时恼羞成怒，让读者觉得很有趣、过瘾、现世现报，达到了幽默的效果。而后宋信为了报复冷绛雪，设计圈套，反而成就她的婚姻。这两首诗不仅在于讽刺宋信，也成为引发了“祸端”的根由，小说中的“因诗生祸”形成了故事的波澜。山黛、冷绛雪的经历中都有“因诗生祸”，又有“因祸得福”，“诗祸”最终牵引出来一段美满姻缘，形成人物命运的逆转。而诗作如果离开了具体的语境，读者不知其指向何人何事，也就丧失了讽刺意义，同时这种诗作的幽默感也依赖于具有一定文学水平的读者而发生。天花藏主人非常擅长玩这样的文字游戏，通过这种叙述也可以得到自我认同。

诗歌不止有“生祸”的作用，也有“解祸”功能。《两交婚》中刁直为了娶表妹甘梦，用金钗图赖，然后抢婚，被甘家告到了县衙。王知县早已经知情，知道刁直背后有人撑腰，便不好定罪。王知县便让二人作《咏驴》，甘梦欲使诗作不俗，写了两首五言律诗，对驴进行了一番嘲谑，其中“倒骑思往事，笑堕忆前朝。独愧无他技，长为子厚嘲”等句很有新意，用典贴切，王知县不胜惊喜。又让甘梦写了两首限韵的七律，而刁直半个字也写不出。王知县因欣赏甘梦的诗才，做了以下三件事：第一，赏赐了甘梦，欲痛打刁直，被甘梦劝阻；第二，发出告示，不允许地方豪强强娶甘梦；第三，把甘梦的诗寄给老师辛祭酒，打算为恩师之子做媒。于是诗歌从家乡巴蜀传至了扬州。从叙事上来看，《咏驴》诗最终把甘梦的婚姻与其兄长甘颐的婚姻联系了起来，达到了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而其他才子佳人小说中诗歌的功能往往没有这样突出，例如同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中，才女水冰心以智慧一次次摆脱危险，但水冰心却从来没有作过一首诗。作者通过戏谑笔墨，展现了自身的才华，吸引了具有一定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的阅读兴趣与注意力，因此发挥诗歌的戏谑功能成为了一种有效的叙事策略。

表1 天花藏主人代表作品中诗词数量

比较同时期的小说作者，天花藏主人小说文本中穿插的诗词数量比较大。从表1可以看出，《玉娇梨》中诗词居首位，且韵文的形式主要是诗歌，完整的诗歌达到了121首，其次是《画图缘》《两交婚》《平山冷燕》，而词主要是卷首词，曲则更少，表明小说中的词曲已经丧失了舞台表演性，渐变为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元素。表中的赋包括骈散结合的段落，并不多，再有奏疏、寿文、告示等未列在表内。韵文中诗歌占有主要地位，亦因诗歌简洁的形式，更适合才子佳人传递的需要，更易涵容作者的好恶、褒贬、悲喜的态度。诗词作为叙事的载体，大量使用也促使小说趋向了雅化。从图表中小说诗词的数量也可以发现，诗词的穿插，必然“令叙事的详略发生变化，甚至发生文体形态上的转换”，即指文体上的互渗。这种互渗既有来自“文备众体”的历史因素，又受到唐以来“小说文体”不断衍变的影响，也有作者内在的诗词使用习惯与精巧构思等因素，说明了文本在长时间的流行过程之中，与流行的文体样式交互作用并不断在大众接受过程中过滤与更新，而后生成具有诗意化的文体形式。

二 “假诗”的叙事调控与结构功用

天花藏主人小说中有很多“假诗”的现象，本文所说的“假诗”指抄袭、盗取他人的诗歌，以达到自身的目的、获取利益，包括找人替写、代写诗歌等现象。有学者论及，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诗歌对小说情节的推进与人物命运的变化起着关键的作用，但还缺少具体的论述，至于偷窃诗歌的叙事作用还没有学者论述。就天花藏主人小说中的“考诗择婿”而言，在考诗的过程中“偷诗”“窃诗”“代写”等“因诗生事”的情节，成为生发情节的有效策略。

(1)偷窃他人诗歌参与了“考诗择婿”的故事构建

天花藏主人的十几部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假才子，他们因想娶到才美女子，往往去参与“考诗择婿”，但却无诗才，便依靠偷窃他人诗歌来骗取才女或其家长的信任。《玉娇梨》中假才子张轨如窃取了苏友白的《新柳诗》，此诗是苏友白题和才女白红玉所作，诗中云：“流莺若问情长短，请验青青一树丝。”这首诗作属于较为常见的韵文形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小说主要是用这首《新柳诗》来设置障碍。第七回《暗更名才子遗珠》中，张轨如利用白红玉府上的家人董老官，使用了“掉棉包”的计策，“假《新柳诗》”进入了白府，白红玉的丫鬟嫣素却对他产生了怀疑。接着张轨如让苏友白代写《红梨花曲》，引苏友白进入白府，亲睹了梨花开放，未料到他竟遇见了嫣素。最终苏友白通过嫣素与白红玉传递诗歌。第十回《一片石送鸿迎燕》中，苏友白当着嫣素的面题诗，表明自己才是《新柳诗》的作者。到了第十二回《没奈何当场出丑》中，张轨如与冒名而来的苏有德当场题诗，原来二人皆不会作诗，白红玉之父白太玄当场揭穿了二人行骗的真面目。到此，偷窃《新柳诗》事件已经贯穿了《玉娇梨》的前半部。

章回小说中穿插很多诗歌往往造成故事情节的延缓，读者不得不放慢速度来欣赏作者的诗词歌赋，而天花藏主人所设计的“考诗择婿”只是故事的开端，偷窃诗歌才真正拓展了叙事的空间，对《新柳诗》的“寻踪摄迹”起到了链接故事情节与人物的作用，促使真假才子四方而来，并一一登场。《玉娇梨》第九回开篇诗云：“拙鸠费尽争巢力，都为鸳鸯下绣针。”作者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为后来的故事“伏脉”，如果没有张轨如“窃诗”事件，也就没有后来才子佳人“私定终身”的情节了。又因白红玉不愿公开“私下相约”，所以转告苏友白去寻找媒人，于是苏友白又遇到了第二个佳人卢梦梨。从情节的链接来看，“假诗”形成了故事的顿挫之感，也为新的情节埋下了伏线，推动了苏友白寻觅婚姻的旅程，“假诗”也便具有了叙事空间上的延展性。“假诗”也是对当时底层文人抄袭现象的折射与讽刺，因此《玉娇梨》第六回开篇写道：“一字源流千古远，几行辛苦十年深。”作者借以表达对“假诗”现象的不满，表达文人创作诗歌的良苦用心。

《平山冷燕》中出现了较为典型的“假诗”事件，主要围绕着山人宋信与吏部尚书之子张寅二人发生。宋信抄袭了山黛的《白燕诗》和《赋得立秋梧桐一叶落》，正在自我吹嘘的时候，被当场揭穿，不得不说出是抄袭京师才女山黛之作。燕、平二人由此开启了寻找才女山黛之旅。第十三回中，张寅为了炫才，把新作《张子新编》送给山黛，冷绛雪看到其中有平如衡的“闵庙诗”起了疑心。平如衡诗云：“又见千秋绝妙辞，怜才真性孰无之？ 倘容秣马明吾好，愿得人间衣尽缁。”“闵庙诗”的作用正如《天花藏批评平山冷燕四才子书藏本》中的评点，“若非《闵庙诗》一阻，佳人或属沙吒，未可知也。此《闵庙诗》不独暗暗作平如衡之黄犬，又明明系燕白颔之红丝矣。妙处岂能明言耶！”评点者认为，《闵庙诗》成为辨别假才子的证据，为冷绛雪寻找平如衡留下了线索，也为山黛自己的婚姻伏线，评点非常准确。再有，“闵庙诗”也使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得以伸展延宕，并回应了前文冷绛雪与平如衡的相遇。

(2)“代写”诗歌加强了叙事单元之间的逻辑序列

上文中张轨如先是偷窃了苏友白的诗歌，后是找苏友白代笔，代笔即“代写”，往往是一种利益的交换，是对方自愿的帮助，看起来似乎比抄袭的手段要隐晦、高级一些。《平山冷燕》中宋信依附张寅的权势，作为门客、帮闲随时准备助其代写。于是张寅以他人之诗，赚取才名。可惜宋信也是一个骗子，并无真正的才华，因此最终变为二人一起以诗行骗。代笔的现象又发生在《赛红丝》中，平庸的秀才常莪草在裴家坐馆，总是被学生难住，不得已找白孝立帮忙。他请白孝立替自己写对联、寿文，在被裴家辞掉以后，因心中愤恨，便让白孝立帮助写了一首嘲讽裴、宋两家联姻的诗，借以挑拨二家关系。白孝立为了打秋风，遂替他做了“七言八句”：

贫寒下士莫攀高，攀得高来福怎消？

白面纵佳终不济，红丝虽咏亦徒劳。

花封亲迎威仪盛，给事铺装气象豪。

寄语书生休妄想，糟糠只合访蓬茅。

这首诗虽然看起来只是“七言八句”，并非工整的律诗，但很有讽刺性，指出了宋家出身低微，正戳在宋家的痛处。白孝立为了十拿九稳又补充道：“当时虽说许姻缘，无聘无财实枉然。有志只宜别努力，再来不值半文钱。”常莪草为了报复，又不惜劳苦，亲自去了山东，将二诗贴在宋家的大门上。于是便有了后文中宋家对裴家的误解，以为裴家要悔婚，故事由此生出新的矛盾。如果小说不用诗歌去产生矛盾也是可以的，作者可以直接使用“制造谣言”的策略，而小说中的人物为了一首打油诗，还要从河南跑到山东，显得有些夸张。但天花藏主人惯用这种手法，仍能符合大部分小说读者欣赏、玩味诗词的需要。“代写”诗歌在推进情节的功用上，似乎不如“偷窃”诗歌表现得更鲜明，而本质上是一样的，亦能参与进人物的命运。陈平原先生认为，“‘新小说’家旧学基础好，不免也偶尔逞逞才华，于小说中穿插诗词。只是第一，这些诗词都力图织进情节线中，构成人物命运的有机组成部分。如《老残游记》……。”这段描述中“力图”用得非常准确，天花藏主人正是如此，诗歌运用的目的性较为明确，而并非如明传奇中的才子佳人故事，主要是人物传情、抒情。例如《怀春雅集》《钟情丽集》《天缘奇遇》等作品中，诗词在某种程度上连缀了这些故事，在叙事的策略上却没有深入思考，因此读者可以直接“跳跃式”读下去。《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作品中的诗词大多能够结合情境与语境，在文本中诗词的数量比较明传奇而言，较为适度，可以看到作者“力图”用诗歌构成人物之间的矛盾，把诗歌放在了较为重要的位置，“代写”同样加强了叙事单元之间的逻辑性。

“代笔”同样被小说中的才女使用，成为保护自身的一种手段。《两交婚》中既有“抄袭”又有“代笔”，行伍出身的纨绔子弟暴文打算强娶才女辛古钗。辛古钗设计了李代桃僵的计策，让婢女绿绮代嫁，并邀请暴文来考试。暴文害怕出乖露丑，找来一个优伶扮作自己，自己打扮为管家。于是假小姐见了假公子，考诗时假公子题诗三首，竟然是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极具谐谑意味，让人啼笑皆非，是作者的幽默之笔。假小姐绿绮也不会吟诗，辛古钗便代笔回了三首，双方皆大欢喜。作者在男女双方都是冒名顶替的情况之下，仍不忘以诗考量双方，也是作者有意的设置。辛古钗替婢女绿绮所题的诗中云：“便使捉刀如捉笔，胜于优孟美人妆。”原来辛古钗早已经看出，来考试的公子是“优伶”，而管家才是真公子，为了让绿绮与暴文成婚时免去当场出丑的尴尬，所以在诗中预先设下了“伏笔”，也是预设的“关节”。之后暴文与绿绮新婚时，暴文害怕新娘生气，而绿绮却大笑说，早已知道他才是真公子，所以在题诗中点明他是“捉刀”之人，“胜于优孟美人妆”即说明此意，于是暴文大喜。实际上，暴文是抄袭，而绿绮是代写，此时读者关注的是“假诗”出色完成了李代桃僵的任务，而非人物行为。这种暗藏机关的“代写”，表现了辛古钗的智慧与才能，使“代写”更显得天衣无缝，增强了故事演进的逻辑性。人物与故事单元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促使诗歌产生了良好的结构动力。这类诗歌在文本中已经丧失了应有的抒情功能，而只为叙事发展服务。

作者之所以能够呈现诸多抄袭、代写诗歌的现象，与当时江南地域文人题诗活动、现场创作、诗社活动密切相关。明末清初时期，江南遍布的山庄园林，无数的居宅堂室，都成为文学群体或文学社团创作的现场。当时种种抄袭情况均有存在，而“代笔”如果仅仅认为是作者炫才，还较为表面化。“当特定的文体形态与群体的感受方式和时代精神相对应时，才能受到普遍的接受。这正是某些文体形态在特定时代兴盛的基础。”尤其在诗歌仍占据文学主体地位的时候，因诗歌的“普遍性”，“假诗”构建故事仍很合读者的口味，也是当时小说能够流行的因素之一。

三 “角色换置”的叙事策略与喜剧效应

“以诗为媒”是才子佳人小说的特点，天花藏主人小说中有很多女扮男装、男扮女装的现象，后来被其他才子佳人小说模仿。“诗歌”是才子佳人邂逅相逢的媒介，但是天花藏主人笔下的男女直接奉和诗词的情况并不多，大多才子佳人之间的诗词传递是由丫鬟来完成，或是偶然看到，或是改换了性别角色之后当面题写。尤其是改换了性别之后，才子佳人的诗词仍符合身份、符合场景与气氛，显示了作者良好的诗词水平。通过这种不自觉的诗词传递的描述，也强化了“诗话小说”文体的复杂性。

(1)“角色换置”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方式

天花藏主人小说中经常让人物进行诗词比赛、较量。在《玉娇梨》中，有才女之间的考较，如白红玉作了《老女叹》，卢梦梨作了《击腕歌》，两人才华不相上下。而更为凸显的是，才子或者才女换置了身份后的诗作。《麟儿报》中幸昭华女扮男装后，到了毛府，与毛小姐各题了一首诗歌，是二个才女之间的题和。这种叙事方式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明清时期女子诗社很多，明代有著名的桐城“名媛诗社”，清代有著名的“蕉园诗社”“清溪诗社”，杭州诗人沈善宝等人结成了“秋红诗社”，等等。江南地域更是才女大量涌现，清代江南女诗人群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性”。天花藏主人小说中之所以出现才女之间、才女与才子之间考较的情节，显然受到江南地域氛围的影响。有的小说涉及到了才女结社的现象，虽然是为姻缘做铺垫，也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如《两交婚》中，辛小姐打算为弟弟选择才女婚配，在家长的支持下开了“红药诗社”，结果遇见男扮女装而来的甘颐，二人相谈甚欢，甘颐故意问辛小姐：“不知贤姐姐属意于何等？”辛小姐道：“小妹之愿甚奢，除非贤姐变作良人。”并信笔作了一首《满江红》，词儿道：

造化无知，生得人、不尴不尬。恰恰是、两簇蛾眉，一双云黛。才也眷才性与命，美之比美恩和爱。奈之何偏不是鸳鸯，空相对。

这姻缘，来生债，这相思，当面害。受一霎欢心、一番惊怪。良士风流渺不得，淑人才美偏偏在。愿芳卿速变作男儿，心方快。

甘颐步其韵答曰：

造化奇情，弄得人、尴尴尬尬。偏抹杀、白面书生，拨撩青黛。错认相逢自见恶，相逢不错方知爱。得并肩携手是鸳鸯，非空对。

这姻缘，非真债，这相思，何须害。请打点欢心，不劳惊怪。淑女风流既不减，良人才美依然在。愿芳卿执定假为真，何其快。

这首词中甘颐故意以词暗示辛小姐，辛小姐虽然不知面前之人竟是男子，但却芳心颇动，心想若真是个男儿该如何，“愿芳卿速变作男子”已经鲜明表达了自身的情感。而后，妓女黎青帮助甘颐，亲自去打探辛古钗，并透露出写和诗之人是男子。于是甘颐得以再入辛府，“角色换置”后的词作发挥应有的作用。辛小姐本意是为弟选择才女，结果“考诗择妇”变成了“考诗择婿”，这种“换置身份”的词作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作为大家闺秀的辛小姐，如与一个男子“当面勾挑”，实在不符合她的性格和身份，也容易引起流言蜚语。“角色换置”后，以词“代言”，叙述者不仅帮助才子佳人完成了“僭越”，又亲自按“角色”创作，不仅显示了作者有能力依角色作诗，也是对这种叙事模式的自我肯定。

对于读者而言，“愿芳卿执定假为真”等词句，是一种淋漓尽致的情感表达，均是直接抒情，突破了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可以调动读者的阅读的欲望与情感体验，也是读者乐于接受的形式。《两交婚》在接下来的故事发展中，辛古钗一再搁置这段婚姻，因她已看清甘颐“男扮女装”进入府内的目的。辛古钗是遵守礼仪的大家闺秀，她并不希望甘颐求婚的目的轻而易举地达成。作者在此处又设置了新的障碍，不仅让读者产生了悬念，也将诗词的功能限定在一定的叙述范围之内，没有让“考诗”直接完成婚姻。由此可以看到，天花藏主人小说对“考诗择婿”的形式不断进行改造，把“角色换置”植入了“考诗择婿”的叙事中，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情节设置，也是其他才子佳人小说所没有的。细致考察《两交婚》，还可以发现作者的思考非常周密，包括甘颐和辛古钗的姓名，是借用了“甘”“辛”二字的本义，天花藏主人希望才子佳人要历经人生的甘、辛滋味，才能获得圆满。“角色换置”使当场作诗、应答、互赠更增添了趣味，但如果诗词毫无欣赏的价值与意义，也会让读者丧失阅读的审美感受，因此韵文的可读性是首要的，而后才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

(2)“角色换置”形成了多层面的互动

有叙事学研究者在谈到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修辞关系时指出：“我指的是写作和阅读这一复杂和多层面的过程，要求我们的认知、情感、欲望、希望、价值和信仰全部参与的过程。”天花藏主人在小说中注意到了自身对读者情感的调动与参与，即自身的感同身受，然后才是讲故事的人与文本、读者之间的交流。他的《画图缘》中，也有很多“角色换置”的诗作。如第七回中，柳蓝玉的弟弟柳青云允诺花天荷，把姐姐嫁给他。花天荷担心柳青云是酒后之言，为了留下凭证，让人取来笔砚与花笺，作了一首《柳梢青》的词儿以表明心迹，词道：

难求无价，是以久鳏在下。道有佳人，仪容绝世，许我青鸾同跨。 我疑他诈，他偏争、吐胆倾心真话。誓若虚言，愿变峨眉，以身从嫁。

而柳青云无法应和，只好偷偷找到姐姐，于是柳蓝玉“女扮男装”前来，代弟弟和了一首，词道：

藏珠待价，好丑不相上下。聘要低头，礼宜拜手，不是淮阴受跨。 未成似诈，到成时、方信千秋佳话。好戴乌纱，亲骑白马，谢媒迎嫁。

第一首词中点出“愿变峨眉，以身从嫁”，是非常直白而热烈的情感诉求，整体来看这两首词，是角色难分、两厢情愿的委婉传达，呈现了作者超越了时代的婚姻伦理态度与情感指向。此时诗词的功能与戏曲中的以曲“代言”是一样的，这种“直接性”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共鸣与猜测，形成叙述者与文本、读者之间的互动。再如第八回中，花天荷与柳青云来薰亭睡鸭池赏荷花，柳蓝玉又女扮男装前来“代弟”联诗。通过这种联诗，才子佳人之间有了特殊的精神互动与交流。《两交婚》中甘颐是“以兄代妹”，表面上看是两个才女的和诗，实为“才女”与“才子”的和诗，而《画图缘》的角色是“以姐代弟”，刚好相反。《画图缘》又多出了“才女”的弟弟直接参与其中，花天荷先主动以女子口吻作词，进而引出了“才女”前来奉和。由此可以看到，“角色换置”已经直接植入了“以诗为媒”，形成了不同人物之间的互动。《人间乐》中的题诗也是如此，既有家长公开参与，又有女扮男装后当面题诗等情节。天花藏主人似乎非常擅长这种“角色换置”的叙述策略，也表明他在努力寻求新的叙事路径，希望通过诗词抓住读者内心世界的情感变化，最终由诗歌建构了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复杂而又多层次的阅读、欣赏关系，以求得作者、读者情感上的“隐性”满足。

实际上，“真正担负着交流职能，负载着信息内涵的，其实并不是‘语言’，而是这种语言的具体‘表达形式’。这种形式体现了一种功能方面的优势性考虑与选择，正是这种选择构成所谓的‘文体’”。才子佳人小说这种文体，因其流行一时而被模式化，常被后人病垢。小说中诗词高频率地出现，的确存在明显的缺陷，但以作诗、赠答来完成一见钟情、两情相悦、心意相通，是可以发生的，并且江南文人与才女、妓女之间发生了很多类似的故事。读者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虽然有时候小说接下来的情节可以预知，但是读者还是愿意跟着故事继续读下去，那么作者使用诗词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贬低诗词与降低诗词在小说文本的地位与意义是不妥当的。与同时期的李渔、烟水散人等作家比较，天花藏主人笔下的才子佳人更具有浓厚的文学气息、尚文雅的精神气质。这些如梦似幻的诗化语言不仅是浪漫爱情的起点，也传达了作者对新式的婚姻伦理关系的期待、对以才情为支撑点的爱情模式的认同。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读者的诗词素养与阅读趣尚成为才子佳人小说传播的重要因素，诗歌韵律、节奏、音节之间能够产生阅读的愉悦，诗歌的直接抒情、点题、褒贬等很容易获得读者的心理认同。天花藏主人笔下的才子佳人故事，较为适合底层文人、闺阁中的女性、有文化的商人以及其他有一定文化底蕴的读者，反而小说中如果没有诗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把诗词去掉，才子佳人故事可能就会分崩离析，诗词对于小说的作用无疑是受到历史文化语境中精神结构的影响，同时也是小说叙事建构的修辞美学表现。清初以后的才子佳人小说作者往往“忽略了诗在小说叙事形式的创造及其对文本意义的生成方面所可能具有的影响作用”，也与诗词逐步脱离小说并丧失其文学主体地位有关。

在才子佳人戏曲传奇走向案头文学的过程中，诗词羼入小说文本，表现出了诗词与文本最大的融合程度与审美特质。天花藏主人的小说产生在中短篇白话刚开始流行的阶段，很多小说带着“话本”或传奇的特色。《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作品中曲词已经大量减少，在刊刻过程中，回目不断修正，从字数不等变为整齐划一，是才子佳人故事从戏曲舞台走向案头的重要变化之一。虽然《红楼梦》批评才子佳人小说“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但诗词作为话语的表现机制之一，《红楼梦》也因诗歌的存在增强了文本的浓厚抒情韵味与审美浓度，代表了古代小说诗词与文本融合的最高水准，足以说明诗词叙事对明清小说的深远影响。而天花藏主人在遵循章回小说叙事范式的同时，已经突破了“有诗为证”的叙事模式及舞台限制，符合大众心理的审美范式以及韵律美的诉求，对于“小说体式”的变化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小说史意义，也是天花藏主人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