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其林

(长沙学院长沙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22)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急剧转型的历史阶段。鸦片战争后，创深痛巨的中国人开启了各种救亡之道，有老式农民革命——太平天国运动，有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经济改革改良——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有新式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中央集权空壳化之后，皇帝威权崩塌，社会思想蠢蠢欲动，古今中西思潮激荡，相拥成潮。即令是“深闭固拒”号称“铁门之城”的长沙，受时局之困和爱国之激情，大倡革新变法之风，一跃而为“全国最富朝气”城市。“甲午战后湘省人士幡然改途，由守旧的中心一变而为最积极维新的推动者!” 可见，甲午战争之后，长沙由“守旧忠君”一变而为“维新爱国”，形成了“人思自奋, 家议维新”的生机勃勃的局面。湖南的守旧之风一变为维新之风，一是由于甲午之耻，二是由于湖南学政江标推行新学和时政，三是由于时务学堂的倡导。

1894 年秋，湖南维新运动之“开路先锋”江标出任湖南学政，他以“变士风、开辟新治”为己任。1895 年9 月，“推行新政最力”之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主张“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希望通过变法使湖南实现富强自立。在此背景下，1896 年冬，王先谦、熊希龄等向陈宝箴呈请筹建“时务学堂”，陈宝箴以巡抚的名义向全省发布《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号召广大青年才俊积极报考。次年11 月14 日，梁启超偕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李维格抵达长沙，11 月29 日时务学堂正式开学[1]。可见，于戊戌维新前1897年创办的时务学堂，一本改良时局、革新时政、变法自强之理念，大举践行教育革新、政治革新、文化革新、社会风俗革新，成为这一时期引领风尚的弄潮儿。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改良与革新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因为教育革新可以创新理念、开启民智、兴起民权，推动文化变革和政治变革。而政治变革则进一步促进社会转型，推动教育、文化和社会风俗诸领域的变革。基于这一逻辑思路，时务学堂就从教育革新起步，力图渐次达成政治革新、文化革新、社会革新之使命。

一 时务学堂促进了长沙新式教育的兴起

时务学堂扎根于湖南这片维新热土，以革新湖湘，振兴中华相激励，营造出了维新、爱国、自立、自强的独特精神风貌。其办学宗旨为“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 以达“强国、保种”、“攘夷”之目的。认为救中国当从湖南始，救湖南当从改良风气刷新精神面貌始，改良风气刷新精神面貌当从办新式教育培养人才始。

为推动维新变法，梁启超、谭嗣同等强调革新教育，通过创办新式教育，来启蒙思想，兴民权和开民智。认为，湖南的维新实验，要从专制向民主、民权社会过渡，首要前提在于开民智，进行思想启蒙，他指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2]基于这一理念，梁启超1897 年放弃上海《时务报》的工作前往湖南，创办时务学堂，通过办教育来开民智、兴民权。梁启超“日创新法，制新器，辟新学”，积极投入革新教育开启民智的改革实践，以逐步实现争独立、兴民权的政治理想。亲自拟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创新教育思想、内容与模式；制订《湖南时务学堂开办大概章程》，一改以往“中体西用，内诸夏外夷狄”的传统观念，提倡“中西并重”的办学理念，引导和要求学生阅读“西国近世吏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求治天下之理”，阅读物理格致之书，“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志乎极”。在梁启超、谭嗣同的倡导下，时务学堂一扫往日书院颓败学风，重视独立思考，注重社会实践，提倡自由讨论，营造浓厚学术氛围，开阔学生视野，活跃学生思维，培养了唐才常、蔡锷在内的一大批新式人才[3]。

时务学堂作为湖南近代史上第一所、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所大学(1896 年北洋学堂创办，1897 年时务学堂创办，1898 年京师大学堂创办)，其创办实际上是一次卓有成效的教育革新实践，其办学模式、教学宗旨、内容和形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开启了长沙全新的教育革新风气，激发了长沙独特的爱国自强维新精神。

二 时务学堂推动了近代长沙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浪潮

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是“保国、御侮、创新”，“提倡新学，鼓吹维新”，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该”的新人才。其教学内容有两大特点：一是“以政学为主义”；二是强调“中西并重”。可见，改良时局，革新时政，变法自强，是创办时务学堂的第一要义。

清末维新运动的前线在北京，大本营在长沙。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唐才常，时务学堂是维新派的重要活动基地，思想革新的重要阵地。时务学堂的创办和运行，引发了新旧思想的冲突，开通了内陆城市长沙的社会风气。

基于这种新型爱国思想和革新时政的精神，时务学堂开湘学之新风，启中国政治文化之萌芽，推动了近现代长沙乃至全国维新、改良、革命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浪潮。特殊的历史节点，加上湖南人特有的悍劲和战斗性格[4]，使得长沙成为全国维新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因此，时务学堂的创办，在推动维新改良革命浪潮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以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都立下了不朽功勋。

自戊戌谭嗣同殉难后，时务学堂师生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田邦璇、李炳寰、蔡钟浩、唐才中、唐才质、朱茂云等为骨干在长江流域发动“自立军起义”，6 人遇难。辛亥武昌首义，长沙第一个起来呼应。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在昆明举起讨袁护国义帜举兵反对，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成就“再造民国第一人”的功业。梁启超后来回忆时务学堂第一班四十名学生时说:“此四十人者, 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5]正是这些“勇敢有为的青年”, 体现了时务学堂独步一时的精神风貌: 维新、爱国、自立、自强。

三 时务学堂革新了长沙文化面貌

在近代社会，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一方面，一些传统学科如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因不适应近代化的需要而逐渐衰落，如何按照学科门类逻辑和新兴学术思想内涵变革原有学科内容和体系， 已成时代急需。因此文史哲等传统学科开始广泛接受西方近代学科理论，逐步转型。另一方面，从西方传入的一些新学科，如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西方近代学科也相继传入并得到广泛传播。还有一些新的文化形式如话剧、电影、油画、水彩画、漫画，也在19、20 世纪之交传入中国。尤其是与近代科技密切相关的电影，一经传入，即受到中国人的极大喜爱，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方式。这些都大大丰富了近代新文化体系结构的内涵，成为新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6]。

在此背景下，时务学堂的创办及其倡导的重践履的务实学风，很快带动了全省崇尚实学风气的兴起。很多格致实用之学如算学、舆地、物理等相继兴起。谭嗣同、唐才常创立浏阳算学馆一事，更是风行海内，成为原来重八股文和心性之学转为重实学的一大契机。崇尚实学之风的盛行，促进了湖南各项实业的开办， 谭嗣同在《湘报》发表《论电灯之益》、《论湘粤铁路之益》、《论今日中国西学与中国古学》等文；唐才常在《湘学报》上发表《格致浅理》等文；《湘学报》还专门辟有“格致”“时务”“算学”“舆地”专栏；随之而起的是矿业、机械、火柴、轮船、、铁路、电灯、电报等新兴工矿业的开办。 从此，湖南学风为之一振[7]。

为呼应这一文化新潮流，新社团、新学堂、新报刊日益涌现，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政治、文化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长沙作为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长沙时务学堂成了文化革新的弄潮儿，在它的引领下，《湘报》、《新民丛报》、南学会、新民学会相继创办，导引社会改革创新，影响及于全国，成为“最富朝气”城市。如，谭嗣同、唐才常、蒋德钧、熊希龄、陈三立等八名董事创办的《湘报》，积极宣传“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倡导变法维新，尤其注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理论观点和思想主张，对封建顽固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兴民权、厚民生、开民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是革新长沙文化面貌的功臣。

四 时务学堂带动了长沙社会风俗的改观

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西学东渐以及思想解放进程加速，社会风俗发生了全新的变革。谭嗣同在猛烈批判封建习俗、冲决封建网罗的基础上，提出了“尽变西法”的激进主张，并身体力行，发起不缠足会，造成了“天下移风”的局面[8]。时务学堂着眼“开民智、兴民权”的办学宗旨，从改进野蛮的风俗、愚昧的迷信、保守的思想入手，来提高市民的思想观念、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准。在时务学堂新风的引领下，长沙社会迎来了一波汰旧立新的高潮。

首先，家庭伦理、社会伦理观念有了大的革新。谭嗣同指出民权平等不能兴的原因是三纲思想之害， “二干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随着民权、平等、自由思想的传播，受时务学堂新型师生观念、师生关系的影响，传统封建家庭伦理、社会伦理观念(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婚姻自主观念迅即巨变。

其次，男女平等观念流行、移风易俗实践全面铺开。种种陈规陋俗开始荡涤，在省城长沙，剪辫易发、妇女放足蔚然成风。维新时期，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将妇女放足视为事关妇女解放、强国强民的大事，他们历陈缠足之酷毒，并在长沙小东街湘报馆内建立湖南不缠足总会(1898 年4 月在长沙，黄遵宪等人就曾建立过湖南妇女不缠足会)，在维新志士的推动下，省城长沙少女放足、幼女不缠足者日渐增多并渐成风气。

再次，各种社会习俗大为改观。丧葬、婚嫁方面，新式的丧礼、婚礼亦开始在长沙城乡流行，长沙民众的日常生活习俗如服饰、居所、娱乐等方面，亦呈现出新的面貌。以婚姻为例，长沙地区传统的旧式婚姻多为父母包办婚姻，注重广家族、繁子孙、求内助、别男女、定人道，强调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看重的是门当户对，是封建专制和宗法制度的具体体现。婚礼的形式也极为繁琐，各种禁忌清规颇多，充满浓重的封建包办性、迷信性、买卖性以及等级观念。在时务学堂的影响下，长沙城中的进步士绅和青年知识分子倡导并身体力行新式婚俗。新式婚俗又称之为“文明结婚”、“文明婚礼”。这种新式婚俗主要注重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尊重男女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在仪式上倡导去奢从简，革除陈规陋习，有时还确定若双方自愿即可自由离婚。新式婚俗以男女双方感情为基础，淡化了封建家长制、宗法制等传统色彩，增强了婚姻的自主、平等观念，在形式上删繁就简，充分体现出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变革趋势[9]。

教育革新可以创新理念、开启民智、兴起民权，推动文化变革和政治变革，而政治变革则进一步促进社会转型，推动教育、文化和社会风俗诸领域的变革。所以，时务学堂的创办与运行，创新了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引领中国教育由旧式传统书院向现代高等教育转型；作为戊戌维新变法的前奏和实践基地，时务学堂为维新运动酝酿了思想、准备了干部，成为引领、推动戊戌维新运动、清末武装起义、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的中坚骨干，也是推动长沙近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在他早年主编的《湘江评论》上说:“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可谓影响巨大、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