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添乾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教学部，福建 漳州 363000）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钟情者和自信者，林语堂在长期研习、传播和发展传统文化过程中，吸收和发展了道家以自然主义精神为价值取向和儒家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和谐思想精髓，形成了具有典型中华民族审美习惯和审美特征的普遍和谐观。

一、崇尚自然万物和谐天成

老子在《道德经》中，对“不雕之璞”大加称赞；庄子在《知北游》中亦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之说。 道家追求大自然的和谐之美，认为美存在于大自然之中，万物生死枯荣，浑然一体，生息繁衍，自然天成，正所谓“天然去雕饰”。 林语堂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推崇万物的“道法自然”，赞叹我们的地球“实在是一个绝好的星球”。 在这“大艺术造化家自由随意的挥洒”的大自然乐园，万物皆按其各自的本性自然生长：星辰在穹苍中循着它们的轨道而运行，地壳的收缩伸张形成高山和大海；日夜和早晚、清朗的日子和云雾满天的日子彼此交替，四季幻化，冬去春来，一切是那么和谐自然。 在林语堂看来，存在即合理；经过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洗礼，现存的一切本能、本真事物都有其固有的和谐与美质。 每一棵树的轮廓，都有一种发自有机的自然的气韵：松树的躯干劲挺，显出不屈不挠的气派；梅树即使枝上的花朵剥落，仍表现出生长的活力。 每一种花的开放都和季节、环境完全融洽和谐：玫瑰开放在风日清和的春天，荷花开放在凉风习习的早夏，桂花开放在秋高气爽的中秋，菊花开放在持鳌吃蟹的深秋，梅花开放在瑞雪到来的冬日，水仙花开放在快乐喜庆的新年。 每一种动物的躯体，都有着直接产生自其行动机能的和谐：马的蹄是为适于奔跑而造，老虎的爪是为适于扑攫而造，鹤的腿是为适于涉水塘而造，熊的掌则是为适于在冰上爬行而造。 这些自然界千变万化的事物，从未有意的欲求美观，也从未有意想要供人欣赏，但其结果却是实现了完美的和谐。

林语堂认为，大自然和谐天成的景致，永远比人力造成的更为好看；在大自然开出的这张有着无穷尽花色、“可以合任何人胃口”的天然菜单面前，一切人为的痕迹应越少越妙，最好的方式、最聪明的法子，就是遵从万物特性，维护好自然界天然之姿。 他醉心于万物的天然和谐之美，并湮化为创作中自觉的美学追求。 他游春天的西湖，着力描摹“西湖比西子”的天然美景，并表达出西湖的清华朗润“胜于上海愚园路寓公精舍万倍”的独特感悟。 他写日月潭群鸟的啼鸣，喻其为“自然成一部天然的交响曲”[1]，感叹这是在庭院内以鸟笼养鸟所领略不到的气象，“其自然节奏及安插，连他们的静寂停顿而后再来，都是有生气的”[1]。 作家通过对自然界美好事物的大量叙写，告诉我们：和谐即自然，自然即和谐；一切自然万物之和谐，美在原生态。

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天人合一”是最好的诠释。“和谐”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无论儒家、道家，均强调人与自然界息息相通，主张人与天地自然和谐统一。 这一基本思想和观点，和林语堂童年时与自然朝夕相处的愉快生活体验不谋而合。

林语堂出生于福建漳州一个四面高山环绕的小山村，童年时“逼近自然，有山、有水、有农家生活”的人生经历，对他为学养性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他说：童年时与自然亲密接触，“令我的心思和嗜好俱得十分简朴”，“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的观点”，“足为我一生知识的和道德的至为强有力的后盾”[2]。 又说：“影响于我最深的，一是我的父亲，二是我的二姐，三是漳州的西溪的山水。 最深的还是西溪的山水”“我的人生观，就是基于这一幅山水”[2]。……因之年少时深刻的自然实践和后来的文化传习经历，林语堂对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认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永远是渺小的，“必须永远被安置在用大自然做背景的地位上”；大自然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之地，更是“治疗一切俗念和灵魂病患的场所”[3]，人经常接近自然，就能在生理和性格心理上保持一种持久的健康状态。 对现代工业文明从实用、效益原则出发，专注于工厂、学校、戏院、邮政局、火车站和笔直的街道等不调和的建筑，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林语堂表达了深深忧虑：“现在的事情，真使我莫名其妙。 房屋都是造成方形的，整齐成列。 道路也是笔直的，并且没树木。 我们已不再看见曲径、老屋和花园中的井。 城市中即使有两处私人的花园，也不过是具体而微罢了。 我们居然已做到将大自然推出我们的生活之外的地步。”[3]他始终认为，正是现代工业文明与大自然的冲突，导致了自然风光、田园之美从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而脱离自然的环境反过来又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枯燥单调，对人的身心带来各种不良的影响。 在如何形成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问题上，林语堂主张人人顺应自然，“以了解生活的艺术家的资格去选择大自然的精神而使它和自己精神融合起来”[3]，在享受自然中得到快乐的思想。 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主张人际之间和谐相处

在人与人的关系的处理上，中国儒家和道家都提出了一系列和谐思想主张。 儒家以“仁爱”为基点，提出“仁者爱人”“以仁致和”“和为贵”“和而不同”等价值观念。 而道家更强调人际和谐，大力宣扬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互相尊重，宽大为怀。

林语堂在积极吸纳儒、道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对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见解和主张。 他说，一桩事业的成功，“最重要的还是你必须与四周人物和谐相处，迸而获得他们的友善与支持”[4]。中国人都是和平主义者，源自道家出世思想揉和儒家积极鼓励的教育背景，使他们养成了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 他们知之甚稔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执着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只想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度忍耐着，俾得快快活活的生活。 一旦与他人起了争论，产生了矛盾，也很少以强壮肌肉为信仰武力解决，而是通过对话或辩白是非的方式速于妥协。 林语堂认为，这种以谈话方式去解决争端、促成双方讲究理性自觉的和平文化和哲学，应当成为现今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和遵循。 他十分推崇君子相知的交友之道，发自内心感慨：友情是心灵的休息地，真正的友情只能用心体会，用爱感受；称如果想要享受人生，“则第一个必要条件即是和性情相投的人交朋友，须尽力维持这友谊”[3]；他自言在知心朋友面前，不必端架子，可以说真话，可以说泄气话，可以说没出息的话，可以让他知道你很脆弱，很懦弱，很害怕；可以亲切一如日常的生活，不必拘守成法，“坐在他的房中时，尽可把两足高高的搁在他书桌上，而不必有所顾忌”[3]；可以关上屋子的门，私下悠闲地发表真情感的激烈言论，而不必被不愿意看见的人知晓。

对日常交往中朋友间有时出现对某一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林语堂认为这是极为正常的，指出真正的君子之交就应该坦白自然、坦诚相告，应该容忍对方有其独立的见解，尊重彼此的癖好和主张，这样才算得上赤诚相见、肝胆相照。 他的这一知交论，鲜明体现于其与胡适和鲁迅等人的交往中：林语堂与胡适自北京相识成为好友，尽管双方文学观念、思想和个性差异极大，但二人均能以宽容的心态看待友谊与“立场”的关系。 而反观他与鲁迅的关系，两人虽曾作为语丝派的战将，结下了深厚友谊，但最后两人终因政见不同而渐行渐远以致分道扬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憾事。

四、倡导个人身心和谐快乐

个体身心的和谐，在中国古代，亦称人的神形合一。 儒家要求人们“吾日三省吾身”，反求诸己，尽心知性，在社会实践中修身立命，完善社会人格。 道家则主张“返朴归真”，认为人要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自然天性，[5]以开阔通达的心态来面对现实人生。 林语堂融汇儒家、道家之所论，认为身心和谐快乐的人，须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态度。 这种达观态度有如下内涵：

第一，保持自然率真的人之天性。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天性比较接近老庄田野哲学思想，爱好自由又崇拜原始的淳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各种社会、经济、政治的集团主义的兴起，中国人的本真性情面临在发展中迷失的危险。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受权势、名号、资产、财富等人造的幻象所欺蒙，不少中国人在获取“世事经验”的过程中，对于自身的天性进行多方摧残，学会了硬心肠，学会了虚伪矫饰，学会了冷酷、残忍；他们似乎是自然地放弃了自己的反抗权利，忘掉了个人尊严，有意或无意间成为了这尘世中的演员，“在一些观众面前，演着他们所认可的戏剧”，而且根深蒂固的，以致“常常忘记离开舞台，忘记还有一些真正的生活可过”[3]。 对这种扭曲自己本性、一生辛辛苦苦工作却为赢得别人的喝彩而活的苟活之道，林语堂是很不认同的。 他极力主张个人应该保持自然率真、朴实无华的天性，称一个人要有能做自己的自由和敢做自己的胆量，“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6]这，既是他发自肺腑的人生箴言，也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第二，拥有近情合理的人生态度。 现代社会的人们因为天生具有的各种感情、欲望和过于严肃的人生，容易造成身心充满烦扰和纠纷。 如何使这些复杂的感情和欲望得以合理疏导、和谐地表现，让人生享受快乐？ 林语堂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树立一种近情合理的人生态度，这样才能形成乐天知命、知足常乐的健康心态，成就快乐人生。 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中，林语堂将中国民族的特征具体概括为：“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明确指出“讲情理者，其归结就是中庸之道”[7]。 他特别欣赏李密庵的《半半歌》，认为它美妙地表达了自己的生活理想，道出了人生追求的“中庸”性质[8]，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林氏“半半哲学”。 依据半半哲学观，林语堂为人的身心开启了一扇通往和谐快乐的生活之门。 在他心目中，名字半隐半显，经济适度宽裕，生活逍遥自在但又不是完全无忧无虑，俨然已成为评判中产阶级人士精神快乐和事业成功的标准。当然，对普通人来说，林语堂的“半半哲学”同样给我们以启示和警醒：追名逐利，须要有度；干事创业，不走极端；知足知止，宁静自守；珍爱生命，享受人生。 这便是“合理近情”的精义。

第三，遵循简单闲适的生活方式。 林语堂指出，人类的生活本来只是包括吃饭、睡觉、朋友间的离合等一些平凡而简单的事情，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仅“随时随地是义务、责任、恐惧、障碍和野心”，而且“只是一个供养自己的问题，已经要费去我们十分之九以上的活动力”，最终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在那获取食物的劳苦中，吃东西的胃口也失掉了”[3]。 他感慨于中国人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勤勉的民族，“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太缺少了”。 认为快乐存在于简单的生活，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生活，人的本能天赋即向往悠闲；享受悠闲须有简朴生活的爱好，一个恬静的心地和乐天旷达的观念，以及一个能尽情玩赏大自然的胸怀；没有金钱也能享受悠闲的生活，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 他反对“做事的情趣太高，把工作看得高于生存，比生存来得紧要”的生活态度，主张工作应和休闲相结合，每个人都要重视和关注家庭的享受（夫妻、子女）、生活的享受、大自然和文化的享受，同时尽量减少一些其他不相干的活动和不切实际的追求。 他的这些富有个性色彩的观点，至今已成为悠闲文化的重要内容。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自序中说：“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 当一个人悠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 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和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正是让林语堂的灵魂舒服蠕动、让他的六尺身躯未曾离开过的这一方土壤。在这里，他由儒家、道家等和谐思想的泉源里吸收营养，并用生活的智慧把它们融洽调和成自己的价值观念。在树立自然生态理念、建立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个人身心和谐等方面，他的主要内容、价值诉求和理论模式，直到今天仍包含着极为合理的成分与活性因子，不仅能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方向和参照，对我们当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积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