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美宏

【摘 要】随着戏曲、小说地位的提高，戏曲评点作为文学批评的独特形态，在戏曲理论研究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明清两代，戏曲评点出现了勃兴并鼎盛的局面，本文从明代社会思想、经济转型、戏曲传播接受、诗文评点与戏曲评点关系等几方面，进行阐述其形成的文化成因。

【关键词】明代;戏曲评点;文人;书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35-0008-02

评点是附属于文本的一种独特文学批评形式，区别于独立的批评理论。早在汉代就萌芽了诗文评点，之后出现了大量的诗文评点家以及评点本。直到明代中叶，戏曲登上文坛，并被广大文人士大夫高度重视，戏曲评点才开始萌芽。戏曲评点，狭义地讲，就是依附于戏曲文本的批点文字，是戏曲理论研究的重要史料。明代戏曲评点萌芽于万历元年到万历三十八年前后，繁盛于万历三十八年到明末清初。这一时期戏曲评点家和评点本大量出现，据统计戏曲评点本就有一百四十多种，有单部剧作的评点，也有合评本，明代戏曲评点家李卓吾评点《西厢记》、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陈继儒、冯梦龙、沈际飞评本等，还有《琵琶记》《红拂记》《牡丹亭》《玉簪记》等剧的评点本以及清代金圣叹《西厢记》评点等等，充分表明戏曲评点在戏曲理论与戏曲批评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文化现象。明代时期戏曲评点高度繁盛的文化成因，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首先，社会文化理论观念的转变以及文人积极参与的热情，促进了明清时期戏曲评点的勃兴。明代初期，统治阶级为加强统治，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晚明时期，程朱理学的弊端日益明显，逐步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晚明时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并出现转型的重要时期。尤其是万历以来，社会矛盾重重，政治黑暗腐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文人士大夫产生了精神危机，理论批评界掀起了一股张扬个性、解放思想的熱潮。一些思想家开始对程朱理学的正统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逐渐演变为“内圣”的价值观。王阳明“心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也是晚明时期独领风骚的理论成果。阳明心学经程顥、陆九渊到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而成熟。“心学”认为“心”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规范一切道德是非的准则，是判断事物的标准。可见，阳明“心学”更加重视对内心世界的体验，追求精神自由之解放，反对传统八股文的道学，为晚明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关注人之内心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种理论为晚明文人士大夫接受，他们打破传统观念，或持反叛的态度，或脱胎换骨重新认识世界，以李卓吾为代表，他不再以传统的诗歌为正统，而是开始关注一直以来被文人所忽视的戏曲，像《西厢记》这样的戏曲作品已经被李卓吾推崇为和诗文一样的文学地位，李卓吾正是用这种关注被认为俗文学的方式，来与正统形成反叛态度。晚明大戏剧家汤显祖推崇“至情论”，即以情反理，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被重新认识，高扬人之“情”。徐渭、王世贞等人也同样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而参与了戏曲评点研究。谭帆先生在《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中说“一种批评形态的萌芽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赖于文人的参与，如果此种批评形态始终处于民间状态，则难以真正进入艺术理论批评的殿堂。”[1]李卓吾、徐渭、王世贞等文人参与戏曲评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影响，很多文人也逐渐参与到戏曲评点的行列之中。比如名流文士陈继儒批点《幽闺记》《六合同春》等剧本;王思任、袁宏道评点《牡丹亭》;臧懋循改评《玉茗堂四种曲》;凌濛初校订《西厢记》《琵琶记》;为适应舞台表演效果，盘薖硕人改编和评点了《西厢记》和《琵琶记》;茅映批点《牡丹亭》;袁宏道评点《四声猿》，还有王思任、王骥德等参与戏曲评点中，评点的主要方式有序跋、考订、改评等形式，正是这些文人甚至官员的参与，使得戏曲评点类型更加多样化，更加丰富进而逐渐成熟，这在客观上使得戏曲批评理论水平得以提升和深化，从而加快了戏曲评点的繁盛。另一方面，文人主导戏曲评点，为戏曲文学作品的通俗化提供了便利，客观上提高了戏曲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丰富了戏曲评点的内涵，提升了其艺术感染力。

其次，民间书坊出版业的发展，有力地推进了戏曲评点的发展。明中叶之后，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书籍作为商品，成了新型商业模式下书商们获取利润的目标之一。明代开始，作为通俗市民文学的戏曲、小说有着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为广大平民百姓喜闻乐见，有着大量的读者和观众，戏曲文学作品的传播便有着广泛的市场。于是书商们盯准了这一市场需要进行大量的刊刻书籍，而且不断翻陈出新，引起读者的注意，这就无形中刺激了明代印刷业的发展。当时的印刷物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出版，即官刻、私刻、商刻。明代的书坊一般都有自己名称，比如金陵书林大业堂、金陵书坊石渠阁、金陵书林文林阁等等。

明代金陵书坊数量最多，其中仅师俭堂刊刻的戏曲剧本就有十多种。书坊老板以牟利为目的，以市场需求为转移。方志远在《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说“民间创作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产生的最初形态，而民间刻书业正是新文学的积极传播者。明代几乎所有的市民文学作品，最初都是书坊刻印的。这既是因为书坊以营利为目的，没有太多的禁锢和束缚，更因为书坊比起官僚士大夫，比起政府机关更接近市民，更能捕捉市场的需求信息。官刻和私刻也有不少市民文学，但一般均在书坊刻印之后。”[2]晚明戏曲评点本的大量出现，就是在书坊刻印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比如《西厢记》评点本，万历三十八年，王世贞、李卓吾合评本《元本出像北西厢记》由起凤馆刊刻;《重订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于万历三十九年新安刻工刻。还有其他评点家也参与评点，徐文长批评“西厢记”就有六种版本，还有汤沈合批的《西厢会真记》、何璧校刻《北西厢记》等等。容与堂刊刻的李卓吾评点的《红拂记》《琵琶记》《北西厢记》。除了书坊主刊刻戏曲评点本外，上层文人也参与刊刻，其中明代凌濛初既是评点家又是出版家，他评点的《西厢记》《琵琶记》成为戏曲评点的代表之作。当然，这一时期重复刻印的现象也比较多，有些书坊打着“某某批评”的名号，实际上批评内容并没有此人的评论，而是从别的版本中抄袭过来的，虽然书商们为了盈利而不顾道德，但是书商竞相刊刻剧评点本，促进了明代戏曲评点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也推进了戏曲评点文本的传播，加速了戏曲评点文本的多样化进程。

再次，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得戏曲文化有了更多的受众。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转折，随着手工业和城市的繁荣，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很多文人表现出了世俗化的倾向，一些文人士大夫逐渐改变了“重农抑商”的观念，开始与商人交往，或者直接从事商业市场活动。印刷业的发展以及文化市场的建立，为市民读者或观众群体的不断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随着思想界提倡个性解放，戏曲创作也进入了高峰期，以汤显祖、沈璟辞官从事戏剧创作为标志，戏曲文学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清代中叶之后的“花雅之争”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戏曲文化的兴盛。戏曲创作繁荣的大背景，为戏曲批评奠定了文献基础。虽然书商们竞相刊刻评点本，也反映了读者和观众对戏曲剧本阅读的需求。明代中叶以后，戏曲传播的主要方式是舞台，观赏戏曲成了一种风尚。像徐渭、凌濛初、王思任、冯梦龙、孟称舜等戏曲批评家都有着欣赏戏曲的习惯，与当地文化风俗是分不开的。万历前后，一些大商人和官僚纷纷组建戏班在民间演出。比如徽州商人蓄养的“徽班”。张岱《陶烟梦忆》中用“水逐陆奔”来形容老百姓为看戏而奔走的情形。戏曲创作以戏曲评点为归宿，臧懋循《玉茗新词四种》就是以评点形式出现的剧本。唱曲、听曲成为人们的主要娱乐方式，《苏州竹枝词》中言“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童识戏文”。可见戏曲文化在江南地区的广泛影响。戏曲评点本的大量刊刻，是戏曲上升到读者文本的表现，没有受众、没有读者，戏曲评点本也就没有如此的吸引力。

最后，从诗文评点与戏曲评点的关系来看，诗文评点促进了戏曲批评理论的发展。有不少戏曲评点家，同时也是诗文评点家，评点家会把诗文评点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引申到戏曲评点之中，丰富了戏曲批评理论。李卓吾不仅批点过《西厢记》，还批点过《史记》《四书》，他所提倡的“真”“自然”等审美批评观念在戏曲评点理论中得到通变与发挥。汤显祖批点過《花间集》，冯梦龙批点过《挂枝儿》，也阐发了诸多戏曲理论，陈洪绶评点《娇红记》的过程中提出了“怨谱”的风格理论。值得一提的就是改评本的出现，改评即是对戏剧作品加以改编，同时又对戏曲作品进行评点，这种改评本的出现目的是为了便于戏曲作品登上舞台，这种从舞台要求出发的改评本，从人物、语言、结构等方面做了全面改动，这一点拓展了传统的诗文评点的空间，这种戏曲批评形态是在诗文评点的艺术观念之下进行的，这种改编与创作进一步促进了戏曲评点理论的深化。

综上所述，明代戏曲评点之所以繁盛，一方面与明代社会转型期儒家思想的世俗化联系在一起的，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观点，认为良知就是天理，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突出了个体在道德建立中的主导性以及个性解放的启蒙特点，体现在明代诗文评点中就是创作者主体意识的强化，李卓吾、袁宏道、王骥德、汤显祖等文人积极参与到诗文评点行列，有力地推进了戏曲文学的通俗化;另一方面明代商品经济和城市手工业高度发达，印刷业迅猛发展，为书商们争相参与印刷刊刻戏曲评点本提供了文化市场。为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评点本出现了不同的类型，这种读者期待视野的多样化，为评点者多角度展开批评提供了受众基础。书坊主的积极参订，使得明代戏曲评点批评成了一种独特的批评形态，而被更多的批评家接受。同时，评点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一种特殊的批评形态，是与诗文评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在形式上戏曲评点是紧紧依附于戏曲文本的，但是评点内容、思想仍与诗文评点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可见，社会思潮、经济发展、文化内部发展规律，共同构成了明代戏曲评点繁荣的文化因素，使戏曲评点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如《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等名剧的多种评点本。

参考文献：

[1]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12页.

[2]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