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风险及路径选择

2018-12-29董晓菲李爽

党政干部学刊 2018年9期

董晓菲李爽

[摘要]“一带一路”建设在推进过程中风险与挑战是客观存在的，从辽宁省的角度分析融入“一帶一路”建设的风险有利于分析对外开放的应对机制及路径方向，是科学预判的前提条件。因此，本研究在分析辽宁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开放基础薄弱、中欧班列竞争激烈、周边国家产业较单一以及东北亚政治环境复杂的风险基础上，探究辽宁未来开放发展基本路径，为规避潜在的风险提供了可操作性的科学对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辽宁省；风险；路径

[中图分类号]F1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9-0045-07

辽宁作为辽东半岛开放的前沿、东北制造业的大省，资源丰富，工业实力雄厚，沿海城市众多，交通网络便捷。辽宁省沿海沿江沿边，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是“一带一路”构建欧亚大陆桥出海口的重要区域。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加快建设“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决策，为辽宁参加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加快与俄、韩、蒙、日、朝经贸合作，构建联结欧亚大通道出海口提供了重要契机。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良好发展机遇，辽宁应充分发挥其地缘、产业、资源等优势。针对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对外开放基础薄弱、中欧班列竞争激烈、俄远东及蒙古国产业结构单一以及国际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1]等制约辽宁融入“一带一路”进程风险点，辽宁应做足风险应对方案[2]。

一、辽宁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风险

（一）辽宁省对外开放基础仍显薄弱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一个良好的对外开放环境是一个多部门、多领域、多空间、多体制、多方式、多角色等的全方位形成的开放格局，也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开放性经济模式的重要基础[3]。

辽宁省作为沿海工业大省，毗邻日本、韩国，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产业特征和区位优势明显，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外向程度不高。对外依存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衡量地区外向经济水平，自2003年以来辽宁对外依存度呈持续下滑态势，2015年已下降到22%，位列全国第11位，低于同期全国外贸依存度则为36.3%。这一数据显示作为沿海工业大省的辽宁省经济外向型程度不高，在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十年期间，对外贸易的相对地位却呈下滑态势，在对外开放方面有很大提升空间[1]。

1.开放的部门少，开放的领域狭窄。辽宁作为东北地区重要出海口和门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承担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产业结构重工业化、产业生态国有化特征显著，商品流动、要素流动、服务流动都受到严格限制。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中央先后实施两轮振兴东北地区经济计划，扩大对外开放的部门与领域，但由于老工业基地市场固化严重、路径依赖效应显著而很难短期达到预期效应。

2.辽宁沿海与内陆边界效应显著限制辽宁对内与对外的连通和进一步开放。辽宁沿海与开放城市优惠政策存在先期效应；辽宁沿海、沿江、内陆城市及边境地区市场准入差异显著；辽宁不同等级规模城市开放水平差异显著。

3.辽宁尚未形成健全的市场开放体制，开放的方式单一。辽宁对于境外开放的关税措施，监管制度等尚不完善；辽宁对境内开放市场、普及产业、竞争等经济金融政策程度不一。辽宁对内对外开放的方式囿于双边、多边经贸关系，有待增强与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组织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方式（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碍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多变发展缓慢。

4.辽宁对自身在东北亚经济圈的角色作用不突出。辽宁长期的产业转型升级困境、对外开放水平不足等致使辽宁未能充分展现其在东北亚经济圈重要地位。

（二）国内中欧班列竞争异常激烈

如今，“辽满欧”、“辽蒙欧”、“辽海欧”等中欧班列形成承南启北和连接国内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拥有100多条国际国内航线，覆盖全球300多个港口和地区，辽宁沿海港口率先融入“一带一路”，打开与欧洲交流合作的大门[4]。辽宁省沿海沿江沿边，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是“一带一路”构建欧亚大陆桥出海口的重要区域，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一环，辽宁沿海经济带是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平台。

目前，辽宁正积极打造3条至欧洲的运输通道，鼓励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承揽国际工程，带动产品出口，促进产能合作。“辽满欧”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以大连港、营口港为起点，经满洲里、俄罗斯再到欧洲。“辽蒙欧”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以锦州港、丹东港为起点，经蒙古乔巴山再到欧洲。北极东北航道是以大连港为起点，经白令海峡、楚科奇海至挪威北角、欧洲各港口的海上航运通道。

“中欧班列”的开通不仅为整个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

1.辽宁沿海港口腹地重叠，分工不清，恶性竞争严重。辽宁诸港口在发展中面临缺乏合作和恶性竞争的问题，导致全省港口效益下降、投资压力加大、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等现象，同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港口竞争力不强。辽宁六个港口各自为战，分工不明确，经营同质化、大打价格战，削弱和分散了辽宁港口整体竞争力。

2.政府的非市场化介入，引发无序竞争。一方面无序竞争引发不合理布点和线路设置问题，许多班列同在一条带上，且有长距离线路重合，导致中欧各班列之间货源腹地竞争十分激烈，主要原因在于现有亚欧大通道路径单一，运输压力较大。另一方面辽宁与周边城市对于通道的建设与选择意见不一，客观上延缓了辽宁及东北各地与内蒙古边境口岸城市的连通，降低了运输效率。与此同时，新疆等地与蒙古联通的交通项目正加紧推进，地区间竞争日益激烈。

（三）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蒙古国的产业相对单一

区际多样的投资贸易结构是区域可持续性经济合作的基础[5]。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蒙古国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重要参与国家，辽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北方经济走廊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及蒙古国产业互动发展。俄罗斯远东地区重军工轻服务的经济结构和蒙古国对矿产产业的过度依赖会为“一带一路”发展及辽宁融入“一带一路”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挑战[6]。

俄罗斯远东地区农业基础薄弱，工业限于森林工业、采矿业、渔业等，工业中80%企业为服务于军用品的军工业，表现为国民经济军事化及农轻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我国经贸往来多集中在农林渔业和油气业，加之经济危机及基础设施落后、设备老化、技术过时等问题，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后，这种经济结构畸形的状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为加重，因为在转轨过程中，为抑制经济下滑，缓和经济危机，只好着重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出口，以此带动经济走向稳定。而这种出口结构带有明显的负面效应，一是造成经济对世界市场上燃料和原材料价格的依赖性加强，二是实施这种出口战略也会使俄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更加原料化。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蒙古国予以积极响应，中蒙双方通过签订谅解备忘录正式确定将蒙古“发展之路”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7]。但在此过程中，仍面临大国博弈对蒙古地缘环境影响、蒙古国内政治风险因素、蒙古国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以及中国企业在投资及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困扰。蒙古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对外贸易是拉动蒙古国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贸易结构方面，蒙古对外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煤炭、铁矿石、铜精粉、原油、黄金，进口产品主要是汽油、柴油、汽车、卡车和电力，因而受国际大宗货物价格变动的影响极大。2014-2016年期间，受到大宗货物价格下降的影响，中蒙出口贸易总额也持续下降。而蒙古单一的产业结构是造成这种单一贸易结构的根本原因，也阻碍着中蒙战略对接进一步优化升级[8]。

蒙古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矿产行业，外国对蒙古投资超过八成都投入矿业领域。目前，中国对蒙古投资的主要行业是地质矿产资源勘探与开采，在贸易餐饮服务、建筑工程及建材生产、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等投资比例很小。未来，清洁能源将进一步替代传统能源，国际环境将更深刻影响中蒙间经贸与金融、产能与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对接。

（四）东北亚国际政治环境复杂多变

地缘政治关系，历来是国际政治经济角力过程中最敏感、最复杂的因素，会直接影响并左右各国的战略判断及政策立场。“一带一路”北方通道的建设关系到中美俄日韩蒙等多国间的政治态度与经济主张，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本身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东北亚经济体制的转型；另一方面，东北亚经济体制的转型也会对“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带来体系层面的一定的风险和挑战[9]。

东北地区基本上是亚太地区地缘关系的缩影，中、俄、日、美4大国是东北亚地区矛盾斗争的重要角色。大国在朝鲜半岛这一地区综合实力的较量将成为现在和未来矛盾斗争的焦点中国东北地区处在东北亚中央部位，北、东、西面与俄、朝、蒙国为邻并临近日本和韩国，只有南部与西南部与祖国内陆相连，因此，可以说，我国东北是地缘关系甚为复杂的地区[10]。

1.中国与俄罗斯地缘关系。中国东北与俄罗斯有4249.79千米边境线，是苏联解体后中俄之间的全部边境线。近些年，中俄关系朝着睦邻友好的方向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巩固。但是，中俄之间在有关经贸发展问题上还存在许多限制性因素，这包括双方对经贸合作领域和方式的认识差异、软硬环境不适应、外经贸体制不对接、现代国际经贸机构（金融、保险、仲裁）不健全、远东地区严重的分立主义倾向、社会上自由主义思想的泛滥、西方国家对中俄关系的挑拨离间等经贸摩擦因素，还包括一些担心中国通过“商业移民”向俄远东“扩张”，因边界划分尚有“遗留问题”而对中国怀有“戒心”，同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吃亏”的心理[11]。

2.中国与韩朝的地缘关系。中国东北与朝鲜有1416千米的边界线。朝鲜是我国的近邻，也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屏障，抗美援朝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朝鲜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问题，朝鲜的核问题，朝美、朝日关系的改善和改革开放与发展经济的问题[12]。上述问题也集中反映在4大国以及朝韩之间的关系上。朝鲜积极参与由我国专家倡导、毗邻各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开发项目，并开辟了罗津一先锋经济贸易区，为其经济发展带来好处。图们江地区开发既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图们江地区开发有利于我国延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与政治安全，以达到“以开放促开发、促边疆稳定”的目的。近日，韩朝双方关系升温，朝鲜放弃核武器与韩国共同对话的信号为半岛发展带来新的信号，将来中、朝、韩、美、日政治经济关系发展对东北亚经济合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13]。

3.中日关系在曲折中发展。中日关系自正常邦交以来民间交往更是有日趋扩大的势头，为此，2002年也被称之为“中日民间交往年”。但在两国关系表面平静的背后，由于日本的某些行为使中日关系出现了较为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首先主要体现在日本对历史的不尊重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心，其次体现在中日关于钓鱼岛等领土争端及领海线或所谓200海里所属经济区问题，再次体现在日本在对中国经济政策信任问题上的极右言论。这些经济政治主张的不可控性对于东北亚经济合作发展带来极大不确定性，为投资者带来极大投资风险。

4.中国与美国的大國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美国启动旨在维系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再平衡”战略来防范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崛起[14]。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鼓励了日本政坛右翼保守势力的发展，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出美国以日制华的日中战略抗衡格局。东亚地区各国经济发展仍在探索新的转型路径，民族主义与海洋意识持续提升，海疆主权纠纷依然如故，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防范中国崛起的思维与行径，建构了中国一些邻国“借美衡中”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安全压力无法得到根本缓解，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纷纷采取依赖美国制衡中国的战略应对，美国则顺势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统领日本与韩国建构海洋力量对东北亚以中国为核心的大陆力量的岛链锁遏。对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美国是最不可确定的因素，是该地区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风险。

综上，东北亚地缘政治发展历史及现实积淀的矛盾与国际体系演进产生的矛盾相互交织，建构了东北亚地区难以化解的政治与安全困境。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特征是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岁月里日本、韩国、中国、俄罗斯群体性崛起，呈现了美国超主导、中日俄三强并立、美国统领日本与韩国建构海洋力量对东北亚以中国为核心的大陆力量的岛链锁遏。中国和平发展的趋势正在改变着东北亚格局的力量平衡关系，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增长的外溢效应是美国面临一个强大竞争对手，中国未来能否长期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遵守美国设定的“国际规则”并承担“国际责任”，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美日将中国崛起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举措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

二、辽宁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推进国际班列建设，提高陆海多式联运物流效率

多式联运是指按照国际多式联运合同，以至少两种不同的运输方式，由多式联运经营人将货物从一国境内承运货物的地点运至另一国境指定的交货地点[15]。也有学者认为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运输工具相互衔接、相互转运而共同完成运输过程的复合运输称为多式联运[1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要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在辽宁制定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方案中，要求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开放战略。以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营口为重要节点，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加强海陆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加强海陆通道物流基地建设，建设面向蒙俄、东北亚及欧洲、联接南北的现代物流基地。

作为港口，贸易通道的作用是最根本的，否则有物不流。商品根本实现不了交换。而对港口企业来说，物流就是生命，就是效益源泉[17]。辽宁省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应充分发挥港口的“外引内联”作用，提高陆海联运的运输、通关、服务效率，实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物流的全链条无缝对接，建设沿海实体港和内陆铁路干线港联动的综合港口体系。另外，政府应积极搭建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建立价格透明制度，实现互联网订舱、一体化检验检疫、电子通关、统一服务等多项服务的网络化办公，为实现大流量国际货运集疏运体系建设提供支撑，全面提高港口服务工作效率和质量。实现班列对班轮的无缝衔接，从而将港口装卸、铁路运输、铁路场站、内陆物流设施和公路集卡车运输资源整合，打造“门到门”服务的海铁联动大通道，解决公铁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问题，发挥铁路在多式联运中的独特优势与积极作用。

（二）建立联动协同机制，加强装备制造业“引进来”、“走出去”力度

辽宁装备制造业基础雄厚，长期以来持续处于高速稳定的上升状态。2016年，辽宁装备制造业增长值稳步提高，达到全省的34.1%，利润占比47.6%。主营业务收入创下了1286.3亿元新高度，占比17.2%；利税达到了597.9亿元，占比29%；所以对于辽宁来说，装备制造业完全称得上龙头产业。并且，近年来，辽宁省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积极迅猛，特别是数控机床产量大幅度增加，产品数控化率越来越高[18]。

目前，辽宁省的优质企业与海外市场的协同机制尚未建立，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大量的装备制造产品、技术、人才等需求难以满足。建议构建辽宁省政府与“一带一路”地区之间多边、双边的长效合作机制，政府牵头搭建企业与重点国家的对接机制，大型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工作机制，重大风险管控机制等。

在构建多边、双边长效合作机制方面，建议辽宁省发改委设立“一带一路”领导办公室，制定出台《辽宁省“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建设协同推进机制》，明确落实目标责任、强化动态跟踪、积极协调各方、创新要素保障、充实项目储备和定期督导通报等六个方面内容。优选重大项目，发挥带动示范的作用，按照隶属原则和属地原则，形成辽宁省“一带一路”协同推进项目清单，明确牵头推进的责任单位，滚动通报项目推进情况，对相关问题进行及时的动态调整。

在搭建企业与重点国家对接机制方面，建议政府牵头积极搭建辽宁与俄罗斯、蒙古、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地区国家的交流合作平台，定期举办辽宁装备制造业产品博览会、装备研究院学术研讨会、东北亚进口商品展销会等活动，加强辽宁省与“一带一路”北部各国的战略对接，推动物流、金融、科技、文化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在构建大型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走出去”机制方面，构建“央企领航，民企护航”的“抱团式”发展格局。建立商会、协会构建辽宁企业“走出去”的境外公共外交协调服务机制，支持各类商会、行业协会建立行业协调和调解机制，维护辽宁企业“走出去”的境外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会计、投资、市场、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等各类专业化服务，打造“全省企业‘走出去一站式服务中心”。

在重大风险管控机制方面，要针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可能出现的政局动荡、金融及行业领域的投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贸易壁垒等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建立辽宁企业海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探索设立专门机构和保险制度承保政治性风险[19]。

（三）依托大连、营口、沈阳，提升东北亚自由贸易水平

自由贸易区的本质是打破壁垒、降低门槛，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有效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可以说自贸区是“一带一路”重要载体。。辽宁作为第三批自由贸易区示范区域，必须打破体制机制的束缚，提供便利化的投资商业环境，提升在东北亚地区的吸引力。因此，大連、营口和沈阳三个自贸片区应分工协作、集体发力，发挥大连港东北亚航运中心、营口区域性物流中心与沈阳先进装备制造基地的整体优势，在巩固对日、韩合作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与东北亚地区国家的合作。

东北亚航运中心建立以来，大连港的口岸通关、航运金融等方面的服务水平正在稳步提升，正在形成一个区域贸易服务和航运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系统。但是，与全球先进的地区相比，大连外贸方面的质检、通关等环节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通关不畅，设置的障碍较多，企业通关成本较高，导致货源外流。随着大连自贸区的不断建设，应尽快搭建大数据共享平台，进一步提升通关效率和准确率。另外，政府的职能应切实转变，仅在提供服务、提供信息上发挥功能，例如新加坡自贸区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给国际船务企业注册、海运贸易税收一定的优惠，并给予结算支持。这些政策加速了货物流通，节省了贸易成本，同时提高了集装箱国际中转业务的水平。

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重点打造“一个中心，两个基地和一个重要枢纽”。即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打造高端装备制造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构建国家海铁联运大通道的重要枢纽。规划建设了五大产业板块，现代物流商贸产业集聚区、旅游休闲健康产业集聚区，科技研发及新兴产业集聚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和平台经济、总部经济集聚区。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构建国际海铁联运大通道的优势显著。

沈阳片区承载国际先进装备研发及制造基地的功能，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应积极引进沿线上的先进制造技术、资金和人才，目前，德国在沈阳投资的企业达六十余家，其中不乏宝马、采埃孚等先进装备制造业企业。宝马将全球技术最先进的整车工厂、发动机工厂以及本土之外唯一的研发中心设在沈阳的铁西区，而这些都将促进辽宁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此外，沈阳中德生态园也在积极筹备中，中德装备园更是围绕园区整体发展需求，极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建议沈阳在自贸区优势下，加强与“一带一路”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推动韩国、日本等先进制造业企业入驻沈阳，建设与沿线国家合作的新高地，并带动其周边经济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挖掘文化遗产，促进“一带一路”文化、体育、旅游融合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走出去”是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辽宁文化底蕴深厚，文化丰富，拥有红山文化、辽金文化、前清文化、工业文化等众多独特的文化资源，应下大力气挖掘辽宁的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产品不仅“走出去”，而且“走进去”。一是完善文化市场体系，培育和完善文化产品及生产要素市场，为文化产品、资金、技术产权、人才、信息等搭建合理流动的平台。二是打造“走出去”、“走進去”的文化品牌。有效的整合文化品牌，使两个或多个品牌相互融合，按品牌建设程序在文化艺术或文化产业上进行培养及开发，通过影视作品、娱乐演出、书籍等提升辽宁文化品质，打造能够影响欧美、日韩、东南亚的国际文化品牌。三是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世界的融合。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是保留辽宁文化的精髓，在凸显红山文化、辽金文化、前清文化的同时，也要与现代的市场需求、技术水平、价值导向相融合，在此方面需要政府提供扶持政策，甄选一批有潜力的企业在资金、税费等方面给以鼓励。

随着“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体育文化成为沿线国家的重要媒介。例如：中国首个国际级别的体育IP赛事“一带一路”马拉松系列赛。2016年从深圳宝安开启，2017年从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始，途经不同的城市、感受不同的跑道、体验不同的赛事服务、领略不同的马拉松文化，有利于马拉松项目在区域内普及与推广，更促进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体育文化交流与传播。辽宁作为体育大省，特别是篮球、冰雪、帆船等项目优势明显，应大力推动国际顶级赛事的举办，加快深化体育体制改革，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社会参与举办体育赛事。

“一带一路”的文化交融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辽宁省应抓住契机，将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体育文化等打包成系列旅游产品，整顿旅游市场，提升国际影响力。另外，辽宁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加强旅游合作，整合资源，联合打造旅游品牌。例如辽宁与俄罗斯打造红色旅游、辽宁与日韩打造邮轮旅游等。

（五）吸引人才与培养人才并举，启动辽宁国际化人才储备工程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众多项目的推进，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主要是多语种、审计、法律、物流、国际贸易等相关领域的人才，特别是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匮乏，因此，储备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人才成为辽宁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当务之急，应以吸引和培养并举的方式尽快建设国际化人才库。

高校及科研院所联合招聘，为复合型人才提供多渠道科研共享平台。高端人才的引进是辽宁省补齐人才短板的最便捷方式，但是，吸引高端人才来辽创业并且真正落户是需要认真分析的关键问题，必须了解高端人才的需求。首先是人才政策的吸引。加大科学研发成本的投入，为科研教育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持。与此同时还要以优惠的政策来引进海外高技术人才，学习其先进的专业技术以及管理模式，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准，建立切合自身实际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储备培养造就一批自己的高端人才。其次，是科研环境、创新平台的吸引。高端人才对科研配套水平、团队协作能力、科研管理及服务水平要求较高，高校与科研院所应联合打造创新平台，为高端人才提供多种资源及便利条件。

大中专院校培养方式创新，以“外语+”人才模式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辽宁省高校基础雄厚，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综合院校专业设置对接社会需求。为进一步满足“一带一路”对国际化专业素质，包括贸易、金融、市场营销、商务谈判、国际商法等精通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应探索“外语+”的模式，定向培养精通外语并且熟悉国际规则的跨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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