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民

[摘 要]《帝国》的政治本体论认为，与具有腐败性、危机内在性的帝国的形成相伴随，作为一个全球无产阶级的多众业已形成。鉴于帝国生存对多众虚拟性的依赖，以及生命政治环境促成了价值标准多元化以及政治建构内在化的现实，要实现对帝国的政治替代，多众应着力于争取全球公民权、获得社会报酬的权利以及再占有的权利，最终实现“人类学形变”。综观这一理论，由于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立场和思维方法的固守，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地。

[关键词]帝国；政治本体论；多众；虚拟性

[中图分类号]B089.1；B8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9-0010-06

美国学者哈特和意大利哲学家奈格里在其合著的《帝国——后现代的政治秩序》（以下简称《帝国》）一书中，站在自己所确认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通过对帝国的详尽考查，认为实现对帝国的政治替代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可能的，并据此提出了推翻帝国的政治任务。此书甫一出版，就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不仅在于他们在革命言说日渐沉寂的当今时代，重又喊出了激进革命的政治口号，而且尤其在于他们的理论处于当今学术界两个显学——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的交叉地带，从而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意义。毋庸置疑，这部著作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试图从根本上和实质上重思激进革命的政治意蕴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其中政治本体论更是集中体现了其理论所独具的特异性。

一、政治主体的去克分子化①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对帝国形成过程的考察中，只有从政治主体的视角，才能发现这样一台本体论戏剧：“帝国的发展与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对其予以批判与颠覆过程”[1]47因而，在本体论层面上对帝国进行分析，必须从对政治主体的考察开始。

（一）政治主体去克分子化的根本动因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与帝国的生产过程相伴随，基础（尤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二元割裂日趋弥合，从而剥削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形式，演化成“对合作的侵夺以及对语言性生产之意义的废弃”。[1]384由此，对剥削的反抗不再偶发于个别地点或特定方面，而是频发于帝国之全球性生产网络，从而呈现为无所不在的内在性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断言：“帝国控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危机不仅与其资本主义生产的后现代整体相始终，而且还贯穿于其整体发展及其重组的诸阶段。”[1]384

在他们看来，帝国中政治、经济之间割裂的弥合促成了一个“欲望能够借以有能力直面危机的生命政治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欲望显现为生产性空间，以及历史构建中人类合作的事实。”[1]387他们进而将生发于生命政治空间中的欲望性生产定义为“繁育（generation）”，意即“劳动的超溢和一种被融入到同为其起因和结果的独特本质的集体运动之中的力量的积累。”[1]387帝国对“繁育”持有爱恨交加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帝国要想实现持存，就必然依赖于作为其特有生产方式的繁育，其“政治不得不让位于作为生态政治及其生产之基本力量的爱和欲望”[1]390。另一方面，帝国要确保统治秩序的稳定，又不得不对繁育予以宰制，从而不得不“打破欲望之链，阻断欲望在生产之生态政治空间的伸展”，进而“建构起民众生活中的空洞与本体论真空”。[1]389这种对“繁育”的宰制，他们谓之为“腐败”（corruption），意指“存在的生态政治实践之本体论基础的缺乏”。[1]390

他们坚称，一旦从肉体的视角观之，“腐败”对生产性生命力量的监控就愈加鲜明，“不仅显现为以其权力对抗着受到滋养的身体的疾病、挫折和缺失，而且还表现为对独特身体之共同体进而生产性生命政治共同体的分裂以及对其行动进而其生命的阻碍的精神病、麻醉剂、焦虑和无聊，……”[1]391-392尤为严重的是，这一论谬随着帝国的日益生命政治化的日趋强烈：“世界越富有，以这一富有为基础的帝国就越加否定财富生产的条件。”[1]52

（二）去克分子化政治主体

哈特和奈格里强调以去克分子化来反制帝国的克分子化，并不意味着他们主张政治主体应完全分子化。相反，他们乐见一种非分子化的新型的克分子化主体——他们名之为“多众”（multitude）——的形成。在他们那里，多众就是指后现代资本主义时代抵抗着全球资本的、其劳动有着推翻资本逻辑之潜能的全球无产阶级。这一全球无产阶级与传统无产阶级的差异在于：在结构上具有差异性、非等级化和非组织化，在规模上包括“其劳动直接或间接遭受剥削，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1]52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克分子化主体。

在他们看来，在当今帝国中，形成多众这样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在帝国之生命政治环境中，资本借由“生命权力”对劳动的剥削和控制，不再限于特定时间和地点，而已渗透到所有人的生活、肉体及心灵。因而，被剥削者要使自己对剥削的抵制行之有效，就必须采取与之相应的策略，将自己锻造成一个适存于生命政治环境的后现代政治主体。同时，多众的形成是必然的，其必然性源于帝国中占霸权地位的劳动的非物质性。非物质劳动是具有内在合作性的劳动，因而其合作性力量无需任何外在中介和力量的参与而能够直接实现自身升值。尤为重要的是，非物质劳动是一种交互网络性劳动，其借以产生和创造的网络类似于德勒兹意义上的“根茎”，其中“任何一点都能够而且必须与任何其他一点相联系”[2]7，因而在其中任一点对其他各点的交往来说都不是必需的。正是出于非物质劳动的这一特性，多众才成其为一种非同一性、非等级化和非组织化后现代主体。

分析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主体理论的悖谬之处。其根源主要在于对非物质劳动之霸权地位的确认。事实上，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就总体的数量而言，还是就分布的广度而论，非物质劳动远非霸权性的。进而，他们基于这已确认推断出已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阶级，更是令人生疑的。他们出于自治主义的政治热忱，为了不使一个群体屈从于另一个群体，主张以“多众”概念取代“阶级”概念。不可否认，在利益关系多元化、群体交往多层化日益加剧的今天，对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做适当调整本身并无不当。然而，他们用以取代阶级的多众概念，其外延是如此的宽泛，以至于涵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剥削者，从而在实质上否认了当今世界剥削关系的存在，进而消解了阶级概念本身。这一观点构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之阶级理论的根本背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3]513因而，在社会分工广泛存在且日益细化的当今世界中，社会关系必然呈現为特定的阶级关系；其中被剥削阶级必然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4]230的无产阶级。可见，哈特和奈格里的这一观点不仅与社会的现实状况严重不符，而且还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构成根本对立与冲突。

二、政治本体的虚拟化

哈特和奈格里强调，从表面上看，帝国是凌驾于多众之上一种强力的政治建构。然而，一旦采取本体视角，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相对于多众的虚拟性，帝国机制显现为一个空壳或寄生的机器。”[1]359我将对作为帝国“寄主”的各种多众的虚拟性做一考察，以辨别出哪种虚拟性才是帝国的政治本体。

（一）非现实的虚拟性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多众的虚拟性首先源于其所从事劳动实践及其产品（包括生产服务、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等）的非物质性。由于这种劳动有着较强的流动性并需要更多的劳动技巧，因而更具虚拟性。[1]285-286

在工业生产部门和经济服务部门，信息化极大地改变了交流模式，由此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方面，计算机在劳动中的普遍使用将各种具体劳动都归约为控制符号和信息的活动，从而使得劳动异质性减少、抽象性增强。另一方面，信息网络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使劳动摆脱了时空限制，从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实践维度和实践自由度”[5]10，从而更具非现实的虚拟性。

然而，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由非物质劳动以其非物质化和智能化而引发的虚拟性，在帝国政治现实构建中并未扮演积极的角色，反倒是作为“速度和流动的……方面更属于帝国控制的暴力”[1]363。简言之，多众之非现实的虚拟性并非帝国政治建构的积极性本体，至多为帝国的政治现实提供了诸多可能性。

不难看出，哈特和奈格里持有这样一个观点：生产力发展在帝国形成过程中非但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反倒使得旧有制度因能够吸取更多价值而愈加巩固。这一观点无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观点相背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制度的变化与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无一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假如真的出现了“帝国”这种全新的政治形态，必定是生产力发展之结果，而绝非他们所坚持的某种“虚拟性”。

（二）标准之外的虚拟性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帝国的控制是纯粹否定的和消极的。之所以帝国权力无所不在，是因为为其扮演纽带作用的虚拟性和可能性的无所不在。”[1]361这就是说，帝国政治建构的动力并非来自于自身，而是来自多众之虚拟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断言，“帝国之规范性和压制性手段的有效性最终必须追溯到多众之具有虚拟性的建构性行动。”[1]361换言之，唯有对自由流动的渴望和帝国控制的抵抗才是变革政治现实的积极力量。

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帝国行为效力源于多众之反抗的这一观点来源于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力本论。德勒兹在尼采权力意志观的基础上，进而根据力量和权力意志是否具有扩张性，将其区分为能动的能动力、反动的反动力，并赋予前者以价值上的优先性。[6]125哈特和奈格里秉承了这一力本论，将多众之抵抗视为主动的肯定性力量。同时，他们还将德勒兹的游牧政治学改造成流动政治学，将多众之自由地流动视为德勒兹意义上作为积极性抵抗的游牧，认为多众在“游牧”过程中能够冲破帝国之经济、社会和政治控制的牢笼，使得权力在全球规模上对生产进行计算和控制的努力归于无效，进而形成一个“新地球”[1]361。

在这里，哈特和奈格里无疑是将“流浪”和“脱逃”指认为推进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直接动力，从而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原理相抵触。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7]189。

哈特和奈格里在这里所主张的“流浪”和“脱逃”，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政治抵抗，毋宁说是消极地妥协逃避，是一种“与虎谋皮”式的斗争方式。

（三）超越标准的虚拟性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当今的帝国中，“即便政治已成为标准之外的领域，价值依旧存在。即便在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再有衡量价值的固定标准，价值依旧强大并无处不在。”[1]363但此时价值的创造不再发生于标准之外，而是发生于标准之上。他们认为，多众之外在于标准的活动不过是摧毁了一个旧世界，不过是为政治的多重可能性提供了一个“虚无地带（non—palace）”；而“帝国的本体组织（fabric）是由多众及其虚拟力量超越标准（beyond measure）的活动建构的”[1]360。换言之，帝国的现实建构还有赖于超越标准的虚拟性。

他们强调，要对多众之超越标准的虚拟性进行予以考察，就必须深入到生命政治的领域，“从全面地创造和再创造这个世界的主体性活动的角度去解读”[1]357。他们同时认为，就其动因而言，有着鲜明主观维度和厚重情感因素的生命政治劳动应被更准确地界定为“欲望之表达”[1]367；而正是在欲望的驱动下的生命政治劳动实践中，帝国建构不可或缺的生产性超溢得以生成。

不难看出，哈特和奈格里追随德勒兹，认为欲望比物质利益更具根本性，是人们活动以及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从而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观点相背离。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187在这个意义上，对利益的追求构成了人类活动的原动力。同时，人们追求利益的主要方式无疑是生产活动。鑒于人们利益追求的多样性和广泛性，“生产很快就造成这样的局面；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9]372就这样，通过劳动这一人们追逐利益的活动，社会历史得以发展。尽管哈特和奈格里没有否认劳动（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但他们强调了欲望对劳动的先在性，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地。

三、政治建构的去超验化

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霸权不仅引发了政治主体的去克分子化以及政治本体的虚拟化，而且还进而导致了帝国政治建构的去超验化，主要表现在价值标准、建构过程以及替代方案等方面。

（一）价值标准的多元化

尼采拒斥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整个形而上学传统，认为“哲学的价值与其说来自知识王国，不如说来自生命世界。”[10]27进而提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哈特和奈格里继承并发扬了尼采的这一理论，认为在当今的帝国中，“过去常常引导着权力实施……的价值和标准之所有超验的决定因素已丧失了连贯性。”[1]254他们高度评价了多众对规训体制的各种拒绝，认为它们“不仅是一种否定的表达，也是一种尼采称之为‘价值重估的创造过程。”[1]274

他们所理解的价值重估，就是指再生出全新需求和愿望的一种创造过程。在劳动范式转化过程中，劳动非物质化及其所引发的高效率使工人赢得更多的自由空间，由此引发出新的需求和愿望，促成了各种旨在追求更弹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多元价值目标的种种社会运动；同时，价值标准处于恒常的变动与不确定之中。这样，他们就实现了政治建构标准的多元化。

他们在批判形而上学传统时，甚至将马克思主义也归于这一传统，认为它排除了各种非经济因素在价值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事实上，他们对马克思的指责是无端的。毋庸赘言，马克思并未忽视文化的、主观的因素对价值形成的影响，他不过是强调了经济的方面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在大工业时代，劳动的非经济方面还处于微弱的隐显状态，对经济方面的强调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后工业时代的今天，对劳动的非物质方面的强调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哈特和奈格里似乎过于强调了这一方面，以至于价值标准趋向于神秘化。

（二）建构过程的内在化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与现代时期不同，当今帝国的政治建构不再来源于外部逻辑机器，而是直接奠基于“纯粹的内在化领域”[1]354。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断言，內在性是帝国本体论的鲜明特征。

如前所述，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学是在借鉴并吸收德勒兹欲望本体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德勒兹的欲望本体论认为：“欲望机器”的高效运转“不仅创造出现实世界……，而且还创造出个体自身。”[11]525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本体论进而认为：在“作为欲望之表达”的劳动实践中，所有主体性、政治现实和历史都产生于社会中个体欲望的伸张之中，都产生于欲望机器的生产之中；从权力的角度看，多众之生命政治劳动表现为对生命权力的抵抗，而正是这种作为一种主动力量的积极性抵抗唤起了生命权力。这样，多众在抵抗生命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地与其再占用并用于再创造的机器相融合、相杂交，由此构成了一种在主体被转化为机器意义上的机器性的出逃，一种更加深化和内化的空间出逃。面对这种出逃，传统的控制杂交化和机器形变的力量已变得无能为力。

换言之，他们认为多众以其生命政治劳动即从事着生产，又对抗着帝国；而生命政治又导致了生活领域和生产领域的趋同，并倾向于生活决定着生产。这样，帝国对多众的控制就表现为对其生活的控制；而多众之生活是变动不居的，因而帝国的控制结构必须随着多众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表现出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显然，哈特和奈格里在这里不仅重申了“抵抗先于权力”的论调，而且还在实质上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坚持的社会变化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9]247在这一点上，哈特和奈格里将历史发展推向了神秘主义。

（三）替代方案的非组织化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尽管帝国对民族国家的政治替代使得多众解放的潜能在增长；但它并没有消灭以剥削为基础的权力关系，因而终归是“自在的善”。[1]44而要实现“自为的善”，就必须澄明多众的力量如何将强加于其上的必然性转化成能够孕育出另类可能性。

他们认为，要对帝国进行政治替代从而实现“自为的善”，对抗帝国的政治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鉴于当今的时代特征以及帝国的结构特征，对其斗争不能也不应再采用传统的、横向联合的、组织化的斗争形式，而应“纵向跃起，直击帝国的核心。”[1]58然而，哈特和奈格里同时强调，当今斗争形式的非组织化，并不意味着多众就完全地散沙一片地各自为战；要真正积极有效地抗击帝国并进而实现对它的政治替代，多众还有待于通过现实的行动将自身锻炼发展成为积极政治主体——后现代的“斗士”。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多众的斗争应围绕着以下三个权利而展开：其一是通过积极自主地流动来争取全球公民权，意即所有人在其所居住或工作的国家拥有公民权，由此构成空间意义的“脱逃”。其二是所有多众在全部时空内都应获得报酬的社会报酬权，由此构成人类学意义上的“脱逃”。第三是通过语言意蕴上的斗争以及反抗资本对社会交际殖民化的斗争来争取对知识、信息、交流和情感等再占有的权利，从而构成“人类学形变”[1]407。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始于尼采并丰富与发展于德勒兹的身体哲学的影子，哈特和奈格里走得更远，“……将之应用于政治领域，从而将一种特定身体的形成直接等同于政治目标的实现。”[12]16

不难看出，哈特和奈格里的革命方案存在着诸多舛讹和悖谬之处。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政党存废问题上，他们为了不使非政党成员屈从于政党这个“中心”，倾向于他们反对组建阶级政党。另一方面，在斗争策略问题上，他们出于对帝国结构特征的错认，主张非组织化、非横向联合的斗争。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无疑都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相背离。

纵观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本体论，不难看出他们为调和后现代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做出的努力。尽管他们所做的理论分析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然而，由于此二者是两种迥异甚至对抗性的理论传统，因而这些努力收效甚微。这样，尽管他们有着较为激进的政治旨趣，但由于固守着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思维方法，以至于在一些关键环节和重点方面，从根本上误解或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地。尽管如此，就其理论深度与逻辑自洽性而言，这一处于当前学术显学交叉地带的理论，仍不失为开展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和资本主义问题研究而可以凭依的不可多得的理论资源，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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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