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思潮的复杂性：影响与应对

2018-12-29于建玮赵丽丽

党政干部学刊 2018年9期

于建玮赵丽丽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思潮之间各种互动关系构成了社会思潮的复杂性，它们政治倾向的多样性、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以及传播模式的商业性催生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挤压、价值干扰及媒体解构。这种复杂性的成因在于当前我国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及个别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缺位等。为此，应当通过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势位建设、政治建设、价值观建设、媒体建设等方式加以应对。

[关键词]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势位；价值取向；传播模式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9-0028-06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思潮是在一定社会之中通行的各种思想观念。我国当前流行着多种社会思潮，各种社会思潮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通过各种互动形式呈现出复杂的博弈状态，可称之为社会思潮的复杂性。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复杂性固然能够显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社会思潮的复杂性也给各种政治倾向反动、价值取向失范的错误思潮以可乘之机，它们能够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博弈中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很大的冲击。这种消极的影响，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当前社会思潮复杂性的表现与影响

我国当前社会思潮复杂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表现于各种社会思潮自身的政治倾向及价值取向，也表现于各种社会思潮所依托的外在传播模式。不论何种表现，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相当程度的冲击；换言之，社会思潮复杂性表现的多样性引发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冲击的多维性。

1.政治倾向的多样性催生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挤压。当前我国社会思潮政治倾向的多样性与思潮的种类相关联，从构成社会思潮的主体入手，我国当前社会思潮可以划分为官方思潮（即社会思潮中的红色地带）与民间思潮[2]；从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入手，又可以将当前社会思潮划分为主流思潮和非主流思潮。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之中，既包括政治倾向模糊的思潮，又包括政治倾向明确的思潮。政治倾向模糊的思潮多属社会思潮中的灰色地带，其政治倾向介于正确进步与错误反动之间，若它们能够被教育、争取，则能够消除其错误反动一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一定的支持、巩固作用；若它们不能被及时、有效地教育、争取，就可能转化为错误思潮。政治倾向明确的社会思潮既包括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党的领导的思潮；又包括诸如公民社会、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错误思潮在各种社会思潮中属黑色地带，大多愿意抓住各类社会热点特别是民生热点进行炒作，或者以学术话语的形式出现、或者以舆论话语的形式出现，相当一部分错误思潮的表述较为模糊暧昧，甚至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因而对社会公众的迷惑性较强。错误思潮的实质并不是其口口声声所讲的“学术研究”或“理论探讨”，其中都包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诉求：它们直接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最终目的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3]。它们蚕食红色地带的地盘并极力拉拢灰色地带，在政治上形成了对以正确思潮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挤压。所导致的结果，不仅能够极大地干扰人们对各种思潮的识别与判断能力，使人们在研判各类社会思潮时出现政治上的严重失误，而且也非常容易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否定与质疑。

2.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催生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干扰。任何社会思潮都包含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也会因其性质的不同而对意识形态产生不同的影响；既可能是支持，也可能是冲击，这其中的冲击则尤为值得我们关注，这是因为，尽管主流意识形态是主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但是，这种集中体现却以主流价值观在与其他价值观竞争、博弈的过程中取胜为基础[4]。可见，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包含着主流价值观在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是博弈的结果，这种地位很可能在夹杂着复杂价值取向的社会思潮博弈之中受到冲击乃至被边缘化。当前，我国社会思潮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既包括与主流价值观相一致的价值取向，也包括失范的价值取向。一方面，伴随着实用主义与资本逐利性的合流，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消费主义、去中心化等思想观念的出现，在社会生活更加倾向于日常化的文化语境之中，金钱至上、娱乐和实用至上、情感宣泄至上、西方至上的负面话语不断染指人们的价值观[5]，那些包含着追求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价值取向的社会思潮开始产生不容小觑的影响力，它们往往会成为民众价值取向的腐化剂，这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无疑是十分巨大的，“民众受到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潮冲击，在职业交往中恶性竞争、互相猜忌、互不信任，在朋友交往中金钱至上、拜金突出、用金钱衡量友情，则会弱化‘敬业‘诚信‘友善等交往价值理念”[6]。承载着这些失范价值观的社会思潮若不能得到有力的控制与抵制，既能够扩大错误思潮和不良思潮的影响力，又能够冲击主流价值观，在加剧社会思潮复杂程度的同时威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3.传播模式的商业性催生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媒体解构。社会思潮欲被公众接受并不断扩大其影响面，需要借助一定传播载体并通过一定的传播活动被受众所接受。从载体上看，即包括传统的传媒如电视、广播、杂志、报纸等，也包括网络媒体如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它们多是按商业模式运作的。这种商业化固然是有扩大正确社会思潮的影响力与亲和力的一面，但是，其传播错误思潮、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随着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在文化生产中的推进，加之媒体受众更乐于接受负面消息的原因，商业化所蕴含的资本的逐利性很容易导致在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时过分偏向于经济利益，出现炒作与媚俗，“媒体制作并且播出格调不高的娱乐类节目，人为地制造笑料、噱头，‘恶搞‘戏说的成分过于泛滥，甚至在某些新闻、社科类的节目中也掺进娱乐元素，乃至用打情骂俏、大话性感、卖弄色相的情节和画面来取悦观众”[7]。这种炒作与媚俗传低俗、不良的价值取向，很容易成为错误思潮的温床，是对正确思潮的解构，这在当前网络传播日益成为传播的主体以及自媒体日益发达的文化语境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因为，由于在虚拟空间中人们的边界意识、主体意识的消失和点对点传播带来的网络传播的碎片化、非理性化和匿名化，在商业炒作的煽动下，各种错误、反動的信息就更容易在虚拟空间中裂变传播并扩散，这就会让国内外敌对分子、别有用心之徒钻了空子，“敌对势力和不法分子已经在互联网上‘排兵布阵，论坛、贴吧、微博、空间……每一个可以用来向群体传播信息的地方，都会为其所利用”[8]，一些别有用心的网络“大V”等意见领袖左右了网络舆论空间的议题设置，更有敌对势力在线上、线下互动，使得一部分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微信群和QQ群在内的网络社区充当起传播反动言论、错误思潮的急先锋。错误思潮借助于商业化的传播模式推进网络成为反动文化、腐朽文化的藏污纳垢之所，也能够极大地离散、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与话语权。

二、当前社会思潮复杂性成因分析

造成当前社会思潮复杂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也有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兴风作浪的思想政治原因，还有各级领导干部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分析、研判社会思潮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

1.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引发当前社会思潮复杂性的社会因素。社会思潮产生的社会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心理，这些社会心理的核心部分是不同社会群体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换言之，各种社会思潮的主张、理论要点等都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指向有很大关系。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系由当前的社会转型所引发。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高度整合，这就造成社会群体较为单一，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也因而相对单一。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9]。与这四个多样化相伴随的，是全社会的利益格局开始分化，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的利益指向、利益诉求有很大的区别，这引发了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的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相应地开始出现差异。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心理特别是价值取向会投射到社会意识之中，构成或相应的社会思潮。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就使社会思潮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状态，“以往单一共识淹没个性表达的利益时代正被多元利益差异表达的时代所取代。利益分化社会矛盾与冲突，也使人们原有的利益归属、价值判断和情感亲疏受到冲击与震荡，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导致了社会思潮日益多样化”[10]。可见，当前我国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实际上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在思想领域的映射。不同的利益主体会围绕利益进行竞争、剥夺等政治实践，利益主体的博弈就会带动社会思潮的博弈，这对于促进社会思潮呈现出较强的复杂性是十分重要的社會因素。

2.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实施“西化”“分化”图谋是引发当前社会思潮复杂化的思想政治因素。以“西化”“分化”为核心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西方国家旨在推翻社会主义政权而实施的长期战略，它们运用这一套不流血或少流血的伎俩已经炮制了苏东剧变的悲剧，它们当然也不会就此而止步，面对着一个已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中国，面对着一个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国内外敌对势力很难再直接“政治干涉”或者干脆“赤膊上阵”。意识形态关联到人心向背，利用间接的手段，特别是在思想领域搞乱人心，搞垮人心以至收编人心这种用最低成本推进其“和平演变”战略的渠道是它们更加钟情的手段。由于社会思潮的话语形式较为灵活；这些话语也不一定非要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出现，而是采取微观的、日常化的叙事方式出现，对话语受体的影响更加潜移默化，因此，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来讲，通过社会思潮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就更为灵活。这样，国内外的各种敌对势力或者大肆兜售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或者极力抹黑党的历史、党的领导人，或者就当前改革步入深水区之后暂时出现的民生问题及其他社会热点过度炒作，企图把社会思潮搅成“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之后再坐等扰乱人心，“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11]。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当正视国内外的意识形态渗透对社会思潮复杂性的影响，考虑到这种渗透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3.一部分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的缺位是引发当前社会思潮复杂化的重要助推器。如何分析、研判社会思潮，如何针对不同的社会思潮采用不同的政策，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存在缺位，这种能力的缺位多与认识上的缺位相伴随，它们对于当前社会思潮的复杂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是不是存在对意识形态工作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呢？我看是存在的”[12]。不会抓，就是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低下，就社会思潮而言，则是在考察社会思潮时不能辨析各种社会思潮的正确与错误，不能完全看清看透各种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别是面对表述极富迷惑性的错误思潮，不能彻底认出其中的要害，“不深入剖析这些思潮的本质和危害性，没有弄清楚这些思潮的真正目的是终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而不明是非地加以肯定和宣扬”[13]；而在传播正确的社会思潮时不能积极主动地创新传播的方式方法，片面倚重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甚至完全依赖于行政化的传播方式，导致正确的思潮在传播时针对性不强、吸引力不强。而这种“不会抓”的政治前提就是“不想抓”和“不敢抓”，或者不重视，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虚功”；或者大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当“绅士”不当“战士”。换句话说，“不想抓”和“不敢抓”加剧了“不会抓”，给各种错误思潮的滋生、繁殖和蔓延以很大的空间，使得错误思潮有了更多的“筹码”和正确思潮较量，这从一个侧面增加了社会思潮的复杂程度，也增加了错误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冲击的强度。

三、应对当前社会思潮复杂性的主要举措

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思潮，我们应当站在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的战略高度，在对当前我国社会思潮复杂性的表现及成因作充分、全面的了解的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复杂的社会思潮面前坚如磐石。

1.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势位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必然具有高势位的特征。所谓“高势位”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的内涵与对全社会的辐射性的高度概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不仅这种意识形态理论知识的层次高和范畴的位阶高，而且特别是它自身所内蕴的知识、价值、规律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也高，从而具有更大的势能和位能，表现出更强的凝聚力、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和征服力”[1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首要环节是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守住应对当前复杂社会思潮的原则立场。其次是要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针对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即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一套完整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通过内容创新、话语创新、传播方式方法创新，用更富于现实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应对社会思潮复杂性的底气。最后是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前提下，以海纳百川的心态积极肯定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借鉴意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承意义并付诸实践，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面对各种社会思潮时的自信。总之，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势位建设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复杂的社会思潮中更加坚强有力，并成为整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的重要工具。

2.不断强化政治建设，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研判社会思潮政治倾向的能力。一部分社会思潮特别是错误思潮所包含的政治倾向使得当前复杂的社会思潮在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色彩，在应对这复杂的社会思潮时，政治建设就成为极其重要的保障之一。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源头上应当对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形成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不断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特别是研判社会思潮政治倾向的能力，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分析、研判各种社会思潮。特别是要用唯物史观对各种社会思潮作全面的把握，注意分析各种社会思潮出现的现实原因、理论主张与核心观点，精准判断每种社会思潮的政治倾向，不被错误思潮富有文学性、模棱两可的表述所迷惑；还要明确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对于错误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则要立场坚定、决不手软，做“战士”不做“绅士”，敢于亮出立场，敢于斗争。需要强调的是，领导干部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建设目的在于发挥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效应，通过领导干部提高研判社会思潮政治倾向的能力带动全社会识别各种社会思潮政治倾向的能力，就是说，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正确看待历史、认清现实，坚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15]。总之，就是要通过强化政治建设更加主动地应对社会思潮的复杂性，最大程度地引导人民群众自觉抵制错误思潮。

3.不断强化价值观建设，以正确的价值取向抵制价值失范的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以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建设对于应对社会思潮的复杂性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全体社会成员认同拥护正确社会思潮进而拥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它涵盖了国家、社会、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是全社会价值取向的“最大公约数”，这也就使得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中，不但能够建立起被全体社会所认可的价值标准；更重要的，则是引领社会成员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要尺度，考察、比較各种社会思潮的价值取向，发现、识别并抵制价值失范的不良社会思潮，降低价值失范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力，减弱它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离散与瓦解，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在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思潮复杂化的大环境之中，这种引领作用就显得更为迫切[16]。因此，应对当前社会思潮复杂性就必须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重要环节：一方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使人民群众在“日用而不自知”的状态之中认同并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各种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外化为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17]，也就是使之成为广大社会成员思想认识和社会实践的模式。通过这两方面的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统一的思想、一致的目标与协调的行动，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巩固与强化意识形态认同，形成意识形态自觉[18]，并将这种意识形态自觉作为应对社会思潮复杂性的重要思想前提。

4.不断强化媒体建设，减少商业运作对传播社会思潮的负面影响。各类媒体是社会思潮得以传播的重要平台，因此，以对各类媒体的监管为核心的媒体建设应对当前复杂社会思潮的重要一环。媒体建设包括管理和引导两个方面。管理就是要做好舆情监控，我们有必要建立信息搜集制度[19]，通过量的积累掌握尽可能多的舆情并强化对各种社会思潮的认知，使之成为媒体建设的基础，防范各类错误思潮对舆情的渗透。引导则是说要掌握各类媒体议程设置的主导权，提高议程设置与公众需求之间的关联度，并在公众乐于接纳的传播载体中增强正确社会思潮的影响；同时，还需要引导各类商业媒体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防范资本的逻辑完全侵蚀媒体传播领域，尽量摆脱政治倾向错误、价值取向失范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引导媒体传播，使公众认同正确思潮，抵制错误思潮，实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不论是管理还是引导，都需要相关的领导干部掌握各类媒体的传播规律，提高驾驭、引导、监管各类媒体的能力。这里，要高度重视对各类网络媒体的监管，加强对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和网络社区的监管和线上、线下互动舆情的监测，严防各类错误思潮对网络媒体的渗透以及利用网络媒体进行裂变传播，严防境内外敌对势力特别是移动终端对我进行渗透，对利用网络散布谣言、刻意渲染社会问题的行为零容忍，使网络世界成为风清气正之所，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20]。总之，就是要减少商业化传播模式的负面影响，使各类媒介成为正确思潮活跃的平台。

应对当前复杂的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是一个战略性、系统性工程。我们只有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不断做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内功”，严格辨析各种社会思潮的政治倾向及价值取向，以恰当的、接地气的方式传播正确思潮，杜绝错误思潮的各种传播渠道，才能使当前社会思潮的大环境更加健康、规范，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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