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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共同价值”思想的哲学解读与现实路径

2018-12-11陈文旭易佳乐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5期
关键词:普世价值现实路径习近平

陈文旭 易佳乐

[摘要] 哲学上讲的“价值”是揭示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彰显的是客体是否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习近平“共同价值”思想着眼人类普遍幸福,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反映全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充分表达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关切和价值追求。多样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资源和财富,以文化殖民为目的的西方“普世价值”破坏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而“共同价值”正是整合这些宝贵资源和财富的金钥匙。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全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努力寻求具有普遍“共同价值”的现实路径是人类通往美好未来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 习近平;共同价值;普世价值;现实路径

[中图分类号] B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8)05—0007—07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and Realistic Path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Common Values

CHEN Wenxu1, YI Jiale2

(1.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300350,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Philosophically, value is the category that reveals the meaning relationship of the particular object attributing to the subject, and highlights the relationship as to whether the object satisfies the needs of the subjec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Common Values focuses on the universal happiness of mankind, based on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which is a value consensus reflecting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all mankind, and fully expresses the common interests and value pursuits of all mankind. Diverse culture is the common resource and wealth of all mankind. Unlike Western Universal Values used for cultural colonization, they undermine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Common Values is the golden key to integrating these precious resources and wealth. The world has never been close as toda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striving for realistic paths of Common Values is the only way to lead mankind to a better future.

Key words: Xi Jinping; common values; universal values; realistic paths

隨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全人类已经从与邻为伴的地域共同体逐渐发展成为利益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性难题和全球性挑战,人类未来的前途与命运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面对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15年9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演讲中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习近平“共同价值”思想着眼于人类幸福和世界和谐,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回答人类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及怎样建设世界的时代课题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主张,为解决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指明了前进方向。本文试图从价值哲学维度来分析习近平的“共同价值”思想,探讨“共同价值”的价值本质,特别是不同文化中有无“共同价值”“一般价值”和“特殊价值”的关系等问题。我们既要敢于承认不同文化中确实存在“共同价值”,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社会标榜的“普世主义”和“普世价值”,通过辨析和厘清“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本质区别,最终积极寻求构建“共同价值”的现实路径。

一“共同价值”的哲学表达

哲学上讲的“价值”是揭示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彰显的是外部事物(客体)是否满足人(主体)需要的关系。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是对各种价值的内在凝练和本质概括。“共同价值”是全人类所共同具有的价值,反映了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地区的人民的利益和需要,超越了特殊个体界限的价值信仰、价值理想、价值标准以及具体的价值取向。

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们每天都面对不同文化的选择与取舍问题,世界文化差异性使得人们永远行走在学习的路上。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也是文化的存在物。人在社会生活中深受文化的洗礼和熏陶,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了解和选择文化。在对多样文化进行认知、判断与选择过程中,人们根据自身的“主体尺度”进行着文化“价值评价”。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人们具有差异化的精神诉求和价值引领,人们在多样文化交往中进行“价值评价”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文化的“价值评价”并不是一种完全主观随意的认知活动,而是同样具有客观性的实践过程。实践是主体改造客观世界及自身的客观物质活动,也是一种对象化过程。“对象化是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将主观的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的物质的东西的过程,也是主体观念的现实化过程。”[2]马克思指出:“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它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3]文化价值评价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将自身对文化的主体观念现实化的过程。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客观需要或要求产生出反映价值关系的文化评价,同时又在实践过程中印证、修正和改变自己的文化价值评价。诚如列宁所说:“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4]

在社会实践领域,由于对文化进行价值评价的主体往往在需要或要求上存在着差异,这就决定了不同主体对同一种文化常常会作出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价值评价。但是,这并不说明不同主体对同一文化所作出的价值评价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纯粹是一种没有任何客观标准的主观评价。正确的文化价值评价一定是反映文化本质要求的或与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这需要人们在多样文化交往中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评价,因为文化价值评价作为人对自身的客观需要和要求的主观反映,会转化为实现主体文化价值的强大精神驱动力量。可以说,文化价值评价过程同样伴随着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即逐步形成人们关于文化价值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不同文化的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的观念体系。通常情况下,正确的文化价值评价是构成科学的文化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谈及的“文化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是有不同所指的。“文化价值观”体现的是人们面对同质或者异质文化时所持存的心理、观点和态度。而“核心价值观”一般是指在社会思想观念体系中居于最高位阶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往往会直接影响其人们“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内容。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同文化都蕴含着人类的智慧结晶、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血液基因、人们的精神家园、国家的精神支撑。人类文化交往的实质是不同文化间价值观的交往,人们面对多样文化所作出的选择实质是价值观的选择。当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先进文化是有效地解决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中各种矛盾的精神武器,越发重视各国多样文化的一般价值和普遍意义。不同文化间交往、互动频繁,准确把握多样文化交往中的“绝对”与“相对”,对于深刻理解作为全人类普遍共识的“共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无论是“文化相对主义”片面主张文化的特殊性,还是“文化绝对主义”过分强调文化的普遍性,二者都是对待文化的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在全球化时代多样文化交往过程中,人们面对自己民族文化与世界他国文化,既要看到不同文化间的共通性、普遍性地方,又要重视自身文化的差异性、特殊性方面,这是文化选择的“辩证法”。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关系,既是文化这一客观事物的固有属性,也是我们对待文化本身所应持存的科学的认识方法。

习近平“共同价值”思想充分体现文化选择的“辩证法”,坚持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克服“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绝对主义”的缺陷,是中国民族文化与世界多样文化交往互动的指导思想,是着眼人类普遍幸福,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而提出的反映全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共同价值”是全人类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反映和代表全人类的根本的总体的利益,兼顾国家和单个人的利益,能够促进人类自由和福祉的普遍实现,并为人类安宁和安全提供基本保障”[5]。这一思想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影响,对于解构资本主义文化霸权、建构国际价值观新秩序、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共同價值”:世界性

普遍交往的价值遵循

人类是群体性动物,生活在同一个星球,共处同一个世界。201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6]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充分表达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关系和价值追求。“共同价值”是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基础和压舱石。

(一)“共同价值”根植于世界历史的深厚土壤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冲破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那样,这种转变“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3]在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和不断扩大的分工的共同作用下,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改变了过去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全世界范围内的密切交往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类交往的不断深入,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为人类在共同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共同的文化价值提供了深厚土壤。在全球化历史背景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

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世界各国都被卷入普遍联系和交往洪流当中,“地球村”“世界公民”已经变得名副其实。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困扰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如促进经济发展、打击恐怖主义、惩治跨国犯罪、预防重大传染性疾病、应对气候变化,等等。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休戚与共,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关、彼此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协同行动,共同治理。加强和改善全球治理,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关切和普遍共识。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普遍呼吁要以全人类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在全球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达成普遍共识基础上形成“共同价值”。

(二)“共同价值”表达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

“共同价值”是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基于全人类的共同实践活动,为满足全人类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价值共识。“共同价值”回应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反映了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对全人类共同需要和利益诉求的客观反映和真实表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概括。这些价值理念绝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整体,系统表达了全人类的利益诉求和美好追求。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和平与发展。和平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没有和平就没有人类生存的安全保障。和平的对立面是战争。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侵蚀人类的文明成果,践踏人类的生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早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发展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没有发展就没有人类生存的物质保证。人类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摆脱贫困和匮乏,才能更好地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公平和正义是和平与发展的伦理保障。没有公平和正义,就不可能有和平,更不可能有发展。国际社会必须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保证所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都享有独立平等的地位。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制定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建立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条件。民主和自由是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实现民主和自由创造了安全和物质基础,而公平和正义则为其提供了制度和秩序保证。可以说,“共同价值”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融为一体,全面表达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

(三)“共同价值”致力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状况各有差异。因此,“共同价值”以承认彼此的特殊价值为前提条件,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这是因为“全球化所引发的价值冲突已经否定了用单一价值替代共同价值的可能。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文明冲突已经给人类以充分的启示。世界不可能是单一文明、单一价值的结果。”[8]“共同价值”坚持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旨在塑造一个既满足各国自身发展需要又能实现所有国家共同利益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一个尊重文化多样性、反对单一文化霸权的国际新秩序,形成一个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列宁曾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9]“共同价值”为应对和解决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科学引导和正确方向。“共同价值”有利于全面加强和改善全球治理,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合理有序发展,共同构建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人类命運共同体,实现全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与发展。“共同价值”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源泉,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可、认同、接受的价值理念,致力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中国在国际上积极倡导和推动“共同价值”,同时在国内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进行文化建设、价值观培育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具体来看: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共同价值”,比较完整地彰显和体现了“共同价值”。对此,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人类共同价值,继承了人类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价值成果。”[10]另一方面,“共同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延伸与升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世界舞台上的国际表达,是对西方社会所标榜“普世价值”的内生性回应。可以说,“共同价值”是中国政府在国际范围内主动性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建构自己的表达方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三 “共同价值”:作为本质上

异于“普世价值”的哲学革命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媒介发展,价值哲学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正在成为人类文明互动的重要议题。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将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价值体系置于同一个时空背景中,其中既有差异性的民族性问题,也有全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诉求。正因为这一点,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冲突和摩擦成为不可避免的时代课题。在当代世界各种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交锋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类碰撞:第一,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碰撞,本质上是百余年来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博弈和较量;第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价值体系的冲突,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上的比较优势,对广大落后发展中国家进行价值观念输出和政治制度颠覆;第三,世界性的普遍价值与民族性的特殊价值之间的矛盾,这是当今世界文明交往的关键和核心。伴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先后开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热衷于推广西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理念,并将其标榜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主义”意义,宣称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在时空上绝对永恒地存在。实际上,“普世价值”、“普遍主义”概念遮蔽了价值与真理的复杂关系,背离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基本哲学原理,并导致了社会文化交往中“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根本对立,最终陷入了哲学价值困境而难以自拔。一般而言,真理具有唯一性和一元性,而价值主体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价值是多元的、具体的、特殊的。作为价值主体的现实中的人,既有普遍的、共通的一面,但又是具体的、历史的,这就决定了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人的“普世价值”和“普遍主义”。从本质上看,“共同价值”超越了价值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实现了根本上异于“普世价值”的哲学革命,“普遍性特殊化、特殊性普遍化”成为“共同价值”理念的根本哲学遵循。

“普世价值”(又称“全人类普遍价值”)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近些年来一直鼓吹和推行的强迫性价值律令和话语体系,秉持着西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哲学对立思想模式,充分反映了其文化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虚伪本质。从历史维度看,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开始把“普世价值”作为思想武器,用来争夺全球文化领导权和推行全球化的战略部署。“普世价值”被充当“国际政治经济力量不平等的放大器,并导致日益两极分化的国际秩序的出现”。[11]冷战结束后,美国新保守势力抬头,强调意识形态在外交中的作用,将“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推广到全球,试图通过“民主化”进程来创建一个“自由世界”。2008年,奥巴马上台后,通过建设更广泛联盟的方式,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推进“普世价值”。同时,作为传统“商品、资本输出”补充,美国更加热衷于推行所谓“人权外交”“人权高于主权”和“民主人权输出”,在“文明”的幌子的遮掩下,以促进民主和保障人权为借口,堂而皇之地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推行“普世价值”“普遍主义”的实质,是争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霸权,是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战略。“其做法并不是让其他国家顺利走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而是要削弱这些国家最高权力体系的主导能力,以强化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控制。”[12]中国无疑是西方国家推销“普世价值”的明确目标,他们就是要以“和平演变”方式将中国的发展方向引入资本主义既有轨道,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性质。苏东剧变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对此,我们既要充分肯定人类文明进步的优秀成果,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文化交流并达成有效“共同价值”;与此同时,也要时刻警惕西方国家宣扬的“普世价值”,认清其虚伪本质,筑牢意识形态领域思想防线。

客观来看,“共同价值”实现了对“普世价值”的全面超越和根本变革,二者具有本质区别。从倡导主体来看,“共同价值”的倡导者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普世价值”的倡导者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从内在特征来看,“共同价值”具有包容开放的特点。“共同价值”认为,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人类共性的价值,都应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认可、接受的价值。每个国家都应该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在“共同价值”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由于各国家、各地区和各民族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在“共同价值”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可能会存在差异。在这点上,“共同价值”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主张各国根据自身的现实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实现形式和具体路径。与之相反,“普世价值”具有强制性和单一性的特点,认为只存在资本主义这一种价值形态,不允许、不承认、不接受其他的价值形态,主张资本主义世界化、全球化。从实践目的来看,“共同价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载体,倡导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建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在平等协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将共同利益的价值理念呈现出来,引领世界各国走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康庄大道,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稳定与发展。从价值目标来看,“共同价值”认同和谋求“普遍共赢”,倡导和奉行“公平正义”原则。与之相反,“普世价值”以“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为圭臬,主张的是“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对立与强盗逻辑。

因此,西方“普世价值”非但无益于达成多样文化间的“共同价值”,反而会破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鉴。多样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资源和财富,而“共同价值”正是整合这些宝贵资源和财富的金钥匙。寻求多样文化“共同价值”,“绝不仅是为了哲学本身,更是为了社会实践,是为了人类的福祉。它是关系到全世界人的切身利益的根本性问题。”[13]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14]中国作为“共同价值”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坚决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共同价值”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正面回应。“这种回应不是出于抵制西方价值的民族主义情感,也不是出于对普世价值论的先入之见,而是出于中国数千年政治实践和文化传统的内生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经验的高度凝结”[15],也是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的中国立场、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共同价值”体现着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诉求,彰显着人类发展方向的理论、原则和规范,会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和服膺。

四积极寻求构建“共同价值”的现实路径

“共同价值”是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追求。美好生活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凭空而来。人类的普遍幸福,需要全人类共同的努力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6]“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6]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发展问题、反恐问题、疾病问题等等,都需要集思广益来共同解决。全世界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努力寻求具有普遍“共同价值”的现实路径是人类通往美好未来的必经之路。

第一,加快建设开放性世界经济,构建国际合作发展新模式。经济交流使合作各方形成兴衰相伴、安危与共的伙伴关系,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寻求“共同价值”。中国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倡导建立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积极推进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自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得到了全球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八十多个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2017年5月,中国成功举办了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论坛取得丰硕成果,获得普遍赞誉,已经成为新时期推动全球发展合作的机制化平台。实践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16]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在“共同价值”的基础上,携手并进,共享发展,构建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模式,让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人類。

第二,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新型国际关系秉承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主张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将本国利益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最大范围内形成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普遍呼吁,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中国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反对单边主义,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尊重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等国家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结伴不结盟”的基础上,同九十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主张摒弃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决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第三,加强民间人文交流,扩大文化跨国合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常往来。”自2003年中法互办文化年以来,中国先后与美国、印度、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合作举办文化节、文化周和文化年等活动,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彼此间的沟通与了解,也推动了双边关系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世界各国越发重视本国语言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随着文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电影、电视剧、动漫等文化产品早已成为世界各国文化交往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形式。美国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等早已风靡全球,有效促进了不同文化价值理念的传播与交流。2016年8月,以大宋文化为背景的中国文化宣传片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再现了北宋时期首都开封“人口过百万、富华甲天下”的繁荣景象,激发了国际媒体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截至2017年12月,中国已与20个国家签署了政府间的电影合拍协议,合拍立项作品创造了84部的历史之最,多部华语电影也在西方国家相继上映。文化行业之间的跨国合作有效整合了不同的文化资源,以崭新的视角将各种新的文化元素推向全世界,增进了各国人民对多样文化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

第四,树立科学的文化态度,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充分承认和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寻求“共同价值”的重要前提。“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正是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才构成了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家园。文化也只有在开放和共享中才更具魅力。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种文化都有自由生存发展的权利,都蕴含着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进程并不是某一个现代文化的普及和代替其他文化的过程,而是所有参与这个进程的文化体的重构性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中,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点,不同的文化体实际上都进行了新的包容性的多重认同重构。”[17]当今世界文化是由具有特殊性的各个民族文化所组成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五彩缤纷的有机统一体。世界文化不是众多民族文化的简单叠拼,而是在各种文化交往过程中逐渐凝练、积淀而形成的“共同价值”理念,这些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体现着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共同财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存是加深世界各国人民情谊的桥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纽带。人类既要反对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又要摒弃狭隘的民族至上主义,在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对话中实现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

第五,在全球治理中不断推进“共同价值”的实现。“共同价值”,不仅是一种文化理念形式,更是一种实践活动和现实需要。人类普遍向往绝对安全、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无不憧憬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生态世界。2016年9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一致认为,面对难民危机、全球变暖、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等诸多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世界各国必须联动互信,通力合作,携手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针对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相互交织的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主张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建立全球治理观,在“共同价值”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是目前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星球,中国倡导建立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不断推进和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构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体系,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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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普世价值”注定只是“南柯一梦”
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状况与培育路径研究
国家审计职业化的现实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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