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辉　高擎擎

[摘要] 元代学者黄泽、赵汸于春秋学卓有建树，自成一派。自汉代以来，治《春秋》之学者，动言“微言大义”，众说纷纭。黄泽力排众议，认为治《春秋》当先弄清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要弄清史实，就要回归《左传》。他认为《左传》首先由史官左丘明撰写，而由其子孙续成之。这种说法与现代学者认为《春秋》为战国人所撰的观点不同，似更合理。赵汸师承黄泽，他不赞同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尊王贱霸”的思想，主张“尊王”亦“尊霸”。并提出孔子当年要得志，会先“修桓、文之业”，由霸道而致王道。以往治《春秋》者或认为《春秋》字字寓褒贬之意，或认为《春秋》只是“实录”。赵汸的观点是，《春秋》一经中既有实录部分，也有孔子所寓褒贬之意。其所著《春秋属辞》一书就是要将此二者区分清楚。

[关键词] 黄泽；赵汸；回归《左传》；“尊王”亦“尊霸”；《春秋属辞》

[中图分类号] K24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8）05—0032—08

Research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y Huang Ze and Zhao Fang in the Yuan Dynasty

JANG Guanghui， GAO Qingqi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410082， China ）

Abstract：Huang Ze and Zhao Fang had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the Yuan Dynasty. Since the Han Dynasty， the scholars who studie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frequently mention the idea of “sublime words with deep meaning”， which caused many explanations for the book. Huang Ze fought through various oppositions and claimed that historical facts should be a higher priority than value orientation judgment. To find out the historical facts， we should resort to Zuo Zhuan. Huang Ze held the idea that Zuo Zhuan was started by Zuo Qiuming and finished by his later generations. This idea is different from modern scholars that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as composed by the people in the Warring States. It seems that Huangs idea is more reasonable. Zhao Fang was a pupil of Huang Ze， he did not agree with the idea of “respect the human but despise the highhanded authority”， which was supported by Mencius， Dong Zhongshu and Zhu Xi， he argued that we should both respect the human and highhanded authority. Furthermore， he suggested that Confucians should learn more highhanded techniques like King Huan and Wen， for highhanded technique is a key point to achieve a humane government. Former scholars considered there were different judgments throughout the context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r considere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merely as a memoir. Zhao Fang made a compromise， the purpose he composed Chun Qiu Shu Ci was to mark off the two ideas.

Key words： Huang Ze； Zhao Fang； resorting to Zuo Zhuan； Respecting the human and highhanded authority；Chun Qiu Shu Ci

學术史上反复呈现这样的规律：当学界厌倦了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时，便渴望推陈出新、别开生面。然而一味求新，便又有逞异炫奇、迷途忘返的积习发生。于是又有人登高一呼，回归常道。汉以后春秋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典型。汉代学者于《春秋》三传之学，各立门户，各守家法，不敢妄自损益，另立意见。自唐中叶啖助、赵匡、陆淳舍传求经、断以己意之后，遂开喜新厌旧之学风，于是学者纷纷创说，靡有定说，乃至颠倒错乱，无有所统。沿流而至元代，则有学者如黄泽者出，逆挽狂澜，还返故道，重振三《传》之学。此正如清代张尚瑗《左传折诸·卷首上》所说：“有唐之世，学者凿空好新，欲舍传以求经，于是入主出奴，三《传》皆茫无质的，而《春秋》之大义益晦。元季有黄泽楚望者，独知宗《左氏》以通经，以其说授之于东山赵汸。东山《属辞》诸书，殆髙出宋、元诸儒之上。”

（清）张尚瑗撰：《左传折诸·卷首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页（下文所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仅注册数和页码）。本文所论，即是对黄泽、赵汸师徒春秋学的初步探索。

一黄泽：回归《左氏》，兼及二《传》

黄泽（公元1260—1346年），江西九江人，字楚望。元大德年间，曾为景星书院山长，又为东湖书院山长，后退而精研六经。黄泽治学多采取“决疑”的方法，他曾“揭《六经》中疑义千有余条”“好为苦思，屡以成疾，疾止复思，久之如有所见”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322-4323页。。黄泽精于《周易》与《春秋》之学。著有《易学滥觞》《春秋指要》等书，吴澄观其书，谓“平生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之者”。其《春秋指要》已佚，赖其弟子赵汸着《春秋师说》，使其春秋学思想得以传之后世。

宋元时期，以春秋学名家者有孙复、刘敞、王晳、孙觉、苏辙、萧楚、崔子方、张大亨、叶梦得、胡安国、髙闶、吕祖谦、陈傅良、沈棐、魏了翁、程公说、戴溪、李明复、张洽、李琪、黄仲炎、洪咨夔、赵鹏飞、吕大圭、家铉翁、陈深、俞皋、吴澄、陈则通、齐履谦、程端学、王元杰、李亷、郑玉、汪克宽、黄泽、赵汸等三十余家。其中最著名者为胡安国。其前之孙复、刘敞有开宋学之先的意义。后之黄泽、赵汸则有回归汉晋之学的意义。

朱熹可谓孔孟之后儒学的集大成者，但于春秋之学，却三缄其口，以为纷乱难治。《朱子语录》中多载朱门师弟问答之语，其中有云：

问胡文定《春秋》。曰：“他所说尽是正理。但不知圣人当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见不得。所以某于《春秋》不敢措一辞，正谓不敢臆度尔。”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50页。

问：“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尽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十三，第2155页。

问：“《春秋》，胡文定之说如何？”曰：“寻常亦不满于胡说。”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十三，第2157页。

朱熹的意思是说，诸家《春秋》经解，多主观“臆度”之辞，他自己“不敢臆度”。至元代，黄泽分析这种解经的纷乱现象说：

《春秋》自三《传》已多异同，又益以三家之注，实有矛盾。至啖、赵、陆氏又往往自为说，及近代孙泰山、胡文定所见，又往往不同。晦庵所以不解《春秋》者，为此故也。或问朱子何以不解《春秋》？答以“‘元年，春王正月，某已不晓。”据此，则是已不满于胡《传》，但不肯翻然立异耳。凡解《春秋》，不与先儒立异，则经旨不明；若与先儒立异，则于事体又甚不便。正说未见信，谤议已随之，所以晦庵答门人问胡《传》曰：“不若且听他如此说，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足矣。”此不得已之说，其实不满于胡《传》也。

（元）赵汸撰：《春秋师说》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303-304页。

黄泽的分析是很中肯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乃在于《春秋》经文过于简略，《春秋》所记人与事在当时人皆知之，无须笺注；然时过境迁，人们已逐渐忘却那些历史记忆，《春秋》经文就变得“其事难定，其义难明”了。所以黄泽又指出：

《春秋》当详考事实，以求圣人笔削之旨，而三《传》去圣未久，已多异同，如鲁隐公不书“即位”，《左氏》《公羊》以为是摄，《榖梁》以为让桓不正，三者所见各不同；君氏卒，《左氏》以为隐公之母，二《传》以为天子之卿；夫人子氏薨，一以为惠公妾母，一以为桓母仲子，一以为是隐公之妻，遂使三世母妻不辨，汩乱人伦。说《春秋》之最谬，未有甚于人伦不辨者。僖公八年禘于大庙，用致夫人，一以为立妾母为夫人见庙，一以为哀姜有罪既没不得入庙，故因大禘而致之，使得与享，一以为僖公立妾为妻因禘而庙见。盖此一事或以为生，或以为死，或以为妾母，或以为妾妻，或以为适（嫡）母哀姜，其间非无正说，但为曲说所蔽耳。

（元）赵汸撰：《春秋师说》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267-268页。

这里提到几件事：一是鲁隐公不书“即位”。按理，新君即位是一件大事，作为史书应该记上一笔：某年某君即位。但《春秋》于鲁隐公却不书“即位”，这是为什么？《左传》和《公羊传》认为是鲁惠公去世，太子（后来的鲁桓公）尚幼，暂由庶出长子鲁隐公摄政，故不书“即位”。《榖梁传》认为鲁隐公本为世子，理应为君，因欲成先父遗愿而有意让国于弟，乃是“不正”之举，《春秋》贵公义和不贵私惠，故不书“即位”，以寓褒贬之意。争论的焦点在于，鲁隐公究竟是不是合法君主，史有阙文，事理难明。二是《左传》“君氏卒”，并将“君氏”解释为鲁隐公的母亲。《公羊传》《榖梁传》皆作“尹氏卒”，认为“尹氏”是周天子的卿大夫，不书官名，意在“讥世卿”，即反对世袭制。三是“夫人子氏薨”，宋国是子姓，“夫人子氏”是指宋国公主嫁给鲁君为夫人，但她具体是谁呢？《左传》认为是鲁桓公之母仲子；《公羊传》认为是鲁惠公的小妾，鲁隐公的母亲；《榖梁传》认为是鲁隐公之妻。三家之说，各不相同，而皆无佐证。四是“僖公八年，禘于大庙，用致夫人”，禘祭是指在太庙三年举行一次的大祭，“用致夫人”是说在这次大祭中，将新死去的国君夫人进列太庙中。但这位夫人是谁呢？《左传》说是鲁庄公的夫人哀姜，《公羊传》说是鲁僖公立妾为妻，死后进列太庙，《榖梁传》说是鲁僖公之母成风。三家之说也各不相同。这些说法中应该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因为没有佐证，已很难辨别真伪、是非了。那怎么办呢？黄泽认为，治春秋学，当先作事实判断，然后再作价值判断。《春秋》三传，谁更接近历史真实呢？黄泽认为是《左传》，他说：

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弟，在史官者则丘明作《传》，在髙弟者则一再传而为公羊髙、榖梁赤。在史官者则得事之情实，而义理间有讹。在髙弟者则不见事实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义理则间有可观，而事则多讹矣。酌而论之，则事实而理讹，后之人犹有所依据以求经旨。是经本无所损也。事讹而义理间有可观，则虽说得大公至正，于经实少所益。是经虽存而实亡也。况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则《春秋》益不可晓矣。故舍事实而求经，自公羊、榖梁以后，又不知其几公羊、榖梁也。然则《春秋》之道何时而可明邪？

（元）赵汸撰：《春秋师说》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259-260页。

这是说，当年孔子作《春秋》经后，传给了两类人，一是以左丘明为代表的鲁国史官，即通常所说的“国史”，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即《左传》。一是传给了自己的弟子，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形成公羊、榖梁两派，数传之后，分别成书，即《公羊传》和《榖梁传》。史官因为其职责和专业的缘故，具有广博的知识，掌握着相对全面而可靠的历史资料，能比较准确地陈述历史事实，因而较为可靠。孔门弟子，虽然好学多闻，但毕竟身在民间，对历史的了解多得之于传闻，事多舛讹。

经学家评论三传特点，多批评《左传》“浮夸”，称其“浮夸”，即意味有不实的成分掺杂在里面。对此，黄泽回应说：

说《春秋》者，多病《左氏》浮夸，然其间岂无真实？苟能略浮夸而取真实，则其有益于经者，亦自不少也。学者最忌雷同是非，世人多讥《左氏》，而泽于《左氏》往往多有所得，故不敢非之。

（元）赵汸撰：《春秋师说》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262页。

黄泽表彰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有功于《左传》，但也对杜预提出了批评，指出他一味曲从《左传》的错误并不可取。他说：

说《春秋》当据《左氏》事实，而兼采《公》《榖》大义，此最为简要。杜元凯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此于《春秋》最为有功。泽之用工大略亦仿此，但《左氏》有错误处，必须力加辩眀，庶不悖违经旨，此所谓爱而知其恶，而杜氏乃一切曲从，此其蔽也。

（元）赵汸撰：《春秋师说》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289页。

有人提出，《左传》后面写到了孔子去世以后的事情，甚至写到了战国初年三家分晋之事，由此认为《左传》作者并不是左丘明，而是由战国时期的人撰写的。黄泽认为，古代学术常有家族传授的方式，《公羊传》曾由公羊氏一家五代传其学，《左氏传》也是如此。左氏一家应是世代史官，《左氏传》首先由左丘明撰写，而由其子孙续而成之。他说：

戴宏序《春秋》传授云：子夏传与公羊髙，髙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着于竹帛。据此，则公羊氏五世传《春秋》。若然，则左氏是史官，又当是世史，其末年传文亦当是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理或当然。

（元）赵汸撰：《春秋师说》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261页。

这种解释虽然属于推测，但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推测。至少比认为《左传》为战国人所作的推测更为合理。而这一看法，在此前的《左传》研究史中并未见有人提出。所以黄泽的议题虽然是一个老问题，但其见解却使得问题的讨论有了新的推展。

前已言及，黄泽治学，善于“决疑”，好为苦思。他对《春秋》经中的许多疑问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这些理解和判断，依据的材料虽然以《左传》为主，兼及二《传》，但还有根据情理设身处地的周密思考。譬如前面提到的关于鲁隐公不书“即位”的原因，黄泽分析说：

鲁隐公不书“即位”，《榖梁》谓之“让桓不正”，《左氏》以为“摄”，而不明断其是非。然既谓之“摄”，是有先君之命，非诸大夫扳而立之也，应立而让则谓之“让”，不应立故谓之“摄”。桓母素贵，称夫人故也。惠公晚年再娶虽是失礼，然须是有王命然后可以成其为夫人。所以经书“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王室知有仲子者是将娶之时，已请命于王。王之此举虽亦失礼，然乃是为桓公之地，以见桓母素贵，则桓公当立耳。又据《左氏》“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如此则惠公已立桓公为太子，隐公之立，不过承父命摄以奉桓，安得谓之让哉？

（元）赵汸撰：《春秋师说》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262-263页。

依《左传》所说，鲁惠公开始娶宋国公主孟子为夫人，当时诸侯一娶九女，一国公主出嫁诸侯，另有同姓国的八位娣或侄陪嫁，身份为媵妾。当时为孟子陪嫁的有声子等人。孟子去世后，声子为继室，其身份仍为妾，不为夫人。夫人的位置空缺。声子生子，名叫“息姑”（即后来的鲁隐公）。在那时，夫人所生子为“嫡出”，天然高贵；妾所生子属于“庶出”，天然低贱。息姑因为是妾所生，属于“庶出”。正好此时宋武公有一女仲子，生时手掌有纹“为鲁夫人”四字，有若天命，所以鲁惠公决定再娶仲子为夫人。仲子生子，名叫“允”（即后来的鲁桓公），允是夫人所生，属于“嫡出”，为太子。而鲁惠公去世，因允尚年少，遗命“息姑”摄政，即为鲁隐公。鲁隐公是贤君，一直准备让弟即位。但其弟听信奸臣谗言，以为鲁隐公将来不肯让位，与奸臣合谋弑杀了鲁隐公。对于这一事件，黄泽以《左传》记载为根据继续分析说：

宋武公生仲子，以手文之瑞，故魯欲聘为夫人。然惠公前已娶孟子，盖已数十年，及晚而再娶仲子，既不可有两适（嫡），又难同侄娣，又非是待年于父母家。当时宋人盖要鲁以为夫人，鲁之娶仲子盖已先告于天子，若不获命，则宋人必不与。天子既许鲁，乃以夫人礼聘之，则仲子必素贵，与隐母不同。此虽失礼，然却是事之情实。何休以为隐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过测度之辞，此亦非是。隐母乃是媵，桓母是失礼再娶耳。既娶而生桓公，未几而惠公没，隐公之摄实出于先君之命，使之摄而俟桓长。《传》称惠公之薨有“宋师，太子少”，是惠公之时桓公已正太子之位，夫桓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则隐公之摄乃父命明矣。然则隐虽欲不让，乌得而不让乎？又宋、鲁为婚姻，而惠公未葬，宋来伐丧，此何故也？岂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太子少而隐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内有国人归向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隐果不贤，亦未敢遽夺之也。而况隐之志本能让乎？《榖梁》以为“让桓不正”，此不知当时事情，若在当时必导隐公为乱，非杀桓公母子不可得国，而隐亦终必不免，此《榖梁春秋》开卷第一义最谬者也。若从《左氏》《公羊》则合事情，而隐之贤终可取。

（元）赵汸撰：《春秋师说》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263页。

学者研究历史，应了解当时社会的法制、礼俗、心理等文化背景，做出判断要符合那时的情理。这就需要历史学者有一定的想象力，能将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若身亲见之，亲当之，则自然合事情而无过论”。因而黄泽说：

《榖梁》谓隐公不当让，此不达礼之变，而亦不知当时事情。儒者生于后世而追断古事，往往不合者，不达事情故也。使榖梁生于斯时，则亲见当时国人之情，知惠之贵桓，见桓母之存，而国人贵之，隐公母事之。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隐公让桓之举，实为能遵先君之命，则自不敢如此说矣。……故儒者若欲追论古人，必若身亲见之，亲当之，则自然合事情而无过论也。

（元）赵汸撰：《春秋师说》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263-264页。

在我们看来，黄泽这种善于“决疑”，好为苦思，在充分占有材料，能了解当时社会制度、礼法习俗、文化心理的历史背景情况下，辅以想象力，来复现历史的方法，不仅是经学研究的不二法门，也是一切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

二赵汸：尊王亦尊霸

赵汸（公元1319-1369年），字子常，徽州休宁县（今安徽省休宁县）人，因筑东山精舍，人称东山先生。徽州古为新安，自朱子之后，儒风炽盛，名儒辈出，素有东南邹鲁之称。赵汸少年励志向学，不事科举，十八岁时拜黄泽为师，二十五岁时又“从临川虞集游，获闻吴澄之学”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26页。。赵汸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现存七部，其中除一部易学著作《周易文诠》和一部诗文书信集《东山存稿》以外，余下五部皆为春秋学著作，计有《春秋师说》三卷、《春秋集传》十五卷、《春秋属辞》十五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春秋金锁匙》一卷。

明末陈子龙称赞赵汸“度越汉、宋诸儒，当为本朝儒林第一。”

（清）朱彝尊撰：《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9册，第614页。清儒皮锡瑞则称“元、明人之经说，惟元人赵汸《春秋属辞》义例颇明，孔广森治《公羊》，其源出于赵汸。”

（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84页。两人均给予赵汸以很高的评价。而明初宋濂对赵汸更是推崇备至，以为赵汸之春秋学独能“直探圣人之心于千载之上”“世之说《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

（清）朱彝尊撰：《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9册，第610页。。

黄泽、赵汸春秋学的真正意义在于返本开新。如果说中唐的啖助、赵匡、陆淳攻驳三传，开启了宋代舍传求经、自出己意的春秋学，那么，元代的黄泽、赵汸主张回归三传，则开启了清代《春秋》三传的考证求真的风气。以今日之视角观之，赵汸最值得称道的见解有两点：（一）尊王亦尊霸

千余年来，研究《春秋》之学者皆谓《春秋》“尊王贱霸”，以为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为霸主，削弱了周天子的地位。其实，是由于周王室已先衰落，不能号令诸侯，以保障华夏地区的公共安全，因而诸侯兴起霸业，“尊王攘夷”。春秋时期，“五霸”相继崛起，最具代表性的是齊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对齐桓公、晋文公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对“霸道”的评价。其实，孔子对齐桓公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论语·宪问》载孔子之语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4页。这虽然主要是对管仲的肯定，但同时也是对齐桓公的评价。

但自孟子以后，儒者将“王道”与“霸道”完全对立起来，“王道”是“以德服人”，“霸道”是“以力服人”，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6页。齐宣王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第206页。“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这分明不是事实，我们上引《论语》中的话，便是孔子回答弟子所问齐桓公之事，而且孔子明明表彰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的。因为周天子“王道”衰落不振，齐桓公兴起“霸道”以扶持之。在孔子那里，“王道”与“霸道”并不是对立的。“王道”与“霸道”的对立是从孟子开始的。到了汉代，董仲舒进一步发扬了孟子的思想，他说：

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三王是也。《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也，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五伯者比于他诸侯为贤者，比于圣贤，何贤之有？譬犹珷玞比于美玉也。

（汉）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1册，第756-757页。

但是，董仲舒还是承认，“五伯”（五霸）“比于他诸侯为贤”，只不过董仲舒有更高的标准，就是上古三王的“圣贤”标准，即告诫统治者当学“三王”，不当学“五伯”。但是，汉代也有学者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王霸之辨”“德力之争”，如王充认为：“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

黄晖撰：《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38页。王充的意见较少偏颇，公允可行。

到了宋代，学者不仅强化“王道”与“霸道”的对立，而且更做出“贵王贱霸”的概括。如刘敞认为孔子修《春秋》，意在批评霸主专权，“故异其文，以见伯者之罪于专封之中，而又有不善焉，此皆贵王贱伯、羞称桓文之意。”

（宋）刘敞撰：《春秋意林》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第507页。朱熹一生于《周易》《诗经》《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等皆有经注，唯独于《春秋》自谓不敢臆度。但他也明确说过：“《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十三，第2144页。但是，与朱熹同时的陈亮却不赞同此说，而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因而招致朱熹的抨击：“老兄高明刚决，非吝于改过者，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宋）朱熹撰：《晦庵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4册，第17页。这也就是说，凡以“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的儒者必须持守“贵王贱霸”的主张，而不能另立“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因为有此主张便是“杂霸”，便不可谓之“醇儒”，这在孟子之后差不多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

赵汸不赞同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尊王贱霸”的思想，对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基本持肯定的态度，其《春秋集传·原序》开宗明义说：

《春秋》，圣人经世之书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兴，诸侯倍畔，蛮夷侵陵，而莫之治也。齐桓公出，纠之以会盟，齐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中国，而天下复归于正。晋文公承其遗烈，子孙继主夏盟者百有余年，王室頼之。故孔子称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元）赵汸撰：《春秋集传·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2页。

赵汸不是就《春秋》论孔子，而是就孔子而论《春秋》，《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的言行，赵汸从《论语》中孔子对齐桓公的态度，认定孔子修《春秋》旨在表彰齐桓公所建树的霸业，一部春秋史，实际就是一部霸业史。赵汸说：

隐、桓之世，王室日卑，齐伯肇兴，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中国日衰，晋伯攸废，春秋之所由终也。……桓、文之事不可诬也。

（元）赵汸撰：《春秋集传·原序》，《景印文淵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3页。

春秋之所以始也，为天下之无王也。春秋之所以终也，为天下之无伯也。春秋之初，周为天下之共主，而郑伯不朝，至勤王之伐，则天下无王之祸，郑实为之也。春秋之终，晋为中国伯主，而齐景不服，至敢晋国之伐，则天下无伯之祸，齐实为之也。一则无王，一则无伯，此固春秋之所以始终也。

（元）赵汸撰：《春秋金锁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416页。

齐桓公霸业兴起，为春秋之始。齐国的霸业后来由晋国继承，晋国霸业衰落，为春秋之终。这等于以齐、晋的霸业兴废来修春秋史，而不是以周平王东迁为标志来修春秋史。治《春秋》经者，对于当时诸侯勤于朝觐霸主、疏于朝觐天子，深致不满。赵汸则认为情有可原，因为当时能“安靖天下”的并不是周天子，而是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他说：

或曰：诸侯不朝天子，而以朝伯主为礼可乎？是盖不知《春秋》经世之旨者，《春秋》固责诸侯之无王，而亦不废中国之有伯；固罪诸侯之不朝京师，而亦不絶诸侯之事伯主也。当是时，方藉伯者以安靖天下，则朝聘固不可无节矣。

（元）赵汸撰：《春秋属辞》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609页。

在春秋时期，维护世道人心的早已不是周天子，而是齐、晋两国的霸业。人们失望于周王室，而寄希望于新霸主，亦无可厚非。所以赵汸说：

是时诸侯无王而伯者兴，虽曰假“尊王”以示义，而天下大权由此实归齐、晋，人情絶望于周矣。

（元）赵汸撰：《春秋集传》卷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249页。

在赵汸看来，春秋时期的悲哀主要并不在于“天下无王”，而在于“天下无伯”：“君臣大义以无伯而废，天理民彝以无伯而泯。”

（元）赵汸撰：《春秋属辞》卷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699页。所以，当孔子之时，天下的首要之事，不是去扶持那早已“扶不起来的天子”，而是要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得以延续下去。赵汸认为，孔子当年要得志，他首先要做的是“修桓、文之业”，先由霸道而致王道。赵汸说：

仲尼得君，复周公之法，修桓、文之业，率天下诸侯以事周，则文王之至德，吾无间然矣。

（元）赵汸撰：《春秋集传·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2页。

赵汸这一类说法对传统的春秋学具有改造性的意义，可惜当时即后世学人并未能很好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

（二）《春秋》既有“褒贬”，也有“实录”

赵汸春秋学著作共有五部，其中最著名者为《春秋属辞》。“属辞”二字出于《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09页。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简策如山，事不胜其多，辞不胜其繁，而要在两万字之内做到叙事有条不紊，评价不至偏颇，那就必须在义例上下工夫。所以《春秋》不同于其他经典，而特别强调“属辞比事”。“比事”讲究以类相从，“属辞”讲究下语精严。赵汸研究《春秋》几十年，最后悟道：《春秋》最重要的特点便是“属辞比事”，因此他将《春秋》经文拆散，以类相从，看其在相近之事上是如何“属辞”的。而其“属辞比事”并不全是孔子的功劳，在《鲁春秋》之中已经奠定了基础，孔子正是根据《鲁春秋》来施加笔削之权的。所以，赵汸说：“必属辞比事而后可施笔削。所以学《春秋》者若非属辞比事，亦未必能达笔削之权。”

（元）赵汸撰：《东山存稿》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259页。

当年，赵汸从黄泽学《春秋》，黄泽曾对他说“《春秋》所以难看，乃是失却‘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证，则史官记载、仲尼所以笔削者，亦自显然易见。”

（元）赵汸撰：《春秋师说》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259页。又说：“《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

（清）黄宗羲撰：《宋元学案》卷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88页。黄泽的话无疑是对的，其实其他学者也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因为“不修《春秋》”（即《鲁春秋》）早已遗佚，若再求“不修《春秋》”，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偏偏赵汸特别较真，非要去探求那“不修《春秋》”。赵汸“自始受学，则取《左氏》传注诸书，伏而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

（清）黄宗羲撰：《宋元学案》卷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88-3089页。“《左氏》书首所载‘不书之例，皆史法也，非笔削之旨。《公羊》《榖梁》每难疑以不书发义，实与左氏异师。”

（清）朱彝尊撰：《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9册，第603页。

《左传》有许多似应书写而不书的例子，如经文：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左传》谓“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又如经文：“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不书邾君的爵位，《左传》谓“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学者通常认为这是孔子笔削之意，但是赵汸指出，这乃是史家旧例，并非鲁史已书，而孔子将它删削，孔子只是保存了旧史策书的原貌。所以《公羊传》《谷梁传》在这些“不书”之例上大做文章，讲孔子的所谓“微言大义”便没有意义了。《左传》之所以能正确解释出这些“不书”之例的原由，是因为左丘明乃是与孔子同时的史官，他了解当时史书的书写规则。

赵汸运用这个思路研究《左传》，发现了旧史策书书写的十五种体例：

策书之例十有五。一曰君举必书，非君命不书。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三曰纳币、逆夫人、夫人至、夫人归，皆书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丧不书；葬不用夫人礼，则书卒；君见弑，则讳而书薨。五曰适（嫡）子生则书之；公子大夫在位书卒。六曰公女嫁为诸侯夫人，纳币、来逆、女归、娣归、来媵、致女、卒葬、来归皆书；为大夫妻，书来逆而已。七曰时祀、时田，苟过时越礼则书之；军赋改作、踰制亦书于策，此史事之录乎内者也。八曰诸侯有命告则书，崩卒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九曰虽伯主之役，令不及鲁亦不书。十曰凡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适（嫡），诸侯虽告不书。十一曰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则告，告则书。此史氏之录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无不书，王臣有事为诸侯则以内辞书之。十三曰大夫已命书名氏，未命书名。微者名氏不书，书其事而已，外微者书人。十四曰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君将不言帅师。十五曰凡天灾物异无不书，外灾告则书之，此史氏之通录乎内外者也。

（元）赵汸撰：《春秋集传·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4-5页。

这十五类体例见于《春秋》经文的应视为《鲁春秋》本来就有的，并非孔子删修时所制定。那么，孔子所删修的内容及其原则是什么呢？赵汸所撰《春秋属辞》总结出孔子八条删修原则，其说甚繁，四库馆臣则作了简要介绍：

《春秋属辞》十五卷，元赵汸撰。汸于《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传》初稿，又因《礼记·经解》之语，悟《春秋》之义在于“比事属辞”，因复推“笔削”之旨，定著此书。其为例凡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二曰假笔削以行权，三曰变文以示义，四曰辨名实之际，五曰谨内外之辨，六曰特笔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类，八曰辞从主人。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28《春秋类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8页。

孔子删修《春秋》，古人称之为“笔削”。古人著书是在竹简上操作，所用工具为笔和刀，以笔书墨于竹简称为“笔”，以刀去除竹简之字称为“削”。孔子据《鲁春秋》来修《春秋》，《鲁春秋》是鲁国的国史，著作有一定体例，孔子不能随便加进自己的话。那么，孔子靠什么来表达自己的评价意见呢？他主要是靠“笔削”的高超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所谓“笔”就是把《鲁春秋》原有的内容抄录在自己的竹简上，这叫“存策书之大体”，这部分内容还是《鲁春秋》的内容。当然，孔子不是全部照抄《鲁春秋》的内容，《鲁春秋》有一些内容不为孔子所抄录，这叫“假笔削以行权”。这是两个总的原则，亦即春秋学所常讲的“书”与“不书”的原则。这正如赵汸《春秋属辞》卷八所说：“古者汗竹为简，编简为策，故有笔削之事。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拨乱之志，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

（元）赵汸撰：《春秋属辞》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606页。当然，孔子所抄录的《鲁春秋》的策文内容，并不是一字不差的“照录”，而当所录鲁史内容“事有非常，情有特异”，孔子会刻意改变其中的一些字词，以此来表达他的褒贬好恶的意见，这种手法叫“变文”和“特笔”， 所以赵汸所说的“三曰变文以示义，四曰辨名实之际，五曰谨内外之辨，六曰特笔以正名”四种情况即属其例。但类似的事件，由于有上下身份的区别，内外国别的不同，程度的轻重差别等，对之褒贬好恶也应表现出差异来，于是又有“七曰因日月以明类”区以别之。第八条“辞从主人”，主人是指鲁史（《鲁春秋》）本身，凡是孔子不加褒贬之意的，就不去修改《鲁春秋》文字，照实转录。

以往治春秋学者大体分为两大派：一是认为《春秋》为“褒贬”之书，以为《春秋》笔法字字句句皆有微言大义，一是认为《春秋》乃是“实录”，“只是直载当时之事”“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十三，第2144页。。赵汸的观点是，《春秋》一经中既有实录部分，也有孔子所寓褒贬之意。《春秋属辞》一书就是要将这二者区分清楚。因之赵汸说：“说经大旨，不出二途：曰褒贬，曰实录而已。然尚褒贬者文苛例密，出入无准，既非所以论圣人；其以为实录者，仅史氏之事，亦岂所以言《春秋》哉？是以为说虽多，而家异人殊，其失视三《传》滋甚。”

（元）赵汸撰：《春秋左氏传补注·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329页。

学者对赵汸的《春秋属辞》有很高的评价，如明初宋濂称：《春秋属辞》于《春秋》经文“何者为史策旧文，何者是圣人之笔削，悉有所附丽，凡闇昧难通，历数百年而弗决者，亦皆迎刃而解矣。……濓颇观简策所載说《春秋》者，多至数十百家……子常（赵汸）独能别白二者，直探圣人之心于千载之上，自非出类之才、绝伦之识，不足以与于斯。呜呼！世之说《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

（清）朱彝尊撰：《经义考》卷一百九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9册，第610-611页。

至清代中叶，庄存与借鉴《春秋属辞》的研究方法，而作《春秋正辞》。但与赵汸不同的是，赵汸是以《左传》为主，兼及二传，而庄存与则以《公羊传》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由此开创了名扬天下的常州今文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