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正平

摘 要：“七七级”学人是在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春天入学的，其学术研究过程是与“改革开放”一路同行的。“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笔者对当代写作学从理性的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文章学”和“现代写作学”逐渐转到写作行为深处的“写作赋形思维”论、“知行递变”写作过程论、“写作文化”论、“写作生长论”、“写作路径思维”论，进而建构起“非构思写作学”的知識体系。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立足中国传统写作理论自信，用“改革开放”的学术视野与新的哲学观念方法平视西方，对中国传统写作理论进行现代转化与升华的过程。这些工作使中国传统写作理论（文论）走上当代学术前沿。

关键词：改革开放，七七级，非构思写作学，中国传统写作理论，转化与升华

非常庆幸，在十年浩劫的“文革”结束之后，我们遇上了一个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代。

——笔者

今年，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隆重纪念的特殊年份。通过40年来狂飙突进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活动，我们这个曾经弱贫穷的东方大国，各行各业都得到日新月异的大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已经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基本进入“小康”社会。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升，为世界各国所瞩目所尊重。今年，也是邓小平所主导的“恢复高考制度”的高校教育改革后，作为首批考上大学的“七七级”大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的40周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改革开放”大事件，同样值得我们隆重纪念。1978年以后，新的高校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既有深厚的社会阅历经验、又有当代前沿科学文化知识，既有使命感又有能力的大学生和专业人才。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能够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辉煌成就，正是与40年前最早的“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具有十分紧密的因果关系。

在这个双重缅怀、致敬、纪念、回眸、展望的时刻，笔者作为一个40年前入学的“七七级”大学生学人，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40年来坚守高校教学科研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深感“改革开放”为我国教学与科研工作打破了禁区，开阔了视野。我们借由掌握当代前沿的哲学观念与方法论，在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中同样取得了一定成果。这些教学改革与科研工作成果的重要特征就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和学术理论实现了当代性的学理转换与升华，进而使传统教育与学术理论进入了既非“现代主义”、又非“后现代主义”的“新现代主义”或“新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境界、方法境界和知识境界，所以能够领先于国内外学术界。

下面，笔者以对“改革开放”40年间的学术变革与教学改革的学术历程的回顾来阐释上述观点。

一、“学习通过写作”：学习方法的变革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于1978年3月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即现西南大学文学院）的。“文革”开始时，我是初中六六级毕业生，1968年回乡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我母亲送我学习中医，于是，成了村医疗站的“赤脚医生”。1970年我县在全省率先恢复高中招生，我被选录到区中学读高中。1972年毕业后，我回乡担任“扫盲”的民师主任，负责全乡的教育农民的“扫盲”工作；一年后，又担任村民办小学教师。1977年初冬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在临考前10天我决定参加“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高考。当时的想法是，大学毕业能回区上的母校，当一个公办语文老师就万幸了。

1978年3月入学后的四年可用“如饥似渴、饱饮琼浆”来形容。由于我在读大学前，已经把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文革”前使用的教学参考书——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古代文学教学参考资料》厚厚三大本书反复学习过了，而且对《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古典名著背诵过了，所以，从大学二年级起，我的学习重点，先是放到对古典诗词创作的学习和鉴赏批评的实践上，后来则放到学术问题的研究和学术论文及学术专著的写作实践中去了。上大学前我就喜欢文艺创作。一进入大学，我最期待的课程就是古典文学和写作、文学概论。然而我发现从写作课和文学概论课中并未学到什么真正有用的东西，课堂上老师讲的写作知识没法用在自己的散文写作和诗词创作中；同时也发现文学概论中讲的那些以“形象”或“典型形象”为中心的西方文学概论知识没有什么意思，并不能解释文学的终极的本质问题、审美问题。后来，我接触了美学和古代文论之后，才隐隐感觉到只有中国古典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中讲的那些“文气”“气韵”“意境”“气象”“境界”等，才能解释文学和艺术的本质问题。于是，我便沉醉于“诗美”（诗歌美学）问题——诗歌语言的节奏美学与诗歌意境美学——的探索式的学习、研究、写作之中。现在看来，我的大学学习方法是运用当时美国教育界所流行的“学习通过写作”的学习方式。运用这种探索式学习方式，我在大学4年中完成了8篇论文（《诗经的诗歌语言节奏的演变》《论柏梁台、燕歌行、四愁诗非七言诗》等）和两部书稿（《诗歌节奏论》《意境探微》）近30万字。鉴于这些学术研究实践及其初浅成果，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当时的系主任、美学家苏鸿昌先生曾决定让我留校教美学课并编辑《美学与艺术欣赏》杂志。后因安置重庆籍的知青同学回重庆，我临时被分配到老家的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后改“教育学院”）任教。

二、“写作生长论”的探索、建构历程

当时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教的中文专业没有美学课可教，文学概论、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各个阶段的课程都已安排有人讲授，于是分配我教作家、资料繁多的“近代文学”课。当我准备了半年，秋季开学正要开课的时候，教育部下达文件，要求各地教师进修学院中文专业开设“写作与作文教学研究”的跨学科课程。

1.从“文章学”转向“写作学”。当时的写作学都是关于文章结构的理性化概念化的知识，学院普遍反映写作学研究与教学缺乏有效性，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大家逐渐意识到，写作活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行为，其学科知识不应该是关于写作成果文章结构的分析性知识，而应该是关于写作行为过程性、程序性知识。于是，当时的“现代写作学”就将写作学研究的重点从文章学知识转向了“写作行为”“写作过程”的研究，这是一次写作学研究对象的重大转向。但是，由于人们对于写作过程、行为规律研究使用的还是传统的“现代主义”方法论，所以，写作学界对写作过程的研究只是把研究对象转移到写作行为这个过程结构上来进行表层的分析描述，于是产生了“双重转化”论、“三级飞跃”论这样的过程论知识体系。这样的“现代写作学”运用到写作教学和实践中，其有效性是很差的。

2.写作“赋形思维”原理的发现。我对诗词创作、音乐作曲有一定艺术形象思维经验和感受。早在大学时期，我就对诗歌语言形式节奏的基本规律进行了研究，并写成《诗歌节奏美学》的书稿。后来分到教师进修学院之后，我又对苏联著名电影理论家爱森斯坦关于电影结构的“蒙太奇”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与归纳。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自身对文学、音乐、電影结构的阅读感受、欣赏的体验感受，我提出了写作“赋形思维”的基本原理，即：文学、艺术、写作创作的“表层结构”原理是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的“渐进”与“平列”，而其“深层结构”原理是“重复”与“对比”或者“渲染”与“反衬”这样的结构思维。文章写作的思维过程是从文章的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也就是说，文章、作品的表层结构是通过深层结构的思维操作来完成的。“重复”与“对比”或者“渲染”与“反衬”的章法结构思维机制规律就是写作“赋形思维”的基本思维原理。这一写作赋形思维过程，就像数字化世界运用“0”与“1”字码编程那样，将写作行为研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推入新现代哲学境界。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期的事情。这些成果，我把它编进了教材《写作与作文教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的“结构”章中。

通过对中国传统写作理论的最高成就——“起承转合”文章章法理论的深入分析，我进一步发现，“起—承—转—合”每一个环节之间的思维关系不是“重复”“渲染”就是“对比”与“反衬”：“起”与“承”之间的结构关系就是“重复”“渲染”的写作赋形思维关系；而“转”与“承”（实际“起”—“承”）之间的结构关系就是“对比”“反衬”的写作赋形思维关系；至于作为文章结尾的“合”部与“转”构成“对比”“反衬”的写作思维关系，对与文章开头、中间部分的“起”—“承”部分而言，又是一种远程的“重复”“渲染”的写作思维关系。因此，借助“重复”与“对比”或者“渲染”与“反衬”的结构思维机制规律，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章结构原理便实现了现代转化与升华。

3.“知行递变”：写作过程基本原理和写作哲学的发现。“现代主义”写作学的关于写作过程中的“表达”，主要是5种写作“表达方式”——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的介绍。而无论是文艺理论界或是写作学界，人们往往难以把这5种写作“表达方式”问题讲清楚。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尝试从不同层次多角度分析“表达方式”问题，结果发现：在过去所谓5种写作“表达方式”中，在最高的层次上，主题、主旨是写作的表达目的，而记叙、抒情、议论、说明则是“表达方式”；在下一层次上，记叙、抒情、议论、说明就变成了“表达目的”，而“描写”则是这4种表达目的的“表达方式”。主题、表达目的、表达方式之间存在一个“知行递变”的写作思维演化现象。我将这一发现形成《关于文章“表达方式”的思考——兼谈“表达目的”，并探讨这一对范畴的二层次内涵》一文，发表在1985年的第2期《殷都学刊》上。由此入手，我在关于主题的本质与多维、流动现象研究中，以及写作过程的运行机制的研究中，又分别发现了不同类型的“知行递变”思维现象。1987年，《论主题的本质、流动与多维》《知行递变：写作行为的思维模式与内在机制》等成果陆续发表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等刊物上。综合三种不同的“知行递变”现象，我发现“知行递变”不仅是写作过程论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运行机制，而且也是写作的哲学原理，甚至还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哲学原理。这样一来，在写作基本原理研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方面，就同样进入了新现代哲学境界了。

4.“写作文化”论：写作行为的时代社会动力学原理的发现。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化热”的时代，几乎所有学科都对自身进行了文化学的反思，写作学也不例外。当时“赋形思维”原理和“知行递变”原理已经成型，似乎写作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探索完成。但两个原理只揭示了完成后的写作文本、文章、作品的写作思维的分析和写作的抽象哲学原理，还不能揭示写作活动的创造机制的动力机制规律。从这个独特的学术视野，我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对写作行为的文化学思考。

时间正值1985年，我参加了由汤一介、庞朴等著名学者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开设的二年制硕士生课程“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的面授与函授学习。这个研究班开设了17门中外比较文化学的课程，教学管理极为严格。汤一介、庞朴、李泽厚、叶朗、郑也夫等著名学者都在全国各地面授讲课。毕业时要求写毕业论文。本来可以很轻松地用中国古代文论美学（例如“意境”论、“气韵”说）或中西比较美学方面论文来毕业，但我没有选择这方面的题目。怀着对写作活动源动力的探求之心，我选择了“写作文化”论的选题进行研究写作，完成了《危机与革命：“写作文化学”与“文化写作学”的兴起》的毕业论文。论文首次揭示了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时代社会生活对文学创作、文章写作的“中介”机制、动力机制。“写作文化”既非客体的客观生活图景，也非感性的情感感受，而是一种“类理性”的“精神范式”。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状态对文学创作、艺术创作、文章写作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即通过作家对生活的感受、理解、关注，从而从时代社会生活中感悟把握创生建构出来的时空情绪、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与写作规范的精神总体。（《深化写作文化研究，建立以文化写作学为特色的中国当代写作学体系》，《写的智慧》第二卷《写作文化论》第642页）任何伟大的作家，正是因为他感悟了这个时代社会地域的“写作文化”精神范式，并通过他的主题、题材段选择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原创，从而表达了特定时代社会的“写作文化”精神，所以产生文学的轰动效应，所以有人模仿效法。

这一点，不仅是以往的写作学理论未去关注的问题，而且是当代文艺理论、美学界曾经长期关注过，但未曾彻底解决过的重大理论问题。西方文艺理论界习惯把文学研究分为二元对立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范式。但我认为，真正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应该是“向中转”的，即通过对文本所表达的时代地域的“写作文化”的精神分析，去认识这个社会处境下的人的生命状态和文化精神动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文化”对于文艺理论的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建构意义。

5.“写作生长”论：写作复杂性背后的生长性秩序的揭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复杂性科学”的学习与运用的持久热潮，即以“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新三论”（协同学、突变论和耗散结构论）以及“新新三论”（超循环论、混沌学、分形论）为主要科学哲学精神的“科学方法论热”。从哲学上讲，复杂性科学关注的是系统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关心的是信息的接受与控制，关心的是无序、混沌背后的秩序的生成与演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大自然的“创生”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基本原理的“实践哲学”研究。由于人类写作活动也是一种精神实践创造活动，因此，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运用到写作学、文学、美学中就有一种哲学基础上的合法性。

1991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四川大学李后强博士来我当时任教的教育学院讲“分形论”。我被他讲述的“分形”的“尺度变换”的“自相似”“自组织”特征所吸引，于是，在与李后强博士的现场交流中，我就坚持认为，写作活动也是一个“自相似”“自组织”的分形现象、分形行为。因为，我在文章深层结构赋形思维研究中早就发现：句子层次与段落层次、篇章层次上的写作赋形思维原理——重复与对比，或渲染与反衬——是完全相似的，这正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层层嵌套”的“自相似”“自组织”的分形现象和行为。这就是说，从静态、横向来看，写作行为是一个混沌的随机的复杂性行为，文章的语言结构也是一种混沌无序的复杂凌乱现象，但是混沌的写作行为现象和文章语言结构之中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层层嵌套”的“自相似”“自组织”的分形现象，因此，写作行为这种复杂性现象背后应该是一种分形论的本质。于是，“写作分形论”的写作基本原理就被揭示出来。这就是说，写作行为是一个分形生成的自相似、自复制、自组织的“层层嵌套”的生成、生长的过程。而分形生长的思维操作技术、模型、原理就是写作的重复与对比，或渲染与反衬的赋形思维原理。（《写的智慧》第三卷《写作生长论》）于是，中国当代写作学便进入了当代世界学术前沿的“复杂性科学”的境界，也成为国内学术界、文学界继“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之后，唯一进入“复杂性科学”的“科学方法论”的人文学科。

6.“路径思维”：写作“赋形思维”的途径性思维原理的发现。前述写作赋形思维研究主要是针对文学创作，后来我关于写作“路径思维”的研究则侧重于论说性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学术论文写作中发现，这类文章的写作过程，是不断提出“为什么”和不断回答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回答问题的写作思维状态中存在一种不断的“因为意识”，即不断提出论据的“因为”性思维活动，甚至作者无意间竟把这些“因为”的语词写了出来，以至于论文完成之后还要删去这许多的“因为”，使论文讀来更加简洁明快。于是，我对学术论文这种论证性写作中的“因为”性论证进行分析，分离出“原因性”“背景性”“功能性”“措施性”分析思维4种形态。从“因果思维”入手，我进一步探求人们对事物现象的认识、表达的思维技术，逐渐揭示出深刻性本质性思维、微观性局部化思维、数量性程度化思维和相似性思维这5大类型14种思维操作模型、思维程序技术、思维公式。这是论证思维的基本原理、思维操作模型，也是认识世界的思维操作模型。上述路径思维的思想是在90年代中期产生的。但实际上，早在80年代中期，我在研究新闻写作的立意思维规律的时候，已经触及因果思维中的“原因分析”“背景分析”和“功能分析”这样集中因果思维的分析技术和操作模型了。（《文体写作举隅：新闻写作艺术》，《写的智慧》第一卷《写作行为论》第361页、363页）

上面讲的“赋形思维”与“路径思维”就是写作思维的层面，而“写作文化”则是美学和文化学的层面。至此，我的“写作生长论”框架业已成形，其写作学、文艺学、语言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语言背后是思维，思维背后是审美，审美背后是文化。

在这以后，90年代末期，新现代写作学开始由宏观的文章结构研究进入对微观的写作临案状态的研究，并独立地得到了与美国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德曼和米勒相同的结论：“语言、文学、非文学的本质是修辞”。对“行文措辞学”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行文措辞“为语境而展开”的艺术化审美化言语活动的本质，进而在写作微观研究中真正揭示了言语（文学写作和非文学写作）的不同层次上的本质，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语言背后是思维，思维背后是审美”的写作原理的哲学猜想。

三、“非构思写作”学：中国古代写作理论与写作教学的当代转换与升华

写作生长论认为，写作的过程是一个以“文章胚胎”即写作分形元为基础的不断自相似、自复制、自组织的赋形思维过程。这是一个尺度放大的层层嵌套的生长过程，而并不是一个“立意”—“构思”—“表达”的自我约束、自我限制的结构细化过程。换言之，这是一个反构思、非构思的写作生长的自组织过程。但是，“非构思写作”和“非构思写作学”的概念却并不是我在“写作生长论”产生时提出来的，而是要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1998年，我调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主持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等师范院校中文专业写作课程与写作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在主编《高等写作学系列教程》时遇到一些问题。

虽然早在90年代初期（1991年）就提出了“写作生长论”的写作基本思想，但我以为那只是在写作行文措辞“表达”时的写作原理，而“表达”之前应当是“立意”与“构思”。所以我在主编《高等写作学系列教程》的时候，仍然还是按照“立意——选材——结构——行文——修改”的构思主义写作学过程论进行设计的；但是在教材编写中出了一点状况。写作过程论部分的“立意——选材——结构——表达”这四章中，“立意”由我执笔，“选材”“结构”“行文”三章由另外两位老师编写。“立意”“选材”“结构”各章很快便写出来了，但“行文”章的编写却出现了问题。编写老师反映，这部分很不好写，因为很多东西前面的章节已经写过了，他感到行文无话下笔，要求调整编写任务。我并不相信这种观点，于是亲自编写“行文”这一章。当我编写完“行文”章内容要去统稿的时候，突然发现“行文”章和“选材”“结构”两章的编写内容基本重复，讲的写作思维原理完全相同。二者区别在于，“选材”“结构”两章是从静态来讲写作思维、言语生成，“行文”章是从写作过程动态——积字成句、积句成段、积段成章、积章成篇——的角度来讲写作思维和言语生成生长。这正好表明了，文章的语词、短语、句子、段落、篇章的写作思维原理是相同的，这就是写作的自相似、层层嵌套的写作分形规律、原理。

既然“选材”“结构”静态的写作思维描述已经包含在“行文”之中了，那么把“选材”“结构”两章静态的写作思维描述的内容删去，情况又会如何呢？当我删去这两章内容之后，忽然发现写作中文章生长的基本原理非常清晰、连贯，豁然开朗！我这才突然发现：文章写作原来是生成、生长的，而不是构思设计的，而“生成”“生长”也就是“非构思”的。于是，“非构思写作”和“非构思写作学”的概念和原理的认识这才真正浮出水面。

我之所以当时没有用“生长写作”和“生长写作学”的概念，而第一反应就想到“非构思写作”和“非构思写作学”的概念语词，主要的原因是想强制性引起读者的注意与反应，从而实现对几千年来的西方构思写作学的批判与超越，并实现对中国写作理论、文学理论的当代转换与升华。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写作理论、文章理论的基因就是非构思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对文章写作过程的描述是：“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篇》）文章是“草创”“讨论”和“修饰”完成的，而不是“立意——构思——草创”的。苏东坡（1037—1101）对写作原理的观念也是“非构思”的。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自評文》）又说：作文“大抵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这里的“初无定质”即写作内容事先并“不可知”，这是典型的“非构思写作”境界。郑板桥（1693—1765）对绘画的“非构思”也有深切的体会：“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板桥题画竹》）“胸无成竹”同样是典型的非构思艺术创作状态，这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

于是，我便以“非构思写作”和“非构思写作学”的基本理念来主持编写《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1—5卷）》全套教材的编写（包括：《高等写作学引论》《高等写作思维训练教程》《高等基础写作训练教程》《高等实用写作训练教程》《中学写作教学新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初版，2010年修订版）。当教材出版以后，我撰写了一篇35000字的《非构思写作学宣言》长篇论文，分两期发表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3期上。至此，中国现代写作学、当代写作学实现了华丽的学术转身，进入了默会认识论后批判哲学实践哲学观念与方法论、知识论的新现代写作学的全新境界。所以，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为这套教材写的序言的标题就是：“中国当代写作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建筑”。2008年，我主持的“非构思写作学”被教育部评审为全国中文专业本科写作学“国家级精品课程”，2013年又被评为全国中文专业本科写作学唯一的“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面向全世界播放。

从知识来源谱系上讲，我们这种以“生长论”“非构思”为特征的“新现代”写作学的知识体系应该是对中国传统写作理论的当代转化与升华。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注意到，我们的“新现代”写作学知识体系及其隐含生成的“实践哲学”与国际哲学前沿的著名理论具有相同的哲学品位。那是在《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出版5年后，我在《国际新闻界》杂志上读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马少华教授的《简论缄默知识与新闻评论的教学》一文，文中肯定了我提出的“非构思写作学”在“缄默知识显性化”方向上的努力，而且将“非构思”写作学与“默会认识论”联系起来。这时我读到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名著《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和波兰尼的其他默会认识论后批判哲学著作。我这才发现，“生长论” “非构思”的写作学的学科知识体系，与后批判主义哲学家波兰尼的著名的“默会认识论”的知识观和知识形态完全相同！我进一步认识到，以“生长论” “非构思”为特征的“新现代写作学”就是实践哲学在写作学科里的新现代知识建构，实际上也是一种后批判主义的“实践哲学”。我们甚至可以从“新现代写作学”的概念范畴中建构一套“实践哲学”的一般原理。由于“实践本体论”（“未体论”）、“实践过程论”（“知行递变”）、“实践逻辑学”（“赋形思维”和“路径思维”的“非形式逻辑”思维原理）的建构完成，当代哲学可能完成实践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人类实践的一般原理）的建构，从而超越于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认识论哲学，将当代哲学推到新的高度和境界。

四、结 语

这就是一个“七七级”学人40年间，在“改革开放”时代写就的个人学术史。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一代的中国当代写作学人是怎样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立足于深厚丰富的中国传统写作理论资源，以开阔的国际视野，以时代产生的新现代哲学视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超越传统认识论视野下的“现代写作学”，重新回到前现代的中国传统写作理论、文艺理论的学术基础，将其进行当代转化与升华。这是一个从理性的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文章学”和“现代写作学”转向写作行为深处的“写作赋形思维”论、“知行递变”写作过程论、“写作文化”论、“写作生长论”、“写作路径思维”论，再到“非构思写作学”知识体系的恢宏建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立足中国传统本土写作理论自信，用改革开放的学术视野与新的哲学观念方法去平视西方，对中国传统写作理论进行现代转化与升华的过程，从而使中国传统写作理论（文论）走上当代学术前沿。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