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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才女多薄命

2018-11-15张邦炜

文史杂志 2018年6期
关键词:江安黄家

张邦炜

一、“江安三黄”

从前,川南地区有两句俗话:“金犍为,银富顺”;“荣州不让嘉州好,富顺才子内江官。”江安在川南是个中等县份,既称不上“聚宝盆”,又说不上“人才库”,但可视为才子、才女者为数也不算少。江安籍历史学家、梁启超的高足周传儒说:“江安出了许多闻人,在全省全国皆知名。如南街朱山父子,皆工诗、能文、通经,北街傅增湘弟兄,皆翰林。傅氏双鉴楼藏书之富,版本学之精,为天下第一。东街冯飞(号若飞)留日后为张群秘书长,以诗文书法名世。黄荃斋、黄穉荃父女善诗、精书法,名震成都。”[1]其实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周传儒本人就是一位江安才子,[2]稍后还有以编导川剧著称的戏剧家席明真享有“江安才子”的美誉。[3]

当年人们说得最多的无疑是:“男有三傅,女有三黄。”“江安三傅”指傅增堉、傅增濬、傅增湘三兄弟,一门三进士两翰林。“三傅”中以北洋政府时期官至教育总长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最知名。傅增湘的长孙、当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傅熹年院士可视为傅氏家学的传人。“江安三黄”指黄穉荃、黄筱荃、黄少荃三姊妹,可以民国年间遴选为妇女界立法委员、共和国建立后曾任四川省政协常委的诗书画家黄穉荃为代表。穉荃先生生前一再说:“江安只有‘三傅,没有‘三黄。”一半是事实,“三黄”与“三傅”不能等量齐观;一半系自谦,吕碧城、钱穆、徐中舒、周汝昌等硕学鸿儒对“三黄”均称誉有加。穉荃先生早年有诗集《穉荃三十以前诗》刊布,被与秋瑾并称“女子双侠”的政论家、诗人吕碧城盛赞为“蜀中才女子”“今之李青莲”[4],从此负有“巴蜀才女”的盛名。“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周汝昌著有《黄氏三姊妹》一文。他称许道:“她们能诗擅赋,才情过人。”“穉荃在三姊妹中,论其才貌都居首位,诗、字都不同凡响。”[5]可是“三黄”命运多舛:筱荃(1911—1968)26岁即丧夫寡居;少荃(1919—1971)35岁方择偶出嫁,二人在“文革”中均因受迫害而自尽;穉荃(1908—1993)虽享年八十有五,但一生多病多灾,35岁时其丈夫、时任西康省民政厅长的大邑冷融被人暗杀于路途。[6]行文至此,让人感叹:“自古才女多薄命。”

对于“三黄”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袁庭栋教授《怀念先师黄少荃先生》[7]一文评述甚详,既到位且深刻。我的老师赵俪生先生晚年高度赞赏袁文,特地向我推荐。我家祖上与黄家有亲戚与世谊双重关系,笔者本人也曾受到黄氏长辈关照。新近出版的《黄少荃史论存稿》引发了我的一些回忆,下面仅就“三黄”的家事之类稍作补充,不免拉杂琐碎。

二、家事点滴

江安地跨长江南北,江南称南乡,江北叫北乡。民国年间,江安黄氏大家族以北乡寨子上黄家最知名,南乡夕佳山黄家次之。而今夕佳山系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之一,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景区,并建立民俗博物馆。其名声大大超过寨子上,以致人们误以为黄氏三姊妹系夕佳山黄家人。其实不然,两大黄氏家族并无血缘关系,仅因同姓而联宗,认为本家。寨子上黄家原住水清铺承受塆,穉荃、筱荃出生于此。民国初期,长江、沱江三角洲一带,土匪横行。黄家为抵御匪患,在山间修建宁远寨,并移居于此,因而人称寨子上黄家。据说这里现在是一所小学。

穉荃、筱荃、少荃的排行不是大、二、三,而是三、五、七。其实穉荃先生既非老大,也非老三,而是老二。她说:“我上有一兄,早殇,本应行二,祖母为我命名曰三弟(即“招弟”之意),遂讹三为之行次,后遂依此为序。”[8]至于为什么无行四、行六者,是因为夭折,还是别的缘故,不得而知。称“三黄”“无兄无弟”,虽有所据,但不很确切。穉荃先生有一位比她年长三岁的兄长,叫黄幼荃,从其二伯父膝下过继而来,由他传宗接代,掌管经营家业。[9]黄家田产甚多,每年收租在千石黄谷以上,1949年后被定为特大地主。江安最大的地主不是黄家,而是“土老肥”劉福生。此人年收租超过两千石,但同长工和谐相处,亲自下地劳动,平时打赤脚,进城快到时才在冬水田边洗脚,穿上草鞋。土改时,因他无势力,未作恶,受到宽大处理,后来行医为生。黄幼荃则被批斗,参加斗争大会的群众成千上万。时任江安县委书记的刘结挺亲临现场,称黄幼荃为“江安黄世仁”,当即予以镇压。《川南日报》刊登消息,将他作为川南恶霸地主的典型,大张挞伐。儿时听说此公有些“诳”,其父对他不甚满意,曾写诗开导:“耕读相承二百年,未能耕作读为先。教儿我亦无奢望,不坠宗风即是贤。……记取今时垂泪教,莫令迟暮诲无成。”[10]他到底有何罪过,我当时年幼,不知究竟。

穉荃、少荃先生的事迹,有关材料言之较详,可补充者不多。关于穉荃先生,疑问有二:一是她1931年到北平师大读研究院,导师究竟是谁?傅增湘当年曾问及,穉荃先生的回答是:“黄晦闻(后改名节)先生。”[11]她晚年向我解释,其导师为北方学者、北师大高步瀛,向北大黄节请教更多。高步瀛也是一大名家,所著《汉魏六朝文选》《唐宋文举要》诸书曾多次重印,流布甚广。有学者将穉荃先生称为“黄季刚(名侃)的学生”[12],但黄侃不是其研究院导师,她只是不时向黄侃讨教而已。二是穉荃先生曾任立法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怎么过关的?据长辈告知,她当时在重庆,已被列入拘捕名单。重庆市军管会负责人、后来曾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是穉荃先生读成都高师时的同年级同学,知道她无任何劣迹,且颇有才华,遂将其从名单中勾去,稍后又安排为市政协委员。

至于少荃先生,听长辈说,有个绰号叫“不堪回首”。她风度非凡,身材修长,喜着旗袍,很吸引眼球,可惜儿时曾患天花,面部留下微痕。少荃先生就读于中央大学研究院,师从缪凤林教授,后到内迁成都华西坝的齐鲁大学跟随钱穆先生钻研战国史。穉荃先生说:“钱先生对少荃甚重视”[13],有钱老《师友杂忆》可证。钱老夸奖道:“以一女性而擅于考据,益喜其难得。”并称其善烹调,能饮酒,“可独自尽一瓶”。由《师友杂忆》可知,少荃先生著有《战国编年》一书,其“楚国一编凡八卷”,此书已散失。钱老后来重印其《先秦诸子系年》时,“增入少荃语数条”[14]。据我的中学历史老师、20世纪80年代曾任四川师大历史系主任的徐溥教授回忆,钱老抗战期间在成都时,学界有所谓“金童玉女”,“金童”即金宝祥先生,“玉女”为少荃先生。金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我曾向其询问此事,答案是没有这回事。金先生说,钱老是他上北大历史系时的老师,后来又在川大同事,但接触很少。少荃先生研究院毕业后任教华西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奉调四川师院,当时校址在南充。她与留美农学博士、遂宁杨允奎在南充成亲后,于1955年到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杨先为二级,后升一级教授,曾任四川省农业厅厅长兼农科院院长,并兼任四川农学院院长,“文革”中曾住“牛棚”,1970年病逝。

筱荃先生的生平,有关记载较少。她1928年考入成都大学英语系,后并入四川大学。筱荃于1932年毕业后,在成都任中学英语教师,许配富顺王乃雍。王毕业于中央大学,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先后出任陕西山阳、四川荣昌县长,将到而立之年即病逝。筱荃先生曾任江安女中校长,按照当时规定,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兼任区分部主任。这便是她“文革”中被关进“牛棚”的缘故。筱荃先生精于岐黄之学,一是出自家传,其母亲及舅家樊氏有通晓医书的传统;二是久病成良医。共和国建立后,她被四川大学校长周太玄聘为校医,后在成都工学院校医院任中医师。“三黄”身高均在1米65左右,筱荃稍低。穉荃是小脚,行走艰难;筱荃是天足,行动自如。筱荃相貌不在穉荃之下。她能文善诗,但留下作品极少。幸存者有《奉题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并请教正》七绝四首,其一为:“说法分明早现身,最荒唐处最酸辛。纷纷索隐皆余子,省识庐山未有人。”[15]堪称佳作,博得周汝昌好评。

三、沾亲带故

民国时期,识字率低,读书人少。江安知识界往往非亲即故,不时过从,仅有远近、深浅、多少之分,是一张不大不小的关系网。穉荃先生同我讲到过这方面的一些情形,可举两例。

其一,与周传儒的往还。20世纪80年代初,80高龄的周传儒从沈阳到成都,直奔他的清华研究院同窗好友徐中舒先生家中小住。其间,曾造访穉荃先生,进门便以黄三孃相称,并以其刚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文《论〈兰亭序〉的真实性兼及书法发展方向问题》[16]抽印本相赠。穉荃先生连忙叫他周八哥,与我母亲对周传儒的称呼相同。看来黄、周两家不止一层亲戚关系,辈份计算方法在两种以上。穉荃先生为人方正,不屑奉迎。她作为书法大家,一看题目就当面直言:“你懂什么书法!”可见他们从前来往很多,相当熟悉。穉荃先生告诉我,读后方知,确有新意。数年后,周传儒去世,其后人将其骨灰送回江安西门外七里半故里安葬,路过成都,请穉荃先生题写墓碑,她慨然应允。

其二,与朱山父子的关系。如今说到朱山,只怕知之者甚少。说到朱山的外孙武汉大学历史系朱雷教授,治中国古代史者几乎皆知。往昔在蜀中,辛亥英烈、《蜀报》主笔朱山及其养父、文坛怪杰朱青长是大名人。穉荃先生说:在成都高师,朱青长是受业师,“论亲戚,我叫他姨丈。”[17]所谓姨丈者,母亲的姐妹夫也,俗称姨父。抗日战争时期,朱青长一行曾在其大邑县鹤鸣镇家中寄居达两年之久。朱山“才华天纵,为革命壮烈牺牲”,竟遭到误解乃至诬蔑。穉荃先生愤然写下《朱山事迹》一文为其辩诬,称颂朱山“投身民主革命的行列”,“是其中最壮烈的先行者之一”[18]。

至于前引周传儒提到的冯若飞,1949年后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穉荃先生说,和她系表亲,为同辈。黄家与傅增湘家族有转弯抹角的“间接姻亲关系”[19]。1931年旧历九月十三,傅增湘60大寿,江安同乡齐聚石老娘胡同七号傅宅祝寿。正在北平读书的穉荃先生以及我父亲等均应邀前往。出席者还有驻守喜峰口一带、在29军任团长的杨文泉。杨系黄埔二期生,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粤北会战,由旅长而师长,旋升任整编第72师中将师长,1947年在泰安被俘。

黄家与我家是什么关系?我起初不知其详。上世纪80年代中,四川大学研究宋史的唐光沛老师约我参与他的硕士生毕业答辩。唐老师对我说,听少荃先生讲,你同她沾亲带故,有瓜葛亲。一次,我去枣子巷寓所拜望穉荃先生,随便询问此事。她对“瓜葛亲”三字颇为不满,称少荃当时年纪小,不知情。穉荃先生向我解释道,她称我祖父为三老表,原因是她祖母姓刘,我祖父的母亲也姓刘,黄刘氏与张刘氏是至亲骨肉、姑侄关系,黄刘氏为姑,张刘氏为侄。因此,我父亲虽然比少荃先生大6岁,仍以黄七孃相称。我们兄妹称“三黄”分别为三、五、七姑婆。我下次再到枣子巷,穉荃先生说,上次我走后,她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播放着我们两家的过从往还,一幕又一幕。她一桩桩慢慢道来,旁听者有川大图书馆张老师(仿佛是位宋版古籍研究者)。诸如:那年我祖父在万县做事,祖母在成都灯笼街去世,丧事全由她父亲操办;我父母早婚,她参加婚礼,亲眼看到两个小娃儿拜堂;某年暑期她在成都放假回江安,搭乘的是我家包的木船,从合江亭经乐山、宜宾一直坐到江安龙门口,我祖父一路骂我父亲;……颇具故事性。

四、“幺二三四五”

我父亲认为,称黄、张两家为瓜葛亲,并无大错,但两家世谊关系超过亲戚关系。穉荃先生的父亲叫黄沐衡,字荃斋(1876—1944),1998年版《江安县志·黄沐衡传》由穉荃先生亲笔撰写,开头就说:“幼从北乡增生张世禄学。”[20]同书《张乃赓传》称:“父世禄,前清增生,是北乡的著名塾师。”[21]张世禄字列卿,是我的曾祖父,张乃赓名宗高(1888—1950),是我的祖父。[22]《黄沐衡传》又说:“沐衡与其业师张世禄之子张乃赓交好。”穉荃先生对我说,我祖父称其父为四表叔或四老辈,两人是所见略同、齐心合力的好友。

旧时代,各地都有所谓“护官符”。按照当时人的说法,江安的“护官符”是“幺、二、三、四、五”,即袁幺爷(只知其原籍为长宁)、赵二爷(子超,北洋政府时期国会议员,原籍古宋,后并入兴文)、张三爷(乃赓)、黄四爷(荃斋)、冯五爷(雪岷,冯若飞的叔父)。“五老”之说不一定很确切,据说“幺、二”二老实际作用不大,而“三黄”的父亲黄四爷荃斋则名望高、影响大。他以道德文章享誉当地,并任省参议会议员,姻亲大邑冷氏又是川康地区有名的官宦之家。与黄四爷不同,我祖父张三爷乃赓系行伍出身,因北洋政府时期曾在川军中任少将旅长,省内人脉广,在家乡颇有号召力。黄、张两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张任县参议长系由黄推荐。《江安县志·黄沐衡传》称:“沐衡以张乃赓开明任事,力荐张乃赓作县参议会议长,并以多做公益事相勉。如以馀款项为中学设奖学金,即黄所主张而张通过县参议会以实现者。”同书《张乃赓传》列举了他在县参议长任上“为人民做的一些好事”。抗战期间国立剧专迁江安由“五老”协力促成。剧专校长俞上沅的亲戚冯若飞牵线,张乃赓奔波操办。有人反对剧专入住文廟,黄荃斋出面说服。穉荃先生记述道:“国立戏剧专门学校将迁来江安,校址定在文庙,县中老先生有反对者。父亲曰:‘孔子严夷夏之防,孔子圣之时者,孔子若处此抗日战争时期,定当自动让出文庙。于是全体欢笑无异议。”[23]黄、冯、张三大家族和衷共济,互为奥援,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民国时代的江安基层社会或可作为认知明清士绅社会乃至宋代士大夫社会的参照系,不同的是具有某些近代性。离题远了,此处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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