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

摘 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应当过分强调起点问题，而是应当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并促进国际合作。这是其一。其二，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亦非古代的丝绸之路，因而应当用全新的思维来审视之。其三，城市（镇）群作为区域经济的支点，理应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支柱。其四，应当强化对草原丝绸之路和西南地区通往的丝绸之路命题的研究。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起始点；内涵外延；“城市（镇）群”建设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8）23-0001-05

一、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始点问题

根据史料记载，在《史记》中西安被誉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它最早是由周文王营建，建成于公元前12世纪，先后有21个王朝和政权建都于此，是13朝古都，中国历史上的四个最鼎盛的朝代周、秦、汉、唐均建都于此。也正是基于此，国内很多学者都建议应当将西安市（古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从区域经济研究当中经常提及的“聚集”和“辐射”功能而言，历史上将其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或许毫无异议。因为伴随着其政治地位的确立，相伴而生的政治中心、贸易中心、文化中心和对外开放的中心也相继确立。也就是从经济的角度讲，这里“聚集”了国内外大量的客商和商品，同时也成为货运的“集散”中心。但是，如果今天仍然将其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可能存在以下几点疑问。

一是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应当是古丝绸之路的继承和发展，并非“昨天故事”的简单重复。包括周边国家也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苏联解体后相继独立出若干小国家。这里的“继承”不仅包括对古文明的保护性开发，而且应当加大宣传力度，向内向外展示该区域在历史上的地位，让世人了解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此。这里的“发展”，不仅要重振古代丝绸之路的雄风，在国内实现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实现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而且应当依托区位优势，加强区内合作，向西沿着古丝绸之路通过开发开放，走向发达的欧洲。这里的“开放”应当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向国外或向东开放的继续和深化，即通过沿边开放，形成四面开花式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这既是中國整体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更是广大的欧亚大陆板块内陆实现经济上崛起的内在要求，如果仍然将西安市作为起始点，有可能陷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断层。更何况，第一，早已有史料证明，作为长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和他的弟弟马弗·波罗，他们早在1260年即离开君士坦丁堡，途经南俄罗斯草原上的钦察汗国、中东的花剌子模、伊犁河谷、吐鲁番和敦煌，最终到达北京，以而印证了丝绸之路右翼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以及东端一直延伸到北京的事实（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1939）[1]；第二，笔者认为，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要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并促进国际合作。因此，不宜过分强调西安市的龙头或起点的作用。

二是今天中国的首都是北京市，与首都功能相伴随，截至目前，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仍源源不断地流向该区域以及周边地区，而且，有80%以上的外商投资都聚集在东部地区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从北京市到西安市跨越河北、山西和陕西三省，如果是北线则跨越内蒙古、宁夏和甘肃三省（区）。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该区域属于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演变的过程。这本身就提示我们，西安市能否起到经济上的“龙头”作用？或者说，带动作用到底有多大？当然，可以在筷子里面拔旗杆，问题是其经济的辐射作用可能不会太大。事实上，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和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实行开发、开放，使得包括西安市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大量地流向东部地区，进而使得早在1999年就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没有促进该区域经济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因就在于其自身尚处于经济上的“聚集”过程中，其扩散效应和带动功能相对比较欠缺。因此，其要想承担“火车头”的功能显然是力不从心。

三是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可能源于沿海地区率先试点开发、开放（当然包括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深厚的经济发展底蕴），不仅使得其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而且也使得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相对于此，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尚处于工业化的前期向中期迈进阶段，城镇化的起步阶段向快速阶段迈进，如果离开东西合作，或与京津冀经济圈、长江经济带、沿海经济地带对接，不仅有可能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空头支票”——早在1990年代开始就提出的第二亚欧大陆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即是最好的例证，难以实现经济上的振兴，而且极易形成断崖式和封闭式的经济地段。以笔者之见，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分散首都的很多功能，并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化沿海经济地带北方的经济功能，进而向西延伸促进草原丝绸之路、第二亚欧大陆桥与西北地区，乃至中亚和欧洲的对接。果真如此的话，起点也不应该是西安了。再现实一点讲，由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和珠三角所组成的沿海经济地带，以及即将崛起的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组成向右旋转90度的由东向西的“巾”字形空间经济发展和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如果说“一带一路”属于两翼的话，那么强大的腹地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制约着两翼能够飞多高、走多远。从目前来讲，恰恰不是两翼带动腹地的发展，而是向右旋转90度的“T”型的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见，目前提出的“一带一路”既是邓小平同志早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的具体落实和深化，也是为了改变过去30多年形成的沿海地区早已融入全球化但内地尚处于对外开放的边缘，沿海地区即将步入现代化但内地许多地区尚处于贫困或者温饱阶段现状的必然选择。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就有可能形成封闭式的“箱体经济”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无法实现东中西部和南北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是即使以西安市为起点，也必须更新观念，以“推动重庆市、成都市和西安市战略合作”为突破口，做大做强该经济圈。争取在“十三五”期间基本形成战略合作初步框架，即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十年之后即“十四五”期末形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都市核心区。向南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区”连为一体，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北对接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五省（区），形成宽广的走廊式的经济发展带；向东对接中原城市群、汾河经济带，最终与京津冀经济区、长三角大都市区、珠三角大都市区通过发达的立体交通网络连接，形成畅通无阻的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

二、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及外延的解读

这里的“丝绸”蕴涵着贸易的对象和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说，该经济带的建设，既包括相互之间贸易的有形商品——如传统的丝绸、陶瓷制品、漆器、茶叶、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尤其是蓝宝石和和田玉石）、服装等（有史料记载，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正因为此，此路被命名为“丝绸之路”。现在，我们常见的葡萄、苜蓿、胡麻、黄瓜、胡椒、胡桃等，据说都是张骞带回来的东西。同时，经过张骞所开辟的这条通商道路也传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汉武帝所喜爱的大宛马自不必说，另外还有地毯、毛织物、蓝宝石、宝石、金银器、玻璃制品、珍珠、土尔其石，以及罗马、波斯的银币等。此外，还有公元前后由中亚传来的佛教，以及汉明帝时由西域来访的僧侣所释译的佛经、建造的寺院等。另有史料证明，在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蚕”“桑”“绢”“帛”等文字，由此可见，蚕丝技术始于战国时代而成熟于汉代），也包括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的相互开放，吸引对方投资，或者通过购买股权的形式进行相互投资，以至于设立金融机构、相互开放资本市场，通过金融业的发展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比如，中国通过对外投资的形式帮助相关国家进行高铁的建设，既是对外投资，也是实现产业转移最基本的形式，更是实现相互之间经济交往的内在要求。正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同时就提出“促进人民币跨境自由兑换”。同时，还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和交流。诚如勒内·格鲁塞所言：“自古以来，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就不仅仅是贸易的通道，还是宗教传播的秘径。”[1]（另有史料记载，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产生了影响。可见，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的通道，而且是东西文化交往的友好象征。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商队图，即描绘了唐代中外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情景。）由此可见，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既是对古丝绸之路的继承和传承，更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发扬光大和深化，绝非历史上的“朝贡贸易”和边境口岸的“边民贸易”。因此，相关国家应加强政治互信，相互设立边境口岸，甚至设立产业园区和自由贸易区，以至于在中国国内打破地区封锁，通过发达的蛛网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区域之间经济合作乃题中应有之意。

与此相伴随，这里的“路”，广义地讲是人的足迹所到之处。诚如阿布哈齐在《蒙古人与鞑靼人的历史》中写道：“一个头顶金盘的商人，从日出走到日落，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一小点暴力”；“贯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把北京、敦煌、中亚、中东和欧洲联系起来。”（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1939）[1]丝绸之路，总的来说可以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陆路又可分为经中亚、天山以北草原的草原之路和经天山以南的绿洲之路两条。其中绿洲丝路又分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的西域北路和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西域南路；海路是指经中国南部、印度、波斯湾抵达红海。关于连接中亚绿洲城市的陆上丝绸之路以西安（古代长安）为出发点，途中在中国境内又分为三条，它们分别为：一是天山北路，即西安—敦煌—哈密—乌鲁木齐—伊犁—苏联（俄罗斯）境内—罗马；二是西域北路，即西安—敦煌—哈密—吐鲁番—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帕米尔高原—中亚；三是西域南路，即西安—楼兰—且末—尼雅—和田—喀什—帕米尔高原—中亚—西亚。也有资料显示，自从张骞通西域后，正式开通了这条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这条道路，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亚历山大，公元前30年为罗马帝国吞并），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广义上丝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北魏建国后不久，为了加强与欧亚各国的联系，又派使者前往西域，以后中亚各国的贡使、商人常集于平城（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都洛阳后，洛阳更成为各国商人荟萃之地。汉代西域有南北两道，楼兰是两道的分岔点。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由于千余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东段逐渐沙漠化，伊循、扜泥诸古城均为沙漠所湮，所以今天的南道東段已远在古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明帝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庐（今新疆哈密），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之南侵西域。此后，“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鲁番盆地）、越天山经焉耆至龟兹，再循汉北道西行抵疏勒。南北朝时期，南朝与西域的往来，主要是从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龙涸（今四川松潘），经青海湖旁吐谷浑都城，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北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即北新道。在上述丝绸之路干线外，还有许多支路，而且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各条路线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不同，同时不断有新的道路开辟。可见，就整个中国来讲，“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既不是就西部来谈西部的问题，恰恰是整个国家由沿海率先实现改革开放、率先实现现代化向全面实现深化改革、全面实现现代化转变；也不是就中国内部来谈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相反，恰恰是中国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方面，审时度势，提出的实现欧亚经济对接以至于一体化的一大战略。狭义地讲，这里的“路”不仅蕴含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边界（国内和国际两部分）划分（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只要是相关国家或地区愿意参与其中，都应当吸纳进来。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只是以一定的地域为基础和主干，但经济上并不排除所有国家的参与）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以及运输方式问题，即今天的运输方式并非历史上的“马背”或“驼背”的运输，它已经超越历史，发展为空运、高铁、普通铁路、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以至于在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内河航运的条件下，还包括航运，甚至包括地下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不仅如此，而且还蕴含着支撑该“路”发展的贸易和经济的现实条件。

这里的“经济带”不仅蕴含着产业的界定，诚如学界所关注的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东中部地区产业向西北地区的转移，以至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稳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纷纷落地西北地区，成为潜在性的主导产业，而且蕴涵着制约该“经济带”形成的条件，比如就西北地区而言，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制约着人口承载力、经济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而不是后三者制约着前者。然而，现有研究恰恰忽略了这一点，而只是一味地强调经济的发展能力。就生态环境而言，既包括水（年降雨量、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的支撑能力，即能夠支撑多少人在此聚集，能够发展什么样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又包括有多少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甚至新型能源）资源能够支撑在该区域发展相应的产业，同时也包括各种矿产资源，因为它是工业发展的“原材料”。应当说，这三点是传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必须要考虑的基本因素。可惜的是，至今我们都没有将生态环境承载力看作约束条件或前提条件，作为产业选择和城镇、城镇群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基本依据。如果我们再将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等生态文明的理念纳入生态环境承载力考核的范围，那么，很显然，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又成为该经济带建设的一大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承接中东部和国外产业转移时，应当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而并非只是坚持一揽子承接的原则。第二，既然国家已经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那么，必须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基本要求，进行“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规划，切不可为了经济的发展而进行产业不恰当的移植。

三、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镇）群”建设问题

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其强大的“经济带”或“大都市带”做支撑的话，那么，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必然要加快城市（镇）群建设的步伐。正因为此，所以自从2000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注意发展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发挥中小城市对小城镇发展的带动作用。在着重发展小城镇的同时，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有重点地推进开发”，“以沿重要水陆交通干线地区为重点，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带”等规划理念之后，200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即提出，“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受此规划影响，国内学术界将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载体由“城镇”转化为“城市（镇）群”，甚至认为，“城市（镇）群”是承载中国完成城镇化的主体[2，3]。也正是基于此，于2010年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尽快“建成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城际交通网络”，并“加快构建沿陇海、沿京广、沿京九和沿长江中游经济带，促进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加强与周边城市群的对接和联系”；“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若干城市群为依托、其他城市化地区和城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拓展”；“在东部地区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有条件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依托，以各类开发区为平台，加快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深化粤港澳合作，落实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打造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应当“坚持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推进重庆、成都、西安区域战略合作，推动呼包鄂榆、广西北部湾、成渝、黔中、滇中、藏中南、关中-天水、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经济区加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在此规划基础上，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

综上所述，第一，如果我们将城市（镇）作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的（节）点，那么，城市（镇）群是由若干个点连接起来的“面”（相对于一定的区域而言，它又是“增长极”），然而，由若干城市（镇）群所组成的“带”则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强大动力[4]。但是，从层次关系上讲，三者形成城市（镇）→城市（镇）群→城市（镇）带递进的关系。对于不同区域，由于其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因而其城镇化道路所选择的载体也是不一样的。在此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三种形态下的产业选择也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第一种形态下城市（镇）产业的选择更多的是要考虑自身的条件和优势，不太考虑与相邻城市（镇）产业的错位发展，或者通过产业链的形式实现优势互补，相互合作，因而形成今天城市（镇）之间产业结构的雷同和恶性竞争。基于此，呼唤着第二种形态即城市（镇）群的建设。理论上讲，城市（镇）群建设需要从一个更大的面上来布局产业，以避免城市（镇）之间的恶性竞争，进而促进区域合作。这也就是说，相邻城市（镇）之间应当从一体化的视角出发，对各自的功能给予恰当定位，并实现产业的错位发展。但是，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并不是很理想。以关—天经济区为例，横跨陕甘两省，由于隶属关系不同，对于其所承担的各种功能，只能由所在的省份加以界定，因而很难形成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加之，由于客观上存在着行政级别大小之分，因而延伸到经济领域，究竟是谁在“指挥”谁，难免形成相互争斗或隔墙相望的现象。更何况，在中国根本上就不存在甲城兼并乙城的案例，即“官本位”很难退出历史的舞台，进而让位于经济的发展，因而形成“诸侯经济”，即与相关规划相去甚远。即使建立联盟合作组织，由于没有行政级别，或者没有给予相关的权利，因此也只是解决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至于核心的问题，诸如基础实施和经济的一体化问题，仍然是遥遥无期。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即提出一体化的规划，但是时至今日，连最基本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跨区漫游费都很难取消，从何谈起经济的一体化？

第二，就西北地区而言，关于支撑“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城市（镇）群问题，早在国务院《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已经规划得很清楚，即西安、成都和重庆组成战略合作区，天山北坡、关中-天水、兰州-西宁等经济区，其右翼为呼包鄂榆、宁夏沿黄两大经济区。向下延伸与成渝、西藏相连接，向东与中原城市群，甚至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和上海自贸区相连接，真正形成东中西联动，优势互补。最终由这些城市（镇）群相连，构成由沿海深入内地，延伸至欧洲的强大经济带，在国内实现东中西部同步步入现代化，从欧亞角度讲，使得沿线国家由“经济洼地”步入“经济高地”。但是，从实践方面看，除了天山北坡和宁夏沿黄经济区城市（镇）群建设的步伐有所加快之外，其余城市（镇）群均处于有规划但很少有突破性进展的状态。原因就在于行政分割、“诸侯经济”在作祟。

至此，笔者认为，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城市（镇）群而言，亟待从实践方面着手，在下述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科学规划城市（镇）群内各城市（镇）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就总体而言，既要避免城镇之间产业选择的雷同，进而造成恶性竞争，更要依据自然禀赋、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恰当定位特色优势产业，切忌超越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一种正能量，或者说人类的一大福祉。同时，必须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指引，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

二是通过发达的立体交通网络连接相关城市（镇）群，进而形成首尾相连的支撑该区域发展的经济带。这里的立体交通网络，不仅包括空中航运、高铁、普通公路、高速公里，而且包括城际轻轨、地铁和高速公路等，从而将城市（镇）群内城市（镇）之间的时间距离拉近，同时也包括地下能源大通道的建设，甚至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的并网问题。争取做到空中航运、高铁、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在城市（镇）群之间，以及普通公路在城乡之间，以至于水泥路在村与村之间的畅通无阻。这既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向西开放连接欧洲经济圈、向东连接亚洲经济圈的必然选择。舍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只能是一纸空文。

三是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如果说城市（镇）群，以至于城市（镇）带建设是中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或者说是新型城镇化的载体的话，那么，实现以人为本、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进而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重担理应落脚到城市（镇）群这一载体上[5]。具体而言，首先应当实现群内农民、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城市（镇）居民身份地位和起点以及机会的均等。当前尤其应当分步实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甚至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12年义务教育、城乡养老保险和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其次，依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制定严格的绿色产业选择标准，培育新型绿色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向绿色产业转型，从而实现绿色生产、绿色制造和绿色消费。再次，尽快树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相脱钩的理念，以此为指导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逐步促进传统产业向低碳产业转型，真正将智慧城市（镇）、绿色城（市）镇和生态城市（镇）的理念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振兴的现实。在此仍然值得一提的是，城市（镇）群规模并非完全表现在占地规模、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上，而是恰恰表现在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地区而言，尤其应当走内涵式的城镇化道路，切忌走“飞地式”“摊大饼”式的城镇化道路。

四、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范围应当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学界普遍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应该包含四条古通道：一是“沙漠丝绸之路”；二是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三是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四是西南地区通往的丝绸之路[6]。对于前两条“路”，国内学界多有论述，也已经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但是，对于后两条“路”，相关文献少之又少。以中国知网为例，自从1993年出现第一篇关于草原丝绸之路[7]的文献以来，到目前为止，仅有28篇直接论述草原丝绸之路的文献。事实上，从区域和走向上来看，“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分为西部草原丝绸之路和东部草原丝绸之路两部分。西部草原丝绸之路的基本定位依然是传统丝绸之路也就是沙漠丝绸之路的有力分支，以呼和浩特、包头、临河为重要支点，向西经宁夏、青海与新疆丝绸之路相连；东部丝绸之路的定位是服务于亚欧大通道的重要平台和通道组成部分，由满洲里、阿尔山、二连浩特等重要节点为依托，以连接内地和俄罗斯、蒙古国及欧洲腹地为战略定位[6]。由此可见，无论是“草原丝绸之路”，还是西南通往（向北与陆上丝绸之路连接，向南与海上丝绸之路相通）的丝绸之路，都内涵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因此，不仅应当强化对这两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论探索，而且应当从实践方面着手，加快该经济带建设的步伐。这是其一。

其二，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应当一味强调起点何在，而是应当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全方位对外、对内开放，并加快国际合作，促进连接欧亚两大经济体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内部“经济洼地”地区尽快隆起。

其三，从对外开放的角度讲，不仅应当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实现战略合作，通过沿边开发促进开放，而且应当实现双边合作，共同建立边境口岸产业园区和自由贸易区，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双赢”和“多赢”。同时，应当通过深化改革的办法，消除国内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加快向内、向外开放的步伐，进而夯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2] 张贡生.论新城市群建设[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7-31.

[3] 孙久文，李华香.中国区域城市化模式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2，（1）：111-116.

[4] 张贡生.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点—轴开发到网络式布局[J].开发研究，2010，（2）：1-5.

[5] 张贡生，罗登义.新型城镇化之“新”诠释[J].经济问题，2014，（6）：6-12.

[6] 马永真，梅园.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若干思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6）：5-8.

[7] 继光.1993·中国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J].西北民族研究，1993，（2）.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Research needs to be solved in three propositions

ZHANG Fan

（Gansu Provincial bidding Center， 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onstruction should not place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starting point， but should regard China as a whole.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all directions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is one of them. Second， todayundefineds silk， the road， the economic belt is not the ancient Silk Road， so we should examine it with new thinking. Thirdly， as the fulcrum of regional economy， urban （town） group should be the pillar of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onstruction. Fourth，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the Silk Road in the grassland and the Silk Road leading to Southwest China.

Key words：silk Road；Economic Belt；starting Point；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Construction of “City （Town） Group”

[責任编辑 陈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