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禹

南开大学日语研究院 天津 300071

在中日之间长达一千多年的交流史当中，教育交流都占到了很大的比重。无论是中国古代隋唐时期由日本派往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还是近代以来由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都对两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其中教育方面基于对西方国家的学习作出了一系列改革，从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相反，此时的中国由于西方国家的侵扰以及自身统治的腐朽，已经难以在强国林立的世界舞台上立足。在发现邻国日本强国之路值得本国学习后，清政府开始了大规模地学习日本，其中留学生运动为重要的一环。而留学生运动的最直接结果，便是将日本的教育制度介绍到国内，从而带来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改变。本文拟通过对比考察东京帝国大学与中国公学之间的关系，以探究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在中国的实践。

一、中国公学的成立——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舶来

中国公学的成立本身就与日本近代的大学、教育制度以及留学生教育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落败后，举国哗然，邻国日本已经于不经意间对中国实现了“超车”，中国政府不得不开始反思对策。1898年，张之洞学生将其所著《劝学篇》进呈光绪帝，书中提出日本快速发展的原因为留学西洋：“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陆奥诸人，届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不特此也。”[1]其后又列举了留学东洋的优势：“一、路近省费；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2]除此之外，不仅张之洞，其他的上层阶级官员也十分提倡留学日本，如康有为、盛宣怀等人也都上书提倡留学日本事宜。

而日本官方也希望中国能派遣留学生，借此培养中国的亲日势力为日后向大陆势力渗透做准备。其中1897年任日本驻华公使的矢野文雄，他曾致函清政府总理衙门，表示愿意接受200名中国留学生。而他的目的也在其致日本外务大臣的信件中透露出来：“法律、文科等科学生，必将遵袭日本之制度。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正未可量也。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骎骎于东亚大陆。”[3]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清政府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这一政策确定下来。

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自此开始，短短的几年间，留日学生人数激增，详见下表1。表中可见1906年留日人数为一个峰值，此后则开始人数减少，热潮减退。原因是1905年末到1906年初发生了一件在留学进程中影响重大的“取缔事件”。（见表1）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最终战胜了俄国，再加上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中国留日人数迎来了一波激增，由此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留日学生从年龄到籍贯以及文化水平等都参差不齐。这些留学生投身革命者有之，终日游玩荒废者亦有之，而日本接收留学生的学校水平也参差不齐，速成教育与私设学堂也快速发展了起来[4]。此外，学校的宿舍数量也益愈紧张，许多学生则选择几人合租房子居住，从而使得学校对留学生的管理成为了难题。因此，日本政府为了整顿风气，加强管理，于11月2日颁布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规程的内容主要是对于当时留学生就读学校的学籍管理、教学内容、学校资格评定以及对留学生所居住的宿舍进行规范化管理，并限制革命活动[5]。但此份章程却遭到了多数留学生的抵制，留学生们就其中对宿舍的规定反对道：“日本惟对娼妓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地点之规定，今直以娼妓视我也，呜呼可！[6]”另外抗议最多的是规程的日文名字中的“取締”一词，该词在日文中的意思为管理，而许多留学生对规程就中文字面意思加以理解，因此引起了大规模的罢课抵抗活动。此时日本文部省感到事态重大，出台了后续“规程”以缓和情绪，然而留学生中的革命精神已然十分强烈，群情激愤之下，有两千余学生罢课回国。留日学生姚宏业、孙镜清、王敬芳等人为使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不致失学，决定创办一所近代中国可以媲美日本早稻田和美国耶鲁的大学[7]。经过努力，1906年3月4日，中国公学正式在上海创立。

表1 清政府历年派遣留日学生人数表

二、中国公学与东京帝国大学之共性——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在中国的成长

中国公学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私立学校之一，又是由留日学生所建立，自然不可避免的与当时日本近代教育的代表——东京帝国大学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首先，是学校的组织构成方面，1886年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帝国大学令》，东京帝国大学据此进行改革，在校内设立咨询会，分为总咨询会与部咨询会，其任务主要是就教育相关的问题进行审议，并对“总理[8]”以及分科学院长提出建议，并不具有大学运营上实质的权限。与咨询会相呼应，从各分科学院中各选两名，共十名教授，由文部大臣授予评议官的称号，组成大学评议会，大学评议会的审议事项不仅有校内规章制度以及学生、教员的相关人事工作，还包括大学相关的法规和财政问题[9]。而中国公学在建校前针对学校的组织机构进行研究，决定不设校长，校内事务由评议和执行两部负责，职员由学生选举投票产生。执行部下设斋务、教务和庶务三科，管理具体事务[10]。由此来看，在学校组织机构方面，中国公学吸取了以东京帝国大学为首的日本大学的经验，评议会皆为两所学校权力中心，但是中国公学的缺点在于对于具体事务的规定没有明确，三科长的权力范围不明确，以及执行与评议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为后来学潮[11]的出现埋下伏笔。

其次，在学科建设方面，东京帝国大学成立之初便开始建立分科大学制度，《帝国大学令》规定，“帝国大学由大学院及分科大学构成，大学院是攻坚学术技艺之深奥，而分科大学则是教授学术技艺的理论及应用之所。”[12]帝国大学在成立之初主要设置四个学科，分别是法、理、文、医。中国公学在成立之初由于学生水平并非统一，教授的数量也十分有限，所以姑且只能算作一个暂时的“预科学校”，此时的学科设置为师范、理化、英文、算学各专修科，以应时需。及至后来学校发展，学科组织渐趋完善，分为文学院、商学院、法学院、理工学院四院，设十七个学系[13]。由此可见，在学科设置上，中国公学与东京帝国大学有共通之处，且在自身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但是，中国公学由于一直存在的经费问题导致学科设置其实并未达到想象中的完善程度，甚至在后来反而几个学科被合并、取消等。

然后在改革方面，东京帝国大学在《帝国大学令》颁布后进行了改革，将“总理”改称“总长”，建立讲座制，由教授、副教授、助教、书记员构成[14]。讲座制的推行降低了教授的流动性，对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大有裨益。中国公学在面对资金缺乏、效率低下等问题时，于1907年聘请郑孝胥为学校监督，在此之后确实中国公学获得了银行的资金支持，但是监督的设立对于行政效率却带来了影响，监督与三干事之间的职责及从属并未明确，也就间接导致行政混乱以及“学潮”的产生。此外在学校教育陷入瓶颈期时，当时的校长舒新城引入了西方的“道尔顿制”[15]，希望这种自由的学习氛围能对中国公学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当时校内的革命气息浓厚，这种自由式的制度并未达到期望的效果。

三、东京帝国大学与中国公学之殊途——相同制度的不同结局

东京帝国大学创立于国家变革期，发展于国家壮大期，并对近代日本乃至亚洲的教育界都带来了颇大的影响。帝国大学一方面借鉴了西方大学制度的精髓；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日本学术文化传统，如“讲座制”等。日本前文部大臣永井道雄曾说：“首先是模仿，以后有机会就创造。……成为了日本大学的政策、日本的教育政策。”[16]东京帝国大学善于学习吸收异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却又能坚持自身文化自主性，可以说这一特质是东京帝国大学能快速发展并成为日本近代教育的“标杆”的关键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公学创校于清王朝末期，发展于革命四起的民国时期，闭校于抗日战争前。从学校的建立之初起，学校就面临着各种各样严峻的挑战，并最终在民族矛盾冲突下因为抗日原因校舍被烧毁而停办。中国公学从创校到学校的组织构成，以及自治思想等都与日本教育界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为何中国公学没能像东京帝国大学那样成为中国教育界的“标杆”呢？原因大致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两者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明治维新后，1877年东京开成学校与医学校合并为东京大学，1886年随着《帝国大学令》的颁布正式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在帝国大学从成立到发展这段时间内，日本社会正处于明治维新以来举国上下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又没有外部势力的干扰与阻碍。相反中国公学成立于清朝末年，国内革命气息浓厚，再加上留日学生中不乏革命人士，使得公学从建立之初就带有着革命气质。1912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更加复杂的军阀混战时期，最后公学闭校也是因为抗日而被炸毁校舍。因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第二，二者创校所拥有的基础不同。东京帝国大学的前身为明治二年由旧幕府昌平坂学问所所改组的本校，以及旧幕府时代设立的开成学校与医学校所改组的南校和东校[17]。随后文部省又相继发布《学制》、《教育令》、《帝国大学令》等制度进行改革，逐步把东京帝国大学办成“日本帝国”的大学。可以说东京帝国大学的成立是由国家进行规划改革，并且通过多年的努力与实践才一步步发展为日本近代大学的代表。而中国公学的创立可以说更多的是一时民族热情抒发的产物，留日学生在日本集体抗议“取缔规则”，共同罢课回国，誓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大学”，并且发起人姚宏业为此投江自杀明志。但是公学在此之前并无任何基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创办一所学校，所做的准备必然不足。

第三，二者吸收先进经验的过程不同。东京帝国大学成立初期主要将德国的大学作为学习的榜样，除了派遣留学生与教师前去学习及引进德籍教师之外，德语还是文理部学生必修课，但在学校走上正轨以后又进行改革，实行学术自主化以及学术独立，注重培养本国人才，德籍教师的比重开始下降，之后又遵循本国的传统以及现实情况，推出了讲座制。东京帝国大学在创立发展过程中，善于吸收接纳异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与自身文化进行融合，这也使其在发展中不致迷失。中国公学成立初期，由于创办者及学生皆是留学生，所以自然而然地将东京帝国大学为首的日本大学作为了学习的对象，从组织机构设置到学科设置等制度都来自于日本，并聘请日籍教师授课。在吸收经验的初期阶段二者所走过的道路大致相同，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国公学也尽可能的保持自身办学的独立性，致力于打造“中国人的学校”，并且也在教学出现问题时积极引入西方的制度加以改革，但问题在于没有解决异文化的“水土不服”现象，使其没能很好的被公学所吸收。

结语

通过对比历史上的中国公学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之间的关系，分析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在中国的实践，可以看出中国公学虽然存在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十年，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其对教育的尝试对后来的大学甚至对近代中国教育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公学创立于民族热情的迸发，发展于对自立自强的渴望，闭校于对民族压迫的反抗，贯穿整个中国公学的轨迹来看，的确能称得上是“中国人的大学”。而且中国公学将强邻日本的优秀办学经验带回国，使得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可以在中国得到实践，避免了中国教育界在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弯路。中国公学虽然没能随着时代的脚步走入现代，但中国公学为其他大学提供了优秀的办学经验，而且在创立与改革方面对别国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借鉴值得后来的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深入学习、探讨。

注释：

[1]张之洞.《劝学篇·游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

[2]同上.

[3]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撰.

[4]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5]实藤惠秀.《中国留学生史谈》，第一书房，1981年.

[6]张篁溪.《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文史资料选编》第33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

[7]《辛亥革命志士、爱国教育家姚宏业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益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益阳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

[8]总理：保持帝国大学的秩序，监视帝国大学的情况并向文部大臣提出建议，担任法科大学长的职务.

[9]天野郁夫.《大学的诞生（上）》，中公新书，2009年.

[10]章玉政.《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

[11]学潮（及以下出现的所有“学潮”）：1906年，江苏籍学生集体退学另办学校；1908年，因修改章程，学生与校领导矛盾重重，最终学生集体退学另办中国新公学；1921年，中国公学又爆发了驱舒逐张学潮；1930年，中国公学“拥马”“倒马”学潮。转引自蔡爱丽.中国公学学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5.

[12]《帝国大学令（明治19年敕令）》，中野文库，1886年.

[13]董鼐.《学府纪闻：私立中国公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

[14]《帝国大学令（大正8年敕令）》，中野文库，1919年.

[15]章玉政.《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

[16]永井道雄.《日本的大学——产业社会里大学的作用》，中央公论社，1970年.

[17]天野郁夫.《大学的诞生（上）》，中公新书，2009.

论文：

[1]丁建洋.制度建构与精神酿制：东京大学成立初20年的改革[J].复旦教育论坛.2014年.

[2]朱华.晚清留日学生与中国公学[J].近现代史与文物研究.2013.

[3]臧筱春.姚宏业和中国公学[J].湖南档案，1988.

[4]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J].《文史哲》1982年3期.

[5]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J].近代史研究，2009.